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精英、霸權與我們世界的未來：圍繞《沉船貴客：精英政治與大國的衰落》的讨論并紀念理查德·拉克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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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強調帝國主義不應當簡單地被看作一種可以随時更改的政策。
這個認識非常重要。
但是，在拉克曼的讨論中，并未太多涉及關于帝國主義、帝國和霸權三個概念之間的辨析，更沒有回應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特别是列甯主義這條線索上對于帝國主義本身的讨論。
列甯的“消失”本身反映了一個極具價值的思想症候。
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帝國主義”這個詞開始進入英語公共領域時，最初被用于攻擊拿破侖在歐洲的擴張。
随着英國全球帝國主義政策的發展，這個詞逐漸演變為一個中性詞乃至褒義詞。
這個過程就伴随着将“帝國主義”的内涵限定為政府“政策”。
由此再來看拉克曼把帝國“去貶義化”，同樣包含了去道德色彩的内涵。
他對帝國和霸權的區分是一種結構性的區分，承認霸權可以超脫于領土政策而形成。
因此，雖然英國的帝國沒有了，但是其霸權仍能延續到“二戰”的結束。
抽離了曆史唯物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是這種帝國主義觀的核心問題之一。
将霸權、帝國主義用作中性詞，實際上回避了馬克思主義讨論帝國主義的核心問題意識。
為什麼我們不能回避帝國主義本質的問題？這就需要我們回到列甯的帝國主義論述。
雖然列甯的帝國主義論有很強的曆史目的論色彩，但為受帝國主義霸權壓迫的人提供了一種渴望，也是一種激勵。
他強調，帝國主義這種霸權模式終究要衰亡，這是其結構所決定的必然結果。
如果我們不去談列甯的問題，不去談革命黨的問題，群衆運動則勢必會成為無組織的庸衆，無法給未來帶來任何希望。
這是拉克曼和其他學者所欠缺的。
拉克曼似乎寄希望于民主黨内部精英階層的自我發現和博弈，如桑德斯就被視為一種可能的未來。
這是一種改良主義的路線。
拉克曼的精英概念顯得極其含糊。
我認為，不談階級分析去談精英，回避列甯批判的資本主義國家問題，談一個似乎是浮于曆史之上的精英階層，就沒有辦法理解為什麼英國在19世紀末期會走上那樣的帝國發展道路的。
1840年之後，英國金融帝國的崛起，有一個從商業自由主義轉向金融自由主義的過程。
如果抽離了階級分析，就無法看到許多權力的鬥争與分配是以階級展開的。
這種轉向似乎就是單純的一批新精英替代另一批舊精英的過程。
但這更多地是同一個階層内部的代際接續。
同樣，今天的批評者認為“新自由主義”破壞了美國。
但是，如果我們曆史地去看，新自由主義其實并不新。
正如列甯指出的，資本需要寄生于國家之中。
而波蘭尼則進一步提出了資本對國家的“嵌入”。
兩者都揭示了資本左右國家的形式雖然并不固定，但是這種寄生關系始終存在。
在這個前提下，國家與“精英”可能并不是兩個相互獨立的力量，可以相互博弈或蠶食。
張昕：拉克曼框架裡面的确有很多阿瑞基的影子，但是這樣的框架似乎并不能解釋當下中美之間的關系。
一開始中國對美國是單向的學習、趕超和模仿，逐步發展到後來的競争态勢。
我曾在我的文章中提出，中國整個經濟的金融化速度非常快，到21世紀第一個十年左右，整個國民經濟的金融化程度可能跟美國已經非常接近，甚至在個别指标上已經超過美國了。
這種結構性變化給我們的分析帶來了難度，因為拉克曼也好，阿瑞基也好，都認為産業資本與金融資本之間是更替的周期。
而我們面對的這個正在展開的周期可能和他們描述的邏輯不一樣了：可能的替代者和原霸權呈現同樣的結構特征。
此外，即使現在核心國家整個國民經濟的金融化程度已經這麼高了，我們還在用傳統意義上對于金融資本和産業資本的劃分。
這是我困惑的地方。
以今天中國的平台企業為例，今天可能是投共享單車，明天是滴滴，後天就變成影視圈IP改編，本質卻是金融運作。
你說這是金融資本，還是産業資本？這兩者之間的界限已經很模糊了。
那麼，原來常見的精英身份的界定、不同精英群體相互競争結構的界定，還合理嗎？這是我們需要面對的新問題。
第二點是，在中美同時經曆金融化的過程中，一個共同的利益群體逐漸成形，雖然有各自鮮明的國别特征，但在慢慢形成一個跨國别的群體。
但是經過2008年的金融危機，再到2018年整個全球宏觀層面政治上的沖突，之前中美之間實質的“趨同”(convergence)和微妙的利益共同體，好像在政治上碰到了一個重大的障礙。
