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修耕植以蓄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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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遭荒亂，率乏糧谷”
早在初平三年（192）曹操剛做兖州牧時，治中從事毛玠就提出了兩條重要建議，一是要奉天子以令不臣，二是要修耕植以蓄軍資。
對這兩條建議，曹操當時就極表贊賞，并積極創造條件施行。
經過努力，曹操首先做到了第一條，将獻帝迎到了許都。
接着，曹操開始做第二條。
修耕植以蓄軍資，其中心任務就是要通過發展農業生産，增加糧食收成，解決十分緊迫的軍糧問題。
民以食為天，軍隊自然也不可能例外。
軍隊缺乏糧食，不僅要削弱戰鬥力，連自身的生存都将成為問題。
因此，解決好軍糧問題，就可以不斷增強自身的戰鬥力，在群雄角逐中站穩腳跟，進而消滅對手，實現統一大業。
早在黃巾起義前，東漢的社會經濟就已面臨崩潰的危險，延熹六年（163）陳蕃在給桓帝的上疏中，就指出當時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的“三空之厄”。
董卓之亂後，社會經濟更遭到毀滅性的打擊，中原地區所遭受的破壞尤為嚴重，原來經濟繁榮的河南和關中地區變得萬象凋零，殘破不堪。
在這場劫難中，首當其沖的自然是農業，而農業是當時社會經濟的支柱，農業遭受嚴重破壞，工商業也就随之凋敝下來。
農業遭受嚴重破壞的标志，是農業勞動力銳減，大量土地荒蕪，無人耕種。
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主要是： 戰争造成了人民的大量死亡。
在鎮壓黃巾起義的過程中，東漢政府大肆屠殺百姓。
董卓亂起後，董卓及繼之而起的關東州牧郡守也肆無忌憚地屠殺。
董卓占據洛陽後，放縱軍隊四出掠殺，其部下在陽城将正在祭祀土神的無辜百姓包圍起來殘酷殺害，便是一個突出的例子。
董卓西遷時，将洛陽城周圍百裡以内的房屋全部燒光，強迫數百萬人西遷長安，途中又有大量人民死亡。
董卓部将李傕、郭汜、張濟率領步騎數萬在中牟擊敗河南尹朱俊後，席卷陳留、颍川諸縣，殺掠男女，所經之處人物兩空。
董卓死後，李傕、郭汜、樊稠等人在長安城内外互相争戰，死者積屍相枕。
獻帝東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此後二三年間，關中不少地方斷了人迹。
關東州郡起兵讨董卓，在荥陽及河内一帶聚兵數十萬，互不買賬，紀律松散，有将近一半的人民被殺。
軍閥大的占據郡國，其次的占據縣城，最小的占據鄉村，不斷攻伐，你吞我滅，經年累月，又有不少百姓遭殃。
曹操東征陶謙，陶謙士兵死亡數萬，還有數萬平民被無辜殺害，一些地方被弄到雞犬不留的地步。
戰争造成了人民的大量流亡。
當戰禍降臨頭上時，人民必然要盡力逃避，因而發生了人口的大量流移。
黃巾起義爆發後，青州、徐州一帶有百多萬人逃到幽州避難。
李傕、郭汜亂起，關中一帶有十多萬戶流入荊州，有數萬戶流入益州，還有不少流入徐州。
河南一帶也有不少人遷流到蜀、荊、江淮一帶，還有遠避至遼東、交州的。
不僅普通民衆被迫離鄉背井，不少地主也因在戰亂中不能自保，不得不丢下土地四散流亡。
此後，在整個建安年間，這種人口的流徙一直沒有停止過，隻不過随着三分局面的逐步形成，規模有所縮小罷了。
與戰争結伴而行的瘟疫，也是造成人民大量死亡和流徙的重要原因。
從安帝元初六年（119）以來，瘟疫不斷，董卓亂後，更加流行，甚至出現了家家有死人，室室有哭聲，或一家盡皆喪命，或一族全部死亡的慘景。
大醫學家張仲景在《傷寒論序》中就曾說，他的家族原有二百多人，後來在不到十年間死了三分之二，其中患傷寒病死去的占到十分之七。
瘟疫無情的侵襲，又給人民增添了無窮的災難。
大量的死亡和流徙，使得中原地區戶口銳減。
