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脫胎換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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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兄，曾國荃當然非常尊敬，曾國荃統領“吉”字營時，曾在軍營中手書一聯，挂于帳中：
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穩當，次求變化；
辦事無聲無息，既要精到，又要簡捷。
曾國藩還寫過一首《憶弟詩》送給曾國荃，這詩曾在湘軍中廣為流傳： 無端繞室思茫茫，明月當天萬瓦霜。
可恨良宵空兀坐，遙憐諸弟在何方？ 紛紛書帙誰能展，豔豔燈花有底忙？ 出戶獨吟聊妄想，孤雲斷處是家鄉。
每一次寫信，曾國藩總是不厭其煩，細緻無比。
讀曾國藩的信函，可以感覺到的是，無論什麼時候，曾國藩的氣脈都非常順暢，仿佛這些信函不是寫自劍拔弩張的軍中大帳，而是置身于恬靜安甯的鄉野古舍。
當然，在家書中，曾國藩也流露出他的迷茫和痛苦，告知家人一些棘手的事情，比如他身患癬瘡所遭遇的折磨——這種皮膚病自曾國藩三十歲時感染後，一直沒能見好，曾國藩整天感到瘙癢，尤其是到了夜晚，更是奇癢難耐，無法入睡。
曾國藩每到一地，就遍尋名醫，但幾乎所有中醫對這種奇怪的皮膚病都束手無策。
在信中，曾國藩經常向他的親人們叙述自己患病的痛苦和無奈，排遣郁悶，也尋找慰藉。
曾國藩就是這樣心無旁骛地寫着家信。
家信對于曾國藩來說，就像是每天必需的修身功課，讓曾國藩在肅殺冰冷的戰争歲月裡，感受到來自老家的溫暖，也讓他冶煉安詳凝重的靜氣。
進軍皖南，是朝廷的旨意，剛剛就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自然不好違背。
因為江南大營潰敗，金陵附近清軍勢力不再，朝廷想讓曾國藩領軍東援，繼續給金陵施壓。
曾國藩也知道孤軍深入的危險，移師祁門，在很大程度上，曾國藩隻想做一個姿勢給朝廷看。
此次屯兵祁門，也是跟胡林翼商量過的。
之所以把大營選擇在祁門，主要出于多重考慮，一是湘軍的錢糧供給大都來自江西，駐軍祁門，可以保證江西的安全，确保饷源的供給；二是根據事态發展的情況，可以随時從皖南東進浙江，攻克杭州、湖州，在南部，對金陵形成包圍；三是可以兼顧安慶那邊的戰局，如果時機不成熟，就掉頭回安慶城下。
在曾國藩心目中，真正重要的，不是迅速進駐浙江，殺到金陵城下，而是步步為營，把長江沿岸的各個城市，逐一收複，穩紮穩打，然後由西向東推進，直逼金陵城下。
在曾國藩看來，安慶的位置太重要了，它就像是太平天國長江沿岸的一個橋頭堡，如果這個橋頭堡占領了，大勢就會逆轉，勝利的天平也就會傾斜。
曾國藩率領人馬到達祁門之後，太平天國立即有了激烈反應，調集了李世賢部和李秀成部，全力堵截湘軍的進攻路線。
這樣，一直以來富庶甯靜的皖南，不可避免地成為雙方厮殺的戰場。
那段時間裡，大大小小發生在皖南的戰役，竟達百餘次之多。
由此可見戰争的頻繁和慘烈。
徽州的戰鬥差一點讓曾國藩身敗名裂。
這個時候，曾國藩的主力部隊一部分在安慶城下，一部分在江西境内，戰線拉得過長。
