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體版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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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王》、《樹王》、《孩子王》,念起來有節奏,不過以寫作期來講,是《樹王》、《棋王》、《孩子王》這樣一個順序。

     《樹王》寫在七十年代初,之前是“遍地風流”系列,雖然在學生腔和文藝腔上比“遍地風流”有收斂,但滿嘴的宇宙、世界,口氣還是虛矯。

    當時給一個叫俞康甯的朋友看,記得他看完後苦笑笑,随即避開小說,逼我讨論莫紮特的第五号小提琴協奏曲的慢闆樂章中提琴部分的分句,當時他已經将三個樂章的提琴部分全部練完,總覺得第二樂章有不對勁的地方。

    我說第二樂章的提琴部分好像是小孩子,屬于撒嬌式抒情。

    這一瞬間,我倒明白了《樹王》不對勁的地方。

    俞康甯後來患了腎炎,從雲南坐火車回北京,到站後腿腫得褲子脫不下來,再後來病退回北京,在水利部門做拍攝災情的工作。

    我後來想到我們在鄉下茅房裡讨論莫紮特,莫紮特真是又遠又近,無疑很奢侈。

    幸虧藝術就是奢侈,可供我們在那樣一個環境裡揮霍。

     一九九二年,我到意大利北部山區去見奧米先生。

    奧米先生是意大利電影導演,我在紐約看過他的經典之作《木鞋樹》,深為折服。

    奧米先生提出拍《樹王》,說叫我來導,我後來不知道怎樣拒絕。

    《樹王》怎麼可以再提起呢?它是我創作經驗上的一塊心病,後來又是我發表經驗上的一個心病。

    《棋王》發表後,約稿緊促,就把《樹王》遞出了,窘的當然是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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