越是原來最富庶、最繁華的地方，大抵就是後來戰争進行得最為激烈的地方，因而也就是戶口減耗最為突出的地方。
東都洛陽，西都長安，原來人煙稠密，後來都被戰争破壞得荒涼不堪，甚至到了路斷行人的地步。
颍川郡的鄢陵，原有民戶五六萬家，後來隻剩下數百家；青州原有萬戶的城邑，後來在冊戶數不滿數百；汲郡原有民戶十萬、人口六十三萬，後來隻剩下民戶三萬。
冀州原有人口近五百萬，等到曹操打敗袁紹、占據冀州時，隻剩下三十多萬，但還被曹操認為是一個大州。
當時中原戶口，據估計隻剩下原來的十分之一。
到曹操統一北方、曹丕稱帝、曹魏已經占有十二州土地之後，陳群還在上疏中說，當時全國人口不過相當于漢文帝、漢景帝時一個大郡的人口。
杜恕也在上疏中說：“今大魏占有十州之地，但因喪亂造成破壞，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
”曹魏建國時，已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生息，情況尚且如此，曹操剛定都許時的情形，就不難想見了。
勞動者是生産力中起主導作用的因素，人民的大量死亡，直接導緻了社會生産力的嚴重破壞。
加之百姓流落四方，大批脫離土地，使得勞動力缺乏的問題變得更加突出，大量土地無人耕種，出現了地廣人稀、地無常主甚至無主的局面。
由于戰亂連年，水利失修，旱災、蝗災等自然災害頻仍，一些已經耕種的土地，也往往顆粒無收，或者收之不多。
這樣，就發生了全局性的缺糧問題，糧價飛漲，長安在李傕、郭汜混戰期間谷一斛賣到五十萬錢，豆、麥賣到二十萬錢；幽州谷一石，錢十萬；邺中大饑，芋一畝，也要錢三萬。
在更多的情況下，甚至是無糧可賣，無糧可買，形勢到了十分嚴峻的地步。
面對嚴重的糧荒，身受其害的自然首先是貧苦的百姓。
在不少情況下，老百姓甚至連野菜也難以找到，隻有餓死。
在河南、河北、關中、江淮等地，還一再發生人吃人的現象，死者白骨堆積，惡臭滿路。
老百姓因無糧而餓死，勞動力銳減，反過來又加重了土地荒蕪、糧食無收的現象，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
統治者及其軍隊也深受糧荒的威脅。
獻帝在東遷洛陽途中，多次面臨斷炊的危險，随從的官員有時不得不以棗菜代糧。
到洛陽後，算是安頓下來了，但下級官員還得跑到荒野
對這兩條建議，曹操當時就極表贊賞，并積極創造條件施行。
經過努力，曹操首先做到了第一條，将獻帝迎到了許都。
接着，曹操開始做第二條。
修耕植以蓄軍資，其中心任務就是要通過發展農業生産，增加糧食收成，解決十分緊迫的軍糧問題。
民以食為天，軍隊自然也不可能例外。
軍隊缺乏糧食，不僅要削弱戰鬥力，連自身的生存都将成為問題。
因此，解決好軍糧問題，就可以不斷增強自身的戰鬥力，在群雄角逐中站穩腳跟，進而消滅對手，實現統一大業。
早在黃巾起義前，東漢的社會經濟就已面臨崩潰的危險，延熹六年（163）陳蕃在給桓帝的上疏中，就指出當時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的“三空之厄”。
董卓之亂後，社會經濟更遭到毀滅性的打擊，中原地區所遭受的破壞尤為嚴重，原來經濟繁榮的河南和關中地區變得萬象凋零，殘破不堪。
在這場劫難中，首當其沖的自然是農業，而農業是當時社會經濟的支柱，農業遭受嚴重破壞，工商業也就随之凋敝下來。
農業遭受嚴重破壞的标志，是農業勞動力銳減，大量土地荒蕪，無人耕種。
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主要是： 戰争造成了人民的大量死亡。
在鎮壓黃巾起義的過程中，東漢政府大肆屠殺百姓。
董卓亂起後，董卓及繼之而起的關東州牧郡守也肆無忌憚地屠殺。
董卓占據洛陽後，放縱軍隊四出掠殺，其部下在陽城将正在祭祀土神的無辜百姓包圍起來殘酷殺害，便是一個突出的例子。
董卓西遷時，将洛陽城周圍百裡以内的房屋全部燒光，強迫數百萬人西遷長安，途中又有大量人民死亡。
董卓部将李傕、郭汜、張濟率領步騎數萬在中牟擊敗河南尹朱俊後，席卷陳留、颍川諸縣，殺掠男女，所經之處人物兩空。
