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一個多才多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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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四海外，路下之八邦。
曆登高山臨溪谷，乘雲而行，行四海外。
（《氣出唱》） 詩有重疊與反複，這本不足怪，但像曹操詩這樣頻繁地使用重疊和反複的情況卻不多，這也是須從音樂方面去找原因的。
我們知道，沒有歌詞的樂曲是純用音響和旋律來構成形象的，而有歌詞的樂曲卻以歌詞作為構成形象的基礎。
這種訴諸聽覺的藝術與着眼于讀的作品不同。
着眼于讀的作品，讀者可以慢慢地去思考、理解、品味，時間可以拖得較長，一篇作品可以分成若幹次讀完。
而音樂不一樣，它要通過聽衆當時直接的感受和體驗來表現内容和感情，時間不能拖得太久，音樂形象也不能過于複雜。
因此，适當地增加歌詞的重疊和反複，使同一形象不斷回旋、再現，使聽衆在有限的時間内熟悉、理解這個形象，受到激動和感染，無疑是有必要的。
曹操對此顯然有所認識，并将這種認識付諸實踐了，從而使他的詩作具有了自己的特色。
曹操詩比較講究聲律的和諧，這同音樂的影響也是不無關系的。
鐘嵘在《詩品序》中說：“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
”意思是，古代同音樂配合的詩、頌都要調好五音（指四聲），不然就不能使歌詞與曲調和諧統一。
又說：“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
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
”意思是，曹操、曹丕以及曹睿的詩，文詞或有不工，而聲音可以入樂歌唱，這就是古代重視音韻的意義，和近世講究宮商（指“永明體”的一味追求聲律）不同。
可見，鐘嵘認為古人重視音韻同音樂的要求直接有關，而曹操在這方面又是表現得比較突出的。
歌詞語言同音樂雖是兩回事，但在聲音表現上都有高低、強弱、長短、快慢的差别和變化，從而形成一定的旋律，這就表明它們之間有可相通的地方，彼此間發生一定影響也就成為可能。
比較而言，曹操對于押韻更為重視，他的詩如果用中古音韻，或者用同中古音韻不盡相同的平水韻去對照，差不多都是押韻的，不少詩用今天的普通話去讀也還是這樣。
當然，也有的現在讀起來不大押韻了，這是古今音變的結果，實際在當時還是押韻的。
如《步出夏門行·觀滄海》是隔句用韻，韻腳是海、峙、茂、起、裡（第十句的“中”處在押韻位置上但不入韻，是極特殊的情況，可以不管）。
峙、起、裡今天讀起來也還押韻，它們在平水韻中都屬上聲紙部，但海（屬上聲賄部）、茂（屬去聲宥部）就不然了。
但是，紙、賄、宥三部在古代是相通的，海、峙、茂、起、裡在當時讀起來是和諧的。
此外，由于詩歌的節奏和音樂的節奏有着密切的聯系，依聲而制的歌詞節奏要盡量與樂曲的節奏相協調，因而曹操詩的節奏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音樂的影響。
歌詞語言的節奏，主要是通過對句式中音節或音組的合理配合來實現的。
曹操詩有四言、五言、雜言等多種，這是中國詩歌發展到那個時代的必然結果，同時與音樂的要求也不無關系，在一定程度上與适應不同旋律和節奏的樂曲需要有關。
在音樂中拍子是衡量節奏的手段，不同形式的節拍要求字數不等的歌詞與它配合，從而影響到了句式節奏與詩歌體裁的多樣，這是不難理解的。
