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不戚年往，憂世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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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抑制兼并
建安九年（204），也就是攻克邺城這一年，曹操過了他的五十歲生日。
随着軍事上的節節勝利，統治區域的不斷擴大，曹操也漸漸步入了老境。
但是，曹操深知自己肩頭的擔子還很重，他無暇憂慮自己漸老的年歲，而卻十分憂慮國家的混亂不治。
為了掃平大大小小的割據勢力，他仍把軍事行動放在極為重要的地位；為了穩定占領區、特别是新占地區的統治秩序，提高自己隊伍的戰鬥力，他又在經濟、政治和軍事等方面進行了一些整頓和改革，特别是在占領冀州後，更加快了這種整頓和改革的步伐，力圖撥亂反正，使統治秩序進入一個正常的軌道。
東漢末年，豪強地主大肆兼并土地，農民創造的物質财富大部分作為封建地租被豪強地主攫取，極大地激化了階級矛盾。
袁紹占領冀州後，更對部屬及轄區内的豪強地主采取放縱态度，他們肆意淩壓百姓，擄掠财物，使廣大農民更趨貧困化。
曹操攻破邺城後，抄沒審配家财以萬數，不難看出豪強地主貪婪聚斂之一斑。
曹操深知，要穩定統治秩序，須抑制兼并，打擊豪強，改變老百姓負擔過重的狀況。
因此，曹操于建安九年（204）八月攻克邺城後，九月便發布了一道《蠲河北租賦令》： 河北罹袁氏之難，其令無出今年租賦！ 這道命令，對于恢複河北地區遭到嚴重破壞的農業生産，争取民心，都是十分及時的舉措。
命令剛一發布，便博得了廣大民衆的歡迎。
接着，曹操又發布了一道《抑兼并令》： “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袁氏之治也，使豪強擅恣，親戚兼并；下民貧弱，代出租賦，衒鬻家财，不足應命。
審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為逋逃主；欲望百姓親附，甲兵強盛，豈可得邪！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
郡國守相明檢察之，無令強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賦也。
開頭兩句，出自《論語·季氏》：“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
”意思是：無論是諸侯還是大夫，都不必着急财富不多，隻須着急财富不均；不必着急人民太少，隻須着急境内不安。
下面還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的話，意思是：如果财富平均，就無所謂貧窮；境内和平團結，就不會覺得人少；境内平安，就不會有傾危之虞。
曹操引述這段話，反映出他的均平治國的思想。
為了減輕不和、不均、不安的現象，曹操接着譴責了袁氏父子放任豪強兼并土地、強迫貧苦農民替他們交納租稅、弄得貧苦農民變賣家産都還難以應付的罪行，并特别提到審配家族窩藏罪人的不法行為，表達了自己對豪強大族任意橫行的不滿和痛恨。
最後，曹操公布了今後征收租賦的定額，規定除此之外，别的不得再擅自征收，并要求各郡守國相嚴格檢查，不要讓豪強大戶對田地等資産有所隐匿，而讓貧苦百姓去交雙份租賦。
令文語氣強烈，态度堅決，表明了曹操打擊豪強、抑制兼并的決心。
建安時期，曹操雖然在統治區内大興屯田，但和廣大郡縣相比，屯田所占的面積是很小的，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農、半自耕農仍是社會經濟的主體，施行适合這一部分人的賦稅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兩漢時期，賦稅主要采用地稅和人頭稅的形式。
地稅是根據收獲量按比例征收的，如三十稅一、十五稅一、十分稅一（仲長統《昌言·損益篇》有“令畝收三斛，斛取一鬥”之說，也就是畝收三斛中取三鬥為稅）。
