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麗瑪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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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心回中國的時候，我年紀已然不小，說行将踏上老年的門檻也不為過。
一生中，未來的日子注定少于過去的日子，眺望少于回憶。
亦梅跟我反複讨論了很多次：你想好了嗎？真的要回去嗎？ 臨上飛機前的最後一個下午，我們到附近的小樹林去散步，那天冷得通透，太陽從雲層裡折射出金光，整個柏林像封在一塊寶石之中。
之前的幾個月，我們忙于開拔，顧不上離愁，跟房東退租、結紮行李——光是分類捆紮那些畫冊和小雕塑就讓亦梅花去了整整兩個星期——托運重要的大件、跟代理畫廊結算、處理帶不走的家具、中止我的社會保險、跟我即将去任教的大學遠程反複溝通人事手續……忙得人仰馬翻。
我們不敢停下，生怕一旦放慢節奏，整樁事情就顯得特别不真實，最後可能會徹底喪失勇氣。
來德國二十年，已經長出了不小的根須，拔離土壤就是割舍，移植一棵樹都傷筋動骨，何況是人。
亦梅的臉圍在很厚的蘇格蘭大圍巾裡，默默低頭走路。
綠地入口的小道，一個塞着耳機跑步的男人，歉意地放慢速度，側身給我們讓路，他後邊一隻金毛，以勻速小跑緊跟着主人。
我對亦梅說，我給你拍張照吧，以後來這兒的機會就少了。
那天晚飯我們是在伊馮家吃的，伊馮烤了一隻火雞，“林，這個感恩節你不能在這裡過了，這隻火雞是為你提前烤的”。
二十年前我來德國，伊馮是我的擔保人。
當時她是個灰發、瘦削的中年婦人，現在已經成為一個灰發、瘦削的老太太。
深深的法令紋，不苟言笑，骨節突出，個子很高，喜歡穿冷色長袍，戴尺幅宏大的首飾。
好像隻要遞給她一把掃帚，她馬上就可以騎上去飛走。
她在洪堡大學附近經營一間叫做UND的小畫廊，聽說她之前有個丈夫，是德國有名的裝置藝術家。
在她四十歲生日那天，丈夫離家出走，此後再沒回來。
這個故事柏林藝術圈的人都知道，但是我從來不敢當着她的面問她，她自己也從不提起。
剛到德國的時候我瑟縮得像隻雞仔，雖然我在國内也是留絡腮胡穿喇叭褲、人高馬大的時髦青年。
異文化完全剝去了我的驕傲，德語聽不懂，英語也夠嗆，晚上讀語言學校，白天就在街頭給人寫生。
不懂讨價還價，别人給多少是多少，我一律抱以啞謎般的微笑。
那是九十年代初期，柏林牆剛剛倒塌不久，新的秩序并未在一夜之間來臨。
城市裡的殘垣斷壁，像傷口的縫合線，還來不及結成疤痕，一切都像是在提醒我這個異鄉人，世界上沒有永恒的東西。
人們行色匆匆，跟我一樣滿臉茫然的流浪漢也有不少。
我進了藝術大學，課餘在伊馮的畫廊幫忙打工。
她的畫廊不大，但展覽挺密。
我嘴巴不夠使，力氣是有的，布展撤展都能幫上忙，加上我出國前特意學了裝裱和做框，幫伊馮省了不少事，她很快允許我在她庫房辟出一角來畫畫，那裡冬天暖和。
有一天，伊馮突然問我：林，這個周末你願意跟我一起去教堂嗎？ 那天柏林飄雪，為了節省地鐵費，我裹着肥大的棉服一路走到教堂，鼻子凍得通紅，但走出了一身細汗。
摘了大絨帽，睫毛上的雪粒在進門一瞬間化成淚珠。
溫暖的哥特式教堂燈火通明，飄出芬芳的氣味，連我的汗味都變潔淨了。
教堂當天有唱詩班活動，很多人忙碌地走來走去做準備工作，我餓極了似的去看那些天頂畫和祭壇畫，驚喜又貪婪，恨不得把目之所見都吞下肚去。
有一尊聖母子的雕像，不是宗教程式化的莊嚴行止，聖嬰伸出兩隻肉嘟嘟的胖手，去摸母親的臉龐，聖母還不習慣人母身份，一臉少女式的嬌羞，竟是世俗人倫。