總之，曹操為恢複和振興漢末大亂後的音樂藝術是起了不小的作用的。
他對音樂的愛好和造詣，又給他的詩歌創作帶來了積極的影響。
事實表明，曹操在中國音樂史上是應當享有一定地位的。
其次，曹操對于書法藝術也有很深的造詣，尤其擅長草書。
最早評論曹操書法的是西晉的張華。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裴注引張華《博物志》說：“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農張芝、芝弟昶并善草書，而太祖亞之。
”崔瑗父子、張芝兄弟都是漢代大書法家，崔瑗、張芝成就尤著，唐人張懷瓘在《書斷》中将此前書法家分成神品、妙品、能品三類，崔寔的章草和張芝的行書、章草、草書都被張懷瓘列入最高品神品，曹操的草書隻比這幾個人略遜一籌，得與之相提并論，這就很不容易。
到了南朝，梁庾肩吾在《書品》中把書法家分成上之上、上之中、上之下、中之上、中之中、中之下、下之上、下之中、下之下九品，曹操被列入中之中，評語說：“魏主筆墨雄贍。
”在張懷瓘《書斷》中，曹操則被列入妙品中的“章草八人”之一，評語說他“尤工章草，雄逸絕倫”。
“筆墨雄贍”“雄逸絕倫”，可以說是人如其書，書如其人。
從張懷瓘《書斷》看，曹操的各體書迹在唐代都是有流傳的，不然張懷瓘如不經過比較，是難以輕率地下“尤工章草”的斷語的。
其書迹在南宋猶有流傳，據《晦庵題跋》，朱熹曾題曹操帖雲：“餘少時曾學此表。
”可見曹操書迹在當時還曾被人當做臨摹仿習的樣本。
不僅如此，曹操還有書迹留存至今。
建安二十年（215）曹操西征漢中，經過棧道咽喉褒城石門（今陝西勉縣東北）時，看到褒河水流湍急，沖擊河内礁石，好像連綿不斷的雪團，便題寫了“衮雪”二字，刻在河中礁石上，下面有後人附镌的“魏王”銜名。
兩字字徑一尺，确是漢代八分（隸書）體，而又以圓筆出之，筆力橫絕，遒勁挺拔。
1976年這裡修築水庫，文物部門将這一古迹移到漢中博物館珍藏。
此外，曹操的草書還有“來”“出”“寫”“曹”“短”等字見之于《行草大字典》。
由于喜好書法，因此曹操很注意交結、網羅書法人才。
著名書法家蔡邕（張懷瓘《書斷》将其八分、飛白列入神品，大篆、小篆列入妙品）、鐘繇（庾肩吾《書品》将其列入上之上，張懷瓘《書斷》将其隸書、行書列入神品，八分、草書列入妙品。
得與王羲之齊名，世合稱“鐘王”）、韋誕（庾肩吾《書品》将其列入上之下，張懷瓘《書斷》将其八分、隸書、章草、飛白列入妙品，小篆列入能品）、邯鄲淳（張懷瑾《書斷》将其大篆、小篆、八分、隸書列入妙品）、張芝、張昶等人都與之關系很深，曾在一起切磋過書藝，在這方面還曾留下神奇的傳說。
宋陳思《書苑菁華》卷一《秦漢魏四朝用筆法》記載說：“魏鐘繇少時，随劉勝入抱犢山學書三年，還與太祖、邯鄲淳、韋誕、孫子荊、關枇杷等議用筆法。
繇忽見蔡伯喈筆法于韋誕坐上，自捶胸三日，其胸盡青，因嘔血。
太祖以五靈丹救之，乃活。
”鐘繇後來成為曹操的親信僚佐，對曹操統一北方做出了重要貢獻。
曹操在《與鐘繇書》中将他比作蕭何，甚為推重。
由于珍惜書法人才，曹操對反對過自己的書法家也表現出了比較寬容的态度。
西晉衛恒《四體書勢序》記載說：“梁鹄奔劉表，魏武帝破荊州，募求鹄。
鹄之為選部也，魏武欲為洛陽令而以為北部尉，故懼而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在秘書以勤書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鹄手迹。
魏武帝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以為勝宜官。