人頭稅是按人口的多少和大小征收的，七至十四歲的小孩每人每年繳納23錢，稱為“口賦”，十五以上至五十六歲的成人每人每年繳納120錢，稱為“算賦”。
此外，東漢還有征收缣（細絹）、素（白絹）的記載。
曹操将地稅改為按定額收，将人頭稅改為按戶征收（稱為戶調），并将收錢改為收手工業産品，是從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出發的，在一定程度上照顧了農民的利益。
将地稅改為按畝計算，是要使占地多的豪強多盡納稅的義務。
曹操所規定的田租戶調的數額，隻是一個平均數，是交給地方官統計戶口征收的标準，在實際征收時，還要按照貧富分等，按等收稅，如何分等由地方官斟酌，但每戶的平均數必須合于曹操所規定的數額。
曹操執行這個制度是以身作則的，每年征收賦稅時，他都要讓家鄉谯縣的縣令為他評定等級，按等交稅。
一次，谯縣縣令将他同曹洪劃成一個等級，曹操說：“我家的資财哪有子廉（曹洪字）多呢！” 曹操說的大抵是事實。
曹洪其人，性好聚斂，甚至不惜采取巧取豪奪的手段。
同時非常吝啬，連曹操之子曹丕去向他借貸，他都不給，以緻曹丕為此懷恨在心，即帝位後曾以他下人犯法為由企圖将其下獄處死。
谯令的估算或有不夠準确之處，但這件事至少說明他沒有特别照顧曹操，去給曹操壓等級，這也說明曹操是帶頭執行了規定的，不然一個小小的谯令就不可能這樣無所顧忌了。
曹操尚且如此，各地的豪強自然也就不能不有所收斂，不能不盡量按照章程交納賦稅。
當然，一些豪門大族勾結官府，在評定家财等級時暗中做手腳，把負擔轉嫁到貧苦農民身上，這種現象肯定是不可能徹底杜絕的，但至少他們是不敢無所顧忌、大張其鼓地這樣幹了。
人頭稅按戶征收，則可以更加便于征調，因漢末戰亂以來，人口流動性大，而戶相對來說穩定性要大一些。
按戶征取絹、綿，計算起來也更為方便，特别有利于收取整匹的絹、布，不緻因人丁零落而造成上交絹、布的破碎不整，這樣也就可以更好地加以利用，不緻造成浪費。
将人頭稅從收錢改為按戶收取絹、綿，曹操在建安五年（200）官渡之戰期間即已在兖、豫二州施行，這樣做也是充分考慮了當時的實際情況的。
當時中原一帶，家庭紡織業同農業是結合在一起的，幾乎家家都有絹、綿手工業産品。
而自戰亂以來，鑄币業已近于廢棄，民間、特别是農民擁有的貨币極為有限，一般都采用谷、帛進行交易，如果要他們用錢币上稅，就必然會給商賈提供乘機壓榨農民的機會，加重農民負擔。
因此，改征農民自己能夠生産的實物，對農民是不無好處的。
東漢中葉以來，農民對政府承擔的賦稅呈逐漸增多之勢。
質帝本初元年（146）九月朱穆就曾在奏記中說： “現在宦官當權，水災蝗災接連發生，而朝廷的花費卻比以前增加了十倍。
河内一郡，過去征調缣、素、绮、縠才八萬餘匹，現在卻增加到了十五萬匹。
當官的是不會出錢的，這些負擔全都攤到了老百姓頭上；而老百姓又大都逃亡了，隻留下一些空頭戶口；戶口既少，而家中沒有資财的又多，因此所受到的盤剝也就更加慘重。
二千石官吏碰到老百姓就像是碰到了敵人，要麼強迫他們出賣田土房屋，要麼拼命拷打他們，弄得老百姓憂心如焚，朝不保夕。
” 由此也就不難見出一斑了。
因此，曹操規定平均每戶交納絹兩匹、綿二斤，明令除此之外不準任意額外多收，特别強調豪強地主對田土資财不得“有所隐藏”，以将賦稅轉嫁到農民頭上，确實是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負擔的。
後來，西晉在滅吳統一全國後征收課田賦，規定每個丁男課田五十畝，要收租四斛，也就是平均每畝要交租八升，剝削量比曹操的規定增加了一倍之多。
戶調令則規定丁男（十六歲至六十歲的男子）作戶主的，每年平均要交納絹三匹、綿三斤，丁女（十六歲至六十歲的女子）或次丁男（十五歲以下至十三歲和六十一至六十五歲的男子）作戶主的折半交納，即納絹一匹半、綿一斤半，邊遠郡縣隻交三分之二或三分之一。
這個剝削量，也約比曹操所規定的增加了三分之一。
這樣一比較，不難看出曹操對農民的剝削确實還算是比較克制的。
當然，他這樣做，目的還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及地主階級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如其令中所說，如果放任豪強兼并，“欲望百姓親附，甲兵強盛，豈可得邪”，而且執行起來也并不可能那麼徹底，但對于改善農民在經濟上的處境，穩定社會秩序，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産，在客觀上還是會有一定作用的。