董卓死後，李傕、郭汜、樊稠等人在長安城内外互相争戰，死者積屍相枕。
獻帝東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此後二三年間，關中不少地方斷了人迹。
關東州郡起兵讨董卓，在荥陽及河内一帶聚兵數十萬，互不買賬，紀律松散，有将近一半的人民被殺。
軍閥大的占據郡國，其次的占據縣城，最小的占據鄉村，不斷攻伐，你吞我滅，經年累月，又有不少百姓遭殃。
曹操東征陶謙，陶謙士兵死亡數萬，還有數萬平民被無辜殺害，一些地方被弄到雞犬不留的地步。
戰争造成了人民的大量流亡。
當戰禍降臨頭上時，人民必然要盡力逃避，因而發生了人口的大量流移。
黃巾起義爆發後，青州、徐州一帶有百多萬人逃到幽州避難。
李傕、郭汜亂起，關中一帶有十多萬戶流入荊州，有數萬戶流入益州，還有不少流入徐州。
河南一帶也有不少人遷流到蜀、荊、江淮一帶，還有遠避至遼東、交州的。
不僅普通民衆被迫離鄉背井，不少地主也因在戰亂中不能自保，不得不丢下土地四散流亡。
此後，在整個建安年間，這種人口的流徙一直沒有停止過，隻不過随着三分局面的逐步形成，規模有所縮小罷了。
與戰争結伴而行的瘟疫，也是造成人民大量死亡和流徙的重要原因。
從安帝元初六年（119）以來，瘟疫不斷，董卓亂後，更加流行，甚至出現了家家有死人，室室有哭聲，或一家盡皆喪命，或一族全部死亡的慘景。
大醫學家張仲景在《傷寒論序》中就曾說，他的家族原有二百多人，後來在不到十年間死了三分之二，其中患傷寒病死去的占到十分之七。
瘟疫無情的侵襲，又給人民增添了無窮的災難。
大量的死亡和流徙，使得中原地區戶口銳減。
越是原來最富庶、最繁華的地方，大抵就是後來戰争進行得最為激烈的地方，因而也就是戶口減耗最為突出的地方。
東都洛陽，西都長安，原來人煙稠密，後來都被戰争破壞得荒涼不堪，甚至到了路斷行人的地步。
颍川郡的鄢陵，原有民戶五六萬家，後來隻剩下數百家；青州原有萬戶的城邑，後來在冊戶數不滿數百；汲郡原有民戶十萬、人口六十三萬，後來隻剩下民戶三萬。
冀州原有人口近五百萬，等到曹操打敗袁紹、占據冀州時，隻剩下三十多萬，但還被曹操認為是一個大州。
當時中原戶口，據估計隻剩下原來的十分之一。
到曹操統一北方、曹丕稱帝、曹魏已經占有十二州土地之後，陳群還在上疏中說，當時全國人口不過相當于漢文帝、漢景帝時一個大郡的人口。
杜恕也在上疏中說：“今大魏占有十州之地，但因喪亂造成破壞，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
”曹魏建國時，已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生息，情況尚且如此，曹操剛定都許時的情形，就不難想見了。
勞動者是生産力中起主導作用的因素，人民的大量死亡，直接導緻了社會生産力的嚴重破壞。
加之百姓流落四方，大批脫離土地，使得勞動力缺乏的問題變得更加突出，大量土地無人耕種，出現了地廣人稀、地無常主甚至無主的局面。
由于戰亂連年，水利失修，旱災、蝗災等自然災害頻仍，一些已經耕種的土地，也往往顆粒無收，或者收之不多。
這樣，就發生了全局性的缺糧問題，糧價飛漲，長安在李傕、郭汜混戰期間谷一斛賣到五十萬錢，豆、麥賣到二十萬錢；幽州谷一石，錢十萬；邺中大饑，芋一畝，也要錢三萬。
在更多的情況下，甚至是無糧可賣，無糧可買，形勢到了十分嚴峻的地步。
面對嚴重的糧荒，身受其害的自然首先是貧苦的百姓。
在不少情況下，老百姓甚至連野菜也難以找到，隻有餓死。
在河南、河北、關中、江淮等地，還一再發生人吃人的現象，死者白骨堆積，惡臭滿路。
老百姓因無糧而餓死，勞動力銳減，反過來又加重了土地荒蕪、糧食無收的現象，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
統治者及其軍隊也深受糧荒的威脅。
獻帝在東遷洛陽途中，多次面臨斷炊的危險，随從的官員有時不得不以棗菜代糧。
到洛陽後，算是安頓下來了，但下級官員還得跑到荒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