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生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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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田口家出來後，淺見馬上給龍滿家去了個電話。
龍滿太大一聽是淺見，聲音也變得輕快起來。
“呵，我剛才還在和女兒說起你呢，我女兒說她也知道淺見這個名字，是偵探呢。
” “不，我隻是個自由撰稿人，我想問一下，關于您丈夫去淡路島的常隆寺安放骨灰一事兒，隻對田口說起過嗎？” “對，再就是對孩子提起爸爸去過淡路島，連我都不知道的這樁怪事兒，我才沒勇氣向鄰裡張揚呢。
” “哦，明白了，謝謝。
” 本來夫人好像還想說點什麼，淺見卻挂斷了電話。
毫無疑問，隻有田口知道龍滿去“安葬過骨灰”。
所以田口馬上明白是誰盜用了他的名片，當然這個人就是田口把龍滿太太打電話來問過的那件事告訴了的那個人。
他是一人或者數人，但人數不會很多。
或許那一晚田口通宵都未能入睡，他把那件事和龍滿的被害聯系起來，左思右想。
第二天使選擇了一個方案。
隻能推測他和誰去進行一次什麼樣的“談判”，結果得到一個比較圓滿的承諾，所以當晚他回家便對家人宣布他們一家可能去澳大利亞旅行。
在妻子眼裡十分“溫和認真”的丈夫田口，在社會這個大染缸裡可能具有他另外的一面。
制藥公司推銷員這一行道，沒有點狠勁恐怕難以勝任，對死後他太大才知有借款的這個田口，淺見認為有必要研究一下他的性格。
或許田口本來就是一位非常精明的“壞人”。
可他為什麼沒有想到那個讓他欣喜若狂的“談判”，可以舉家前往澳大利亞的旅行，會導緻後來的悲劇？ 所以，在談判後的第二天，田口對經過周密的計劃，不留半點痕迹，結束一個人生命是那麼“果斷”的兇手的行為，與其說是憎恨，不如說是驚歎，龍滿事件的兇手無疑是一個武藝高超——确切地說是一個職業殺手，同時并不是單槍匹馬，而是數人的犯罪行為。
盡管如此，那些殺人兇手也有沒預想到的事情。
名片，這張遞給常隆寺住持的名片，一直都沒引起淺見的重視，名片這玩意兒現在哪都能制作，連打字機都能印刷，所以淺見當時隻是想田口的名片隻不過是随便制作的而已。
然而，兇手一定得除掉田口的根本理由，或許就是這張名片。
在小松住持向其要名片時，兇手立即就逐上了田口的名片，可能他們想那隻不過是座處于淡路島上的山中小寺廟，誰也不會特意到此的緣故。
如果不殺出個來常隆寺采訪的淺見這個程咬金，也就相安無事了，這一點是兇手沒想到的惟一的一個疏忽。
淺見給小松住持打了個電話，讓他好好保存田口信雄的名片。
“名片上可能已有你的指紋，請不要再弄髒，盡量拿兩端把它放好。
” “明白了，好像蠻有趣兒哩。
” 真不愧是出家人，肚量也大。
“那麼，把那名片放哪兒呢？放在保險櫃裡吧，反倒不安全，索性就放在骨灰盒裡吧，這有好幾個空盒子呢。
” 淺見不由得“氨的一聲。
“行，就裝在裡邊吧。
” “哈哈哈，是個好主意吧，龍滿拿來的盛骨灰的壇子（日本人習慣将骨灰裝入壇内後再放進骨灰盒）太高級，容易引人注目，而我這兒的全是些普通的白色壇子，沒什麼太大的差異，這就如同樹木隐藏在森林中一樣。