一萬多人進入徽州後，一下子掉入太平軍的包圍圈中——當時，在皖南的東北面，由太平軍李秀成據守；在南面，則是太平軍李世賢部；在西北，太平軍英王陳玉成的大軍一直在長江沿岸，總兵力在五萬左右。
置身這樣的局面，無疑岌岌可危。
湘軍在徽州的崇山峻嶺中一再受阻，通向浙江的道路無法打開。
這當中，最嚴酷的戰争是徽州府的失陷。
1860年10月，太平軍兩路夾擊，一路從北到南，從甯國方向殺向祁門；另一路則由南至北，從景德鎮方向殺來。
從甯國方向殺來的太平軍連續攻克旌德、績溪，兵臨徽州府城下。
曾國藩下令徽州府的将領李元度堅守不出，李元度違背命令，輕易出城，結果被打得大敗。
徽州府失守，李元度無臉見曾國藩，南下逃走。
曾國藩勃然大怒，要将李元度軍法治罪，李鴻章等一幫幕僚苦苦相勸。
為此，曾國藩還跟李鴻章翻了臉，緻使李鴻章後來出走南昌。
危機之時，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第二次鴉片戰争爆發，英法聯軍侵犯天津、北京，擊敗僧格林沁的軍隊。
鹹豐隻好帶着皇妃、皇太子及親信大臣肅順、載垣、端華等逃往熱河承德避暑山莊。
十萬火急中，鹹豐降旨，要曾國藩速派鮑超率精兵數千拱衛京師。
接到诏書，曾國藩和胡林翼一下子慌了神，此時此刻的曾國藩正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正指望鮑超軍從江西趕往皖南救援，如果鮑超軍此時轉赴京城，皖南的戰局将徹底崩潰。
如果不派部隊進京，曾國藩又會背上一個“抗旨”罪名，同樣也承擔不起。
情急之下，曾國藩趕忙召集幕僚商議，李鴻章的一個建議解了燃眉之急，那就是采取“拖”的方式——派人送信給朝廷，堂皇地建議：鮑超人地生疏，斷不能去，是否由曾國藩和胡林翼二人中酌派一人進京，這一招，明顯的是給朝廷出難題，因為朝廷最忌諱手握重兵的“節度使”進京。
這樣，朝廷當然不同意，還會下诏來調人。
這樣，信在路上一來一往，就會占用很長時間——也就達到了争取時間、調集人馬的作用。
這一招果然有效——不久，京城的事态得到了有效緩解，曾國藩接到朝廷新旨：清廷與八國聯軍已議和，鮑超軍不用北上。
一個危機躲過去了，另一個危險接踵而至。
1860年12月，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部由羊棧嶺進山，攻克黟縣，距祁門湘軍大營僅有六十裡。
此時此刻，祁門已是一座空城，除了大營内的一些親兵之外，其他湘軍全距祁門很遠，曾國藩想調集部隊回援已不可能。
曾國藩長歎一聲，準備原地等死。
那天晚上，曾國藩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緒，将親兵全打發到内室之外，一個人在燈下安靜地寫自己的遺囑，讓人連夜送往湖南老家。
天亮之時，一個好消息傳來，湘軍鮑超部和張運蘭部晝夜行軍，趕到祁門附近，全力抵擋李秀成部的進攻。
由于李秀成不知道曾國藩的大本營在祁門，沒有全力進軍祁門，部隊退出了羊棧嶺，繞道進了浙江。
雖然皖南的形勢得到了緩解，危機并沒有解除。
不久，太平軍又先後兵分兩路進軍祁門，這一次，是太平天國主将陳玉成親自率領人馬。
形勢變得異常緊急：在北面，太平軍攻到了僅離祁門二十裡的地方；在南面，太平軍李世賢部攻克景德鎮，皖南鎮總兵陳大富戰死；在東面，李秀成部也從浙江境内掉轉方向，再次向徽州發起攻擊。
曾國藩又一次陷入了包圍之中。