我看得呆了，掏出個本子來臨摹，沒留神伊馮去了哪裡。
活動開始的時候我大吃一驚，穿着牧師服站在台上布道的就是伊馮。
我試圖跟上伊馮的語速，很快我就放棄了，我聽不太懂她到底講了什麼，但管風琴響起來的時候我感受到了一顆信徒的心。
我并不信教，我隻是随時願意臣服于美。
伊馮告訴我，藝術家都很酷，信奉上帝在他們眼裡是老土的事情，她很少跟藝術圈的人提及她在當地的神學院進修課程，今天教區牧師病了，請她來頂替，這是難得的練習布道的機會。
後來我經常跟伊馮一起去教堂，尤其喜歡後面的墓園，那裡種滿玫瑰，有一棵極大的樹，樹蔭如洗。
我的孩子出生後，伊馮就成了她的教母。
等到飛機騰空而起，機艙裡的雙語廣播出現了确鑿無誤的普通話，我才驚慌地醒悟到，我真的要回家了。
從飛機上俯瞰回家之路，總的來說，就是先飛過一片綠，然後飛過一片藍，最後飛進一片黃。
在高空俯瞰光秃秃的山脈，也不過是墳起的土丘。
弟弟死了，葬在農場的田地裡，就是這樣隆起的一抔黃土。
家裡沒有費事請吹鼓手，活人尚且自顧不暇，何況是個未成年的孩子。
當時我剛剛六歲，并不懂大人的悲苦，隻記得那之後的一個月，媽媽就帶着大姐姐去了後山另一個村莊，那裡有一座民辦的小學需要老師，管飯，一天兩頓。
姐姐那時候十三歲，已經知道要臉，我和哥哥們去食堂等吃的，叫她，她不肯去。
時間一到，我們像狼崽子一樣跑得飛快，布鞋底恨不得在地上擦出嗖嗖的火花。
我餓。
爸爸在師範當老師，我們三兄弟跑到大食堂，掐準學生剛剛吃完的時候，飯桶底刮一刮，有時還能聚出一把米。
如果是稀飯，桶外沿總會挂住一點，已經快要凝住，可以用舌頭舔掉。
地上有時候能撿到一點點饅頭或者山芋皮，不過這種機會很少，撞上一次幾乎是過節。
大師傅心情好的時候，會給我們盛一個幾乎沒有任何菜葉的湯底，大多數時候，他用勺子敲我們的腦袋，趕我們走。
爸爸看見我們，就像沒有看見。
他變不出午飯來，他不能攔着他的孩子自己找食吃。
他有時候會搓一下我的頭頂，心不在焉地說，“闵生，你要下勁吃啊，現在你變成家裡的老幺了。
” 童年很多事我忘記了，隻有饑餓深深地刻在了骨頭裡。
後來在異國他鄉，每次教堂施舍面包，不管我需要不需要，我一定會拿。
我喜歡德國南部，比起北方的冷硬，南方人更溫柔，面包也更多。
媽媽走了，我們都松了一口氣。
她的床現在空了，一條條稀疏的床闆，像弟弟死前凸出來的肋骨。
臨走的時候，她帶走了床上的每一塊布，印着喜鵲的玫色床單，花格子枕頭巾，夏天的毛巾被，毛巾已經秃了，她喜歡用來紮頭發的手絹，還有那些綴補得看不出顔色的拼布。
“三兒，你想媽媽嗎？”大哥問我。
“不想。
”我把腳跷起來，挂在牆上。
我特别喜歡看家裡的牆，糊了很多報紙，糊得那是相當的好看。
上面盡是看不懂的外國字。
穿着圍裙的金發姑娘在查看她的紡錘；一群孩子圍住父親讨要玩具，父親手裡拎着個箱子，另一個手藏在背後；穿條紋衣服的小夥子摟住了來獻花的小女孩，他們褐色的頭發一縷一縷的，像剪斷了的麻繩，帽子後面還有飄帶。
大哥告訴我說，那個條紋衣服叫海魂衫。
“喊魂衫？” “不是，大海的海，水手穿的。
”他用手在報紙上蹭了蹭，“等我長大了，也得來這麼一件。
” 媽媽在家的時候，規矩很大，她話少，不愛做飯，偶爾做一頓，也不中吃。
跟哪個孩子都不親，我不記得她曾經抱過我。
她的床特别幹淨，我們誰都不敢坐，一坐就打。
她怕我們身上有灰。
她揍伢兒很有章法，抄起笤帚，有一下是一下，每下都不含糊。
家裡來了客人，凳子不夠坐，她就使勁用眼睛瞪别人，她戴着高度近視眼鏡，眼睛在鏡片後變得更暗，瞪得别人不敢在她床邊上擱屁股。
後來她用洗幹淨的舊布绗了塊厚墊子，鋪到床邊，算是給床戴一個防毒口罩。
“人的屁股最髒，最臭，你知道他之前坐到哪裡？怎麼可以一屁股放到我床上？床是多聖潔，晚上要睡覺，做夢的地方。