” 作為隐藏的地方，确實沒有比盛骨灰的壇子更合适，而且，寺廟和骨灰壇是神聖的領域，這樣看來，龍滿所導演的“分葬”的意義，就在這裡嗎？ 淺見的書桌上堆滿了從足尾拿回來的發了黴的大量資料——“足尾銅礦礦工名冊”。
雖然是借來的，但一看到這堆積如山的資料，淺見不由得後悔起來。
同時，仿佛也明白了警方很快就放棄對此進行調查的原因。
總之，隻是大概地翻了一翻，那些名冊并不是印刷品，而是複印件，原件可能是用鋼筆、圓珠筆，最後的還有毛筆來抄寫的。
或許每一個時期都有專人來抄寫，字體都很漂亮。
同時，看了這些名冊，連警察都敬而遠之的“追蹤調查”像淺見這樣的個人是無法辦到的，要不是有像淺見那樣的好奇心強的人物，誰也難得去動它，連淺見自己也感覺到他有些太拘泥于推想。
名冊分為所長以下的負責“管理的職員和從事并下作業的礦工兩個項目，臨近封礦時期，人員大量減少，戰後最繁的時期篇幅超過一百頁的名冊有三本。
從業人員約在一萬人上下”。
淺見興緻勃勃地翻閱了一下二戰即将結束時前後的名冊，名冊裡中國人名和朝鮮人的姓名尤為引入注目，朝鮮人的名字多用“金本”、。
金襯”之類的日本人名來代替。
回想起那被鎮壓和奴役的曆史，讓人痛心疾首。
随着戰争的結束，外國勞工從名冊上迅速消失，淺見仿佛看見了他們獲得解放，為了自由他們紛紛踏上歸國的旅途的光景，他們中的幾個人或者成百人說不定就是從仙崎港啟程而歸的呢，這些名冊不一定就與記錄着戰後混亂的長門市的曆史毫無關系。
淺見就這樣一頁一頁地翻着，突然他的目光停了下來。
足尾銅礦診所顧問加賀裕史郎這真是一大驚人的發現，淺見呆呆地反複看着那行文字，五十二年前加賀裕史郎竟在足尾！ 加賀在足尾銅礦的期間是嗯和18年（1943年）7月至嗯和20年10月，這樣，身為診所的“顧問”，他可能不是常住在那兒，他的名字排在所長之前的位置，這可能意味着他的職位在所長之上，當時的加賀年約二十七八歲，那麼年輕就享有此厚遇，應該是相當優秀的了。
加賀裕史郎曾經呆在足尾這一從天而至的事實，使淺見頭腦發沉。
這倒不是因為有什麼特别的意義，這隻不過說明在半個世紀以前的從前．他曾經在那兒幹過什麼工作。
“不過……”淺見一時卡住了。
為什麼會是足尾？而且，與此差不多的，為什麼又是長門？這些問題在淺見的腦海裡若隐若現地反複出現。
龍滿智仁，森喜美惠，出生的長門與田口信雄被殺的足尾之間，都有這個加賀裕史郎。
難道這隻是偶然的巧合嗎？ 把足尾和長門兩地連接起來的就是留有中國、朝鮮兩國勞工的血淚曆史。
淺見這時突然開始對從未想過的加賀裕史郎這個人物的生平産生了濃厚的興趣。
出生于長門市仙崎的加賀裕史郎的人生道路中，藥物審查委員會和腦死臨時調查委員會委員這兩大頭銜是連接他八十個歲月的兩個“點”，再加上戰争結束前後在足尾的這個中間點，便形成一條“線”。
盡管還有些模糊，但淺見已不知不覺地大概把握了加賀裕史郎的過去。
這其一就如“仙崎的玉三郎”大原所告知的那樣，是加賀裕史郎将龍滿智仁的父親——浩三介紹進的GREEN制藥。