”梁鹄也是當時的大書法家，師法師宜官，庾肩吾《書品》将其列入上之下，張懷瓘《書斷》将其八分書列入妙品。
靈帝時為選部尚書，當時曹操剛剛踏入仕途，想當洛陽令，梁鹄卻隻讓他做了洛陽北部尉。
董卓亂起，梁鹄奔荊州。
曹操平荊州，梁鹄上門請罪，曹操因愛他的書法，并不治罪，相反讓他做了軍假司馬（軍法官），讓其發揮書法才能。
自己還将其字懸挂帳中、釘在壁上賞玩鑽研，并誇獎勝過師宜官。
上述舉動，對促進當時書藝的發展無疑具有積極作用。
此外，曹操不僅具有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個人的武藝也具有相當高的水平。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裴注引孫盛《異同雜語》說他“才武絕人，莫之能害”，又引《魏書》說他“才力絕人，手射飛鳥，躬禽猛獸”，曾在南皮射雉雞，一天就射下六十三隻。
據裴注引張華《博物志》，曹操還精通圍棋，與山子道、王九真、郭凱等圍棋好手齊名。
對養生之術也頗有研究，懂得方藥，擅長氣功，這些在前面都已提到。
據裴注引《魏書》，曹操對建築工藝、器械制作也頗在行，“及造作宮室，繕治器械，無不為之法則，皆盡其意”。
在官渡之戰中，曹操曾下令造發石車，估計像發石車這一類軍用器械，曹操是有相當研究的。
曹操還善出字謎，長于“蹴鞠”，也就是很會踢球。
當時有個叫孫叔材的人，以善蹴聞名，曹操就将他留在了自己身邊。
還值得一提的，是曹操對于飲食文化也有相當研究。
建安元年（196）曹操迎獻帝都許後，曾寫過《奏上九醞酒法》： 臣縣故令南陽郭芝，有九醞春酒。
法用面三十斤，流水五石，臘月二日清粬，正月凍解，用好粬米，漉去粬滓，便釀法飲。
曰譬諸蟲，雖久多完。
三日一釀，滿九斛米止。
臣得法釀之，常善。
其上清滓亦可飲。
若以九醞苦難飲，增為十釀，差甘易飲，不病。
今謹上獻。
“九醞酒”即九醞春酒，是一種須釀九次的酒。
曹操所說的釀法是：用酒藥三十斤，活水五百斤，臘月二日把酒藥浸泡在水中，正月解凍後過濾去滓，用好稻米釀造，三天一次，每次用一斛米，滿九斛為止。
如果覺得味苦，還可再多釀一次，這樣就比較甘甜好喝了。
雖然是過去的谯縣縣令郭芝留下來的，但從“臣得法釀之，常善”一語看來，曹操是通過實踐精通了此法的。
曹操又曾寫下《四時食制》一文： 郫縣子魚，黃鱗赤尾，出稻田，可以為醬。
，一名黃魚，大數百斤，骨軟可食，出江陽、犍為。
蒸鲇。
東海有大魚如山，長五六裡，謂之鲸鲵，次有如屋者。
時死岸上，膏流九頃。
其須長一丈，廣三尺，厚六寸，瞳子如三升碗。
大骨可為矛矜。
海牛魚皮生毛，可以飾物，出揚州。
望魚側如刀，可以刈草，出豫章明都澤。
蕭拆魚，海之幹魚也。
魚黑色，大如百斤豬，黃肥不可食，數枚相随，一浮一沉。
一名敷，常見首。
出淮及五湖。
蕃逾魚如鼈，大如箕，甲上邊有髯，無頭，口在腹下，尾長數尺有節，有毒螫人。
發魚帶發如婦人，白肥無鱗，出滇池。
蒱魚，其鱗如粥，出郫縣。
疏齒魚，味如豬肉，出東海。
斑魚，頭中有石如珠，出北海。
鳣魚，大如五鬥奁，長丈，口颔下。
常三月中從河上，常于孟津捕之。
黃肥，唯以作酢。
淮水亦有。
涉及的全屬魚類，不少魚形狀奇特，一些魚如望魚、蕃逾魚、發魚、疏齒魚的情況今已難确考。
這些魚分别生長在稻田和江、河、湖、海之中，産地涵蓋了現在的大半個中國。
魚的用途，既可做魚醬、醋等食品，還可有别的用途，如鲸鲵的大骨頭可以做長矛的柄，海牛魚皮可以做裝飾品。
魚的産地曹操大都沒到過，這些魚曹操也未必都親自見過，親口嘗過，文章可能是根據他人見聞記錄整理而成。
名為《四時食制》，其實不可能真正照此安排食譜。
