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青雲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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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讀書的曾國藩聽說附近的浏陽孔廟祭祀活動準備演奏古樂，這讓他非常興奮。
對于周禮，曾國藩從小就有一種天生的親近感，也非常喜愛和關注。
于是，曾國藩專程趕赴浏陽，與當地舉人賀以南一同到該廟考研古樂的源流。
在浏陽，曾國藩聽到了真正的古樂，那真是一種天籁之聲，它傳達的，是天地的渾然正氣，以及人在天地間的一種沉着和浩然。
曾國藩恍然明白音樂的涵義了：德、清、圓、勻、靜，人力或可強為；而透、潤、奇、古，則屬于天定。
這樣的古樂，就是屬于“天定”的範疇——它們已不是簡單地發洩日常的悲喜之心，娛人娛己，而是天、地、人精神溝通的一種工具。
郭嵩焘 對于古樂的溯源，讓曾國藩内心充滿了喜悅，就像洗過一個天然溫泉浴一樣，渾身上下有說不明白的舒爽。
冥冥之中，曾國藩似乎也從古樂中獲取了力量，好像突然一下子變得透徹了。
從浏陽回來時經過長沙，曾國藩又通過正在省城應試的老朋友劉蓉的介紹，認識了後來的第一高參郭嵩焘，兩人一見如故。
當時，曾國藩二十六歲，劉蓉二十一歲，郭嵩焘隻有十九歲。
三個湖南年輕人意氣風發，縱談古今，指點江山。
他們朝夕相處，一同登嶽麓山，漫步橘子州，在湘江中流擊水，時間長達一個多月。
分手時，三個人疲憊而滿足。
自此，三人之間，開始了長達數十年的手足之情。
1838年，對于功名的追求，再次驅使曾國藩離開湖南，千裡迢迢趕到京城。
這一年順天會試的主考官是大學士穆鄣阿，一個難得的滿族大儒；副考官為朱士彥、吳文熔、廖鴻荃。
也正是在這一年，曾國藩與穆鄣阿開始了他們的師生情誼。
這一年本科會試的題目是皇帝親自拟定的：首題“言必信，行必果”，次題“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三題“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詩題賦得“泉細寒聲生夜壑”。
曾國藩這一回提筆再也不覺得生澀了，他将他心裡所想的，旁征博引，予以了表達。
很快，結果下來了，曾國藩成績雖然不算太好，隻是以第三十八名中考，殿試又取三甲第四十二名，但畢竟入圍了——賜同進士出身。
對于自己的成績，心高氣傲的曾國藩有點灰心喪氣，“同進士出身”，畢竟還不是真正的進士。
接下來是由皇帝親自主持的朝考，曾國藩信心不足，在朋友們的力勸之下，隻好期期艾艾地參加了。
朝考的作文是《順性命之理論》，曾國藩略略思考之後，下筆如神，闡述了人在天地之中應取的态度，頗得精髓地論證了程朱理學的一些觀點。
這一次曾國藩發揮得異常出色，朝考得一等第三名。
更好的事情還在後面——道光皇帝親自讀了曾國藩的作文後，非常喜歡，将曾國藩提為一等第二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檢讨。
從此，曾國藩開始了為期十二年的京官生活。
曾家世世代代，曾國藩第一個被點了翰林，這樣的喜訊，讓荷葉塘這個小小的山村轟動了。
曾國藩回家之後，上門祝賀的人絡繹不絕，曾家大擺宴席。
曾國藩的祖父曾玉屏異常冷靜，在招待親朋好友的酒席散了之後，曾玉屏語重心長地囑咐曾麟書：“我們的家庭素以耕織為本，即使富貴了，也不能忘本。
他雖然做了翰林，事業方長，我們家中衣食所用并不需要他關問，以免使他分心。
”這一年，這位年輕的湖南進士正式将自己的名字改為國藩，以示要做國之藩籬，就是要成為國家的棟梁。
從1840年起，曾國藩一直在翰林院詹事府擔任閑散的文職。
在這段時間，曾國藩充分利用京城的便利，讀書思考，廣交師友。
并且，利用朝廷安排的出差機會，遊曆了很多名山勝水：在長江，曾國藩遊覽了三峽，當船隻直下江陵之時，曾國藩回味古人的詠歎，不由壯懷激越。