打擊豪強是曹操一貫的主張，還在他擔任洛陽北部尉和濟南相時
随着軍事上的節節勝利，統治區域的不斷擴大，曹操也漸漸步入了老境。
但是，曹操深知自己肩頭的擔子還很重，他無暇憂慮自己漸老的年歲，而卻十分憂慮國家的混亂不治。
為了掃平大大小小的割據勢力，他仍把軍事行動放在極為重要的地位；為了穩定占領區、特别是新占地區的統治秩序，提高自己隊伍的戰鬥力，他又在經濟、政治和軍事等方面進行了一些整頓和改革，特别是在占領冀州後，更加快了這種整頓和改革的步伐，力圖撥亂反正，使統治秩序進入一個正常的軌道。
東漢末年，豪強地主大肆兼并土地，農民創造的物質财富大部分作為封建地租被豪強地主攫取，極大地激化了階級矛盾。
袁紹占領冀州後，更對部屬及轄區内的豪強地主采取放縱态度，他們肆意淩壓百姓，擄掠财物，使廣大農民更趨貧困化。
曹操攻破邺城後，抄沒審配家财以萬數，不難看出豪強地主貪婪聚斂之一斑。
曹操深知，要穩定統治秩序，須抑制兼并，打擊豪強，改變老百姓負擔過重的狀況。
因此，曹操于建安九年（204）八月攻克邺城後，九月便發布了一道《蠲河北租賦令》： 河北罹袁氏之難，其令無出今年租賦！ 這道命令，對于恢複河北地區遭到嚴重破壞的農業生産，争取民心，都是十分及時的舉措。
命令剛一發布，便博得了廣大民衆的歡迎。
接着，曹操又發布了一道《抑兼并令》： “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袁氏之治也，使豪強擅恣，親戚兼并；下民貧弱，代出租賦，衒鬻家财，不足應命。
審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為逋逃主；欲望百姓親附，甲兵強盛，豈可得邪！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
郡國守相明檢察之，無令強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賦也。
開頭兩句，出自《論語·季氏》：“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
”意思是：無論是諸侯還是大夫，都不必着急财富不多，隻須着急财富不均；不必着急人民太少，隻須着急境内不安。
下面還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的話，意思是：如果财富平均，就無所謂貧窮；境内和平團結，就不會覺得人少；境内平安，就不會有傾危之虞。
曹操引述這段話，反映出他的均平治國的思想。
為了減輕不和、不均、不安的現象，曹操接着譴責了袁氏父子放任豪強兼并土地、強迫貧苦農民替他們交納租稅、弄得貧苦農民變賣家産都還難以應付的罪行，并特别提到審配家族窩藏罪人的不法行為，表達了自己對豪強大族任意橫行的不滿和痛恨。
最後，曹操公布了今後征收租賦的定額，規定除此之外，别的不得再擅自征收，并要求各郡守國相嚴格檢查，不要讓豪強大戶對田地等資産有所隐匿，而讓貧苦百姓去交雙份租賦。
令文語氣強烈，态度堅決，表明了曹操打擊豪強、抑制兼并的決心。
建安時期，曹操雖然在統治區内大興屯田，但和廣大郡縣相比，屯田所占的面積是很小的，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農、半自耕農仍是社會經濟的主體，施行适合這一部分人的賦稅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兩漢時期，賦稅主要采用地稅和人頭稅的形式。
地稅是根據收獲量按比例征收的，如三十稅一、十五稅一、十分稅一（仲長統《昌言·損益篇》有“令畝收三斛，斛取一鬥”之說，也就是畝收三斛中取三鬥為稅）。
人頭稅是按人口的多少和大小征收的，七至十四歲的小孩每人每年繳納23錢，稱為“口賦”，十五以上至五十六歲的成人每人每年繳納120錢，稱為“算賦”。
此外，東漢還有征收缣（細絹）、素（白絹）的記載。
曹操将地稅改為按定額收，将人頭稅改為按戶征收（稱為戶調），并将收錢改為收手工業産品，是從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出發的，在一定程度上照顧了農民的利益。