被人家的屁股坐了，一直到晚上，你躺在那裡，還聞到一股子别人的油屁味。
” 大哥掀起了報紙，對二哥眨了眨眼睛，我也趕緊爬過去，湊頭看時，在報紙的裡層，竟然還貼着報紙。
上面的圖案很吓人，一個女的光着身子坐在草地上，身邊還有幾個穿得很神氣的男人，地上放着吃的喝的；一個女的躺在床上，半撅個大屁股對着我們，對面有個長翅膀的小人，舉着鏡子給她照。
還有一個頭發很多的女的，用兩個手指捏着另外一個女子的奶頭，兩個人互相不看，眼睛都盯着前面，好像在逼人表态，表情又笑又不是笑。
哥哥們很緊張，我聽見他們喉嚨裡發出含混的聲音。
這應該是爸爸貼的，但是被他們發現了。
“不可以告訴爸爸。
”他們一起掉頭叮囑我。
我漸漸大了，有時候我們光着腳到河裡去摸魚，下了雨之後，可以采蘑菇。
很多東西都可以吃，有一種叫一串紅的花，紅通通的像一串串鞭炮，每個小炮仗拔下來，花萼的地方是一個小囊，放在嘴唇上一抿，裡面裝了一兜蜜。
三葉草的紅色莓果是可以吃的，樹上的刺梨也是。
我們是兩條腿走路的羊，在山野裡遇到任何可吃的東西，就停下來啃一氣。
或者像螞蟻一樣搬回家去。
春天可以挖到野菜，夏天的青蛙和知了都是高蛋白的美味，爬樹撸下來的槐花，燙一燙可以剁碎了和進面餅子裡，南瓜花、紫藤花和荷花也都是可以吃的，在農民收過的地裡，仔細刮一刮，能刨出漏網的紅薯和地瓜，樹皮和葛根也是可以下咽的，我和哥哥都學會了種菜和做飯，想了很多辦法喂飽自己。
回國後的第一個感覺，我竟然在自己的故土活成了一個異鄉人。
我将要去執教的蕪城大學跟我記憶中的那所學校相比，不但名稱變了，連地址都變了。
新崛起的大學城像一個巨大的模型，馬路遙闊得望不到邊。
學校離放假不遠了，于是我們就有了一個冬天的時間，來鋪開我們的新生活。
拿到課時安排，我吓了一跳，除了帶研究生，還要負責本科生的大課，研究生二十四人，大課将近一百人。
我對亦梅說，這不是上課，這是放羊。
藝術能教嗎？我也想知道。
那時大哥考上了藝術學校，沒事背個夾子到處畫，我還在讀高中，羨慕得眼睛裡都滴出了口水。
我問爸爸，我要不要也去考？爸爸搖搖頭，不要。
他把我畫的畫貼在牆上：老頭走在自己漫長的影子裡，天上一輪月亮比老頭還大。
一個滿臉驚恐的人，看着自己的下半身一點一點地變成铠甲。
無數青蛙如稻田鴉群飛起，在火光沖天的夜裡遮住了月亮。
門口的水窪，下雨的時候變成天空的哈哈鏡。
我不懂透視原理，構圖也毫無章法，哥哥好奇地圍過來看，想知道憑什麼我的亂塗亂畫讓爸爸這麼重視。
“因為他誇張。
他像德國表現主義。
” 那幾年父親生活得稍微自如一些了，有時候，喝了點小酒，會跟我們複述他年輕時候的事情。
學蔣介石的一口慈溪話，黃埔軍校點名：“林少傑！”“到！”他像彈簧一樣跳起來，腰闆筆直，下巴前伸，手逼緊地貼着褲縫，臉漲得通紅，差點打翻了面前的酒杯。
酒醒了，告誡我們哥幾個，不要從文。
“我拼了老命，跟你們講，千萬不要搞文學，千萬不要寫詩歌。
看看爸爸，文人沒有好下場。
” 父親不是武将，日本投降時的降書，他是參與的翻譯之一，因此很年輕就當上少校，在國民政府裡，是文職的軍官，連槍都沒有摸過。
以後半生，每逢運動，他就首當其沖。
一開始，他還試圖說理，因為他在職的階段是國共合作時期，翻譯日本投降書，也是為抗戰做貢獻。
後來發現，越辯越糟，鬥争的精髓在于鬥，至于為什麼鬥，沒人真正在乎。
他本可以成為一個畫家，更早的時候，上過蘇州美專，是顔文樑的學生。
“後來被勸退了，因為畫得誇張。
” 那時繪畫教育還不是蘇聯寫實主義的天下，但“形準”依然是最基礎的标準，是畫畫人的起步價，無論國畫還是西畫。
父親出手，形永遠不準。
讀了一年多，幾個老師一合計，這孩兒不笨，可惜，天生不是畫畫的材料，勸他另擇專業吧。
于是他輾轉考進了國立江蘇大學，也就是後來的國立中央大學，改修文學，輔修日語和拉丁文。