但曹操卻能記錄整理得如此詳盡，魚的産地、形狀、顔色、習性、用途乃至吃法等竟然無不涉及，可謂具體而微，表明曹操對這一問題是極端的投入和關注的，也表明他在這一領域是具有廣博的知識的。
曹操能夠具有多方面的技能，擁有廣博的知識，取得多方面的成就，是同他豐富的社會實踐和刻苦學習的精神分不開的。
曹操少時遊蕩無度，喜歡飛鷹走狗，愛惡作劇，不太留心學業，因此看來他的發憤和成功主要是在成年以後。
一方面他通過多方面的社會實踐不斷積累着各種有用的知識，另一方面他能夠在處理繁重的政務軍務之暇堅持孜孜不倦地看書學習。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裴注引孫盛《異同雜語》說他“博覽群書”，又引《魏書》說他‘禦軍三十餘年，手不舍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曹丕《典論·自叙》說他“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曹植《武帝诔》說他“既總庶政，兼覽儒林，躬著雅頌，被之琴瑟”，就都說明了這個問題。
活到老，學到老，這就是曹操成功的秘密。
不走漢儒畢生窮究一經的道路，注意攝取各種各樣有用的知識，兼收并容，為我所用，這種觀念的轉變，顯然也在其中起了不容忽視的作用。
曹操好學，在當時是産生了廣泛的影響的。
孫權的大将呂蒙原來文化不高，孫權勸他好好讀書，以增長知識，呂蒙以軍中事務繁忙為辭。
孫權就勸他說：“以前光武帝劉秀帶兵馬作戰時，手不釋卷，曹孟德也自稱老而好學，你為什麼不以他們為榜樣而自我勉勵呢？”呂蒙聽了孫權的話，以劉秀和曹操為榜樣，發憤學習，後來成為一個才略出衆、學識淵博的人。
曹丕、曹植兄弟在曹操耳提面命的教導和影響之下，更是鍛煉出了多方面的才能，特别是在文學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中國文學史享有引人注目的地位。
行四海外，路下之八邦。
曆登高山臨溪谷，乘雲而行，行四海外。
（《氣出唱》） 詩有重疊與反複，這本不足怪，但像曹操詩這樣頻繁地使用重疊和反複的情況卻不多，這也是須從音樂方面去找原因的。
我們知道，沒有歌詞的樂曲是純用音響和旋律來構成形象的，而有歌詞的樂曲卻以歌詞作為構成形象的基礎。
這種訴諸聽覺的藝術與着眼于讀的作品不同。
着眼于讀的作品，讀者可以慢慢地去思考、理解、品味，時間可以拖得較長，一篇作品可以分成若幹次讀完。
而音樂不一樣，它要通過聽衆當時直接的感受和體驗來表現内容和感情，時間不能拖得太久，音樂形象也不能過于複雜。
因此，适當地增加歌詞的重疊和反複，使同一形象不斷回旋、再現，使聽衆在有限的時間内熟悉、理解這個形象，受到激動和感染，無疑是有必要的。
曹操對此顯然有所認識，并将這種認識付諸實踐了，從而使他的詩作具有了自己的特色。
曹操詩比較講究聲律的和諧，這同音樂的影響也是不無關系的。
鐘嵘在《詩品序》中說：“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
”意思是，古代同音樂配合的詩、頌都要調好五音（指四聲），不然就不能使歌詞與曲調和諧統一。
又說：“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
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
”意思是，曹操、曹丕以及曹睿的詩，文詞或有不工，而聲音可以入樂歌唱，這就是古代重視音韻的意義，和近世講究宮商（指“永明體”的一味追求聲律）不同。
