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版初版編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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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綜複雜的叙事，豐富多彩的情節，幽默的筆調，離奇的情與欲，不斷閃現的大膽構思——開卷後，我們會驚歎連連地沉浸在這部作品的世界中。
《薩拉戈薩手稿》是一部神秘感長存的著作。
縱覽全書，揚·波托茨基如同博爾赫斯所說的那位崔鵬[1]，不但想創作一本比《紅樓夢》人物更多的小說，同時還要締造一座讓所有讀者都如堕煙海的迷宮。
或許波托茨基曾自問過這樣一個問題：不局限于唯一一個“主人公”或者說中心人物的視野和經曆，而是通過一群主角的觀點，借助他們千變萬化的視角，去創造一個世界，與此同時，還要把現有的所有叙事類型集于一書，這究竟該如何去實現？換言之，在叙述一系列故事（這看起來是波托茨基很喜歡的叙述法）的同時，怎樣才能讓它們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而不是松散的合集？想解決這個問題，就需要為所有這些故事找到一個能讓它們融為一體的框架。
其實這是不乏先例的。
要綜合參考的對象有兩類故事集，一類是《一千零一夜》《十日談》《坎特伯雷故事集》，在這些作品中，框架僅僅是一種非常薄弱的外部串聯，另一類是《堂吉诃德》《吉爾·布拉斯》，這些作品裡的故事隻是作為情節主線的次要元素嵌入其中的。
波托茨基要在兩者之間尋求一種平衡，同時還要超越所有這些先例。
書名“薩拉戈薩手稿”本身就構成了第一層框架：我們将閱讀到的是一份于1765年放入一個鐵盒的曆史文獻，1809年，它在戰火中被偶然發現，随後由一位拿破侖軍隊的軍官譯成法語。
小說的主框架是通過一對互補視角呈現給我們的一段奇遇故事：一方面，這是一位尚未到弱冠之年的青年男子（阿方索·範·沃登）的故事，他剛剛踏入社會，面對的就是一片讓他心神不安的天地；另一方面，這也是一個四十歲男人（族長）的故事，他感到自己正邁向暮年，體力衰退，難于繼續承擔應盡的職責，也無法推進組織的宏大計劃，因此希望物色一位合适的繼任者。
在異鄉的土地上，在一片屬于火山帶的荒涼地區，阿方索·範·沃登遭遇到一系列類似入會儀式的考驗：他在絞刑架下醒來，身邊是兩具風幹的屍體；盡管承受種種壓力，但他需要嚴守一個一步步向他揭開謎底的秘密，并始終忠于自己的承諾和信仰。
在孤身一人的情況下，他深入地下，用一隻長柄錘加一把鑿子來采掘金礦，他還經受了一次象征意味濃厚的水漫礦井的考驗。
他的勇敢最終赢得回報：他不僅擁有了金子和各種榮耀，兩位妻子還為他各生下一個孩子。
所有這些考驗都是由戈梅萊斯家族的族長安排的，他在一個潛居地下的組織裡擔任領袖，幾個世紀以來，這個組織一直在積極籌劃，準備有朝一日重返俗世，讓真正的宗教威揚四海（這是否有點像波托茨基同時代作家讓·保羅[2]筆下某個革命組織策劃的行動？）。
族長年輕時曾進入過一個沿襲了古埃及傳統秘儀的地下世界，他在那裡和範·沃登一樣，經曆了一場考驗勇氣的儀式。
按照命運的安排，族長應成為馬赫迪即救世主式的人物，但他自感沒有這樣的才能，也缺乏這方面的欲望。
而就在範·沃登給戈梅萊斯家族續下香火之後，能為未來實現種種宏偉計劃提供保障的金礦卻枯竭了，這片地下世界也随之在一場爆炸中化作烏有。
