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身邊的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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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是不能假設的，但我們不妨假設一回。
如果命運女神真正垂青東方這塊土地的話，也許，李鴻章就能成功了。
說這話是有理由的。
如果曆史按照李鴻章所設想的一直平平緩緩發展，沒有出現大波瀾的話，那麼李鴻章“始作俑”的洋務運動必然會成氣候，而且極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中國經濟和近代化的進程。
這樣的進程發展到一定規模，又會帶動相關領域，譬如政治、文化、社會、教育、民風等各方面的發展。
這樣，洋務運動所體現的，就不僅僅是它技術方面的功效，更重要的，會以一種示範的作用來帶動整個社會，由洋務運動散開廣泛的力量，慢慢推動民間和上層的改變。
于是，當民間和市場形成一定氣候的時候，那種加速度的效應必将來臨，那時，韬光養晦的李鴻章也許會迎來一飛沖天的時候。
但李鴻章偏偏就被甲午戰争撞上了，可以說，甲午戰争撞碎了李鴻章的強國夢，将他的努力付之東流，也使他的整個人生乾坤颠倒，墜入深淵。
在此之前，李中堂可謂如日中天，他不僅擔任直隸總督，而且還兼任北洋水師的總管。
他擁有重兵，旗下又有很多親信爪牙。
并且，李鴻章還以北洋大臣的身份直接管理當時清國的外交，與總理衙門“分庭抗禮”形成“兩個外交部”，形成當時清國政壇一個很奇怪的局面：中國駐外公使的公文常常既送總理衙門，也送給李鴻章。
李鴻章可以不經咨照總理衙門而直接向駐外公使發出指示。
可以說，李鴻章的政治影響力、朝廷的寵信程度等，在當時的漢族大臣中，可以說無出其右。
當然，更重要的，是李鴻章所倡導并身體力行的洋務運動，也初見成效，并在各方面顯示出蓬勃的生機和動力。
佩裡 但曆史顯然沒有按照李鴻章所設想的和願望的方向發展，命運狠狠地将一個爛柿子擲向了李鴻章。
陰差陽錯中，一切都走向了反面。
相隔不遠的島國日本，在最關鍵的時候捅了清國緻命的一刀。
1840年的鴉片戰争，沖擊的，不僅是幅員遼闊的中國。
它給島國日本帶來的，同樣有巨大的沖擊波。
甚至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給日本造成的沖擊要遠遠大于中國。
中國鴉片戰争的失敗，在日本引起的震蕩是舉國性的。
對于島國日本來說，幾千年來，一直都以不遠的中國為榜樣，中國一直是日本的老師，也是世界的中心，但這樣一個強大無比的國家，竟然輕而易舉地被西方打敗。
這樣的感覺，就像一個孩童心中力大無窮的巨人，竟然三下五除二地被一個外來人輕易擊倒——轟然倒塌聲中，那種恐慌和失落肯定是緻命而徹底的。
從地理位置上來說，這個散落在太平洋的島嶼之國與中國一衣帶水，在曆史與文化上一直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
從地理環境對于民族性格的影響來說，這個一直被汪洋包圍着的民族在内心深處一直埋藏着島嶼人才具有的恐慌意識，他們一直有着尋找歸宿的靠岸心态。
這種天生的陸地意識和求生感，決定了居住在島嶼上的人們必然要向外擴張，并為此進行瘋狂的努力；也決定了他們具有高度的警覺和攻擊性，他們能迅速察覺恐懼的存在，然後，一旦意識到危險時，便會如野獸般一躍而起，先下手為強展開攻擊。
1853年7月8日，當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佩裡準将率4艘海軍艦隊來到日本，要求日本開港通商時，日本沒有進行抵抗。
他們不是不想抵抗，而是實力相差太大了，抵抗無疑就是送死。
而且，日本已從中國鴉片戰争中吸取了教訓。
幾天後，日本允許美國官兵上岸，市政最高官員浦賀奉行以總督的名義接受了佩裡遞交的以藍色天鵝絨包着的國書。
黑船的到來引起了日本巨大的震動。
不久，佩裡再一次率領艦隊來日本。
1854年3月，日本幕府幾乎全部接受佩裡提出的要求，簽署了日本與美利堅合衆國的親善條約，即《神奈川條約》，日本開放下田和箱館兩處港口，向美國人提供淡水、糧食和煤炭；親善條約還規定了最惠國條款，承認美國在下田駐領事的權利。
随後幾年，俄國、荷蘭等國也相繼同日本締結了親善條約。
日本鎖國的大門徹底被西方列強打開。
國門大開促使了日本自身的分化與改革。