加賀與龍滿浩三他們究竟是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又是怎樣認識的呢？ 龍滿浩三在中國大陸做憲兵中尉時，加賀裕史郎可能正在東京大學附屬醫院上班，同時兼任足尾銅礦診所的“顧問”。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龍滿浩三與加賀裕史郎應該相遇在仙崎，即使如此，從中國大陸回來的如同落難公子似的龍滿浩三，與醫學界年輕有為的大教授加賀裕史郎是如何相識的呢？頗有些令人費解。
帶着這些疑問，淺見又請每日新聞社的黑須調來一些有關加賀裕史郎的履曆。
加賀裕史郎，1916年生于山口縣長門市，1938年畢業于東京大學醫學系，随後前往德國柯波研究所進修。
從戰後1947年開始為T大醫學系副教授，1958年晉升為教授。
1968年任系主任，1981年任副校長兼T大附院院長，1988年任日本醫師聯盟會長，1994年為顧問。
真可謂優秀醫學家的光輝曆程，這讓自幼成績就欠佳的二少爺淺見眼花缭亂。
但是在加賀的履曆中哪兒都看不到足尾銅礦顧問的文字，這讓淺見百思不得其解。
同時，奇怪的是從1938年被派往德國後至1947年進T大醫學部前的這段時間也無任何說明。
他什麼時候從德國回國的，其後又在于什麼？ 以上這些都無任何記載，但淺見已知道加賀1943年在足尾銅礦診所做顧問的那段曆史，但在此之前的五年，他不可能一直呆在德國。
另一方面，離開足尾從1945年後的兩年裡，他在什麼地方做些什麼也一概不知。
戰後是一大混亂期，然而比如說曾為足尾銅礦顧問這是事實，而且又有記錄，這沒什麼不妥當的。
難道擔當“足尾銅礦顧問”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兒？ 淺見突然想到了這一點。
“顧問”一詞，兼有業餘性質的意思，如果說在足尾銅礦的工作隻是個“顧問”的話，這不就意味着他還具有他自己的本職工作？ 當時的加賀确實相當優秀，年僅二十七歲的醫務工作者頭上，就已經有了“顧問”的光環，他似乎過得相當悠閑。
然而，那個年代，并非如此，在“一億
龍滿太大一聽是淺見，聲音也變得輕快起來。
“呵，我剛才還在和女兒說起你呢，我女兒說她也知道淺見這個名字，是偵探呢。
” “不，我隻是個自由撰稿人，我想問一下，關于您丈夫去淡路島的常隆寺安放骨灰一事兒，隻對田口說起過嗎？” “對，再就是對孩子提起爸爸去過淡路島，連我都不知道的這樁怪事兒，我才沒勇氣向鄰裡張揚呢。
” “哦，明白了，謝謝。
” 本來夫人好像還想說點什麼，淺見卻挂斷了電話。
毫無疑問，隻有田口知道龍滿去“安葬過骨灰”。
所以田口馬上明白是誰盜用了他的名片，當然這個人就是田口把龍滿太太打電話來問過的那件事告訴了的那個人。
他是一人或者數人，但人數不會很多。
或許那一晚田口通宵都未能入睡，他把那件事和龍滿的被害聯系起來，左思右想。
第二天使選擇了一個方案。
隻能推測他和誰去進行一次什麼樣的“談判”，結果得到一個比較圓滿的承諾，所以當晚他回家便對家人宣布他們一家可能去澳大利亞旅行。
在妻子眼裡十分“溫和認真”的丈夫田口，在社會這個大染缸裡可能具有他另外的一面。
制藥公司推銷員這一行道，沒有點狠勁恐怕難以勝任，對死後他太大才知有借款的這個田口，淺見認為有必要研究一下他的性格。
或許田口本來就是一位非常精明的“壞人”。
可他為什麼沒有想到那個讓他欣喜若狂的“談判”，可以舉家前往澳大利亞的旅行，會導緻後來的悲劇？ 所以，在談判後的第二天，田口對經過周密的計劃，不留半點痕迹，結束一個人生命是那麼“果斷”的兇手的行為，與其說是憎恨，不如說是驚歎，龍滿事件的兇手無疑是一個武藝高超——确切地說是一個職業殺手，同時并不是單槍匹馬，而是數人的犯罪行為。
