第十章 憂郁如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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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北渡；且這時李鴻章已派潘鼎新部十營北援，撚軍不會威脅京城，朝廷盡可放心。
其次，由于撚軍都是馬隊，剿撚隊伍必須擴大騎兵。
同時，剿撚的重點地區應該是以徐州為中心，兼顧四省毗鄰的十三個府州。
所以，完全沒有必要由自己來節制直隸、河南、山東三省。
1865年6月18日，曾國藩率領湘軍三千人，從金陵北上徐州。
這一次，似乎從一開始，就有不好的征兆——曾國藩啟程之時，歐陽夫人及女兒也準備離開金陵，打算乘船先到武昌，再轉往湖南老家。
一家人跟着曾國藩一起去下關碼頭，然後分道揚镳。
在碼頭，曾國藩啟程之時，水陸諸軍照例鳴禮炮相送，不料，僅有兩個月大的曾國藩的外孫女受了驚吓，随後竟一命嗚呼。
這一件事，讓曾國藩很是難過，也百思不得其解。
在此之後，航行在長江上的曾國藩接到安徽布政使英翰的求救信，張宗禹正指揮撚軍圍攻據守雉河集的清軍。
曾國藩被迫轉道，率領人馬先進駐臨淮關，指揮湘軍、淮軍與豫軍等陸續增援雉河集。
撚軍見曾國藩來勢洶洶，隻好撤走。
曾國藩繼續北上徐州，撚軍又打馬轉道河南。
撚軍就這樣跟曾國藩玩起了拿手的“捉迷藏”遊戲。
真正地與撚軍作戰，曾國藩不得不面臨一個新問題，那就是，如何根據對手的情況确定自己的戰略戰術，在曾國藩看來，這一點至關重要，也即兵法常說的“知己知彼”。
經過一番周密的研究，老謀深算的曾國藩掌握了撚軍的長處和短處，在曾國藩看來，撚軍的長處有四點：一曰步兵長竿，于槍林彈雨中冒煙沖進；二曰馬兵周圍包裹，速而且勻；三曰善戰而不輕試其鋒，必待官兵找他，他不先找官兵，得粵匪初起之訣；四曰行走剽疾，時而數日千裡，時而旋磨打圈。
至于短處，曾國藩同樣分析得很清楚：一曰全無火器，不善攻堅，隻要官吏能守城池，鄉民能守堡壘，其即無糧可擄；二曰夜不紮營，散住村莊，若得善偷營者乘夜劫之，脅從者最易逃潰；三曰辎重、婦女、騾驢極多，若善戰者與之相持，而别出騎兵襲其辎重，必大受創。
在這種情況下，曾國藩有的放矢，制訂出一套重點設防、以靜制動的戰略，在曾國藩的戰略思想中，最精銳的部隊不應該跟着撚軍運動，要“以我為主”，在摸清撚軍活動範圍的基礎上，扼守四個關鍵地點，即安徽的臨淮、江蘇的徐州、山東的濟甯以及河南的周家口。
曾國藩親自守徐州，安排劉松山守臨淮，劉銘傳守濟甯，張樹聲和周盛波駐防河南的周家口和歸德；在此基礎上，曾國藩再安排四支機動部隊進行突擊，他們分别是潘鼎新、易開俊、張詩日統率的三支陸師，再加上李鴻章的弟弟李昭慶率領的一支馬隊。
這四支精銳部隊直接由曾國藩指揮，至于其餘的武裝力量，則由四省巡撫率領。
這樣，對撚軍作戰，一直保持着“四鎮四遊”的力量，“一省有急，三省往援”，也就做到了“往來神速，呼吸相通”的格局。
曾國藩此次堪稱“全民動員”——在地方上，曾國藩責令各省巡撫在撚軍經常出沒之地修築圩寨，設立圩長，實行堅壁清野，使撚軍得不到一點給養；又制定查圩法，對圩寨進行徹底清查，把與撚軍有關的人列入莠民冊，按冊緝捕捉拿，其他的列入良民冊，推行保甲連坐。
圩長則具保結于州縣，有事則圩長連坐。
應該說，曾國藩的這一策略，具有相當強的針對性。
