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脫胎換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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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顯，這已算是一封遺書了：
接到你們二月二十三日來信，知道家中兄弟五房都很平安，心中很安慰。
我在初三日到達安徽休甯縣，就聽到景德鎮失守的消息。
初四日所寫的家書，托你們九叔曾國荃寄回湖南老家，已經講到此地的局勢十分危急，恐怕難以支持下去。
但還想到可以強攻徽州，如果得手，還是一條生路。
初五日強攻徽州，強中營和湘前營在西門受到一次挫敗；十二日再攻，未能引誘敵人出城一戰；當夜二更天，敵人偷偷出城打劫營寨村莊，強中營和湘前營大敗。
……目前的局勢更加緊急，四面都被阻塞，外面的接濟已斷絕。
經過這次大敗，軍心受到很大的震動。
我所盼望的是左宗棠的軍隊可以打敗景德鎮和樂平的敵人，鮑超的軍隊能從江西湖口迅速來救援，事情或許可能有轉機，不然的話，這裡就不堪設想了。
我自從投入軍事以來，即抱着一種臨危受命的志向。
丁巳和戊午那兩年在家養病，常常怕自己突然在家中去世，違背我的初志，失信于天下人。
後來起複再出山打仗，意志尤其堅定。
這次即使遇到什麼不測之禍，我也毫無牽戀的了。
回想我自己，從小貧窮無知，現在能官至一品大員，年齡也已過五十，在外面也稍有點名聲，又手握兵權，占據了高位，還有什麼可遺憾的呢？隻是我對古文和詩歌，都花了不少精力，苦苦地加以探索，但是沒有好好地創作，在這方面施展才華，打開一條大路。
我對古文的研究尤其有根源和依據，如果現在突然死了，那麼我的一些心得，就永遠無人領會了。
我的書法用功較淺，但近年也深入了一些。
這三方面一無所成，心中不免耿耿于懷。
至于行軍打仗，本來不是我的專長。
因為打仗要用奇兵，而我的性格太平易；打仗要欺騙對方，而我的性格太直，這怎麼能對付兵勢滔天的敵人？以前雖然有些勝利的捷報，那也是僥幸，并不是我應得的戰果。
你們兄弟長大之後，切切不可涉足于軍隊之間，這種事難以見功業，而且容易造下大孽，尤其會留給後代人非難的口實。
我長久地在行軍中生活，每天如同坐在針氈上一樣。
稍可安慰的是我沒有辜負我最初的願望，沒有辜負我的學問，沒有一刻忘掉仁政愛民的心願。
近來我的閱曆更多，深深體會到帶領軍隊的痛苦。
你們都要一心一意地讀書，将來不能從軍，也不必出去做官。
我教育子弟有“不離八本”和“三緻祥”的格言。
這“八本”是：讀古書要以字句解釋為本，作詩文要以講究聲調為本，侍養父母要以得到他們的歡心為本，修養身心要以少惱怒為本，立身處世要以不亂講話為本，治家要以不遲起床為本，做官要以不要錢為本，行軍打仗要以不騷擾百姓為本。
“三緻祥”是：孝順能帶來吉祥，勤奮能帶來吉祥，寬恕能帶來吉祥。
我的父親竹亭公教育别人，專門講一個孝字，所以他在少壯時期敬愛父母，晚年熱愛兒女，都出于心中一片至誠，所以我為他寫的墓志銘，就隻說這一件事。
我的祖父星岡公教訓别人，則有八個字，還有“三不信”。
