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基因種族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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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收益得分。
接着，這個“模式動物”算出清單上每一種可供選擇的行為模式的得分。
最後，它決定按淨收益最大的行為模式采取行動。
即使所有的得分都是負數，它還是應該按這個原則進行選擇，即擇其害處最小的一種行為模式。
應當記住，任何實際行動必然牽涉精力和時間的消耗，這些精力和時間可以用于做其他事情。
如果演算的結果表明不做任何事情的淨收益最大，那麼，這個模式動物就什麼也不做。
下面是個十分簡單的例子，以自我獨白的形式而不是以計算機模拟的形式來說明問題。
我是一隻動物，發現了8隻長在一起的蘑菇。
我心中首先盤算一下它們的營養價值，同時考慮到它們可能有毒的這個不大的風險，我估計每個蘑菇約值+6個單位（像前一章一樣，這些單位是任意選定的）。
由于蘑菇很大，我最多隻能吃3個。
我要不要發出“有食物”的喊聲，把我的發現告訴其他動物呢？誰能聽到我的喊聲？兄弟B（它和我的親緣關系是1/2），堂兄弟C（親緣關系是1/8）和D（并不算親戚，因此它和我的親緣關系指數是如此之小，以至于事實上可以作為0）。
如果我不聲張，我能吃掉的每個蘑菇都為我帶來淨收益+6，全部吃掉是+18。
如發出“有食物”的喊聲，那麼我還有多少淨收益可要盤算一下了。
8個蘑菇4份平分，對我而言，我自己吃的一份折合淨收益+12，但我的兄弟和堂兄弟各吃掉的兩個蘑菇也會給我帶來好處，因為它們體内有和我一樣的基因。
事實上的總分是（1×12）+（1/2×12）+（1/8×12）+（0×12）=19.5，而自私行為帶來的淨收益是+18。
盡管差别不大，但得失是分明的。
因此，我将發出“有食物”的喊聲。
在這種情況下，我的利他行為會給我的自私基因帶來好處。
在上面這個簡化的例子裡，我假設個體動物能夠盤算它的基因的最大利益是什麼。
實際的情況是，基因庫中充滿對個體施加影響的基因，由于這種影響，個體在采取行動時好像事先進行過這種演算。
無論如何，這種演算的結果僅僅是一種初步的第一近似值，它離理想的答案還有一段距離。
這種演算方式忽略了許多東西，其中包括個體的年齡等因素。
而且，如果我剛飽餐了一頓，現在最多隻能吃一個蘑菇，這時發出“有食物”的喊聲為我所帶來的淨收益将比我在饑腸辘辘時大得多。
針對各種可能出現的理想情況，這種演算的質量可以無止境地逐步提高。
但動物并非生活在理想的環境裡，我們不能指望真正的動物在作出最适宜決定時考慮到每一個具體細節。
我們必須在自然界裡通過觀察和試驗去發現，真正的動物在進行有關得失的分析時，能夠在多大的程度上接近理想的境界。
為了不緻因為舉了一些主觀想象的例子而離題太遠，讓我們暫且再使用一下基因語言。
生命體是由存活下來的基因為之編制程序的機器。
這些存活下來的基因是在一定的條件下這樣做的。
這些條件，一般說來，往往構成這個物種以前的環境所具有的特征。
因此，有關得失的“估計”是以過去的“經驗”為依據的，正像人類作出決定時一樣。
不過，這裡所說的經驗具有基因經驗的特殊意義，或者說得更具體一些，是以前的基因生存的條件（由于基因也賦予生存機器以學習能力，我們可以說，某些得失的估計也可能是以個體經驗為基礎的）。
隻要條件不發生急劇變化，這些估計是可靠的，生存機器一般來說往往能作出正确的決定。
如果條件發生急劇變化，生存機器往往作出錯誤的決定，它的基因要為此付出代價。
人類也是一樣，他們的基因根據過時的資料作出的決定多半是錯誤的。
對親緣關系的估計也會出現差錯和靠不住的情況。
在我們上面一些簡化的計算中，生存機器被說成是知道誰跟它們有親緣關系，而且知道這種關系的密切程度。
在實際生活中，确切知道這方面的情況有時是可能的，但一般來說，親緣關系隻能作為一個平均數來估計。
譬如說，我們假定A和B可能是異父或異母兄弟，也可能是同胞兄弟。
他們之間的親緣關系指數是1/4或1/2，由于我們不能肯定它們的确切關系，可供運用的有效指數是其平均數，即3/8。