讀萬卷書走萬裡路使得曾國藩周身通透，也養育了他的浩然之氣。
由于在京城一開始是單身，1841年夏天，對于生活一直不太講究的曾國藩暑熱難當，病倒在京城果子巷萬順客店。
這時候，恰巧郭嵩焘來北京應試，見此情況，便與歐陽兆熊一起，悉心照顧曾國藩。
郭嵩焘與歐陽兆熊還請來了吳廷棟為曾國藩治病，使曾國藩轉危為安。
重病之後不久，曾國藩将家眷以及自己的弟弟曾國潢、曾國荃和曾國華陸續帶到身邊，開始了平穩的京官生活。
每天，曾國藩在處理公務、讀書作文的同時，悉心輔導弟弟們讀書，讓他們勵志走科舉之路。
那段時間，正是鴉片戰争爆發的日子。
奇怪的是，當時的京城，并沒有後來曆史中描述得那樣惶恐不安。
看起來，所有的日子都跟過去一樣，沒有絲毫的變化。
京城的一切，仍在按部就班有條不紊地運轉。
雖然曾國藩陸續聽到了一些消息，得知英國兵陷定海，道光命大學士琦善前往廣東查辦；英吉利攻破沙角炮台，直逼虎門……但那時候，書生氣十足的曾國藩并沒有感到驚慌失措，與在京的所有官吏一樣，曾國藩對于這場事件所具有的象征意義估計得并不充分，在他們看來，偌大的帝國經曆得太多了，一些小小的外夷國家，就像泥淖裡的泥鳅一樣，也掀不起什麼浪花來。
曾國藩并沒有意識到一個新的時代即将來臨，他畢生忠誠和服務的帝國将因此土崩瓦解，而畢生所追求的文化傳統也因此動搖。
鴉片戰争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正是曾國藩研究宋明理學如癡如醉之時。
1841年8月的一天，曾國藩來到了京城琉璃廠。
在琉璃廠，曾國藩無事閑逛書攤。
當他看到了一套全本的《朱子全書》時，心念大動。
這個時候，三十歲的曾國藩已然有了對天地人之間的疑問，也有了關于人生的初步感悟；那種對于世界的探秘意識也悄悄地潛入他的内心。
曾國藩雖然一直熟讀四書，對其中很多章節滾瓜爛熟，但那種方式的讀書，都是為了應付科舉考試，對于其中的奧義，卻是生吞活剝一知半解。
哲學從來就不是學習的，而是通過感悟悄悄地潛入的。
這樣的說法，适合每一個讀書之人。
程朱理學在很多方面涉及到對天地人的探尋，有着諸多哲學上的思辨，這些都讓曾國藩很感興趣。
他很想了解宋明理學的精髓所在，也想真切探尋一下朱子的思想脈絡：一個布衣書生如何釋疑解惑，又是如何練就與天齊、與地同，凜凜不可撼的浩然之氣呢？——曾國藩趕忙掏出銀兩，将這套書買了回去。
因為這樣的契機，讓早期的曾國藩與程朱理學結下了不解之緣，曾國藩從此走上了一條自我觀照的道路，生命的軌迹從此也與中國文化的主流思想真正連接上了。
曾國藩花費了大量時間用來閱讀、沉思、辯駁，就像一個信徒一樣，專心地做他内心的功課。
宋明理學的讀書和處世方法，讓曾國藩豁然開朗。
尤其是朱熹學說中關于理的客觀性以及後天養氣的主張，讓曾國藩很是贊同。
朱熹說：天下的事物，莫不有理，比如，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夫婦，有夫婦之理；兄弟，有兄弟之理；朋友，有朋友之理；以至于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莫不各有其理……朱子的學說之所以大得曾國藩的贊同，現在看來，似乎與兩人有着共同的生長背景有關。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與他們的性格，以及學問的道路吻合有關。
這，也許是冥冥之中的暗合吧。
那一段日子，是曾國藩在北京最有收獲，也最感到溫暖的一段時間。
朱子思想的浩瀚與廣大，絕不是那些死闆而教條的八股所能比拟的。
朱子的學說就像是在黑夜中為他打開了一扇窗戶，将天宇中璀璨的繁星展示在他面前。
因為讀朱子的文章，曾國藩感到頭腦裡面有無數活潑的小魚攜帶着水泡浮上來，心靈似乎一下子打開了，能感覺到自己的思想如花一樣慢慢含苞欲放。
在這種情況下，曾國藩渴望跟人交流，渴望思想的碰撞，即使是點不着内心的火焰，閃爍的火星，也會讓他産生快感。
