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海闊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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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國藩的一生中，軍旅生涯應該是最重要的一章，從1853年組織湘軍開始算起，直至1868年剿撚中途退出，這十六年左右的時間，在曾國藩六十多年的生命中，無論是從時間上，還是從意義上，都應該占據相當大的比重。
如果把一個人的經曆當作是個人自我冶煉最重要因素的話，那麼，曾國藩長達十多年的戰争生涯，完全可以看作他生命升華的重要條件，也可以看作曾國藩對于自己的一次生命放逐。
而他在生死之隘口所走的每一步，不僅艱苦而決絕，也富有某種神示的意義。
實際上不僅僅是曾國藩，對于每一個人來說，人生都具有宿命的色彩，都是那樣的撲朔迷離，不可知曉。
在它的背後，有一種力量在推動——可以說，是不可知的命運，成就了一個真正的曾國藩——它不僅造就了曾國藩豐富無比的閱曆，也使得曾國藩的人格趨于完整。
命運使曾國藩最終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符号，在晚清那個支離破碎的年代裡，閃爍着最後的光華。
十六年的戰鬥生涯，帶給曾國藩的有三樣，那就是：卓越的功勳、糟糕的身體以及幾近消極的人生看法。
一個人内心巨大的U形彎，對于旁觀者來說，一般是很難覺察到的。
對于曾國藩來說，這個一直注重于觀察自己内心的人，在這樣的過程中，一直能清晰地體驗到自己巨大而細微的變化，也能充分領略給自己帶來的痛苦和歡樂。
這個文化符号本身所感受的，遠不是人們想象的那樣完美，也不是輕易的嬗變。
可以說，他能夠感受到命運賜予歡樂的，隻有極短的一段時間，而在更多的時候，他隻能感受冥冥之中傳達的無言的信号，一直細若遊絲地向他昭示什麼。
在更多時間裡，為了追尋這個信号，他在内心當中表現出捉摸不定的渴望，内心拱動的，是焦躁、孤寂以及苦澀。
尤其是在戰争歲月中，當浴血已成為一種不得不經曆的過程，或者戰争徹底地堕落為殺戮和血腥時，曾國藩一直隐忍着巨大的内心痛苦，也深深地陷入一種迷彰，他感受不到實現理想的巨大快樂，也感受不到因辛苦付出本該擁有的幸福。
在更多的時候，困惑和不解包裹着他，使得他輕而易舉墜入憂傷的迷霧，跟失望糾纏在一起。
甚至，伴随他的，是撕心裂肺的痛楚。
這樣的感覺，讓他從未意識到一種幸福，他隻能遠遠地注視着幸福，卻不能擁抱和保住幸福。
盡管如此，長時間慘烈的戰争生涯對于曾國藩性格的形成，是根本性的。
道，就是這樣無是無非。
可以說，如果沒有與太平天國的戰争，也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曾國藩。
這場慘烈的戰争對于曾國藩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如果沒有這場戰争，也許曾國藩隻會成為一個學問不錯的朝中閣老，一個自以為是的谏臣。
戰争讓曾國藩陷入徹底的憂郁。
雖然戰争讓曾國藩功成名就，但那種更多來自于内心的凄涼占據了他。
曾國藩這時候憂慮的，已不僅僅是清朝那個搖搖欲墜的小朝廷，他更多的是為人類本身的弱點和兇險感到悲怆了。
現在，金陵攻克了，曾國藩在經曆短暫的狂喜之後，又陷入了新的問題，來自于内心，也來自于外部的變化。
實際上在攻克金陵之前，曾國藩就憑自己的智慧和洞察力，清醒地意識到自己身邊的危險。
已經有一種力量在悄然對立了，而且，這種力量非常陰險，也非常強大。
1864年7月初，金陵還沒有攻克，河南巡撫張之萬就暗自向朝廷上了一份《裁勇練兵折》，建議朝廷裁削湘軍。
這個見風使舵的家夥，當然是摸透了朝廷的心思才會向曾國藩射出一支毒箭。
對于張之萬之流的态度，曾國藩并不以為然，在他看來，這一切正常不過。
曾國藩關心的，隻是朝廷的态度。
朝廷的态度讓曾國藩心裡一緊——批複竟然是認為此議實為目前要務，令各督撫妥善辦理兵勇回家。
曾國藩知道朝廷在這方面已經有所警覺了。
這個時候，曾國藩和他的湘系如日中天。