在這層框架中穿插着很多故事，其中很大一部分經過族長的精心編排，有的是為了影響範·沃登的言行而虛構出來的（帕切科、秘法師、利百加、猶太浪人），有的是起消遣作用的真實傳奇故事（佐托、吉普賽人首領阿瓦多羅），此外還有兩位遠行者的故事，他們的出現純屬意外，但又恰到好處：貝拉斯克斯，他也是戈梅萊斯家族的一位成員；托雷斯·羅韋拉斯，他是吉普賽人首領幼年時的朋友。
在這些故事中，吉普賽人首領的故事比重極高（從第十二天開始，一直延續到第六十一天，内容約占全書的一半），讀者不免偶爾會将他當作本書的主人公，甚至波托茨基本人也把這一部分截取出來單獨成冊，以“阿瓦多羅”的書名出版[3]。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段流浪漢小說構成了位于主框架内部的第二層框架；但就像建築上的老虎窗一樣，這層框架留出了一處處供其他主角講述自己故事的空間（貝拉斯克斯、猶太浪人、托雷斯·羅韋拉斯），而其本身又嵌套着其他一些故事。
從篇章結構上看，主框架以及第二層框架的一部分是内含對稱布局的，這在作者的最初構思裡體現得尤為明顯。
按照當時的設想，作品應以六個“十日談”的形式呈現出來，在《阿瓦多羅》一書單獨成冊出版前，所有的手稿和印刷稿都附有“十日談”這樣的副标題。
此外，“十日談”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結構性功能，也就是說，如果按“十日談”的方式将全書劃分為六章的話，任何一組情節（分散在幾天裡的故事）都不會因為某一章的結束而被一分為二[4]。
我們于是可以清晰地看出，主框架即範·沃登的奇遇故事以及戈梅萊斯家族秘密的故事，它們精準地處在小說的開篇、中心點和結尾；而作為族長主要輔佐者的秘法師，他在第一個“十日談”裡出場，他家族的故事在最後一個“十日談”中展開。
在第二層框架（吉普賽人首領的故事）内部，我們注意到，阿瓦多羅父親的故事被放置在第二個“十日談”的起始部分（第十二、十三天），以及倒數第二個“十日談”的結尾部分（第五十四天）；隆澤托和埃爾維拉的故事則位于第二個“十日談”的後一半（第十五至十八天、第二十天），以及倒數第二個“十日談”的前一半（第四十一至四十五天）。
這樣的對稱布局與情節發展結合得非常自然，完全不會在閱讀過程中形成突兀感，相反，它使作品産生了一種内在的平衡，更讓穿插了其他一些次要情節的全書結構變得更為牢固[5]。
如果這些故事隻是簡單地放在同一個框架内，一個接一個前後連接，那我們看到的便是個傳統的“嵌套小說”（romanàtiroirs）。
然而，波托茨基在這一點上又有自己的創新：這些故事每一個都可以自成框架，再引導出一些新的故事來——甲在講述第一個故事時，會夾進一段乙向他講述的第二個故事，而在這第二個故事講述的過程中，又會出現乙從丙那裡聽來的第三個故事……通過這樣連續不斷的套中套結構，波托茨基創造了一種“連環嵌套”（àtiroirsgigogne）的小說形式。
這一現象在第二層框架内尤為明顯，随着吉普賽人首領故事的展開，插入的内容變得越來越多，三層嵌套是時而可見的，五層嵌套甚至也能找得出例子：在第五十三天，我們看到的是封地騎士托拉爾瓦向布拉斯·埃瓦斯講述的他自己的故事，而這個故事是由埃瓦斯複述給科納德斯，再由科納德斯複述給布斯克羅斯，又由布斯克羅斯當着阿瓦多羅的面轉述給托萊多，最後由阿瓦多羅向範·沃登講述出來的！嵌套結構弄到如此繁複的程度，甚至連小說裡的人物利百加和貝拉斯克斯有時也口出怨言，他們當衆表示，自己像進入迷宮一樣，聽得不明所以。