畫畫沒有絕對真理，畫得不準确，不準确得妙趣橫生，蘇州美專有一個老師挺喜歡我的畫，但是他不敢講。
你知道嗎，闵生，美國有個畫家，坐在疾馳的汽車上，讓司機把車子開得飛快，他在車上速寫。
線條完全是失控的，視覺裡所有東西都在流動，包括他的手，他試圖控制，但最後總是會屈服于偶然性。
他放下端住酒杯的手，模拟了一個捏鉛筆的動作，大拇指和食指捉住，筆尖豎着，在空氣中摩擦，青筋暴起來，劇烈抖動：“屈服于偶然性”。
回來有整整半年都是各種接風洗塵的局，好像我身上有多麼厚的塵埃等着滌蕩似的。
在國外這些年，我和亦梅過成了離群索居的隐士，是性格使然，也是生活方式。
回到“中國速度”的時區，像兩尊剛剛刨出坑的出土文物，需要一洗再洗。
那天亦梅不在，接風已經接到了第二輪。
第一輪都是以家庭為單位出席，伉俪雙雙，像禮節性國事訪問，互相厮認，等到第二次，就剩下純爺們，避開女眷喝杯私房酒。
我們都喝了不少，在蕪城最好的餐廳，當天負責做東的羅胖子也是發小。
小時候個頭就矮，但是被人揍了一定找回來，踢足球的時候，像火車頭一樣帶球往前沖，沒人敢和他撞。
現在越發往橫裡長，蓄了胡子，長出幾分威嚴。
揚揚下巴，他的司機就扛上來一箱設拉子。
又揚揚下巴，冰上，先醒一醒。
我曉得你現在是洋舌頭，不敢在外頭亂買酒給你喝，這是我去年在法國收購的酒莊，好不好，是個地道，你給鑒定下？我笑，你高看我了，我哪裡懂，在德國，兩杯啤酒就把我放倒了。
喝。
能喝不能喝都得喝。
我們一桌人，橫三豎四，怎麼把一箱酒喝空的也不知道，滿桌子稀罕菜裡隻記住了一道：油炸知了。
我一個人對着那滿滿一盤蟲子嘿嘿嘿傻樂半天：原來是你？你這不體面的東西，還漲身價了。
喝完東倒西歪想回家，大夥兒又說去洗澡。
我說，洗不動了，喝成這樣，熱水一泡，暈、暈在池子裡。
羅胖子眼珠子轉轉，有道理，要不咱們去天上人間吧，帶闵生開開眼。
醒來時我已經在房間裡，身邊一個頭發染成金黃色的姑娘，再一看，吓！是兩個！長得一模一樣，穿得也一模一樣。
我大駭，從床上翻身坐起，引得她們格格一陣嬌笑。
放心，又沒得強奸你。
其中一個頭發顔色深一點的姑娘說。
我衣服呢？ 給你扒喽，洗手池子裡泡到，都吐髒了，内褲還給你留着。
你要願意，扒了也行。
給我衣服，我要回家。
急什麼，給你你也穿不了。
淺頭發的姑娘走過來，笑吟吟的，撥弄了一下我。
羅胖子呢？你們叫羅胖子來。
手機，手機給我。
我手打開，在空中撈了兩下。
手機上有亦梅的八個未接來電，我想了下，還是先給羅胖子打，沒人接，再打，還是沒人接。
我虛起眼睛，辨認了一下時間，半夜兩點多。
深頭發看看淺頭發，撇撇嘴，淺頭發一屁股坐進沙發，跷起二郎腿玩指甲。
我頭皮發沉，嘴裡發苦，心下盤算，現在馬上回家，也隻能穿着酒店的浴袍，恐怕更壞事。
衣服就算洗了，也來不及幹，這會子沒地兒去買。
我接着打羅胖的電話，這龜孫子竟然徹底關機了。
我不敢給亦梅打電話，生怕這兩個咯吱咯吱的大姑娘在旁邊搞出什麼動靜來，于是我發了條短信：大了，剛才睡過去了，在羅胖家，明早回來。
老闆，說吧，雙飛怎麼個飛法？深頭發姑娘蹴過來，把尖尖的下巴窩子擱在我膝蓋上。
你兄弟把你撂這兒前放話了：你倆是姐妹，我倆是兄弟，不把我兄弟全心全意伺候好，你姐妹就别想見着一毛錢。
聽說嬰兒時期的我特别擅長哭泣，冷了，熱了，餓了，貪抱了，都會發出聲嘶力竭的哭喊，一哭，肚臍眼裡就潺潺淌出血來。
那時候誰家得了愛哭的孩子，會在街上到處張貼：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個夜啼郎，過路君子讀一遍，一覺睡到大天亮。
這種符咒解決不了我的問題，家人無法，隻好輪流抱着我。
那時候姥姥還活着，專門磨了消炎的丸藥過來，她跟姥爺都當過醫生，不過早已作為反動學術權威靠邊站了。