八個字是：“考”（不忘祭祖先）、“寶”（與親屬鄰裡和睦相處）、“早”（早起）、“掃”（打掃庭院）、“書”（讀書）、“蔬”（種蔬菜）、“魚”（養魚）、“豬”（養豬）。
“三不信”是一不信和尚道士巫師，二不信土地廟神仙鬼怪，三不信醫藥。
處在這個亂世之中，錢越少，就越能免除禍患；家中用度越儉省，就越能養福延年。
你們兄弟将來奉養母親生活，除了一個“勞”字和一個“儉”字外，沒有其他安身立命的辦法。
我在此軍事極其危急之時，将這兩個字叮囑你們一遍，此外也就沒有什麼遺訓給你們了，你們可以将這點意思禀告給幾位叔叔和母親，不要忘掉。
遺書送出之後，曾國藩還與剛剛趕來為自己出謀劃策的老友歐陽兆熊開玩笑：“死在一堆如何？”歐陽兆熊大笑着應允了。
也算是曾國藩命不該絕，第二天，由南面包抄而來的太平軍李世賢部在江西樂平與左宗棠大戰後潰敗，無奈何隻好撤兵浙江。
徽州府的太平軍聽到這個消息後，信心頓失，也将人馬北移，撤出了徽州。
危機再次解除，曾國藩的心重新落回胸腔。
此次絕處逢生，明顯地暴露了太平軍的命門，那就是，太平軍的各路人馬全是各自為戰，缺乏配合和協作，關鍵時候，往往難以形成合力。
這是典型的遊寇習氣。
對于這樣的對手，曾國藩的信心更足了。
在此之後，湘軍進行了大規模反撲，陸續收回徽州府所在地歙縣以及黟縣等地。
一個大膽的計劃在曾國藩胸中變得成熟，那就是利用圍攻安慶的機會，大量殲滅太平軍的有生力量，先從英王陳玉成下手。
曾國藩開始将目光死死地盯在長江沿岸，精心設計一個巨大的陷阱，誘騙對手不顧一切地往裡跳。
1861年5月5日，曾國藩留張運蘭守祁門，将湘軍大本營從祁門轉移到長江邊的東流。
如果說曾國藩将大本營設在祁門是由于首鼠兩端拿不定主意的話，那麼，搬遷到安慶城對岸的東流，則表明鐵心圖謀安慶之役了。
到了東流後不久，夏天到來了，白天的長江邊上像個火爐一樣，熱浪灼人；但一到夜晚，習習江風中，又變得異常涼爽。
置身長江邊上，每到夜色降臨，曾國藩就把自己關在大帳裡，踱着步，像一頭将要出擊的孤狼一樣，周密地思索戰争的步驟。
對于安慶戰役，曾國藩總體上是這樣考慮的：一是一定要攻下安慶，拿下金陵的橋頭堡；二是圍城打援，先圍而不攻，一方面減少損失，另外一方面重點打擊太平天國英王陳玉成的援兵。
在曾國藩看來，二十來歲的太平天國英王陳玉成雖然打仗勇猛，但在謀略上遠遠不夠。
曾國藩想把陳玉成部隊先拿下，給在三河之戰中斃命的李續賓和曾國華報仇。
實際上從1860年秋天開始，湘軍就已經将安慶城團團圍住。
圍城的主力，正是曾國荃的“吉”字營。
“吉”字營在安慶城的北、東、西三面挖了很多長壕深溝，又堆築幾個高高的土城，築成牢固的防禦工事，切斷了城内太平軍與外界的聯系。
安慶的守軍共有兩萬餘人，都是陳玉成的部下。
自1853年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西征攻下安慶後，考慮到安慶地理位置的重要，太平軍一直派重兵守護。
到了1860年，太平軍已駐守八年之久。
駐守期間，太平軍将城牆築高了五尺，又添築子城一道，子城南自鎮海門西起，先西北後東北繞一大圈後，止于北城牆。
除此之外，太平軍還另建了一座“耳”城，全力保衛安慶。
這樣，城内的太平軍與城外的湘軍形成了對峙局面，雙方都構築了鐵桶般的防守陣勢。