這部小說還令人驚歎地将各種叙事類型集于一書：黑色小說（絞刑架的故事），盜匪故事（佐托），神怪故事（帕切科、秘法師），幽靈故事，流浪漢小說（阿瓦多羅），浪蕩子的故事（帕切科、托萊多、布拉斯·埃瓦斯），哲學故事（貝拉斯克斯、疊戈·埃瓦斯），愛情故事（埃爾維拉和隆澤托、洛佩和伊内絲、特拉斯卡拉和托雷斯、族長和翁迪娜），政治類小說（阿瓦多羅故事的結尾部分、族長的故事），甚至還有一些類似炫技的小片段，如疊戈·埃瓦斯百科全書的目錄、烏澤達的家譜；此外，有的故事借鑒了
《薩拉戈薩手稿》是一部神秘感長存的著作。
縱覽全書，揚·波托茨基如同博爾赫斯所說的那位崔鵬[1]，不但想創作一本比《紅樓夢》人物更多的小說，同時還要締造一座讓所有讀者都如堕煙海的迷宮。
或許波托茨基曾自問過這樣一個問題：不局限于唯一一個“主人公”或者說中心人物的視野和經曆，而是通過一群主角的觀點，借助他們千變萬化的視角，去創造一個世界，與此同時，還要把現有的所有叙事類型集于一書，這究竟該如何去實現？換言之，在叙述一系列故事（這看起來是波托茨基很喜歡的叙述法）的同時，怎樣才能讓它們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而不是松散的合集？想解決這個問題，就需要為所有這些故事找到一個能讓它們融為一體的框架。
其實這是不乏先例的。
要綜合參考的對象有兩類故事集，一類是《一千零一夜》《十日談》《坎特伯雷故事集》，在這些作品中，框架僅僅是一種非常薄弱的外部串聯，另一類是《堂吉诃德》《吉爾·布拉斯》，這些作品裡的故事隻是作為情節主線的次要元素嵌入其中的。
波托茨基要在兩者之間尋求一種平衡，同時還要超越所有這些先例。
書名“薩拉戈薩手稿”本身就構成了第一層框架：我們将閱讀到的是一份于1765年放入一個鐵盒的曆史文獻，1809年，它在戰火中被偶然發現，随後由一位拿破侖軍隊的軍官譯成法語。
小說的主框架是通過一對互補視角呈現給我們的一段奇遇故事：一方面，這是一位尚未到弱冠之年的青年男子（阿方索·範·沃登）的故事，他剛剛踏入社會，面對的就是一片讓他心神不安的天地；另一方面，這也是一個四十歲男人（族長）的故事，他感到自己正邁向暮年，體力衰退，難于繼續承擔應盡的職責，也無法推進組織的宏大計劃，因此希望物色一位合适的繼任者。
在異鄉的土地上，在一片屬于火山帶的荒涼地區，阿方索·範·沃登遭遇到一系列類似入會儀式的考驗：他在絞刑架下醒來，身邊是兩具風幹的屍體；盡管承受種種壓力，但他需要嚴守一個一步步向他揭開謎底的秘密，并始終忠于自己的承諾和信仰。
在孤身一人的情況下，他深入地下，用一隻長柄錘加一把鑿子來采掘金礦，他還經受了一次象征意味濃厚的水漫礦井的考驗。
他的勇敢最終赢得回報：他不僅擁有了金子和各種榮耀，兩位妻子還為他各生下一個孩子。
所有這些考驗都是由戈梅萊斯家族的族長安排的，他在一個潛居地下的組織裡擔任領袖，幾個世紀以來，這個組織一直在積極籌劃，準備有朝一日重返俗世，讓真正的宗教威揚四海（這是否有點像波托茨基同時代作家讓·保羅[2]筆下某個革命組織策劃的行動？）。
族長年輕時曾進入過一個沿襲了古埃及傳統秘儀的地下世界，他在那裡和範·沃登一樣，經曆了一場考驗勇氣的儀式。
按照命運的安排，族長應成為馬赫迪即救世主式的人物，但他自感沒有這樣的才能，也缺乏這方面的欲望。
而就在範·沃登給戈梅萊斯家族續下香火之後，能為未來實現種種宏偉計劃提供保障的金礦卻枯竭了，這片地下世界也随之在一場爆炸中化作烏有。
在這層框架中穿插着很多故事，其中很大一部分經過族長的精心編排，有的是為了影響範·沃登的言行而虛構出來的（帕切科、秘法師、利百加、猶太浪人），有的是起消遣作用的真實傳奇故事（佐托、吉普賽人首領阿瓦多羅），此外還有兩位遠行者的故事，他們的出現純屬意外，但又恰到好處：貝拉斯克斯，他也是戈梅萊斯家族的一位成員；托雷斯·羅韋拉斯，他是吉普賽人首領幼年時的朋友。