武士們以王政複古的名義推翻了在日本曆史上持續600年的幕府，扶持剛剛登基的明治天皇，建立起合法的新政府。
1868年4月15日，明治天皇頒布了《五條誓文》，這是一個推動國家變革，開啟變法
如果命運女神真正垂青東方這塊土地的話，也許，李鴻章就能成功了。
說這話是有理由的。
如果曆史按照李鴻章所設想的一直平平緩緩發展，沒有出現大波瀾的話，那麼李鴻章“始作俑”的洋務運動必然會成氣候，而且極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中國經濟和近代化的進程。
這樣的進程發展到一定規模，又會帶動相關領域，譬如政治、文化、社會、教育、民風等各方面的發展。
這樣，洋務運動所體現的，就不僅僅是它技術方面的功效，更重要的，會以一種示範的作用來帶動整個社會，由洋務運動散開廣泛的力量，慢慢推動民間和上層的改變。
于是，當民間和市場形成一定氣候的時候，那種加速度的效應必将來臨，那時，韬光養晦的李鴻章也許會迎來一飛沖天的時候。
但李鴻章偏偏就被甲午戰争撞上了，可以說，甲午戰争撞碎了李鴻章的強國夢，将他的努力付之東流，也使他的整個人生乾坤颠倒，墜入深淵。
在此之前，李中堂可謂如日中天，他不僅擔任直隸總督，而且還兼任北洋水師的總管。
他擁有重兵，旗下又有很多親信爪牙。
并且，李鴻章還以北洋大臣的身份直接管理當時清國的外交，與總理衙門“分庭抗禮”形成“兩個外交部”，形成當時清國政壇一個很奇怪的局面：中國駐外公使的公文常常既送總理衙門，也送給李鴻章。
李鴻章可以不經咨照總理衙門而直接向駐外公使發出指示。
可以說，李鴻章的政治影響力、朝廷的寵信程度等，在當時的漢族大臣中，可以說無出其右。
當然，更重要的，是李鴻章所倡導并身體力行的洋務運動，也初見成效，并在各方面顯示出蓬勃的生機和動力。
佩裡 但曆史顯然沒有按照李鴻章所設想的和願望的方向發展，命運狠狠地将一個爛柿子擲向了李鴻章。
陰差陽錯中，一切都走向了反面。
相隔不遠的島國日本，在最關鍵的時候捅了清國緻命的一刀。
1840年的鴉片戰争，沖擊的，不僅是幅員遼闊的中國。
它給島國日本帶來的，同樣有巨大的沖擊波。
甚至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給日本造成的沖擊要遠遠大于中國。
中國鴉片戰争的失敗，在日本引起的震蕩是舉國性的。
對于島國日本來說，幾千年來，一直都以不遠的中國為榜樣，中國一直是日本的老師，也是世界的中心，但這樣一個強大無比的國家，竟然輕而易舉地被西方打敗。
這樣的感覺，就像一個孩童心中力大無窮的巨人，竟然三下五除二地被一個外來人輕易擊倒——轟然倒塌聲中，那種恐慌和失落肯定是緻命而徹底的。
從地理位置上來說，這個散落在太平洋的島嶼之國與中國一衣帶水，在曆史與文化上一直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
從地理環境對于民族性格的影響來說，這個一直被汪洋包圍着的民族在内心深處一直埋藏着島嶼人才具有的恐慌意識，他們一直有着尋找歸宿的靠岸心态。
這種天生的陸地意識和求生感，決定了居住在島嶼上的人們必然要向外擴張，并為此進行瘋狂的努力；也決定了他們具有高度的警覺和攻擊性，他們能迅速察覺恐懼的存在，然後，一旦意識到危險時，便會如野獸般一躍而起，先下手為強展開攻擊。
1853年7月8日，當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佩裡準将率4艘海軍艦隊來到日本，要求日本開港通商時，日本沒有進行抵抗。
他們不是不想抵抗，而是實力相差太大了，抵抗無疑就是送死。
而且，日本已從中國鴉片戰争中吸取了教訓。
幾天後，日本允許美國官兵上岸，市政最高官員浦賀奉行以總督的名義接受了佩裡遞交的以藍色天鵝絨包着的國書。
黑船的到來引起了日本巨大的震動。
不久，佩裡再一次率領艦隊來日本。
1854年3月，日本幕府幾乎全部接受佩裡提出的要求，簽署了日本與美利堅合衆國的親善條約，即《神奈川條約》，日本開放下田和箱館兩處港口，向美國人提供淡水、糧食和煤炭；親善條約還規定了最惠國條款，承認美國在下田駐領事的權利。
随後幾年，俄國、荷蘭等國也相繼同日本締結了親善條約。
日本鎖國的大門徹底被西方列強打開。
國門大開促使了日本自身的分化與改革。
武士們以王政複古的名義推翻了在日本曆史上持續600年的幕府，扶持剛剛登基的明治天皇，建立起合法的新政府。
1868年4月15日，明治天皇頒布了《五條誓文》，這是一個推動國家變革，開啟變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