如能肯定他們都為一母所生，但為一父所生的可能性隻是1/10，那麼他們是異父兄弟的可能性是90%，而同胞兄弟的可能性是10%，因而有效指數是1/10×1/2+9/10×1/4=0.275。
接着，這個“模式動物”算出清單上每一種可供選擇的行為模式的得分。
最後，它決定按淨收益最大的行為模式采取行動。
即使所有的得分都是負數，它還是應該按這個原則進行選擇，即擇其害處最小的一種行為模式。
應當記住，任何實際行動必然牽涉精力和時間的消耗，這些精力和時間可以用于做其他事情。
如果演算的結果表明不做任何事情的淨收益最大，那麼，這個模式動物就什麼也不做。
下面是個十分簡單的例子，以自我獨白的形式而不是以計算機模拟的形式來說明問題。
我是一隻動物，發現了8隻長在一起的蘑菇。
我心中首先盤算一下它們的營養價值，同時考慮到它們可能有毒的這個不大的風險，我估計每個蘑菇約值+6個單位（像前一章一樣，這些單位是任意選定的）。
由于蘑菇很大，我最多隻能吃3個。
我要不要發出“有食物”的喊聲，把我的發現告訴其他動物呢？誰能聽到我的喊聲？兄弟B（它和我的親緣關系是1/2），堂兄弟C（親緣關系是1/8）和D（并不算親戚，因此它和我的親緣關系指數是如此之小，以至于事實上可以作為0）。
如果我不聲張，我能吃掉的每個蘑菇都為我帶來淨收益+6，全部吃掉是+18。
如發出“有食物”的喊聲，那麼我還有多少淨收益可要盤算一下了。
8個蘑菇4份平分，對我而言，我自己吃的一份折合淨收益+12，但我的兄弟和堂兄弟各吃掉的兩個蘑菇也會給我帶來好處，因為它們體内有和我一樣的基因。
事實上的總分是（1×12）+（1/2×12）+（1/8×12）+（0×12）=19.5，而自私行為帶來的淨收益是+18。
盡管差别不大，但得失是分明的。
因此，我将發出“有食物”的喊聲。
在這種情況下，我的利他行為會給我的自私基因帶來好處。
在上面這個簡化的例子裡，我假設個體動物能夠盤算它的基因的最大利益是什麼。
實際的情況是，基因庫中充滿對個體施加影響的基因，由于這種影響，個體在采取行動時好像事先進行過這種演算。
無論如何，這種演算的結果僅僅是一種初步的第一近似值，它離理想的答案還有一段距離。
這種演算方式忽略了許多東西，其中包括個體的年齡等因素。
而且，如果我剛飽餐了一頓，現在最多隻能吃一個蘑菇，這時發出“有食物”的喊聲為我所帶來的淨收益将比我在饑腸辘辘時大得多。
針對各種可能出現的理想情況，這種演算的質量可以無止境地逐步提高。
但動物并非生活在理想的環境裡，我們不能指望真正的動物在作出最适宜決定時考慮到每一個具體細節。
我們必須在自然界裡通過觀察和試驗去發現，真正的動物在進行有關得失的分析時，能夠在多大的程度上接近理想的境界。
為了不緻因為舉了一些主觀想象的例子而離題太遠，讓我們暫且再使用一下基因語言。
生命體是由存活下來的基因為之編制程序的機器。
這些存活下來的基因是在一定的條件下這樣做的。
這些條件，一般說來，往往構成這個物種以前的環境所具有的特征。
因此，有關得失的“估計”是以過去的“經驗”為依據的，正像人類作出決定時一樣。
不過，這裡所說的經驗具有基因經驗的特殊意義，或者說得更具體一些，是以前的基因生存的條件（由于基因也賦予生存機器以學習能力，我們可以說，某些得失的估計也可能是以個體經驗為基礎的）。
隻要條件不發生急劇變化，這些估計是可靠的，生存機器一般來說往往能作出正确的決定。
如果條件發生急劇變化，生存機器往往作出錯誤的決定，它的基因要為此付出代價。
人類也是一樣，他們的基因根據過時的資料作出的決定多半是錯誤的。
對親緣關系的估計也會出現差錯和靠不住的情況。
在我們上面一些簡化的計算中，生存機器被說成是知道誰跟它們有親緣關系，而且知道這種關系的密切程度。
在實際生活中，确切知道這方面的情況有時是可能的，但一般來說，親緣關系隻能作為一個平均數來估計。
譬如說，我們假定A和B可能是異父或異母兄弟，也可能是同胞兄弟。
他們之間的親緣關系指數是1/4或1/2，由于我們不能肯定它們的确切關系，可供運用的有效指數是其平均數，即3/8。
如能肯定他們都為一母所生，但為一父所生的可能性隻是1/10，那麼他們是異父兄弟的可能性是90%，而同胞兄弟的可能性是10%，因而有效指數是1/10×1/2+9/10×1/4=0.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