從1861年5月開始，曾國藩将他的全部精力用在安慶戰役上。
他的三角眼鷹隼一樣死死地盯住安慶，沒有什麼能讓他轉移注意力。
戰争進行到中盤之時，這個一開始不會打仗的人，對于軍事的駕馭和調度
我在初三日到達安徽休甯縣，就聽到景德鎮失守的消息。
初四日所寫的家書，托你們九叔曾國荃寄回湖南老家，已經講到此地的局勢十分危急，恐怕難以支持下去。
但還想到可以強攻徽州，如果得手，還是一條生路。
初五日強攻徽州，強中營和湘前營在西門受到一次挫敗；十二日再攻，未能引誘敵人出城一戰；當夜二更天，敵人偷偷出城打劫營寨村莊，強中營和湘前營大敗。
……目前的局勢更加緊急，四面都被阻塞，外面的接濟已斷絕。
經過這次大敗，軍心受到很大的震動。
我所盼望的是左宗棠的軍隊可以打敗景德鎮和樂平的敵人，鮑超的軍隊能從江西湖口迅速來救援，事情或許可能有轉機，不然的話，這裡就不堪設想了。
我自從投入軍事以來，即抱着一種臨危受命的志向。
丁巳和戊午那兩年在家養病，常常怕自己突然在家中去世，違背我的初志，失信于天下人。
後來起複再出山打仗，意志尤其堅定。
這次即使遇到什麼不測之禍，我也毫無牽戀的了。
回想我自己，從小貧窮無知，現在能官至一品大員，年齡也已過五十，在外面也稍有點名聲，又手握兵權，占據了高位，還有什麼可遺憾的呢？隻是我對古文和詩歌，都花了不少精力，苦苦地加以探索，但是沒有好好地創作，在這方面施展才華，打開一條大路。
我對古文的研究尤其有根源和依據，如果現在突然死了，那麼我的一些心得，就永遠無人領會了。
我的書法用功較淺，但近年也深入了一些。
這三方面一無所成，心中不免耿耿于懷。
至于行軍打仗，本來不是我的專長。
因為打仗要用奇兵，而我的性格太平易；打仗要欺騙對方，而我的性格太直，這怎麼能對付兵勢滔天的敵人？以前雖然有些勝利的捷報，那也是僥幸，并不是我應得的戰果。
你們兄弟長大之後，切切不可涉足于軍隊之間，這種事難以見功業，而且容易造下大孽，尤其會留給後代人非難的口實。
我長久地在行軍中生活，每天如同坐在針氈上一樣。
稍可安慰的是我沒有辜負我最初的願望，沒有辜負我的學問，沒有一刻忘掉仁政愛民的心願。
近來我的閱曆更多，深深體會到帶領軍隊的痛苦。
你們都要一心一意地讀書，将來不能從軍，也不必出去做官。
我教育子弟有“不離八本”和“三緻祥”的格言。
這“八本”是：讀古書要以字句解釋為本，作詩文要以講究聲調為本，侍養父母要以得到他們的歡心為本，修養身心要以少惱怒為本，立身處世要以不亂講話為本，治家要以不遲起床為本，做官要以不要錢為本，行軍打仗要以不騷擾百姓為本。
“三緻祥”是：孝順能帶來吉祥，勤奮能帶來吉祥，寬恕能帶來吉祥。
我的父親竹亭公教育别人，專門講一個孝字，所以他在少壯時期敬愛父母，晚年熱愛兒女，都出于心中一片至誠，所以我為他寫的墓志銘，就隻說這一件事。
我的祖父星岡公教訓别人，則有八個字，還有“三不信”。
八個字是：“考”（不忘祭祖先）、“寶”（與親屬鄰裡和睦相處）、“早”（早起）、“掃”（打掃庭院）、“書”（讀書）、“蔬”（種蔬菜）、“魚”（養魚）、“豬”（養豬）。
“三不信”是一不信和尚道士巫師，二不信土地廟神仙鬼怪，三不信醫藥。
處在這個亂世之中，錢越少，就越能免除禍患；家中用度越儉省，就越能養福延年。
