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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假裝的那樣？噢，不是。
你也在弱者之列——你是個夢想家，一個更瘋狂世界的瘋子，我們中西部本土的堂吉诃德，但沒有自己的桑喬，在藍天下歡跳。
你足夠聰明——隻是比我們共同的朋友聰明一點。
但是你有這個瑕疵，那個頑疾。
你覺得這裡有某種東西，有某種東西值得去尋找。
其實，在這個世界上，你很快就會明白。
你同樣因為失敗而與世隔絕；你不會跟這個世界拼搏。
你會任由這個世界吃掉你，再把你吐出來，你還躺在這裡納悶，到底做錯了什麼。
因為你總是對這個世界有所期待，而它沒有那個東西，它也不希望如此。
棉花裡的象蟲，豆莢裡的蠕蟲，玉米裡的穿孔蟲。
你無法面對它們，你又不會與它們搏鬥；因為你太弱了，你又太固執了。
你在這個世界沒有安身之地。
” “你呢？”費奇問道。
“你自己是什麼樣的人呢？” “噢，”馬斯特思說着往後靠過去，“我是你們中的一員。
事實上，還要更糟。
對這個世界而言，我太聰明了，我總是無法閉上嘴不去評論這個世界，這是一種疾病，無藥可治。
所以我隻好被封存起來，在那裡我能夠不負責任又很安全，我可以不傷害任何東西。
”他又向前傾過來，對着他們微笑。
“我們都是可憐的湯姆，而且是冰冷的湯姆。
” “李爾王。
”斯通納嚴肅地說。
“第三場，第四幕，”馬斯特思說，“所以，上天，或者社會，或者命運，或者不管什麼你想給它取的名字，給我們創造了這間小茅屋，這樣我們就可以從暴風雨中走進去。
這所大學就是為我們而存在，為這個世界的棄兒而存在；不是為那些學生而存在，也不是為了無私地追求知識而存在，不是為你聽到的任何理由而存在。
我們釋放出各種理由，我們讓個别普通人進來，那些将在這個世界上有所作為的人；但那不過是保護色。
就像那座中世紀的教堂，它才不在乎俗衆，甚至上帝呢，為了活下去，我們有自己的理由。
我們應該活下去——因為我們不得不活下去。
” 費奇欽佩地搖着腦袋。
“你真是搞得我們聽上去很不堪，戴夫。
” “我可能是這樣，”馬斯特思說，“可即便像我們這樣不堪，也比外面那些人強，滿身污穢，比那些外面世界的渾蛋強。
我們不做壞事，我們心口一緻，我們為此得到報償，這是一種天然美德的勝利，或者快他媽的接近了吧。
” 馬斯特思從桌邊往後靠過去，無動于衷，不再關心自己說的話了。
戈登·費奇清了清喉嚨。
“那好吧，”他熱情地說，“你說的也許有些道理，戴夫。
可是我覺得你走得太遠。
我真這麼認為。
” 斯通納和馬斯特思沖着對方笑了笑，晚上的那個話題，他們沒有再多說。
但是幾年後，在某些離奇的時刻，斯通納經常想起馬斯特思的話；雖然那些話并沒有讓他對自己置身其中的大學産生幻想，那些話還是向他揭示了自己跟那兩個人關系的某種東西，而且讓他有機會瞥一眼青春那有害卻不曾被破壞的苦澀。
1915年5月7日，一艘德國潛艇擊沉了英國的盧西塔尼亞号豪華輪船，船上有114名美國乘客；1916年底，德國發起的潛艇戰毫無節制地蔓延開來，美國和德國的關系日趨糟糕。
1917年2月，威爾遜總統斷絕了兩國的外交關系。
4月6日，國會宣布，德國和美國之間處于戰争狀态。
由于那個宣言的發布，全國各地數千名青年，好像獲得了解脫，那種不确定的緊張感終于打破，把幾個星期前匆匆建起的征兵站圍得應接不暇。
幾百名青年簡直等不及美國出面幹預，而且早在1915年就跟加拿大皇家軍隊簽了義務書，或者為歐洲某個盟軍當救護車司機。
大學裡一些年紀大點的學生早就這樣做了；雖然威廉·斯通納對這些人毫不了解，随着幾個月，幾個星期過去，漸漸逼近那個時刻，他們的傳奇性大名越來越如雷貫耳，而大家都知道，那一時刻終将到來。
宣布作戰是在一個星期五，雖然下周的課程早就排好了，但沒幾個學生或者教授尋找借口去上這些課。
大家或者在大樓裡亂轉，或者大規模聚集在一塊兒，細聲細氣地竊竊私語。
偶爾，那種緊張的沉默忽然爆發演變成近乎暴力行為；出現過兩次反德國的總抗議，學生們在抗議中語無倫次地高聲喊叫，揮舞着美國國旗。
有一次還出現了一場轉瞬即逝、反對某個教授的抗議，那是一個留着小胡子、教德語的老教師，他在慕尼黑出生，年輕時上過柏林大學。
可是，當這位教授面對一小群憤怒和激動得臉色漲紅的學生，迷惑不解地眨着眼睛，而且向他們伸出纖細、顫抖的雙手時，學生們又在悶悶不樂的混亂中解散了。
宣戰後不久的那幾天，斯通納忍受着某種迷茫的折磨，但是這種痛苦完全有别于襲擾校内其他大多數人的痛苦。
