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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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袋後面靠牆的地方，藍色漆就被磨掉。
楊一平十分堅強，他在患病的十年中，堅持用逐漸喪失全部功能的肢體，給其他病友發信息、郵件鼓勵，他這樣告訴記者：“盡管文字錄入對我而言是一項艱巨的工程，一個小時輸入不了幾十個漢字，并且很累，但我十分珍惜這尚未消失的一點點能力，因為我非常清楚疾病的咄咄逼人……怨天尤人的沮喪、頹廢毫無意義，應該盡量讓生命亮出陽光的一面。
” 采寫這篇稿子的記者薛京告訴我，“漸凍人”每分每秒看着自己的身體逐漸變成石頭一樣堅硬的死亡之軀，那種大悲哀是普通人無論如何也無法理解的。
2009年我寫完《嬗變》之後，一直在考慮第二部推理小說的素材，關于推理小說的詭計設計永遠是一個說不清道不明的“靈異事件”，倒是決定将主人公之一的阿累的身份鎖定為漸凍人，确實是2008年薛京那次采訪的啟發。
我是一個對别人的痛苦有着深切的同情和感知的人，我覺得，說到底，我們這個社會中的大部分人都是漸凍人，無非是他們漸凍的是身體，而我們漸凍的是靈魂；他們的疾病是殘酷命運施加的，而我們的疾病卻是由于不敢反抗現實、隻想渾渾噩噩地活着而進行的一種自宮行為……于是他們死于ALS，而我們死于自诩為成熟的每一個瞬間。
就這樣，我寫了一個漸凍人的故事。
某個夏天的晚上，一群朋友聚在一起，每個人講一個恐怖故事，其中一個人講述的“鏡子殺人”，不久之後竟然真的發生，而犯罪現場與故事情節無比契合，留給偵探的唯一線索就是一地破碎的鏡片…… 小說中的大部分情景和人物都是真實的，郭小芬、劉新宇、朱志寶、馬笑中、張燚、愛新覺羅·凝自不必說，都是我現實中的朋友，就連給雪兒治病的神經科主任的名字都叫“薛京”。
至于阿累的房間牆上那道暗黃色的弧形，正是楊一平留下的印迹。
書中的反面人物也大都有原型，樊一帆、楊薇之流，相信讀者在現實生活中都不難找到，這群由于極度空虛和無聊，每天都在想方設法尋求刺激的“找樂一族”，将整個世界當成一個碩大無朋的遊戲場，他人不是遊戲的道具，便是遊戲的背景，盡可以耍弄和虐殺，受害者的哭泣與呻吟，往往能引爆他們巨大的快感和成就感，從這個意義上講
楊一平十分堅強，他在患病的十年中，堅持用逐漸喪失全部功能的肢體，給其他病友發信息、郵件鼓勵，他這樣告訴記者：“盡管文字錄入對我而言是一項艱巨的工程，一個小時輸入不了幾十個漢字，并且很累，但我十分珍惜這尚未消失的一點點能力，因為我非常清楚疾病的咄咄逼人……怨天尤人的沮喪、頹廢毫無意義，應該盡量讓生命亮出陽光的一面。
” 采寫這篇稿子的記者薛京告訴我，“漸凍人”每分每秒看着自己的身體逐漸變成石頭一樣堅硬的死亡之軀，那種大悲哀是普通人無論如何也無法理解的。
2009年我寫完《嬗變》之後，一直在考慮第二部推理小說的素材，關于推理小說的詭計設計永遠是一個說不清道不明的“靈異事件”，倒是決定将主人公之一的阿累的身份鎖定為漸凍人，确實是2008年薛京那次采訪的啟發。
我是一個對别人的痛苦有着深切的同情和感知的人，我覺得，說到底，我們這個社會中的大部分人都是漸凍人，無非是他們漸凍的是身體，而我們漸凍的是靈魂；他們的疾病是殘酷命運施加的，而我們的疾病卻是由于不敢反抗現實、隻想渾渾噩噩地活着而進行的一種自宮行為……于是他們死于ALS，而我們死于自诩為成熟的每一個瞬間。
就這樣，我寫了一個漸凍人的故事。
某個夏天的晚上，一群朋友聚在一起，每個人講一個恐怖故事，其中一個人講述的“鏡子殺人”，不久之後竟然真的發生，而犯罪現場與故事情節無比契合，留給偵探的唯一線索就是一地破碎的鏡片…… 小說中的大部分情景和人物都是真實的，郭小芬、劉新宇、朱志寶、馬笑中、張燚、愛新覺羅·凝自不必說，都是我現實中的朋友，就連給雪兒治病的神經科主任的名字都叫“薛京”。
至于阿累的房間牆上那道暗黃色的弧形，正是楊一平留下的印迹。
書中的反面人物也大都有原型，樊一帆、楊薇之流，相信讀者在現實生活中都不難找到，這群由于極度空虛和無聊，每天都在想方設法尋求刺激的“找樂一族”，将整個世界當成一個碩大無朋的遊戲場，他人不是遊戲的道具，便是遊戲的背景，盡可以耍弄和虐殺，受害者的哭泣與呻吟，往往能引爆他們巨大的快感和成就感，從這個意義上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