可見，鐘嵘認為古人重視音韻同音樂的要求直接有關，而曹操在這方面又是表現得比較突出的。
歌詞語言同音樂雖是兩回事，但在聲音表現上都有高低、強弱、長短、快慢的差别和變化，從而形成一定的旋律，這就表明它們之間有可相通的地方，彼此間發生一定影響也就成為可能。
比較而言，曹操對于押韻更為重視，他的詩如果用中古音韻，或者用同中古音韻不盡相同的平水韻去對照，差不多都是押韻的，不少詩用今天的普通話去讀也還是這樣。
當然，也有的現在讀起來不大押韻了，這是古今音變的結果，實際在當時還是押韻的。
如《步出夏門行·觀滄海》是隔句用韻，韻腳是海、峙、茂、起、裡（第十句的“中”處在押韻位置上但不入韻，是極特殊的情況，可以不管）。
峙、起、裡今天讀起來也還押韻，它們在平水韻中都屬上聲紙部，但海（屬上聲賄部）、茂（屬去聲宥部）就不然了。
但是，紙、賄、宥三部在古代是相通的，海、峙、茂、起、裡在當時讀起來是和諧的。
此外，由于詩歌的節奏和音樂的節奏有着密切的聯系，依聲而制的歌詞節奏要盡量與樂曲的節奏相協調，因而曹操詩的節奏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音樂的影響。
歌詞語言的節奏，主要是通過對句式中音節或音組的合理配合來實現的。
曹操詩有四言、五言、雜言等多種，這是中國詩歌發展到那個時代的必然結果，同時與音樂的要求也不無關系，在一定程度上與适應不同旋律和節奏的樂曲需要有關。
在音樂中拍子是衡量節奏的手段，不同形式的節拍要求字數不等的歌詞與它配合，從而影響到了句式節奏與詩歌體裁的多樣，這是不難理解的。
總之，曹操為恢複和振興漢末大亂後的音樂藝術是起了不小的作用的。
他對音樂的愛好和造詣，又給他的詩歌創作帶來了積極的影響。
事實表明，曹操在中國音樂史上是應當享有一定地位的。
其次，曹操對于書法藝術也有很深的造詣，尤其擅長草書。
最早評論曹操書法的是西晉的張華。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裴注引張華《博物志》說：“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農張芝、芝弟昶并善草書，而太祖亞之。
”崔瑗父子、張芝兄弟都是漢代大書法家，崔瑗、張芝成就尤著，唐人張懷瓘在《書斷》中将此前書法家分成神品、妙品、能品三類，崔寔的章草和張芝的行書、章草、草書都被張懷瓘列入最高品神品，曹操的草書隻比這幾個人略遜一籌，得與之相提并論，這就很不容易。
到了南朝，梁庾肩吾在《書品》中把書法家分成上之上、上之中、上之下、中之上、中之中、中之下、下之上、下之中、下之下九品，曹操被列入中之中，評語說：“魏主筆墨雄贍。
”在張懷瓘《書斷》中，曹操則被列入妙品中的“章草八人”之一，評語說他“尤工章草，雄逸絕倫”。
“筆墨雄贍”“雄逸絕倫”，可以說是人如其書，書如其人。
從張懷瓘《書斷》看，曹操的各體書迹在唐代都是有流傳的，不然張懷瓘如不經過比較，是難以輕率地下“尤工章草”的斷語的。
其書迹在南宋猶有流傳，據《晦庵題跋》，朱熹曾題曹操帖雲：“餘少時曾學此表。
”可見曹操書迹在當時還曾被人當做臨摹仿習的樣本。
不僅如此，曹操還有書迹留存至今。
建安二十年（215）曹操西征漢中，經過棧道咽喉褒城石門（今陝西勉縣東北）時，看到褒河水流湍急，沖擊河内礁石，好像連綿不斷的雪團，便題寫了“衮雪”二字，刻在河中礁石上，下面有後人附镌的“魏王”銜名。
兩字字徑一尺，确是漢代八分（隸書）體，而又以圓筆出之，筆力橫絕，遒勁挺拔。
1976年這裡修築水庫，文物部門将這一古迹移到漢中博物館珍藏。
此外，曹操的草書還有“來”“出”“寫”“曹”“短”等字見之于《行草大字典》。