姥姥看了我的肚臍直歎氣：造孽，這是誰給接生的？臍帶嘛又不是麻繩！ 那一夜我好像回到襁褓之中，有人抱着我搖啊蕩啊，晃得我暈乎乎的。
那個人很溫柔，散發出青草的味道，舊衣褴褛，千山萬水的褶皺，隻是看不清臉
一生中，未來的日子注定少于過去的日子，眺望少于回憶。
亦梅跟我反複讨論了很多次：你想好了嗎？真的要回去嗎？ 臨上飛機前的最後一個下午，我們到附近的小樹林去散步，那天冷得通透，太陽從雲層裡折射出金光，整個柏林像封在一塊寶石之中。
之前的幾個月，我們忙于開拔，顧不上離愁，跟房東退租、結紮行李——光是分類捆紮那些畫冊和小雕塑就讓亦梅花去了整整兩個星期——托運重要的大件、跟代理畫廊結算、處理帶不走的家具、中止我的社會保險、跟我即将去任教的大學遠程反複溝通人事手續……忙得人仰馬翻。
我們不敢停下，生怕一旦放慢節奏，整樁事情就顯得特别不真實，最後可能會徹底喪失勇氣。
來德國二十年，已經長出了不小的根須，拔離土壤就是割舍，移植一棵樹都傷筋動骨，何況是人。
亦梅的臉圍在很厚的蘇格蘭大圍巾裡，默默低頭走路。
綠地入口的小道，一個塞着耳機跑步的男人，歉意地放慢速度，側身給我們讓路，他後邊一隻金毛，以勻速小跑緊跟着主人。
我對亦梅說，我給你拍張照吧，以後來這兒的機會就少了。
那天晚飯我們是在伊馮家吃的，伊馮烤了一隻火雞，“林，這個感恩節你不能在這裡過了，這隻火雞是為你提前烤的”。
二十年前我來德國，伊馮是我的擔保人。
當時她是個灰發、瘦削的中年婦人，現在已經成為一個灰發、瘦削的老太太。
深深的法令紋，不苟言笑，骨節突出，個子很高，喜歡穿冷色長袍，戴尺幅宏大的首飾。
好像隻要遞給她一把掃帚，她馬上就可以騎上去飛走。
她在洪堡大學附近經營一間叫做UND的小畫廊，聽說她之前有個丈夫，是德國有名的裝置藝術家。
在她四十歲生日那天，丈夫離家出走，此後再沒回來。
這個故事柏林藝術圈的人都知道，但是我從來不敢當着她的面問她，她自己也從不提起。
剛到德國的時候我瑟縮得像隻雞仔，雖然我在國内也是留絡腮胡穿喇叭褲、人高馬大的時髦青年。
異文化完全剝去了我的驕傲，德語聽不懂，英語也夠嗆，晚上讀語言學校，白天就在街頭給人寫生。
不懂讨價還價，别人給多少是多少，我一律抱以啞謎般的微笑。
那是九十年代初期，柏林牆剛剛倒塌不久，新的秩序并未在一夜之間來臨。
城市裡的殘垣斷壁，像傷口的縫合線，還來不及結成疤痕，一切都像是在提醒我這個異鄉人，世界上沒有永恒的東西。
人們行色匆匆，跟我一樣滿臉茫然的流浪漢也有不少。
我進了藝術大學，課餘在伊馮的畫廊幫忙打工。
她的畫廊不大，但展覽挺密。
我嘴巴不夠使，力氣是有的，布展撤展都能幫上忙，加上我出國前特意學了裝裱和做框，幫伊馮省了不少事，她很快允許我在她庫房辟出一角來畫畫，那裡冬天暖和。
有一天，伊馮突然問我：林，這個周末你願意跟我一起去教堂嗎？ 那天柏林飄雪，為了節省地鐵費，我裹着肥大的棉服一路走到教堂，鼻子凍得通紅，但走出了一身細汗。
摘了大絨帽，睫毛上的雪粒在進門一瞬間化成淚珠。
溫暖的哥特式教堂燈火通明，飄出芬芳的氣味，連我的汗味都變潔淨了。
教堂當天有唱詩班活動，很多人忙碌地走來走去做準備工作，我餓極了似的去看那些天頂畫和祭壇畫，驚喜又貪婪，恨不得把目之所見都吞下肚去。
有一尊聖母子的雕像，不是宗教程式化的莊嚴行止，聖嬰伸出兩隻肉嘟嘟的胖手，去摸母親的臉龐，聖母還不習慣人母身份，一臉少女式的嬌羞，竟是世俗人倫。
我看得呆了，掏出個本子來臨摹，沒留神伊馮去了哪裡。
活動開始的時候我大吃一驚，穿着牧師服站在台上布道的就是伊馮。
我試圖跟上伊馮的語速，很快我就放棄了，我聽不太懂她到底講了什麼，但管風琴響起來的時候我感受到了一顆信徒的心。
我并不信教，我隻是随時願意臣服于美。