現在中美口頭上經常說所謂的經濟“脫鈎”，已經影響到各種跨國精英團體的利益。
這個前景會怎麼樣？現在不太清楚。
最後，拉克曼整個框架中重點分析的都是海洋帝國，其中精英結構的變遷受到帝國中心跟殖民地之間關系的影響。
他在書的前言部分提到了為什麼排除了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和沙俄帝國這三個大陸帝國。
而這三個帝國在18—19世紀大規模地擴張，後來又被迫收縮，甚至解體，其中心與殖民地關系不同，精英關系變化的邏輯也許也不同——因為大陸擴張是連續的。
恰恰是這幾個帝國，可能跟中國近現代的經曆更相似。
我們今天反複說到精英跟國家的關系，而中國的經曆不管是曆史上的還是當代的，精英之間水平的競争程度好像一直不高。
因此，需要更多考慮國家和精英之間的縱向關系變化，這與上述幾個帝國更加相似。
比如，我的一個研究是關于當代中國、俄羅斯、土耳其的比較研究，看這幾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最近三十年在歐亞大陸空間如何擴張，在這個過程中如何調用近代的帝國資源。
五 方法論的反思 宋念申：拉克曼最大的問題，是把社會學學者的想象放在曆史中。
讀曆史學作品的時候，一定要理解作者背後的焦慮到底是什麼。
拉克曼在前言中說，他動念頭想寫這本書是布什政府時期，完成這本書是特朗普上台的前幾個月。
這兩個時段串聯起來是美國21世紀初的曆史。
他對美國有焦慮，就想找曆史上的規律去證明。
董一格：我還想就布林真值表提問。
拉克曼實際上用的是歸納法，然後用這種不完全歸納去“證明”他已經提出來的一個所謂普遍規律。
但是在今天，社科方法論有了更多發展，我們有沒有更加非決定論的分析工具，去處理曆史社會學問題？ 另外，關于時間性的問題，阿瑞基認為每次霸權更疊的周期會加快，比如英國霸權花了一百多年稱霸，美國花的時間更短。
我認為拉克曼是意識到世界—曆史時間(world-historicaltime)的變化的，而不是認為霸權發展的時間是完全線性的、每一個周期是完全同質化的。
張楊：我最後還有一個評論。
20世紀八九十年代像邁克爾·曼、蒂利等研究戰争、國家這些大題目，從20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曆史社會學做東西有一點窄了，研究婚姻網絡、精英關系或者巴黎社區的改造，用社區關系取代了階級，然後開始講事件的作用。
上一代學者秉承馬克思、韋伯的傳統，大開大合，到後面學者關注得特别細，以小為美，不再做普适性的理論，也不願意做大幅度的比較和長時段的曆史。
總體來說，跟其他的相鄰學科相比，學科的影響力式微了。
這給我們提出了一個挑戰：如何在保持理論深度、方法論的嚴肅性以及史實精确性的前提下，把話題和分析做大做寬，而不是做小做窄，怎麼恢複當年曆史社會學的大開大合？ 【參考文獻】 [意]傑奧瓦尼·阿瑞基著，姚乃強、嚴維明、韓振榮譯，2001，《漫長的20世紀：金錢、權力與我們社會的根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英]齊格蒙·鮑曼著，歐陽景根譯，2003，《共同體：在一個不确定的世界中尋找安全》，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美]理查德·拉克曼著，郦菁、維舟、徐丹譯，2013，《不由自主的資産階級：近代早期歐洲的精英鬥争與經濟轉型》，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
[英]E.P.湯普森著，錢乘旦譯，2013，《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南京：譯林出版社。
Arrighi,Giovanni.2010.TheLongTwentiethCentury:Money,Power,andtheOriginsofOurTimes.London:Verso. Lachmann,Richard.1990.“ClassFormationwithoutClassStruggle:AnEliteConflictTheoryoftheTransitiontoCapitalism.”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55):398—414. ——.2020.FirstClassPassengersonaSinkingShip:ElitePoliticsandtheDeclineofGreatPowers.London:VersoBooks.