由于喜好書法，因此曹操很注意交結、網羅書法人才。
著名書法家蔡邕（張懷瓘《書斷》将其八分、飛白列入神品，大篆、小篆列入妙品）、鐘繇（庾肩吾《書品》将其列入上之上，張懷瓘《書斷》将其隸書、行書列入神品，八分、草書列入妙品。
得與王羲之齊名，世合稱“鐘王”）、韋誕（庾肩吾《書品》将其列入上之下，張懷瓘《書斷》将其八分、隸書、章草、飛白列入妙品，小篆列入能品）、邯鄲淳（張懷瑾《書斷》将其大篆、小篆、八分、隸書列入妙品）、張芝、張昶等人都與之關系很深，曾在一起切磋過書藝，在這方面還曾留下神奇的傳說。
宋陳思《書苑菁華》卷一《秦漢魏四朝用筆法》記載說：“魏鐘繇少時，随劉勝入抱犢山學書三年，還與太祖、邯鄲淳、韋誕、孫子荊、關枇杷等議用筆法。
繇忽見蔡伯喈筆法于韋誕坐上，自捶胸三日，其胸盡青，因嘔血。
太祖以五靈丹救之，乃活。
”鐘繇後來成為曹操的親信僚佐，對曹操統一北方做出了重要貢獻。
曹操在《與鐘繇書》中将他比作蕭何，甚為推重。
由于珍惜書法人才，曹操對反對過自己的書法家也表現出了比較寬容的态度。
西晉衛恒《四體書勢序》記載說：“梁鹄奔劉表，魏武帝破荊州，募求鹄。
鹄之為選部也，魏武欲為洛陽令而以為北部尉，故懼而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在秘書以勤書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鹄手迹。
魏武帝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以為勝宜官。
”梁鹄也是當時的大書法家，師法師宜官，庾肩吾《書品》将其列入上之下，張懷瓘《書斷》将其八分書列入妙品。
靈帝時為選部尚書，當時曹操剛剛踏入仕途，想當洛陽令，梁鹄卻隻讓他做了洛陽北部尉。
董卓亂起，梁鹄奔荊州。
曹操平荊州，梁鹄上門請罪，曹操因愛他的書法，并不治罪，相反讓他做了軍假司馬（軍法官），讓其發揮書法才能。
自己還将其字懸挂帳中、釘在壁上賞玩鑽研，并誇獎勝過師宜官。
上述舉動，對促進當時書藝的發展無疑具有積極作用。
此外，曹操不僅具有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個人的武藝也具有相當高的水平。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裴注引孫盛《異同雜語》說他“才武絕人，莫之能害”，又引《魏書》說他“才力絕人，手射飛鳥，躬禽猛獸”，曾在南皮射雉雞，一天就射下六十三隻。
據裴注引張華《博物志》，曹操還精通圍棋，與山子道、王九真、郭凱等圍棋好手齊名。
對養生之術也頗有研究，懂得方藥，擅長氣功，這些在前面都已提到。
據裴注引《魏書》，曹操對建築工藝、器械制作也頗在行，“及造作宮室，繕治器械，無不為之法則，皆盡其意”。
在官渡之戰中，曹操曾下令造發石車，估計像發石車這一類軍用器械，曹操是有相當研究的。
曹操還善出字謎，長于“蹴鞠”，也就是很會踢球。
當時有個叫孫叔材的人，以善蹴聞名，曹操就将他留在了自己身邊。
還值得一提的，是曹操對于飲食文化也有相當研究。
建安元年（196）曹操迎獻帝都許後，曾寫過《奏上九醞酒法》： 臣縣故令南陽郭芝，有九醞春酒。
法用面三十斤，流水五石，臘月二日清粬，正月凍解，用好粬米，漉去粬滓，便釀法飲。
曰譬諸蟲，雖久多完。
三日一釀，滿九斛米止。
臣得法釀之，常善。
其上清滓亦可飲。
若以九醞苦難飲，增為十釀，差甘易飲，不病。
今謹上獻。
“九醞酒”即九醞春酒，是一種須釀九次的酒。
曹操所說的釀法是：用酒藥三十斤，活水五百斤，臘月二日把酒藥浸泡在水中，正月解凍後過濾去滓，用好稻米釀造，三天一次，每次用一斛米，滿九斛為止。