曾國藩還派幕僚薛福成等人，對于各地村寨的執行情況明察暗訪，對一些違規的村寨和村民，大開殺戒，殺一儆百，尤其是在亳州、蒙城一帶，有時一個村寨就誅殺十多人。
這樣一來，當地的百姓很少敢跟撚軍聯系了，撚軍沒有村民作掩護，不僅失去根據地，也失去了存在基礎。
一年後，即1866年7月，曾國藩進一步完善了戰略思想，那就是要把撚軍限定在一定的範圍之内，選擇河流作為自然屏障，在河流邊布防。
曾國藩把撚軍的活動範圍鎖定在運河以西、賈魯河以東、黃河以南、沙河與淮河以北的地區，在可能渡河的岸邊重點布置人馬，制造屏障，封鎖住這些河流。
這樣，撚軍的活動範圍受到了限制，馬隊也就沒了優勢。
這個辦法，真虧曾國藩想得出來。
應該說，這完全是一個笨辦法，因為防範面積之大，工程量之大，可以說是前所未有。
但在沒有更好手段的前提下，這樣的笨辦法，也不失為一個聰明之舉。
很快，這個辦法取得了一些明顯成效，撚軍的活動範圍被限制在狹小的區域裡，頓感局促，他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随意馳騁了。
當撚軍的馬隊跑不起來的時候，曾國藩部隊的洋槍洋炮也就派上了用場。
應該說，曾國藩這一戰略，在具體施行過程中，是有相當作用的。
這也使曾國藩在近兩年的時間内，幾乎跟撚軍打了一個平手，而且有效地消耗了撚軍的實力，摸索到了一整套對付撚軍的經驗，這也為後來李鴻章的最後獲勝奠定了基礎。
在剿撚的過程中，最讓曾國藩傷腦筋的，是他與地方關系的處理。
地方大員的處事不力，讓曾國藩很是頭痛。
由于剿撚牽涉到安徽、江蘇、山東、河南、湖北等好幾個省，地域廣大，加上參戰的部隊良莠不齊，異常複雜，政令經常不暢。
不僅如此，曾國藩還得勞神耗心地處理各種各樣複雜的内部矛盾：有地方軍和正規軍的，地方軍與地方軍的，黃河北岸軍和南岸軍的，湘系與淮系的，等等，錯綜複雜。
處理這些千頭萬緒的矛盾，是一件極耗心力的事情，而且，對于做事認真執著的曾國藩來說，處理複雜矛盾，本來就不是曾國藩的特長。
盡管曾國藩在重新出山之後頗得黃老之道，但對于朝野内外那種複雜無比的人事關系，堅持原則的曾國藩一直頗感失望。
可以說，這些盤根錯節，讓曾國藩覺得心力交瘁。
每當曾國藩處理一件類似的事情，他就會平添一分失望，也萌生一分去意。
剿撚之初，最讓曾國藩傷透腦筋的，就是陳國瑞與劉銘傳的“械鬥案”了。
陳國瑞原是太平天國的一員悍将，之後反戈一擊投降了僧格林沁。
因為打仗很勇敢，僧格林沁對他十分器重。
僧格林沁死後，陳國瑞劃歸曾國藩指揮，當時，以總兵的身份駐紮在濟甯。
淮軍名将劉銘傳率領五千士兵進駐濟甯城郊後，因為受曾國藩的委任負責該地區的全權事務，劉銘傳頤指氣使，令陳國瑞速速來見他。
心高氣傲的陳國瑞哪裡受得了這個窩囊氣，不僅不見劉銘傳，相反，還乘夜幕降臨，襲擊了劉銘傳的營地，殺死了劉銘傳數十個士兵，搶走了三百杆洋槍。
劉銘傳火冒三丈，點起兩千淮軍直沖濟甯城。
陳國瑞哪裡敵得過剽悍的“銘”字營呢，結果是淮軍不僅奪回了三百杆洋槍，把陳國瑞也活捉了，關在營中折磨了三天三夜。
陳國瑞被放出來之後，連滾帶爬趕到徐州，号啕大哭，把劉銘傳給告了。
前方沒有殺敵，後方自己人倒幹上了。
這起械鬥案讓曾國藩非常惱火。
在先前的湘軍中，是很少出現這種事的。
大敵當前，曾國藩隻好先暫時把這事冷一會，然後，各打五十大闆，安撫一下。
誰知粗鄙的陳國瑞一直耿耿于懷，曾國藩幾次讓他帶兵出擊，陳國瑞都拒不執行。