1861年4月，曾國藩由祁門赴休甯，調集徽州境内的各軍進攻徽州府，以期打開通往浙江之路，徽州府的太平軍乘夜出城偷襲，湘軍大敗潰散，太平軍乘勝追擊，将曾國藩圍困在休甯。
高度危機之時，曾國藩隻好坐在大帳之中，再次給兒子紀澤、紀鴻寫信。
從這封信中，我們看不到慌亂，卻能感受到事态的危急；還可以管窺曾國藩的真實思想——
曾國藩還寫過一首《憶弟詩》送給曾國荃，這詩曾在湘軍中廣為流傳： 無端繞室思茫茫，明月當天萬瓦霜。
可恨良宵空兀坐，遙憐諸弟在何方？ 紛紛書帙誰能展，豔豔燈花有底忙？ 出戶獨吟聊妄想，孤雲斷處是家鄉。
每一次寫信，曾國藩總是不厭其煩，細緻無比。
讀曾國藩的信函，可以感覺到的是，無論什麼時候，曾國藩的氣脈都非常順暢，仿佛這些信函不是寫自劍拔弩張的軍中大帳，而是置身于恬靜安甯的鄉野古舍。
當然，在家書中，曾國藩也流露出他的迷茫和痛苦，告知家人一些棘手的事情，比如他身患癬瘡所遭遇的折磨——這種皮膚病自曾國藩三十歲時感染後，一直沒能見好，曾國藩整天感到瘙癢，尤其是到了夜晚，更是奇癢難耐，無法入睡。
曾國藩每到一地，就遍尋名醫，但幾乎所有中醫對這種奇怪的皮膚病都束手無策。
在信中，曾國藩經常向他的親人們叙述自己患病的痛苦和無奈，排遣郁悶，也尋找慰藉。
曾國藩就是這樣心無旁骛地寫着家信。
家信對于曾國藩來說，就像是每天必需的修身功課，讓曾國藩在肅殺冰冷的戰争歲月裡，感受到來自老家的溫暖，也讓他冶煉安詳凝重的靜氣。
進軍皖南，是朝廷的旨意，剛剛就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自然不好違背。
因為江南大營潰敗，金陵附近清軍勢力不再，朝廷想讓曾國藩領軍東援，繼續給金陵施壓。
曾國藩也知道孤軍深入的危險，移師祁門，在很大程度上，曾國藩隻想做一個姿勢給朝廷看。
此次屯兵祁門，也是跟胡林翼商量過的。
之所以把大營選擇在祁門，主要出于多重考慮，一是湘軍的錢糧供給大都來自江西，駐軍祁門，可以保證江西的安全，确保饷源的供給；二是根據事态發展的情況，可以随時從皖南東進浙江，攻克杭州、湖州，在南部，對金陵形成包圍；三是可以兼顧安慶那邊的戰局，如果時機不成熟，就掉頭回安慶城下。
在曾國藩心目中，真正重要的，不是迅速進駐浙江，殺到金陵城下，而是步步為營，把長江沿岸的各個城市，逐一收複，穩紮穩打，然後由西向東推進，直逼金陵城下。
在曾國藩看來，安慶的位置太重要了，它就像是太平天國長江沿岸的一個橋頭堡，如果這個橋頭堡占領了，大勢就會逆轉，勝利的天平也就會傾斜。
曾國藩率領人馬到達祁門之後，太平天國立即有了激烈反應，調集了李世賢部和李秀成部，全力堵截湘軍的進攻路線。
這樣，一直以來富庶甯靜的皖南，不可避免地成為雙方厮殺的戰場。
那段時間裡，大大小小發生在皖南的戰役，竟達百餘次之多。
由此可見戰争的頻繁和慘烈。
徽州的戰鬥差一點讓曾國藩身敗名裂。
這個時候，曾國藩的主力部隊一部分在安慶城下，一部分在江西境内，戰線拉得過長。
一萬多人進入徽州後，一下子掉入太平軍的包圍圈中——當時，在皖南的東北面，由太平軍李秀成據守；在南面，則是太平軍李世賢部；在西北，太平軍英王陳玉成的大軍一直在長江沿岸，總兵力在五萬左右。
置身這樣的局面，無疑岌岌可危。
湘軍在徽州的崇山峻嶺中一再受阻，通向浙江的道路無法打開。
這當中，最嚴酷的戰争是徽州府的失陷。
1860年10月，太平軍兩路夾擊，一路從北到南，從甯國方向殺向祁門；另一路則由南至北，從景德鎮方向殺來。