伊馮告訴我，藝術家都很酷，信奉上帝在他們眼裡是老土的事情，她很少跟藝術圈的人提及她在當地的神學院進修課程，今天教區牧師病了，請她來頂替，這是難得的練習布道的機會。
後來我經常跟伊馮一起去教堂，尤其喜歡後面的墓園，那裡種滿玫瑰，有一棵極大的樹，樹蔭如洗。
我的孩子出生後，伊馮就成了她的教母。
等到飛機騰空而起，機艙裡的雙語廣播出現了确鑿無誤的普通話，我才驚慌地醒悟到，我真的要回家了。
從飛機上俯瞰回家之路，總的來說，就是先飛過一片綠，然後飛過一片藍，最後飛進一片黃。
在高空俯瞰光秃秃的山脈，也不過是墳起的土丘。
弟弟死了，葬在農場的田地裡，就是這樣隆起的一抔黃土。
家裡沒有費事請吹鼓手，活人尚且自顧不暇，何況是個未成年的孩子。
當時我剛剛六歲，并不懂大人的悲苦，隻記得那之後的一個月，媽媽就帶着大姐姐去了後山另一個村莊，那裡有一座民辦的小學需要老師，管飯，一天兩頓。
姐姐那時候十三歲，已經知道要臉，我和哥哥們去食堂等吃的，叫她，她不肯去。
時間一到，我們像狼崽子一樣跑得飛快，布鞋底恨不得在地上擦出嗖嗖的火花。
我餓。
爸爸在師範當老師，我們三兄弟跑到大食堂，掐準學生剛剛吃完的時候，飯桶底刮一刮，有時還能聚出一把米。
如果是稀飯，桶外沿總會挂住一點，已經快要凝住，可以用舌頭舔掉。
地上有時候能撿到一點點饅頭或者山芋皮，不過這種機會很少，撞上一次幾乎是過節。
大師傅心情好的時候，會給我們盛一個幾乎沒有任何菜葉的湯底，大多數時候，他用勺子敲我們的腦袋，趕我們走。
爸爸看見我們，就像沒有看見。
他變不出午飯來，他不能攔着他的孩子自己找食吃。
他有時候會搓一下我的頭頂，心不在焉地說，“闵生，你要下勁吃啊，現在你變成家裡的老幺了。
” 童年很多事我忘記了，隻有饑餓深深地刻在了骨頭裡。
後來在異國他鄉，每次教堂施舍面包，不管我需要不需要，我一定會拿。
我喜歡德國南部，比起北方的冷硬，南方人更溫柔，面包也更多。
媽媽走了，我們都松了一口氣。
她的床現在空了，一條條稀疏的床闆，像弟弟死前凸出來的肋骨。
臨走的時候，她帶走了床上的每一塊布，印着喜鵲的玫色床單，花格子枕頭巾，夏天的毛巾被，毛巾已經秃了，她喜歡用來紮頭發的手絹，還有那些綴補得看不出顔色的拼布。
“三兒，你想媽媽嗎？”大哥問我。
“不想。
”我把腳跷起來，挂在牆上。
我特别喜歡看家裡的牆，糊了很多報紙，糊得那是相當的好看。
上面盡是看不懂的外國字。
穿着圍裙的金發姑娘在查看她的紡錘；一群孩子圍住父親讨要玩具，父親手裡拎着個箱子，另一個手藏在背後；穿條紋衣服的小夥子摟住了來獻花的小女孩，他們褐色的頭發一縷一縷的，像剪斷了的麻繩，帽子後面還有飄帶。
大哥告訴我說，那個條紋衣服叫海魂衫。
“喊魂衫？” “不是，大海的海，水手穿的。
”他用手在報紙上蹭了蹭，“等我長大了，也得來這麼一件。
” 媽媽在家的時候，規矩很大，她話少，不愛做飯，偶爾做一頓，也不中吃。
跟哪個孩子都不親，我不記得她曾經抱過我。
她的床特别幹淨，我們誰都不敢坐，一坐就打。
她怕我們身上有灰。
她揍伢兒很有章法，抄起笤帚，有一下是一下，每下都不含糊。
家裡來了客人，凳子不夠坐，她就使勁用眼睛瞪别人，她戴着高度近視眼鏡，眼睛在鏡片後變得更暗，瞪得别人不敢在她床邊上擱屁股。
後來她用洗幹淨的舊布绗了塊厚墊子，鋪到床邊，算是給床戴一個防毒口罩。
“人的屁股最髒，最臭，你知道他之前坐到哪裡？怎麼可以一屁股放到我床上？床是多聖潔，晚上要睡覺，做夢的地方。
被人家的屁股坐了，一直到晚上，你躺在那裡，還聞到一股子别人的油屁味。
” 大哥掀起了報紙，對二哥眨了眨眼睛，我也趕緊爬過去，湊頭看時，在報紙的裡層，竟然還貼着報紙。
上面的圖案很吓人，一個女的光着身子坐在草地上，身邊還有幾個穿得很神氣的男人，地上放着吃的喝的；一個女的躺在床上，半撅個大屁股對着我們，對面有個長翅膀的小人，舉着鏡子給她照。