你們兄弟将來奉養母親生活，除了一個“勞”字和一個“儉”字外，沒有其他安身立命的辦法。
我在此軍事極其危急之時，将這兩個字叮囑你們一遍，此外也就沒有什麼遺訓給你們了，你們可以将這點意思禀告給幾位叔叔和母親，不要忘掉。
遺書送出之後，曾國藩還與剛剛趕來為自己出謀劃策的老友歐陽兆熊開玩笑：“死在一堆如何？”歐陽兆熊大笑着應允了。
也算是曾國藩命不該絕，第二天，由南面包抄而來的太平軍李世賢部在江西樂平與左宗棠大戰後潰敗，無奈何隻好撤兵浙江。
徽州府的太平軍聽到這個消息後，信心頓失，也将人馬北移，撤出了徽州。
危機再次解除，曾國藩的心重新落回胸腔。
此次絕處逢生，明顯地暴露了太平軍的命門，那就是，太平軍的各路人馬全是各自為戰，缺乏配合和協作，關鍵時候，往往難以形成合力。
這是典型的遊寇習氣。
對于這樣的對手，曾國藩的信心更足了。
在此之後，湘軍進行了大規模反撲，陸續收回徽州府所在地歙縣以及黟縣等地。
一個大膽的計劃在曾國藩胸中變得成熟，那就是利用圍攻安慶的機會，大量殲滅太平軍的有生力量，先從英王陳玉成下手。
曾國藩開始将目光死死地盯在長江沿岸，精心設計一個巨大的陷阱，誘騙對手不顧一切地往裡跳。
1861年5月5日，曾國藩留張運蘭守祁門，将湘軍大本營從祁門轉移到長江邊的東流。
如果說曾國藩将大本營設在祁門是由于首鼠兩端拿不定主意的話，那麼，搬遷到安慶城對岸的東流，則表明鐵心圖謀安慶之役了。
到了東流後不久，夏天到來了，白天的長江邊上像個火爐一樣，熱浪灼人；但一到夜晚，習習江風中，又變得異常涼爽。
置身長江邊上，每到夜色降臨，曾國藩就把自己關在大帳裡，踱着步，像一頭将要出擊的孤狼一樣，周密地思索戰争的步驟。
對于安慶戰役，曾國藩總體上是這樣考慮的：一是一定要攻下安慶，拿下金陵的橋頭堡；二是圍城打援，先圍而不攻，一方面減少損失，另外一方面重點打擊太平天國英王陳玉成的援兵。
在曾國藩看來，二十來歲的太平天國英王陳玉成雖然打仗勇猛，但在謀略上遠遠不夠。
曾國藩想把陳玉成部隊先拿下，給在三河之戰中斃命的李續賓和曾國華報仇。
實際上從1860年秋天開始，湘軍就已經将安慶城團團圍住。
圍城的主力，正是曾國荃的“吉”字營。
“吉”字營在安慶城的北、東、西三面挖了很多長壕深溝，又堆築幾個高高的土城，築成牢固的防禦工事，切斷了城内太平軍與外界的聯系。
安慶的守軍共有兩萬餘人，都是陳玉成的部下。
自1853年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西征攻下安慶後，考慮到安慶地理位置的重要，太平軍一直派重兵守護。
到了1860年，太平軍已駐守八年之久。
駐守期間，太平軍将城牆築高了五尺，又添築子城一道，子城南自鎮海門西起，先西北後東北繞一大圈後，止于北城牆。
除此之外，太平軍還另建了一座“耳”城，全力保衛安慶。
這樣，城内的太平軍與城外的湘軍形成了對峙局面，雙方都構築了鐵桶般的防守陣勢。
從1861年5月開始，曾國藩将他的全部精力用在安慶戰役上。
他的三角眼鷹隼一樣死死地盯住安慶，沒有什麼能讓他轉移注意力。
戰争進行到中盤之時，這個一開始不會打仗的人，對于軍事的駕馭和調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