除了曾國藩任兩江總督之外，僅在同治前三年，朝廷先後任命的湘系督撫還有：兩廣總督毛鴻賓、直隸總督劉長佑、閩浙總督左宗棠、陝甘總督楊嶽斌，廣東巡撫郭嵩焘、江蘇巡撫李鴻章、安徽巡撫唐訓方、陝西巡撫劉蓉、山東巡撫閻敬銘、浙江巡撫曾國荃、湖南巡撫恽世臨。
這些湘系的棟梁，再加上早期曾擔任督撫的胡林翼、駱秉章、羅遵殿、嚴樹森、李續宜、沈葆桢、彭玉麟、田興恕、江忠義等人，可以說，在近四年中，共有二十多個湘軍将帥出任總督、巡撫之職。
他們手執重兵，權傾朝野，尤其是人馬，曾國藩的直轄部隊近二十萬，李鴻章的淮軍七萬餘人，左宗棠的楚軍四萬人，沈葆桢的部隊一萬人，這樣，再加上劉長佑等人的部隊，總數應該在三十萬人以上。
而這時候所有的綠營和八旗加起來，也隻不過七十萬人左右，而且，他們的戰鬥力根本無法跟湘系相比。
曾國藩想起這樣的格局，心裡就覺得惶恐不安。
曾國藩是清楚知道自己處境的。
但即使如此，他還是沒有想到，朝廷和那些平時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大臣們，對這件事情，竟然比自己敏感得多。
曾國藩從來就對自己有着清晰定位。
身為一個漢人，曾國藩從不認為自己深得朝廷信任。
畢竟，這是一個滿人的政權，也是一個以血緣關系為根本的私家天下，自己作為一個手握重兵的外族人，肯定是會讓那些怯懦的滿人忌諱的。
不僅僅如此，自己在上上下下，還享有很高的威望，這就更讓他們提心吊膽了。
早在1861年10月，當宮廷政變的消息傳來，曾國藩已經感到寝食不安了，他在給家人的信中寫道，自己的“權太重，位太高，虛望之隆，悚愧之至”。
因此，“總須設法将權位二字推讓少許，減去幾成，則晚節漸漸可以收場耳”。
況且朝廷現在由孤兒寡母掌權，自身的虛弱，決定了他們肯定會稍有風吹草動，都心驚膽寒、神經過敏。
自己組建湘軍那麼多年，一直名不正言不順，直到江南大營被破，朝廷在萬分無奈的情況下，才授予自己兩江總督的職位，這本身就說明朝廷對自己的不信任。
朝廷的疑慮，曾國藩當然不可能改變，要改變的，隻能是自己，自己隻有加倍小心謹慎，才能赢得朝廷的信任，而要做到這一點，最好的辦法，就是主動放棄權力。
手握權力，就是手握潛在的危險。
一直大權在握的曾國藩感覺到自己就像是戰戰兢兢走獨木橋一樣，稍有不慎，就有身敗名裂的危險。
實際上在進攻金陵之前，曾國藩就考慮過是不是應該退隐了。
對于熟讀中國曆史的曾國藩來說，這當中潛在的危險他是最明白不過
如果把一個人的經曆當作是個人自我冶煉最重要因素的話，那麼，曾國藩長達十多年的戰争生涯，完全可以看作他生命升華的重要條件，也可以看作曾國藩對于自己的一次生命放逐。
而他在生死之隘口所走的每一步，不僅艱苦而決絕，也富有某種神示的意義。
實際上不僅僅是曾國藩，對于每一個人來說，人生都具有宿命的色彩，都是那樣的撲朔迷離，不可知曉。
在它的背後，有一種力量在推動——可以說，是不可知的命運，成就了一個真正的曾國藩——它不僅造就了曾國藩豐富無比的閱曆，也使得曾國藩的人格趨于完整。
命運使曾國藩最終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符号，在晚清那個支離破碎的年代裡，閃爍着最後的光華。
十六年的戰鬥生涯，帶給曾國藩的有三樣，那就是：卓越的功勳、糟糕的身體以及幾近消極的人生看法。
一個人内心巨大的U形彎，對于旁觀者來說，一般是很難覺察到的。
對于曾國藩來說，這個一直注重于觀察自己内心的人，在這樣的過程中，一直能清晰地體驗到自己巨大而細微的變化，也能充分領略給自己帶來的痛苦和歡樂。
這個文化符号本身所感受的，遠不是人們想象的那樣完美，也不是輕易的嬗變。
可以說，他能夠感受到命運賜予歡樂的，隻有極短的一段時間，而在更多的時候，他隻能感受冥冥之中傳達的無言的信号，一直細若遊絲地向他昭示什麼。
在更多時間裡，為了追尋這個信号，他在内心當中表現出捉摸不定的渴望，内心拱動的，是焦躁、孤寂以及苦澀。
尤其是在戰争歲月中，當浴血已成為一種不得不經曆的過程，或者戰争徹底地堕落為殺戮和血腥時，曾國藩一直隐忍着巨大的内心痛苦，也深深地陷入一種迷彰，他感受不到實現理想的巨大快樂，也感受不到因辛苦付出本該擁有的幸福。
在更多的時候，困惑和不解包裹着他，使得他輕而易舉墜入憂傷的迷霧，跟失望糾纏在一起。