一段時間之後，曾國藩來到了京城大儒、也是湖南人的唐鑒所住的碾兒胡同，恭恭敬敬以弟子之禮拜谒唐鑒，向唐鑒請教一些讀書感受。
年過花甲的唐鑒，自然是知道這位勤奮好學的後輩的，見曾國藩如此謙恭，很受感動，樂滋滋地
對于周禮，曾國藩從小就有一種天生的親近感，也非常喜愛和關注。
于是，曾國藩專程趕赴浏陽，與當地舉人賀以南一同到該廟考研古樂的源流。
在浏陽，曾國藩聽到了真正的古樂，那真是一種天籁之聲，它傳達的，是天地的渾然正氣，以及人在天地間的一種沉着和浩然。
曾國藩恍然明白音樂的涵義了：德、清、圓、勻、靜，人力或可強為；而透、潤、奇、古，則屬于天定。
這樣的古樂，就是屬于“天定”的範疇——它們已不是簡單地發洩日常的悲喜之心，娛人娛己，而是天、地、人精神溝通的一種工具。
郭嵩焘 對于古樂的溯源，讓曾國藩内心充滿了喜悅，就像洗過一個天然溫泉浴一樣，渾身上下有說不明白的舒爽。
冥冥之中，曾國藩似乎也從古樂中獲取了力量，好像突然一下子變得透徹了。
從浏陽回來時經過長沙，曾國藩又通過正在省城應試的老朋友劉蓉的介紹，認識了後來的第一高參郭嵩焘，兩人一見如故。
當時，曾國藩二十六歲，劉蓉二十一歲，郭嵩焘隻有十九歲。
三個湖南年輕人意氣風發，縱談古今，指點江山。
他們朝夕相處，一同登嶽麓山，漫步橘子州，在湘江中流擊水，時間長達一個多月。
分手時，三個人疲憊而滿足。
自此，三人之間，開始了長達數十年的手足之情。
1838年，對于功名的追求，再次驅使曾國藩離開湖南，千裡迢迢趕到京城。
這一年順天會試的主考官是大學士穆鄣阿，一個難得的滿族大儒；副考官為朱士彥、吳文熔、廖鴻荃。
也正是在這一年，曾國藩與穆鄣阿開始了他們的師生情誼。
這一年本科會試的題目是皇帝親自拟定的：首題“言必信，行必果”，次題“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三題“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詩題賦得“泉細寒聲生夜壑”。
曾國藩這一回提筆再也不覺得生澀了，他将他心裡所想的，旁征博引，予以了表達。
很快，結果下來了，曾國藩成績雖然不算太好，隻是以第三十八名中考，殿試又取三甲第四十二名，但畢竟入圍了——賜同進士出身。
對于自己的成績，心高氣傲的曾國藩有點灰心喪氣，“同進士出身”，畢竟還不是真正的進士。
接下來是由皇帝親自主持的朝考，曾國藩信心不足，在朋友們的力勸之下，隻好期期艾艾地參加了。
朝考的作文是《順性命之理論》，曾國藩略略思考之後，下筆如神，闡述了人在天地之中應取的态度，頗得精髓地論證了程朱理學的一些觀點。
這一次曾國藩發揮得異常出色，朝考得一等第三名。
更好的事情還在後面——道光皇帝親自讀了曾國藩的作文後，非常喜歡，将曾國藩提為一等第二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檢讨。
從此，曾國藩開始了為期十二年的京官生活。
曾家世世代代，曾國藩第一個被點了翰林，這樣的喜訊，讓荷葉塘這個小小的山村轟動了。
曾國藩回家之後，上門祝賀的人絡繹不絕，曾家大擺宴席。
曾國藩的祖父曾玉屏異常冷靜，在招待親朋好友的酒席散了之後，曾玉屏語重心長地囑咐曾麟書：“我們的家庭素以耕織為本，即使富貴了，也不能忘本。
他雖然做了翰林，事業方長，我們家中衣食所用并不需要他關問，以免使他分心。
”這一年，這位年輕的湖南進士正式将自己的名字改為國藩，以示要做國之藩籬，就是要成為國家的棟梁。
從1840年起，曾國藩一直在翰林院詹事府擔任閑散的文職。
在這段時間，曾國藩充分利用京城的便利，讀書思考，廣交師友。
并且，利用朝廷安排的出差機會，遊曆了很多名山勝水：在長江，曾國藩遊覽了三峽，當船隻直下江陵之時，曾國藩回味古人的詠歎，不由壯懷激越。
讀萬卷書走萬裡路使得曾國藩周身通透，也養育了他的浩然之氣。
由于在京城一開始是單身，1841年夏天，對于生活一直不太講究的曾國藩暑熱難當，病倒在京城果子巷萬順客店。
這時候，恰巧郭嵩焘來北京應試，見此情況，便與歐陽兆熊一起，悉心照顧曾國藩。