從甯國方向殺來的太平軍連續攻克旌德、績溪，兵臨徽州府城下。
曾國藩下令徽州府的将領李元度堅守不出，李元度違背命令，輕易出城，結果被打得大敗。
徽州府失守，李元度無臉見曾國藩，南下逃走。
曾國藩勃然大怒，要将李元度軍法治罪，李鴻章等一幫幕僚苦苦相勸。
為此，曾國藩還跟李鴻章翻了臉，緻使李鴻章後來出走南昌。
危機之時，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第二次鴉片戰争爆發，英法聯軍侵犯天津、北京，擊敗僧格林沁的軍隊。
鹹豐隻好帶着皇妃、皇太子及親信大臣肅順、載垣、端華等逃往熱河承德避暑山莊。
十萬火急中，鹹豐降旨，要曾國藩速派鮑超率精兵數千拱衛京師。
接到诏書，曾國藩和胡林翼一下子慌了神，此時此刻的曾國藩正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正指望鮑超軍從江西趕往皖南救援，如果鮑超軍此時轉赴京城，皖南的戰局将徹底崩潰。
如果不派部隊進京，曾國藩又會背上一個“抗旨”罪名，同樣也承擔不起。
情急之下，曾國藩趕忙召集幕僚商議，李鴻章的一個建議解了燃眉之急，那就是采取“拖”的方式——派人送信給朝廷，堂皇地建議：鮑超人地生疏，斷不能去，是否由曾國藩和胡林翼二人中酌派一人進京，這一招，明顯的是給朝廷出難題，因為朝廷最忌諱手握重兵的“節度使”進京。
這樣，朝廷當然不同意，還會下诏來調人。
這樣，信在路上一來一往，就會占用很長時間——也就達到了争取時間、調集人馬的作用。
這一招果然有效——不久，京城的事态得到了有效緩解，曾國藩接到朝廷新旨：清廷與八國聯軍已議和，鮑超軍不用北上。
一個危機躲過去了，另一個危險接踵而至。
1860年12月，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部由羊棧嶺進山，攻克黟縣，距祁門湘軍大營僅有六十裡。
此時此刻，祁門已是一座空城，除了大營内的一些親兵之外，其他湘軍全距祁門很遠，曾國藩想調集部隊回援已不可能。
曾國藩長歎一聲，準備原地等死。
那天晚上，曾國藩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緒，将親兵全打發到内室之外，一個人在燈下安靜地寫自己的遺囑，讓人連夜送往湖南老家。
天亮之時，一個好消息傳來，湘軍鮑超部和張運蘭部晝夜行軍，趕到祁門附近，全力抵擋李秀成部的進攻。
由于李秀成不知道曾國藩的大本營在祁門，沒有全力進軍祁門，部隊退出了羊棧嶺，繞道進了浙江。
雖然皖南的形勢得到了緩解，危機并沒有解除。
不久，太平軍又先後兵分兩路進軍祁門，這一次，是太平天國主将陳玉成親自率領人馬。
形勢變得異常緊急：在北面，太平軍攻到了僅離祁門二十裡的地方；在南面，太平軍李世賢部攻克景德鎮，皖南鎮總兵陳大富戰死；在東面，李秀成部也從浙江境内掉轉方向，再次向徽州發起攻擊。
曾國藩又一次陷入了包圍之中。
1861年4月，曾國藩由祁門赴休甯，調集徽州境内的各軍進攻徽州府，以期打開通往浙江之路，徽州府的太平軍乘夜出城偷襲，湘軍大敗潰散，太平軍乘勝追擊，将曾國藩圍困在休甯。
高度危機之時，曾國藩隻好坐在大帳之中，再次給兒子紀澤、紀鴻寫信。
從這封信中，我們看不到慌亂，卻能感受到事态的危急；還可以管窺曾國藩的真實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