這個認識非常重要。
但是，在拉克曼的讨論中，并未太多涉及關于帝國主義、帝國和霸權三個概念之間的辨析，更沒有回應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特别是列甯主義這條線索上對于帝國主義本身的讨論。
列甯的“消失”本身反映了一個極具價值的思想症候。
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帝國主義”這個詞開始進入英語公共領域時，最初被用于攻擊拿破侖在歐洲的擴張。
随着英國全球帝國主義政策的發展，這個詞逐漸演變為一個中性詞乃至褒義詞。
這個過程就伴随着将“帝國主義”的内涵限定為政府“政策”。
由此再來看拉克曼把帝國“去貶義化”，同樣包含了去道德色彩的内涵。
他對帝國和霸權的區分是一種結構性的區分，承認霸權可以超脫于領土政策而形成。
因此，雖然英國的帝國沒有了，但是其霸權仍能延續到“二戰”的結束。
抽離了曆史唯物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是這種帝國主義觀的核心問題之一。
将霸權、帝國主義用作中性詞，實際上回避了馬克思主義讨論帝國主義的核心問題意識。
為什麼我們不能回避帝國主義本質的問題？這就需要我們回到列甯的帝國主義論述。
雖然列甯的帝國主義論有很強的曆史目的論色彩，但為受帝國主義霸權壓迫的人提供了一種渴望，也是一種激勵。
他強調，帝國主義這種霸權模式終究要衰亡，這是其結構所決定的必然結果。
如果我們不去談列甯的問題，不去談革命黨的問題，群衆運動則勢必會成為無組織的庸衆，無法給未來帶來任何希望。
這是拉克曼和其他學者所欠缺的。
拉克曼似乎寄希望于民主黨内部精英階層的自我發現和博弈，如桑德斯就被視為一種可能的未來。
這是一種改良主義的路線。
拉克曼的精英概念顯得極其含糊。
我認為，不談階級分析去談精英，回避列甯批判的資本主義國家問題，談一個似乎是浮于曆史之上的精英階層，就沒有辦法理解為什麼英國在19世紀末期會走上那樣的帝國發展道路的。
1840年之後，英國金融帝國的崛起，有一個從商業自由主義轉向金融自由主義的過程。
如果抽離了階級分析，就無法看到許多權力的鬥争與分配是以階級展開的。
這種轉向似乎就是單純的一批新精英替代另一批舊精英的過程。
但這更多地是同一個階層内部的代際接續。
同樣，今天的批評者認為“新自由主義”破壞了美國。
但是，如果我們曆史地去看，新自由主義其實并不新。
正如列甯指出的，資本需要寄生于國家之中。
而波蘭尼則進一步提出了資本對國家的“嵌入”。
兩者都揭示了資本左右國家的形式雖然并不固定，但是這種寄生關系始終存在。
在這個前提下，國家與“精英”可能并不是兩個相互獨立的力量，可以相互博弈或蠶食。
張昕：拉克曼框架裡面的确有很多阿瑞基的影子，但是這樣的框架似乎并不能解釋當下中美之間的關系。
一開始中國對美國是單向的學習、趕超和模仿，逐步發展到後來的競争态勢。
我曾在我的文章中提出，中國整個經濟的金融化速度非常快，到21世紀第一個十年左右，整個國民經濟的金融化程度可能跟美國已經非常接近，甚至在個别指标上已經超過美國了。
這種結構性變化給我們的分析帶來了難度，因為拉克曼也好，阿瑞基也好，都認為産業資本與金融資本之間是更替的周期。
而我們面對的這個正在展開的周期可能和他們描述的邏輯不一樣了：可能的替代者和原霸權呈現同樣的結構特征。
此外，即使現在核心國家整個國民經濟的金融化程度已經這麼高了，我們還在用傳統意義上對于金融資本和産業資本的劃分。
這是我困惑的地方。
以今天中國的平台企業為例，今天可能是投共享單車，明天是滴滴，後天就變成影視圈IP改編，本質卻是金融運作。
你說這是金融資本，還是産業資本？這兩者之間的界限已經很模糊了。
那麼，原來常見的精英身份的界定、不同精英群體相互競争結構的界定，還合理嗎？這是我們需要面對的新問題。
第二點是，在中美同時經曆金融化的過程中，一個共同的利益群體逐漸成形，雖然有各自鮮明的國别特征，但在慢慢形成一個跨國别的群體。
但是經過2008年的金融危機，再到2018年整個全球宏觀層面政治上的沖突，之前中美之間實質的“趨同”(convergence)和微妙的利益共同體，好像在政治上碰到了一個重大的障礙。
現在中美口頭上經常說所謂的經濟“脫鈎”，已經影響到各種跨國精英團體的利益。
這個前景會怎麼樣？現在不太清楚。
最後，拉克曼整個框架中重點分析的都是海洋帝國，其中精英結構的變遷受到帝國中心跟殖民地之間關系的影響。