盡管如此，那些殺人兇手也有沒預想到的事情。
名片，這張遞給常隆寺住持的名片，一直都沒引起淺見的重視，名片這玩意兒現在哪都能制作，連打字機都能印刷，所以淺見當時隻是想田口的名片隻不過是随便制作的而已。
然而，兇手一定得除掉田口的根本理由，或許就是這張名片。
在小松住持向其要名片時，兇手立即就逐上了田口的名片，可能他們想那隻不過是座處于淡路島上的山中小寺廟，誰也不會特意到此的緣故。
如果不殺出個來常隆寺采訪的淺見這個程咬金，也就相安無事了，這一點是兇手沒想到的惟一的一個疏忽。
淺見給小松住持打了個電話，讓他好好保存田口信雄的名片。
“名片上可能已有你的指紋，請不要再弄髒，盡量拿兩端把它放好。
” “明白了，好像蠻有趣兒哩。
” 真不愧是出家人，肚量也大。
“那麼，把那名片放哪兒呢？放在保險櫃裡吧，反倒不安全，索性就放在骨灰盒裡吧，這有好幾個空盒子呢。
” 淺見不由得“氨的一聲。
“行，就裝在裡邊吧。
” “哈哈哈，是個好主意吧，龍滿拿來的盛骨灰的壇子（日本人習慣将骨灰裝入壇内後再放進骨灰盒）太高級，容易引人注目，而我這兒的全是些普通的白色壇子，沒什麼太大的差異，這就如同樹木隐藏在森林中一樣。
” 作為隐藏的地方，确實沒有比盛骨灰的壇子更合适，而且，寺廟和骨灰壇是神聖的領域，這樣看來，龍滿所導演的“分葬”的意義，就在這裡嗎？ 淺見的書桌上堆滿了從足尾拿回來的發了黴的大量資料——“足尾銅礦礦工名冊”。
雖然是借來的，但一看到這堆積如山的資料，淺見不由得後悔起來。
同時，仿佛也明白了警方很快就放棄對此進行調查的原因。
總之，隻是大概地翻了一翻，那些名冊并不是印刷品，而是複印件，原件可能是用鋼筆、圓珠筆，最後的還有毛筆來抄寫的。
或許每一個時期都有專人來抄寫，字體都很漂亮。
同時，看了這些名冊，連警察都敬而遠之的“追蹤調查”像淺見這樣的個人是無法辦到的，要不是有像淺見那樣的好奇心強的人物，誰也難得去動它，連淺見自己也感覺到他有些太拘泥于推想。
名冊分為所長以下的負責“管理的職員和從事并下作業的礦工兩個項目，臨近封礦時期，人員大量減少，戰後最繁的時期篇幅超過一百頁的名冊有三本。
從業人員約在一萬人上下”。
淺見興緻勃勃地翻閱了一下二戰即将結束時前後的名冊，名冊裡中國人名和朝鮮人的姓名尤為引入注目，朝鮮人的名字多用“金本”、。
金襯”之類的日本人名來代替。
回想起那被鎮壓和奴役的曆史，讓人痛心疾首。
随着戰争的結束，外國勞工從名冊上迅速消失，淺見仿佛看見了他們獲得解放，為了自由他們紛紛踏上歸國的旅途的光景，他們中的幾個人或者成百人說不定就是從仙崎港啟程而歸的呢，這些名冊不一定就與記錄着戰後混亂的長門市的曆史毫無關系。
淺見就這樣一頁一頁地翻着，突然他的目光停了下來。
足尾銅礦診所顧問加賀裕史郎這真是一大驚人的發現，淺見呆呆地反複看着那行文字，五十二年前加賀裕史郎竟在足尾！ 加賀在足尾銅礦的期間是嗯和18年（1943年）7月至嗯和20年10月，這樣，身為診所的“顧問”，他可能不是常住在那兒，他的名字排在所長之前的位置，這可能意味着他的職位在所長之上，當時的加賀年約二十七八歲，那麼年輕就享有此厚遇，應該是相當優秀的了。