郭嵩焘與歐陽兆熊還請來了吳廷棟為曾國藩治病，使曾國藩轉危為安。
重病之後不久，曾國藩将家眷以及自己的弟弟曾國潢、曾國荃和曾國華陸續帶到身邊，開始了平穩的京官生活。
每天，曾國藩在處理公務、讀書作文的同時，悉心輔導弟弟們讀書，讓他們勵志走科舉之路。
那段時間，正是鴉片戰争爆發的日子。
奇怪的是，當時的京城，并沒有後來曆史中描述得那樣惶恐不安。
看起來，所有的日子都跟過去一樣，沒有絲毫的變化。
京城的一切，仍在按部就班有條不紊地運轉。
雖然曾國藩陸續聽到了一些消息，得知英國兵陷定海，道光命大學士琦善前往廣東查辦；英吉利攻破沙角炮台，直逼虎門……但那時候，書生氣十足的曾國藩并沒有感到驚慌失措，與在京的所有官吏一樣，曾國藩對于這場事件所具有的象征意義估計得并不充分，在他們看來，偌大的帝國經曆得太多了，一些小小的外夷國家，就像泥淖裡的泥鳅一樣，也掀不起什麼浪花來。
曾國藩并沒有意識到一個新的時代即将來臨，他畢生忠誠和服務的帝國将因此土崩瓦解，而畢生所追求的文化傳統也因此動搖。
鴉片戰争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正是曾國藩研究宋明理學如癡如醉之時。
1841年8月的一天，曾國藩來到了京城琉璃廠。
在琉璃廠，曾國藩無事閑逛書攤。
當他看到了一套全本的《朱子全書》時，心念大動。
這個時候，三十歲的曾國藩已然有了對天地人之間的疑問，也有了關于人生的初步感悟；那種對于世界的探秘意識也悄悄地潛入他的内心。
曾國藩雖然一直熟讀四書，對其中很多章節滾瓜爛熟，但那種方式的讀書，都是為了應付科舉考試，對于其中的奧義，卻是生吞活剝一知半解。
哲學從來就不是學習的，而是通過感悟悄悄地潛入的。
這樣的說法，适合每一個讀書之人。
程朱理學在很多方面涉及到對天地人的探尋，有着諸多哲學上的思辨，這些都讓曾國藩很感興趣。
他很想了解宋明理學的精髓所在，也想真切探尋一下朱子的思想脈絡：一個布衣書生如何釋疑解惑，又是如何練就與天齊、與地同，凜凜不可撼的浩然之氣呢？——曾國藩趕忙掏出銀兩，将這套書買了回去。
因為這樣的契機，讓早期的曾國藩與程朱理學結下了不解之緣，曾國藩從此走上了一條自我觀照的道路，生命的軌迹從此也與中國文化的主流思想真正連接上了。
曾國藩花費了大量時間用來閱讀、沉思、辯駁，就像一個信徒一樣，專心地做他内心的功課。
宋明理學的讀書和處世方法，讓曾國藩豁然開朗。
尤其是朱熹學說中關于理的客觀性以及後天養氣的主張，讓曾國藩很是贊同。
朱熹說：天下的事物，莫不有理，比如，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夫婦，有夫婦之理；兄弟，有兄弟之理；朋友，有朋友之理；以至于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莫不各有其理……朱子的學說之所以大得曾國藩的贊同，現在看來，似乎與兩人有着共同的生長背景有關。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與他們的性格，以及學問的道路吻合有關。
這，也許是冥冥之中的暗合吧。
那一段日子，是曾國藩在北京最有收獲，也最感到溫暖的一段時間。
朱子思想的浩瀚與廣大，絕不是那些死闆而教條的八股所能比拟的。
朱子的學說就像是在黑夜中為他打開了一扇窗戶，将天宇中璀璨的繁星展示在他面前。
因為讀朱子的文章，曾國藩感到頭腦裡面有無數活潑的小魚攜帶着水泡浮上來，心靈似乎一下子打開了，能感覺到自己的思想如花一樣慢慢含苞欲放。
在這種情況下，曾國藩渴望跟人交流，渴望思想的碰撞，即使是點不着内心的火焰，閃爍的火星，也會讓他産生快感。
一段時間之後，曾國藩來到了京城大儒、也是湖南人的唐鑒所住的碾兒胡同，恭恭敬敬以弟子之禮拜谒唐鑒，向唐鑒請教一些讀書感受。
年過花甲的唐鑒，自然是知道這位勤奮好學的後輩的，見曾國藩如此謙恭，很受感動，樂滋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