他在書的前言部分提到了為什麼排除了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和沙俄帝國這三個大陸帝國。
而這三個帝國在18—19世紀大規模地擴張，後來又被迫收縮，甚至解體，其中心與殖民地關系不同，精英關系變化的邏輯也許也不同——因為大陸擴張是連續的。
恰恰是這幾個帝國，可能跟中國近現代的經曆更相似。
我們今天反複說到精英跟國家的關系，而中國的經曆不管是曆史上的還是當代的，精英之間水平的競争程度好像一直不高。
因此，需要更多考慮國家和精英之間的縱向關系變化，這與上述幾個帝國更加相似。
比如，我的一個研究是關于當代中國、俄羅斯、土耳其的比較研究，看這幾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最近三十年在歐亞大陸空間如何擴張，在這個過程中如何調用近代的帝國資源。
五 方法論的反思 宋念申：拉克曼最大的問題，是把社會學學者的想象放在曆史中。
讀曆史學作品的時候，一定要理解作者背後的焦慮到底是什麼。
拉克曼在前言中說，他動念頭想寫這本書是布什政府時期，完成這本書是特朗普上台的前幾個月。
這兩個時段串聯起來是美國21世紀初的曆史。
他對美國有焦慮，就想找曆史上的規律去證明。
董一格：我還想就布林真值表提問。
拉克曼實際上用的是歸納法，然後用這種不完全歸納去“證明”他已經提出來的一個所謂普遍規律。
但是在今天，社科方法論有了更多發展，我們有沒有更加非決定論的分析工具，去處理曆史社會學問題？ 另外，關于時間性的問題，阿瑞基認為每次霸權更疊的周期會加快，比如英國霸權花了一百多年稱霸，美國花的時間更短。
我認為拉克曼是意識到世界—曆史時間(world-historicaltime)的變化的，而不是認為霸權發展的時間是完全線性的、每一個周期是完全同質化的。
張楊：我最後還有一個評論。
20世紀八九十年代像邁克爾·曼、蒂利等研究戰争、國家這些大題目，從20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曆史社會學做東西有一點窄了，研究婚姻網絡、精英關系或者巴黎社區的改造，用社區關系取代了階級，然後開始講事件的作用。
上一代學者秉承馬克思、韋伯的傳統，大開大合，到後面學者關注得特别細，以小為美，不再做普适性的理論，也不願意做大幅度的比較和長時段的曆史。
總體來說，跟其他的相鄰學科相比，學科的影響力式微了。
這給我們提出了一個挑戰：如何在保持理論深度、方法論的嚴肅性以及史實精确性的前提下，把話題和分析做大做寬，而不是做小做窄，怎麼恢複當年曆史社會學的大開大合？ 【參考文獻】 [意]傑奧瓦尼·阿瑞基著，姚乃強、嚴維明、韓振榮譯，2001，《漫長的20世紀：金錢、權力與我們社會的根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英]齊格蒙·鮑曼著，歐陽景根譯，2003，《共同體：在一個不确定的世界中尋找安全》，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美]理查德·拉克曼著，郦菁、維舟、徐丹譯，2013，《不由自主的資産階級：近代早期歐洲的精英鬥争與經濟轉型》，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
[英]E.P.湯普森著，錢乘旦譯，2013，《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南京：譯林出版社。
Arrighi,Giovanni.2010.TheLongTwentiethCentury:Money,Power,andtheOriginsofOurTimes.London:Verso. Lachmann,Richard.1990.“ClassFormationwithoutClassStruggle:AnEliteConflictTheoryoftheTransitiontoCapitalism.”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55):398—414. ——.2020.FirstClassPassengersonaSinkingShip:ElitePoliticsandtheDeclineofGreatPowers.London:Verso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