還有一個頭發很多的女的，用兩個手指捏着另外一個女子的奶頭，兩個人互相不看，眼睛都盯着前面，好像在逼人表态，表情又笑又不是笑。
哥哥們很緊張，我聽見他們喉嚨裡發出含混的聲音。
這應該是爸爸貼的，但是被他們發現了。
“不可以告訴爸爸。
”他們一起掉頭叮囑我。
我漸漸大了，有時候我們光着腳到河裡去摸魚，下了雨之後，可以采蘑菇。
很多東西都可以吃，有一種叫一串紅的花，紅通通的像一串串鞭炮，每個小炮仗拔下來，花萼的地方是一個小囊，放在嘴唇上一抿，裡面裝了一兜蜜。
三葉草的紅色莓果是可以吃的，樹上的刺梨也是。
我們是兩條腿走路的羊，在山野裡遇到任何可吃的東西，就停下來啃一氣。
或者像螞蟻一樣搬回家去。
春天可以挖到野菜，夏天的青蛙和知了都是高蛋白的美味，爬樹撸下來的槐花，燙一燙可以剁碎了和進面餅子裡，南瓜花、紫藤花和荷花也都是可以吃的，在農民收過的地裡，仔細刮一刮，能刨出漏網的紅薯和地瓜，樹皮和葛根也是可以下咽的，我和哥哥都學會了種菜和做飯，想了很多辦法喂飽自己。
回國後的第一個感覺，我竟然在自己的故土活成了一個異鄉人。
我将要去執教的蕪城大學跟我記憶中的那所學校相比，不但名稱變了，連地址都變了。
新崛起的大學城像一個巨大的模型，馬路遙闊得望不到邊。
學校離放假不遠了，于是我們就有了一個冬天的時間，來鋪開我們的新生活。
拿到課時安排，我吓了一跳，除了帶研究生，還要負責本科生的大課，研究生二十四人，大課将近一百人。
我對亦梅說，這不是上課，這是放羊。
藝術能教嗎？我也想知道。
那時大哥考上了藝術學校，沒事背個夾子到處畫，我還在讀高中，羨慕得眼睛裡都滴出了口水。
我問爸爸，我要不要也去考？爸爸搖搖頭，不要。
他把我畫的畫貼在牆上：老頭走在自己漫長的影子裡，天上一輪月亮比老頭還大。
一個滿臉驚恐的人，看着自己的下半身一點一點地變成铠甲。
無數青蛙如稻田鴉群飛起，在火光沖天的夜裡遮住了月亮。
門口的水窪，下雨的時候變成天空的哈哈鏡。
我不懂透視原理，構圖也毫無章法，哥哥好奇地圍過來看，想知道憑什麼我的亂塗亂畫讓爸爸這麼重視。
“因為他誇張。
他像德國表現主義。
” 那幾年父親生活得稍微自如一些了，有時候，喝了點小酒，會跟我們複述他年輕時候的事情。
學蔣介石的一口慈溪話，黃埔軍校點名：“林少傑！”“到！”他像彈簧一樣跳起來，腰闆筆直，下巴前伸，手逼緊地貼着褲縫，臉漲得通紅，差點打翻了面前的酒杯。
酒醒了，告誡我們哥幾個，不要從文。
“我拼了老命，跟你們講，千萬不要搞文學，千萬不要寫詩歌。
看看爸爸，文人沒有好下場。
” 父親不是武将，日本投降時的降書，他是參與的翻譯之一，因此很年輕就當上少校，在國民政府裡，是文職的軍官，連槍都沒有摸過。
以後半生，每逢運動，他就首當其沖。
一開始，他還試圖說理，因為他在職的階段是國共合作時期，翻譯日本投降書，也是為抗戰做貢獻。
後來發現，越辯越糟，鬥争的精髓在于鬥，至于為什麼鬥，沒人真正在乎。
他本可以成為一個畫家，更早的時候，上過蘇州美專，是顔文樑的學生。
“後來被勸退了，因為畫得誇張。
” 那時繪畫教育還不是蘇聯寫實主義的天下，但“形準”依然是最基礎的标準，是畫畫人的起步價，無論國畫還是西畫。
父親出手，形永遠不準。
讀了一年多，幾個老師一合計，這孩兒不笨，可惜，天生不是畫畫的材料，勸他另擇專業吧。
于是他輾轉考進了國立江蘇大學，也就是後來的國立中央大學，改修文學，輔修日語和拉丁文。
畫畫沒有絕對真理，畫得不準确，不準确得妙趣橫生，蘇州美專有一個老師挺喜歡我的畫，但是他不敢講。
你知道嗎，闵生，美國有個畫家，坐在疾馳的汽車上，讓司機把車子開得飛快，他在車上速寫。
線條完全是失控的，視覺裡所有東西都在流動，包括他的手，他試圖控制，但最後總是會屈服于偶然性。