甚至，伴随他的，是撕心裂肺的痛楚。
這樣的感覺，讓他從未意識到一種幸福，他隻能遠遠地注視着幸福，卻不能擁抱和保住幸福。
盡管如此，長時間慘烈的戰争生涯對于曾國藩性格的形成，是根本性的。
道，就是這樣無是無非。
可以說，如果沒有與太平天國的戰争，也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曾國藩。
這場慘烈的戰争對于曾國藩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如果沒有這場戰争，也許曾國藩隻會成為一個學問不錯的朝中閣老，一個自以為是的谏臣。
戰争讓曾國藩陷入徹底的憂郁。
雖然戰争讓曾國藩功成名就，但那種更多來自于内心的凄涼占據了他。
曾國藩這時候憂慮的，已不僅僅是清朝那個搖搖欲墜的小朝廷，他更多的是為人類本身的弱點和兇險感到悲怆了。
現在，金陵攻克了，曾國藩在經曆短暫的狂喜之後，又陷入了新的問題，來自于内心，也來自于外部的變化。
實際上在攻克金陵之前，曾國藩就憑自己的智慧和洞察力，清醒地意識到自己身邊的危險。
已經有一種力量在悄然對立了，而且，這種力量非常陰險，也非常強大。
1864年7月初，金陵還沒有攻克，河南巡撫張之萬就暗自向朝廷上了一份《裁勇練兵折》，建議朝廷裁削湘軍。
這個見風使舵的家夥，當然是摸透了朝廷的心思才會向曾國藩射出一支毒箭。
對于張之萬之流的态度，曾國藩并不以為然，在他看來，這一切正常不過。
曾國藩關心的，隻是朝廷的态度。
朝廷的态度讓曾國藩心裡一緊——批複竟然是認為此議實為目前要務，令各督撫妥善辦理兵勇回家。
曾國藩知道朝廷在這方面已經有所警覺了。
這個時候，曾國藩和他的湘系如日中天。
除了曾國藩任兩江總督之外，僅在同治前三年，朝廷先後任命的湘系督撫還有：兩廣總督毛鴻賓、直隸總督劉長佑、閩浙總督左宗棠、陝甘總督楊嶽斌，廣東巡撫郭嵩焘、江蘇巡撫李鴻章、安徽巡撫唐訓方、陝西巡撫劉蓉、山東巡撫閻敬銘、浙江巡撫曾國荃、湖南巡撫恽世臨。
這些湘系的棟梁，再加上早期曾擔任督撫的胡林翼、駱秉章、羅遵殿、嚴樹森、李續宜、沈葆桢、彭玉麟、田興恕、江忠義等人，可以說，在近四年中，共有二十多個湘軍将帥出任總督、巡撫之職。
他們手執重兵，權傾朝野，尤其是人馬，曾國藩的直轄部隊近二十萬，李鴻章的淮軍七萬餘人，左宗棠的楚軍四萬人，沈葆桢的部隊一萬人，這樣，再加上劉長佑等人的部隊，總數應該在三十萬人以上。
而這時候所有的綠營和八旗加起來，也隻不過七十萬人左右，而且，他們的戰鬥力根本無法跟湘系相比。
曾國藩想起這樣的格局，心裡就覺得惶恐不安。
曾國藩是清楚知道自己處境的。
但即使如此，他還是沒有想到，朝廷和那些平時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大臣們，對這件事情，竟然比自己敏感得多。
曾國藩從來就對自己有着清晰定位。
身為一個漢人，曾國藩從不認為自己深得朝廷信任。
畢竟，這是一個滿人的政權，也是一個以血緣關系為根本的私家天下，自己作為一個手握重兵的外族人，肯定是會讓那些怯懦的滿人忌諱的。
不僅僅如此，自己在上上下下，還享有很高的威望，這就更讓他們提心吊膽了。
早在1861年10月，當宮廷政變的消息傳來，曾國藩已經感到寝食不安了，他在給家人的信中寫道，自己的“權太重，位太高，虛望之隆，悚愧之至”。
因此，“總須設法将權位二字推讓少許，減去幾成，則晚節漸漸可以收場耳”。
況且朝廷現在由孤兒寡母掌權，自身的虛弱，決定了他們肯定會稍有風吹草動，都心驚膽寒、神經過敏。
自己組建湘軍那麼多年，一直名不正言不順，直到江南大營被破，朝廷在萬分無奈的情況下，才授予自己兩江總督的職位，這本身就說明朝廷對自己的不信任。
朝廷的疑慮，曾國藩當然不可能改變，要改變的，隻能是自己，自己隻有加倍小心謹慎，才能赢得朝廷的信任，而要做到這一點，最好的辦法，就是主動放棄權力。
手握權力，就是手握潛在的危險。
一直大權在握的曾國藩感覺到自己就像是戰戰兢兢走獨木橋一樣，稍有不慎，就有身敗名裂的危險。
實際上在進攻金陵之前，曾國藩就考慮過是不是應該退隐了。
對于熟讀中國曆史的曾國藩來說，這當中潛在的危險他是最明白不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