加賀裕史郎曾經呆在足尾這一從天而至的事實，使淺見頭腦發沉。
這倒不是因為有什麼特别的意義，這隻不過說明在半個世紀以前的從前．他曾經在那兒幹過什麼工作。
“不過……”淺見一時卡住了。
為什麼會是足尾？而且，與此差不多的，為什麼又是長門？這些問題在淺見的腦海裡若隐若現地反複出現。
龍滿智仁，森喜美惠，出生的長門與田口信雄被殺的足尾之間，都有這個加賀裕史郎。
難道這隻是偶然的巧合嗎？ 把足尾和長門兩地連接起來的就是留有中國、朝鮮兩國勞工的血淚曆史。
淺見這時突然開始對從未想過的加賀裕史郎這個人物的生平産生了濃厚的興趣。
出生于長門市仙崎的加賀裕史郎的人生道路中，藥物審查委員會和腦死臨時調查委員會委員這兩大頭銜是連接他八十個歲月的兩個“點”，再加上戰争結束前後在足尾的這個中間點，便形成一條“線”。
盡管還有些模糊，但淺見已不知不覺地大概把握了加賀裕史郎的過去。
這其一就如“仙崎的玉三郎”大原所告知的那樣，是加賀裕史郎将龍滿智仁的父親——浩三介紹進的GREEN制藥。
加賀與龍滿浩三他們究竟是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又是怎樣認識的呢？ 龍滿浩三在中國大陸做憲兵中尉時，加賀裕史郎可能正在東京大學附屬醫院上班，同時兼任足尾銅礦診所的“顧問”。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龍滿浩三與加賀裕史郎應該相遇在仙崎，即使如此，從中國大陸回來的如同落難公子似的龍滿浩三，與醫學界年輕有為的大教授加賀裕史郎是如何相識的呢？頗有些令人費解。
帶着這些疑問，淺見又請每日新聞社的黑須調來一些有關加賀裕史郎的履曆。
加賀裕史郎，1916年生于山口縣長門市，1938年畢業于東京大學醫學系，随後前往德國柯波研究所進修。
從戰後1947年開始為T大醫學系副教授，1958年晉升為教授。
1968年任系主任，1981年任副校長兼T大附院院長，1988年任日本醫師聯盟會長，1994年為顧問。
真可謂優秀醫學家的光輝曆程，這讓自幼成績就欠佳的二少爺淺見眼花缭亂。
但是在加賀的履曆中哪兒都看不到足尾銅礦顧問的文字，這讓淺見百思不得其解。
同時，奇怪的是從1938年被派往德國後至1947年進T大醫學部前的這段時間也無任何說明。
他什麼時候從德國回國的，其後又在于什麼？ 以上這些都無任何記載，但淺見已知道加賀1943年在足尾銅礦診所做顧問的那段曆史，但在此之前的五年，他不可能一直呆在德國。
另一方面，離開足尾從1945年後的兩年裡，他在什麼地方做些什麼也一概不知。
戰後是一大混亂期，然而比如說曾為足尾銅礦顧問這是事實，而且又有記錄，這沒什麼不妥當的。
難道擔當“足尾銅礦顧問”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兒？ 淺見突然想到了這一點。
“顧問”一詞，兼有業餘性質的意思，如果說在足尾銅礦的工作隻是個“顧問”的話，這不就意味着他還具有他自己的本職工作？ 當時的加賀确實相當優秀，年僅二十七歲的醫務工作者頭上，就已經有了“顧問”的光環，他似乎過得相當悠閑。
然而，那個年代，并非如此，在“一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