他放下端住酒杯的手，模拟了一個捏鉛筆的動作，大拇指和食指捉住，筆尖豎着，在空氣中摩擦，青筋暴起來，劇烈抖動：“屈服于偶然性”。
回來有整整半年都是各種接風洗塵的局，好像我身上有多麼厚的塵埃等着滌蕩似的。
在國外這些年，我和亦梅過成了離群索居的隐士，是性格使然，也是生活方式。
回到“中國速度”的時區，像兩尊剛剛刨出坑的出土文物，需要一洗再洗。
那天亦梅不在，接風已經接到了第二輪。
第一輪都是以家庭為單位出席，伉俪雙雙，像禮節性國事訪問，互相厮認，等到第二次，就剩下純爺們，避開女眷喝杯私房酒。
我們都喝了不少，在蕪城最好的餐廳，當天負責做東的羅胖子也是發小。
小時候個頭就矮，但是被人揍了一定找回來，踢足球的時候，像火車頭一樣帶球往前沖，沒人敢和他撞。
現在越發往橫裡長，蓄了胡子，長出幾分威嚴。
揚揚下巴，他的司機就扛上來一箱設拉子。
又揚揚下巴，冰上，先醒一醒。
我曉得你現在是洋舌頭，不敢在外頭亂買酒給你喝，這是我去年在法國收購的酒莊，好不好，是個地道，你給鑒定下？我笑，你高看我了，我哪裡懂，在德國，兩杯啤酒就把我放倒了。
喝。
能喝不能喝都得喝。
我們一桌人，橫三豎四，怎麼把一箱酒喝空的也不知道，滿桌子稀罕菜裡隻記住了一道：油炸知了。
我一個人對着那滿滿一盤蟲子嘿嘿嘿傻樂半天：原來是你？你這不體面的東西，還漲身價了。
喝完東倒西歪想回家，大夥兒又說去洗澡。
我說，洗不動了，喝成這樣，熱水一泡，暈、暈在池子裡。
羅胖子眼珠子轉轉，有道理，要不咱們去天上人間吧，帶闵生開開眼。
醒來時我已經在房間裡，身邊一個頭發染成金黃色的姑娘，再一看，吓！是兩個！長得一模一樣，穿得也一模一樣。
我大駭，從床上翻身坐起，引得她們格格一陣嬌笑。
放心，又沒得強奸你。
其中一個頭發顔色深一點的姑娘說。
我衣服呢？ 給你扒喽，洗手池子裡泡到，都吐髒了，内褲還給你留着。
你要願意，扒了也行。
給我衣服，我要回家。
急什麼，給你你也穿不了。
淺頭發的姑娘走過來，笑吟吟的，撥弄了一下我。
羅胖子呢？你們叫羅胖子來。
手機，手機給我。
我手打開，在空中撈了兩下。
手機上有亦梅的八個未接來電，我想了下，還是先給羅胖子打，沒人接，再打，還是沒人接。
我虛起眼睛，辨認了一下時間，半夜兩點多。
深頭發看看淺頭發，撇撇嘴，淺頭發一屁股坐進沙發，跷起二郎腿玩指甲。
我頭皮發沉，嘴裡發苦，心下盤算，現在馬上回家，也隻能穿着酒店的浴袍，恐怕更壞事。
衣服就算洗了，也來不及幹，這會子沒地兒去買。
我接着打羅胖的電話，這龜孫子竟然徹底關機了。
我不敢給亦梅打電話，生怕這兩個咯吱咯吱的大姑娘在旁邊搞出什麼動靜來，于是我發了條短信：大了，剛才睡過去了，在羅胖家，明早回來。
老闆，說吧，雙飛怎麼個飛法？深頭發姑娘蹴過來，把尖尖的下巴窩子擱在我膝蓋上。
你兄弟把你撂這兒前放話了：你倆是姐妹，我倆是兄弟，不把我兄弟全心全意伺候好，你姐妹就别想見着一毛錢。
聽說嬰兒時期的我特别擅長哭泣，冷了，熱了，餓了，貪抱了，都會發出聲嘶力竭的哭喊，一哭，肚臍眼裡就潺潺淌出血來。
那時候誰家得了愛哭的孩子，會在街上到處張貼：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個夜啼郎，過路君子讀一遍，一覺睡到大天亮。
這種符咒解決不了我的問題，家人無法，隻好輪流抱着我。
那時候姥姥還活着，專門磨了消炎的丸藥過來，她跟姥爺都當過醫生，不過早已作為反動學術權威靠邊站了。
姥姥看了我的肚臍直歎氣：造孽，這是誰給接生的？臍帶嘛又不是麻繩！ 那一夜我好像回到襁褓之中，有人抱着我搖啊蕩啊，晃得我暈乎乎的。
那個人很溫柔，散發出青草的味道，舊衣褴褛，千山萬水的褶皺，隻是看不清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