曾國藩一氣之下，軟硬兼施，向皇帝參了陳國瑞一本，說陳國瑞在僧格林沁遇難之時，援救不力，隻身逃走，本當治罪，因考慮大敵當前，讓他戴罪立功，視情況再予以處理。
朝廷同意了曾國藩的意見。
陳國瑞見上
其次，由于撚軍都是馬隊，剿撚隊伍必須擴大騎兵。
同時，剿撚的重點地區應該是以徐州為中心，兼顧四省毗鄰的十三個府州。
所以，完全沒有必要由自己來節制直隸、河南、山東三省。
1865年6月18日，曾國藩率領湘軍三千人，從金陵北上徐州。
這一次，似乎從一開始，就有不好的征兆——曾國藩啟程之時，歐陽夫人及女兒也準備離開金陵，打算乘船先到武昌，再轉往湖南老家。
一家人跟着曾國藩一起去下關碼頭，然後分道揚镳。
在碼頭，曾國藩啟程之時，水陸諸軍照例鳴禮炮相送，不料，僅有兩個月大的曾國藩的外孫女受了驚吓，随後竟一命嗚呼。
這一件事，讓曾國藩很是難過，也百思不得其解。
在此之後，航行在長江上的曾國藩接到安徽布政使英翰的求救信，張宗禹正指揮撚軍圍攻據守雉河集的清軍。
曾國藩被迫轉道，率領人馬先進駐臨淮關，指揮湘軍、淮軍與豫軍等陸續增援雉河集。
撚軍見曾國藩來勢洶洶，隻好撤走。
曾國藩繼續北上徐州，撚軍又打馬轉道河南。
撚軍就這樣跟曾國藩玩起了拿手的“捉迷藏”遊戲。
真正地與撚軍作戰，曾國藩不得不面臨一個新問題，那就是，如何根據對手的情況确定自己的戰略戰術，在曾國藩看來，這一點至關重要，也即兵法常說的“知己知彼”。
經過一番周密的研究，老謀深算的曾國藩掌握了撚軍的長處和短處，在曾國藩看來，撚軍的長處有四點：一曰步兵長竿，于槍林彈雨中冒煙沖進；二曰馬兵周圍包裹，速而且勻；三曰善戰而不輕試其鋒，必待官兵找他，他不先找官兵，得粵匪初起之訣；四曰行走剽疾，時而數日千裡，時而旋磨打圈。
至于短處，曾國藩同樣分析得很清楚：一曰全無火器，不善攻堅，隻要官吏能守城池，鄉民能守堡壘，其即無糧可擄；二曰夜不紮營，散住村莊，若得善偷營者乘夜劫之，脅從者最易逃潰；三曰辎重、婦女、騾驢極多，若善戰者與之相持，而别出騎兵襲其辎重，必大受創。
在這種情況下，曾國藩有的放矢，制訂出一套重點設防、以靜制動的戰略，在曾國藩的戰略思想中，最精銳的部隊不應該跟着撚軍運動，要“以我為主”，在摸清撚軍活動範圍的基礎上，扼守四個關鍵地點，即安徽的臨淮、江蘇的徐州、山東的濟甯以及河南的周家口。
曾國藩親自守徐州，安排劉松山守臨淮，劉銘傳守濟甯，張樹聲和周盛波駐防河南的周家口和歸德；在此基礎上，曾國藩再安排四支機動部隊進行突擊，他們分别是潘鼎新、易開俊、張詩日統率的三支陸師，再加上李鴻章的弟弟李昭慶率領的一支馬隊。
這四支精銳部隊直接由曾國藩指揮，至于其餘的武裝力量，則由四省巡撫率領。
這樣，對撚軍作戰，一直保持着“四鎮四遊”的力量，“一省有急，三省往援”，也就做到了“往來神速，呼吸相通”的格局。
曾國藩此次堪稱“全民動員”——在地方上，曾國藩責令各省巡撫在撚軍經常出沒之地修築圩寨，設立圩長，實行堅壁清野，使撚軍得不到一點給養；又制定查圩法，對圩寨進行徹底清查，把與撚軍有關的人列入莠民冊，按冊緝捕捉拿，其他的列入良民冊，推行保甲連坐。
圩長則具保結于州縣，有事則圩長連坐。
應該說，曾國藩的這一策略，具有相當強的針對性。
曾國藩還派幕僚薛福成等人，對于各地村寨的執行情況明察暗訪，對一些違規的村寨和村民，大開殺戒，殺一儆百，尤其是在亳州、蒙城一帶，有時一個村寨就誅殺十多人。
這樣一來，當地的百姓很少敢跟撚軍聯系了，撚軍沒有村民作掩護，不僅失去根據地，也失去了存在基礎。