如果覺得味苦，還可再多釀一次，這樣就比較甘甜好喝了。
雖然是過去的谯縣縣令郭芝留下來的，但從“臣得法釀之，常善”一語看來，曹操是通過實踐精通了此法的。
曹操又曾寫下《四時食制》一文： 郫縣子魚，黃鱗赤尾，出稻田，可以為醬。
，一名黃魚，大數百斤，骨軟可食，出江陽、犍為。
蒸鲇。
東海有大魚如山，長五六裡，謂之鲸鲵，次有如屋者。
時死岸上，膏流九頃。
其須長一丈，廣三尺，厚六寸，瞳子如三升碗。
大骨可為矛矜。
海牛魚皮生毛，可以飾物，出揚州。
望魚側如刀，可以刈草，出豫章明都澤。
蕭拆魚，海之幹魚也。
魚黑色，大如百斤豬，黃肥不可食，數枚相随，一浮一沉。
一名敷，常見首。
出淮及五湖。
蕃逾魚如鼈，大如箕，甲上邊有髯，無頭，口在腹下，尾長數尺有節，有毒螫人。
發魚帶發如婦人，白肥無鱗，出滇池。
蒱魚，其鱗如粥，出郫縣。
疏齒魚，味如豬肉，出東海。
斑魚，頭中有石如珠，出北海。
鳣魚，大如五鬥奁，長丈，口颔下。
常三月中從河上，常于孟津捕之。
黃肥，唯以作酢。
淮水亦有。
涉及的全屬魚類，不少魚形狀奇特，一些魚如望魚、蕃逾魚、發魚、疏齒魚的情況今已難确考。
這些魚分别生長在稻田和江、河、湖、海之中，産地涵蓋了現在的大半個中國。
魚的用途，既可做魚醬、醋等食品，還可有别的用途，如鲸鲵的大骨頭可以做長矛的柄，海牛魚皮可以做裝飾品。
魚的産地曹操大都沒到過，這些魚曹操也未必都親自見過，親口嘗過，文章可能是根據他人見聞記錄整理而成。
名為《四時食制》，其實不可能真正照此安排食譜。
但曹操卻能記錄整理得如此詳盡，魚的産地、形狀、顔色、習性、用途乃至吃法等竟然無不涉及，可謂具體而微，表明曹操對這一問題是極端的投入和關注的，也表明他在這一領域是具有廣博的知識的。
曹操能夠具有多方面的技能，擁有廣博的知識，取得多方面的成就，是同他豐富的社會實踐和刻苦學習的精神分不開的。
曹操少時遊蕩無度，喜歡飛鷹走狗，愛惡作劇，不太留心學業，因此看來他的發憤和成功主要是在成年以後。
一方面他通過多方面的社會實踐不斷積累着各種有用的知識，另一方面他能夠在處理繁重的政務軍務之暇堅持孜孜不倦地看書學習。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裴注引孫盛《異同雜語》說他“博覽群書”，又引《魏書》說他‘禦軍三十餘年，手不舍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曹丕《典論·自叙》說他“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曹植《武帝诔》說他“既總庶政，兼覽儒林，躬著雅頌，被之琴瑟”，就都說明了這個問題。
活到老，學到老，這就是曹操成功的秘密。
不走漢儒畢生窮究一經的道路，注意攝取各種各樣有用的知識，兼收并容，為我所用，這種觀念的轉變，顯然也在其中起了不容忽視的作用。
曹操好學，在當時是産生了廣泛的影響的。
孫權的大将呂蒙原來文化不高，孫權勸他好好讀書，以增長知識，呂蒙以軍中事務繁忙為辭。
孫權就勸他說：“以前光武帝劉秀帶兵馬作戰時，手不釋卷，曹孟德也自稱老而好學，你為什麼不以他們為榜樣而自我勉勵呢？”呂蒙聽了孫權的話，以劉秀和曹操為榜樣，發憤學習，後來成為一個才略出衆、學識淵博的人。
曹丕、曹植兄弟在曹操耳提面命的教導和影響之下，更是鍛煉出了多方面的才能，特别是在文學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中國文學史享有引人注目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