雖然他以前經常跟一些老生和老師談論這場
你也在弱者之列——你是個夢想家，一個更瘋狂世界的瘋子，我們中西部本土的堂吉诃德，但沒有自己的桑喬，在藍天下歡跳。
你足夠聰明——隻是比我們共同的朋友聰明一點。
但是你有這個瑕疵，那個頑疾。
你覺得這裡有某種東西，有某種東西值得去尋找。
其實，在這個世界上，你很快就會明白。
你同樣因為失敗而與世隔絕；你不會跟這個世界拼搏。
你會任由這個世界吃掉你，再把你吐出來，你還躺在這裡納悶，到底做錯了什麼。
因為你總是對這個世界有所期待，而它沒有那個東西，它也不希望如此。
棉花裡的象蟲，豆莢裡的蠕蟲，玉米裡的穿孔蟲。
你無法面對它們，你又不會與它們搏鬥；因為你太弱了，你又太固執了。
你在這個世界沒有安身之地。
” “你呢？”費奇問道。
“你自己是什麼樣的人呢？” “噢，”馬斯特思說着往後靠過去，“我是你們中的一員。
事實上，還要更糟。
對這個世界而言，我太聰明了，我總是無法閉上嘴不去評論這個世界，這是一種疾病，無藥可治。
所以我隻好被封存起來，在那裡我能夠不負責任又很安全，我可以不傷害任何東西。
”他又向前傾過來，對着他們微笑。
“我們都是可憐的湯姆，而且是冰冷的湯姆。
” “李爾王。
”斯通納嚴肅地說。
“第三場，第四幕，”馬斯特思說，“所以，上天，或者社會，或者命運，或者不管什麼你想給它取的名字，給我們創造了這間小茅屋，這樣我們就可以從暴風雨中走進去。
這所大學就是為我們而存在，為這個世界的棄兒而存在；不是為那些學生而存在，也不是為了無私地追求知識而存在，不是為你聽到的任何理由而存在。
我們釋放出各種理由，我們讓個别普通人進來，那些将在這個世界上有所作為的人；但那不過是保護色。
就像那座中世紀的教堂，它才不在乎俗衆，甚至上帝呢，為了活下去，我們有自己的理由。
我們應該活下去——因為我們不得不活下去。
” 費奇欽佩地搖着腦袋。
“你真是搞得我們聽上去很不堪，戴夫。
” “我可能是這樣，”馬斯特思說，“可即便像我們這樣不堪，也比外面那些人強，滿身污穢，比那些外面世界的渾蛋強。
我們不做壞事，我們心口一緻，我們為此得到報償，這是一種天然美德的勝利，或者快他媽的接近了吧。
” 馬斯特思從桌邊往後靠過去，無動于衷，不再關心自己說的話了。
戈登·費奇清了清喉嚨。
“那好吧，”他熱情地說，“你說的也許有些道理，戴夫。
可是我覺得你走得太遠。
我真這麼認為。
” 斯通納和馬斯特思沖着對方笑了笑，晚上的那個話題，他們沒有再多說。
但是幾年後，在某些離奇的時刻，斯通納經常想起馬斯特思的話；雖然那些話并沒有讓他對自己置身其中的大學産生幻想，那些話還是向他揭示了自己跟那兩個人關系的某種東西，而且讓他有機會瞥一眼青春那有害卻不曾被破壞的苦澀。
1915年5月7日，一艘德國潛艇擊沉了英國的盧西塔尼亞号豪華輪船，船上有114名美國乘客；1916年底，德國發起的潛艇戰毫無節制地蔓延開來，美國和德國的關系日趨糟糕。
1917年2月，威爾遜總統斷絕了兩國的外交關系。
4月6日，國會宣布，德國和美國之間處于戰争狀态。
由于那個宣言的發布，全國各地數千名青年，好像獲得了解脫，那種不确定的緊張感終于打破，把幾個星期前匆匆建起的征兵站圍得應接不暇。
幾百名青年簡直等不及美國出面幹預，而且早在1915年就跟加拿大皇家軍隊簽了義務書，或者為歐洲某個盟軍當救護車司機。
大學裡一些年紀大點的學生早就這樣做了；雖然威廉·斯通納對這些人毫不了解，随着幾個月，幾個星期過去，漸漸逼近那個時刻，他們的傳奇性大名越來越如雷貫耳，而大家都知道，那一時刻終将到來。
宣布作戰是在一個星期五，雖然下周的課程早就排好了，但沒幾個學生或者教授尋找借口去上這些課。
大家或者在大樓裡亂轉，或者大規模聚集在一塊兒，細聲細氣地竊竊私語。
偶爾，那種緊張的沉默忽然爆發演變成近乎暴力行為；出現過兩次反德國的總抗議，學生們在抗議中語無倫次地高聲喊叫，揮舞着美國國旗。
有一次還出現了一場轉瞬即逝、反對某個教授的抗議，那是一個留着小胡子、教德語的老教師，他在慕尼黑出生，年輕時上過柏林大學。
可是，當這位教授面對一小群憤怒和激動得臉色漲紅的學生，迷惑不解地眨着眼睛，而且向他們伸出纖細、顫抖的雙手時，學生們又在悶悶不樂的混亂中解散了。
宣戰後不久的那幾天，斯通納忍受着某種迷茫的折磨，但是這種痛苦完全有别于襲擾校内其他大多數人的痛苦。
雖然他以前經常跟一些老生和老師談論這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