一年後，即1866年7月，曾國藩進一步完善了戰略思想，那就是要把撚軍限定在一定的範圍之内，選擇河流作為自然屏障，在河流邊布防。
曾國藩把撚軍的活動範圍鎖定在運河以西、賈魯河以東、黃河以南、沙河與淮河以北的地區，在可能渡河的岸邊重點布置人馬，制造屏障，封鎖住這些河流。
這樣，撚軍的活動範圍受到了限制，馬隊也就沒了優勢。
這個辦法，真虧曾國藩想得出來。
應該說，這完全是一個笨辦法，因為防範面積之大，工程量之大，可以說是前所未有。
但在沒有更好手段的前提下，這樣的笨辦法，也不失為一個聰明之舉。
很快，這個辦法取得了一些明顯成效，撚軍的活動範圍被限制在狹小的區域裡，頓感局促，他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随意馳騁了。
當撚軍的馬隊跑不起來的時候，曾國藩部隊的洋槍洋炮也就派上了用場。
應該說，曾國藩這一戰略，在具體施行過程中，是有相當作用的。
這也使曾國藩在近兩年的時間内，幾乎跟撚軍打了一個平手，而且有效地消耗了撚軍的實力，摸索到了一整套對付撚軍的經驗，這也為後來李鴻章的最後獲勝奠定了基礎。
在剿撚的過程中，最讓曾國藩傷腦筋的，是他與地方關系的處理。
地方大員的處事不力，讓曾國藩很是頭痛。
由于剿撚牽涉到安徽、江蘇、山東、河南、湖北等好幾個省，地域廣大，加上參戰的部隊良莠不齊，異常複雜，政令經常不暢。
不僅如此，曾國藩還得勞神耗心地處理各種各樣複雜的内部矛盾：有地方軍和正規軍的，地方軍與地方軍的，黃河北岸軍和南岸軍的，湘系與淮系的，等等，錯綜複雜。
處理這些千頭萬緒的矛盾，是一件極耗心力的事情，而且，對于做事認真執著的曾國藩來說，處理複雜矛盾，本來就不是曾國藩的特長。
盡管曾國藩在重新出山之後頗得黃老之道，但對于朝野内外那種複雜無比的人事關系，堅持原則的曾國藩一直頗感失望。
可以說，這些盤根錯節，讓曾國藩覺得心力交瘁。
每當曾國藩處理一件類似的事情，他就會平添一分失望，也萌生一分去意。
剿撚之初，最讓曾國藩傷透腦筋的，就是陳國瑞與劉銘傳的“械鬥案”了。
陳國瑞原是太平天國的一員悍将，之後反戈一擊投降了僧格林沁。
因為打仗很勇敢，僧格林沁對他十分器重。
僧格林沁死後，陳國瑞劃歸曾國藩指揮，當時，以總兵的身份駐紮在濟甯。
淮軍名将劉銘傳率領五千士兵進駐濟甯城郊後，因為受曾國藩的委任負責該地區的全權事務，劉銘傳頤指氣使，令陳國瑞速速來見他。
心高氣傲的陳國瑞哪裡受得了這個窩囊氣，不僅不見劉銘傳，相反，還乘夜幕降臨，襲擊了劉銘傳的營地，殺死了劉銘傳數十個士兵，搶走了三百杆洋槍。
劉銘傳火冒三丈，點起兩千淮軍直沖濟甯城。
陳國瑞哪裡敵得過剽悍的“銘”字營呢，結果是淮軍不僅奪回了三百杆洋槍，把陳國瑞也活捉了，關在營中折磨了三天三夜。
陳國瑞被放出來之後，連滾帶爬趕到徐州，号啕大哭，把劉銘傳給告了。
前方沒有殺敵，後方自己人倒幹上了。
這起械鬥案讓曾國藩非常惱火。
在先前的湘軍中，是很少出現這種事的。
大敵當前，曾國藩隻好先暫時把這事冷一會，然後，各打五十大闆，安撫一下。
誰知粗鄙的陳國瑞一直耿耿于懷，曾國藩幾次讓他帶兵出擊，陳國瑞都拒不執行。
曾國藩一氣之下，軟硬兼施，向皇帝參了陳國瑞一本，說陳國瑞在僧格林沁遇難之時，援救不力，隻身逃走，本當治罪，因考慮大敵當前，讓他戴罪立功，視情況再予以處理。
朝廷同意了曾國藩的意見。
陳國瑞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