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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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文忠
一九八三年我在安徽亳州召開的全國第一次建安文學讨論會上，認識了文質彬彬的亞新同志。
當時他已在古典文學界嶄露頭角，此前我已看到過他發表的學術論文。
從那次會議之後，我們曾多次聯系，在這十幾年時間内，我不斷讀到他發表的大作。
他先後在中州古籍出版社和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數種專著，一直在勤勤懇懇地進行筆耕。
他的夫人王笏同志曾經告訴我：“亞新十分刻苦，每天規定早上和晚上必須幾點幾分坐在書桌上，一點不能拖延。
”亞新的碩果累累，首先來源于他的勤奮。
一九九三年，亞新調來北京工作。
我深知他是位難得的人才，曾向我的工作單位人民文學出版社推薦。
亞新調到北京教育學院執教後，有一天帶着《曹操大傳》的提綱到我家來，我看了提綱，覺得這是一部很有價值的書，洋洋五十萬言《曹操大傳》的出現，應當說是空前的創舉。
亞新告訴我中國文學出版社同仁的慧眼與魄力。
衆所周知，現在是出書難，出學術著作尤難。
改革大潮中，各行各業不能不顧及經濟效益，而目前學術研究著作，暢銷者未之有也，即便有，也是鳳毛麟角。
這是學術著作出版困難的一個原因。
曹操是個家喻戶曉的人物，但人們對他的了解，大多是靠“三國戲”與羅貫中的《三國演義》。
由于種種曆史原因，《三國演義》以蜀為正統，有明顯的尊劉反曹傾向，使曹操變成了一個奸臣白臉。
人們所了解的曹操實際上是兩個人，一個是曆史人物的曹操，一個是藝術形象即小說、戲曲中的曹操，這兩個曹操有着很大的區别。
對于曆史人物的曹操，史學界的評價也存在分歧，三十多年前，郭沫若先生寫過為曹操翻案的文章就證明了這一點。
曹操的有關史料是很多的，有正史，也有野史和别傳（如《曹瞞傳》）。
一件事情，不同的書往往記載有異。
如殺呂伯奢一事，《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注引用了三種不同的說法，這三種說法，哪一說更接近事實，很難斷定，本書對此進行了謹慎的處理和比較恰當的評價。
舉此一例，說明對于史料有個去僞存真的問題，而去僞存真，也誠非易事，更何況還有些傳說與逸聞需要做處理，頭緒是很紛繁的。
有關曹操的史料很多，《三國志·武帝紀》僅僅是個梗概，更多的史料散見于《三國志》的各篇及其他典籍中。
亞新寫《曹操大傳》，引用、參考的書目達四十多種，千萬字以上。
把這些材料梳理清楚，并加以準确的系年，工程量是相當大的，為此，作者付出
當時他已在古典文學界嶄露頭角，此前我已看到過他發表的學術論文。
從那次會議之後，我們曾多次聯系，在這十幾年時間内，我不斷讀到他發表的大作。
他先後在中州古籍出版社和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數種專著，一直在勤勤懇懇地進行筆耕。
他的夫人王笏同志曾經告訴我：“亞新十分刻苦，每天規定早上和晚上必須幾點幾分坐在書桌上，一點不能拖延。
”亞新的碩果累累，首先來源于他的勤奮。
一九九三年，亞新調來北京工作。
我深知他是位難得的人才，曾向我的工作單位人民文學出版社推薦。
亞新調到北京教育學院執教後，有一天帶着《曹操大傳》的提綱到我家來，我看了提綱，覺得這是一部很有價值的書，洋洋五十萬言《曹操大傳》的出現，應當說是空前的創舉。
亞新告訴我中國文學出版社同仁的慧眼與魄力。
衆所周知，現在是出書難，出學術著作尤難。
改革大潮中，各行各業不能不顧及經濟效益，而目前學術研究著作，暢銷者未之有也，即便有，也是鳳毛麟角。
這是學術著作出版困難的一個原因。
曹操是個家喻戶曉的人物，但人們對他的了解，大多是靠“三國戲”與羅貫中的《三國演義》。
由于種種曆史原因，《三國演義》以蜀為正統，有明顯的尊劉反曹傾向，使曹操變成了一個奸臣白臉。
人們所了解的曹操實際上是兩個人，一個是曆史人物的曹操，一個是藝術形象即小說、戲曲中的曹操，這兩個曹操有着很大的區别。
對于曆史人物的曹操，史學界的評價也存在分歧，三十多年前，郭沫若先生寫過為曹操翻案的文章就證明了這一點。
曹操的有關史料是很多的，有正史，也有野史和别傳（如《曹瞞傳》）。
一件事情，不同的書往往記載有異。
如殺呂伯奢一事，《三國志·武帝紀》裴松之注引用了三種不同的說法，這三種說法，哪一說更接近事實，很難斷定，本書對此進行了謹慎的處理和比較恰當的評價。
舉此一例，說明對于史料有個去僞存真的問題，而去僞存真，也誠非易事，更何況還有些傳說與逸聞需要做處理，頭緒是很紛繁的。
有關曹操的史料很多，《三國志·武帝紀》僅僅是個梗概，更多的史料散見于《三國志》的各篇及其他典籍中。
亞新寫《曹操大傳》，引用、參考的書目達四十多種，千萬字以上。
把這些材料梳理清楚，并加以準确的系年，工程量是相當大的，為此，作者付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