将地稅改為按畝計算，是要使占地多的豪強多盡納稅的義務。
曹操所規定的田租戶調的數額，隻是一個平均數，是交給地方官統計戶口征收的标準，在實際征收時，還要按照貧富分等，按等收稅，如何分等由地方官斟酌，但每戶的平均數必須合于曹操所規定的數額。
曹操執行這個制度是以身作則的，每年征收賦稅時，他都要讓家鄉谯縣的縣令為他評定等級，按等交稅。
一次，谯縣縣令将他同曹洪劃成一個等級，曹操說：“我家的資财哪有子廉（曹洪字）多呢！” 曹操說的大抵是事實。
曹洪其人，性好聚斂，甚至不惜采取巧取豪奪的手段。
同時非常吝啬，連曹操之子曹丕去向他借貸，他都不給，以緻曹丕為此懷恨在心，即帝位後曾以他下人犯法為由企圖将其下獄處死。
谯令的估算或有不夠準确之處，但這件事至少說明他沒有特别照顧曹操，去給曹操壓等級，這也說明曹操是帶頭執行了規定的，不然一個小小的谯令就不可能這樣無所顧忌了。
曹操尚且如此，各地的豪強自然也就不能不有所收斂，不能不盡量按照章程交納賦稅。
當然，一些豪門大族勾結官府，在評定家财等級時暗中做手腳，把負擔轉嫁到貧苦農民身上，這種現象肯定是不可能徹底杜絕的，但至少他們是不敢無所顧忌、大張其鼓地這樣幹了。
人頭稅按戶征收，則可以更加便于征調，因漢末戰亂以來，人口流動性大，而戶相對來說穩定性要大一些。
按戶征取絹、綿，計算起來也更為方便，特别有利于收取整匹的絹、布，不緻因人丁零落而造成上交絹、布的破碎不整，這樣也就可以更好地加以利用，不緻造成浪費。
将人頭稅從收錢改為按戶收取絹、綿，曹操在建安五年（200）官渡之戰期間即已在兖、豫二州施行，這樣做也是充分考慮了當時的實際情況的。
當時中原一帶，家庭紡織業同農業是結合在一起的，幾乎家家都有絹、綿手工業産品。
而自戰亂以來，鑄币業已近于廢棄，民間、特别是農民擁有的貨币極為有限，一般都采用谷、帛進行交易，如果要他們用錢币上稅，就必然會給商賈提供乘機壓榨農民的機會，加重農民負擔。
因此，改征農民自己能夠生産的實物，對農民是不無好處的。
東漢中葉以來，農民對政府承擔的賦稅呈逐漸增多之勢。
質帝本初元年（146）九月朱穆就曾在奏記中說： “現在宦官當權，水災蝗災接連發生，而朝廷的花費卻比以前增加了十倍。
河内一郡，過去征調缣、素、绮、縠才八萬餘匹，現在卻增加到了十五萬匹。
當官的是不會出錢的，這些負擔全都攤到了老百姓頭上；而老百姓又大都逃亡了，隻留下一些空頭戶口；戶口既少，而家中沒有資财的又多，因此所受到的盤剝也就更加慘重。
二千石官吏碰到老百姓就像是碰到了敵人，要麼強迫他們出賣田土房屋，要麼拼命拷打他們，弄得老百姓憂心如焚，朝不保夕。
” 由此也就不難見出一斑了。
因此，曹操規定平均每戶交納絹兩匹、綿二斤，明令除此之外不準任意額外多收，特别強調豪強地主對田土資财不得“有所隐藏”，以将賦稅轉嫁到農民頭上，确實是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負擔的。
後來，西晉在滅吳統一全國後征收課田賦，規定每個丁男課田五十畝，要收租四斛，也就是平均每畝要交租八升，剝削量比曹操的規定增加了一倍之多。
戶調令則規定丁男（十六歲至六十歲的男子）作戶主的，每年平均要交納絹三匹、綿三斤，丁女（十六歲至六十歲的女子）或次丁男（十五歲以下至十三歲和六十一至六十五歲的男子）作戶主的折半交納，即納絹一匹半、綿一斤半，邊遠郡縣隻交三分之二或三分之一。
這個剝削量，也約比曹操所規定的增加了三分之一。
這樣一比較，不難看出曹操對農民的剝削确實還算是比較克制的。
當然，他這樣做，目的還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及地主階級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如其令中所說，如果放任豪強兼并，“欲望百姓親附，甲兵強盛，豈可得邪”，而且執行起來也并不可能那麼徹底，但對于改善農民在經濟上的處境，穩定社會秩序，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産，在客觀上還是會有一定作用的。
打擊豪強是曹操一貫的主張，還在他擔任洛陽北部尉和濟南相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