在這些故事中，吉普賽人首領的故事比重極高（從第十二天開始，一直延續到第六十一天，内容約占全書的一半），讀者不免偶爾會将他當作本書的主人公，甚至波托茨基本人也把這一部分截取出來單獨成冊，以“阿瓦多羅”的書名出版[3]。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段流浪漢小說構成了位于主框架内部的第二層框架；但就像建築上的老虎窗一樣，這層框架留出了一處處供其他主角講述自己故事的空間（貝拉斯克斯、猶太浪人、托雷斯·羅韋拉斯），而其本身又嵌套着其他一些故事。
從篇章結構上看，主框架以及第二層框架的一部分是内含對稱布局的，這在作者的最初構思裡體現得尤為明顯。
按照當時的設想，作品應以六個“十日談”的形式呈現出來，在《阿瓦多羅》一書單獨成冊出版前，所有的手稿和印刷稿都附有“十日談”這樣的副标題。
此外，“十日談”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結構性功能，也就是說，如果按“十日談”的方式将全書劃分為六章的話，任何一組情節（分散在幾天裡的故事）都不會因為某一章的結束而被一分為二[4]。
我們于是可以清晰地看出，主框架即範·沃登的奇遇故事以及戈梅萊斯家族秘密的故事，它們精準地處在小說的開篇、中心點和結尾；而作為族長主要輔佐者的秘法師，他在第一個“十日談”裡出場，他家族的故事在最後一個“十日談”中展開。
在第二層框架（吉普賽人首領的故事）内部，我們注意到，阿瓦多羅父親的故事被放置在第二個“十日談”的起始部分（第十二、十三天），以及倒數第二個“十日談”的結尾部分（第五十四天）；隆澤托和埃爾維拉的故事則位于第二個“十日談”的後一半（第十五至十八天、第二十天），以及倒數第二個“十日談”的前一半（第四十一至四十五天）。
這樣的對稱布局與情節發展結合得非常自然，完全不會在閱讀過程中形成突兀感，相反，它使作品産生了一種内在的平衡，更讓穿插了其他一些次要情節的全書結構變得更為牢固[5]。
如果這些故事隻是簡單地放在同一個框架内，一個接一個前後連接，那我們看到的便是個傳統的“嵌套小說”（romanàtiroirs）。
然而，波托茨基在這一點上又有自己的創新：這些故事每一個都可以自成框架，再引導出一些新的故事來——甲在講述第一個故事時，會夾進一段乙向他講述的第二個故事，而在這第二個故事講述的過程中，又會出現乙從丙那裡聽來的第三個故事……通過這樣連續不斷的套中套結構，波托茨基創造了一種“連環嵌套”（àtiroirsgigogne）的小說形式。
這一現象在第二層框架内尤為明顯，随着吉普賽人首領故事的展開，插入的内容變得越來越多，三層嵌套是時而可見的，五層嵌套甚至也能找得出例子：在第五十三天，我們看到的是封地騎士托拉爾瓦向布拉斯·埃瓦斯講述的他自己的故事，而這個故事是由埃瓦斯複述給科納德斯，再由科納德斯複述給布斯克羅斯，又由布斯克羅斯當着阿瓦多羅的面轉述給托萊多，最後由阿瓦多羅向範·沃登講述出來的！嵌套結構弄到如此繁複的程度，甚至連小說裡的人物利百加和貝拉斯克斯有時也口出怨言，他們當衆表示，自己像進入迷宮一樣，聽得不明所以。
這部小說還令人驚歎地将各種叙事類型集于一書：黑色小說（絞刑架的故事），盜匪故事（佐托），神怪故事（帕切科、秘法師），幽靈故事，流浪漢小說（阿瓦多羅），浪蕩子的故事（帕切科、托萊多、布拉斯·埃瓦斯），哲學故事（貝拉斯克斯、疊戈·埃瓦斯），愛情故事（埃爾維拉和隆澤托、洛佩和伊内絲、特拉斯卡拉和托雷斯、族長和翁迪娜），政治類小說（阿瓦多羅故事的結尾部分、族長的故事），甚至還有一些類似炫技的小片段，如疊戈·埃瓦斯百科全書的目錄、烏澤達的家譜；此外，有的故事借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