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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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 葉尼娅走了,維克托家裡隻剩下一片憂傷氣氛。

     維克托常常一連幾個鐘頭坐在書桌旁,一連幾天不出家門。

    他很害怕,似乎到街上他就會遇到特别使人不快的、敵視他的人,會看到他們那殺氣騰騰的眼睛。

     電話鈴完全啞了,如果兩三天中有一次電話鈴響,柳德米拉就說: “這是找娜佳的。

    ” 确實不錯,是打給娜佳的。

     維克托不是一下子就明白他的事情的嚴重性的。

    最初幾天他甚至感到很輕松,因為他可以安安靜靜地坐在家裡,置身于他心愛的書中,看不到那些不懷好意的、陰沉的眼睛。

     但是家裡的安靜很快就使他難受起來,這種安靜不僅使他苦惱,而且使他惶惶不安。

    實驗室裡怎麼樣了?研究進行得怎樣?馬爾科夫在幹什麼?他一想到實驗室裡正需要他,他卻坐在家裡,就覺得十分着急。

    但是,反過來想,想到實驗室裡沒有他照樣很好地在幹着,他也十分難受。

     柳德米拉在街上遇到疏散中的女友斯托伊尼科娃,是在科學院機關工作的。

    她對柳德米拉詳細地說了說學術委員會會議的情形,因為她自始至終擔任會議記錄。

     最主要的是,索科洛夫沒有發言!他沒有發言,盡管希沙科夫對他說:“索科洛夫同志,我們想聽聽您的意見。

    您和施特魯姆在一起工作多年。

    ”他回答說,夜裡他的心髒病發作過,說話很困難。

     但是很奇怪,維克托聽到這個消息并沒有絲毫感到高興。

     代表實驗室發言的是馬爾科夫。

    他說話比别人有分寸,不說是政治問題,主要是說維克托的脾氣不好,甚至還提到他的才氣。

     “他不能不發言,他是黨員嘛,不發言不行,”維克托說,“不能怪他。

    ” 但是大多數發言都是很可怕的。

    科甫琴科似乎把維克托說成是騙子和壞蛋。

    他說:“這個施特魯姆不來開會,太不像話了,我們要換一種方式和他說話,看樣子,他就希望這樣。

    ” 白發蒼蒼的普拉索洛夫,就是曾經把維克托的著作與列别傑夫的著作相提并論的那位,說:“某些人圍繞着施特魯姆的可疑的空論,發動了一場無恥的叫嚣。

    ” 物理學博士古列維奇的發言也很惡劣。

    他說,他曾經過高估計維克托的著作,是犯了很大的錯誤,并且暗示說維克托有民族偏執性,說,在政治上糊塗的人在科學上必然也糊塗。

     斯維琴把維克托稱作“可敬的”,并且援引了維克托說過的話,即:物理學是統一的,不分美國物理學、德國物理學、蘇聯物理學。

     “是有這麼一回事兒,”維克托說,“不過在會上引用私人之間說的話,就等于告密。

    ” 使維克托吃驚的是,皮敏諾夫也在會上發了言,雖然他已經和研究所沒有關系,沒有人迫使他發言。

    他檢讨說,他過高地估價了維克托的著作,而沒有看到著作的缺陷。

    這實在是令人吃驚的。

    因為皮敏諾夫說過,維克托的著作挑起他祈禱的心情,說他能夠有助于這一著作的出現,感到無限幸福。

     希沙科夫說的不多。

    研究所黨委書記拉姆斯科夫提出決議方案。

    決議是很嚴厲的,要求院部清除腐爛部分,保護健康的集體。

    特别令人氣憤的是,決議中隻字不提維克托·施特魯姆的科學成就。

     “總歸索科洛夫的表現還是十分正派的。

    可是究竟為什麼瑪利亞不和咱們來往了呢,難道他這樣害怕嗎?”柳德米拉說。

     維克托什麼也沒有說。

     真奇怪!他沒有生任何人的氣,雖然他沒有耶稣那樣寬恕一切的度量。

    他沒有生希沙科夫的氣,也沒有生皮敏諾夫的氣。

    他也不惱恨斯維琴、古列維奇、科甫琴科。

    隻有一個人使他十分生氣,使他氣得難受,氣得發脹,他一想到他,就渾身發熱,連氣也喘不過來。

    似乎一切反對維克托的殘酷無情、不公正的事都是來自索科洛夫。

    索科洛夫怎麼能不準瑪利亞上維克托家裡來!多麼膽怯,多麼無情,多麼卑鄙,多麼下賤! 但是他卻不敢對自己承認,他所以這樣懊惱,不僅是認為索科洛夫對不起他,也因為他暗暗感覺到自己也對不起索科洛夫。

     現在柳德米拉常常談起生活方面的事。

     多餘的住房面積、房管所要的工資證明、食品供應卡、劃定供應的新食品店、新的季度的限額供應卡、過期的身份證和換身份證時必須出具的機關證明—這一切都是柳德米拉日日夜夜操心的事。

    還有,到哪兒去弄錢來過日子? 以前維克托常常很帶勁兒地開玩笑:“我要研究研究家庭的理論問題,成立一個家庭實驗室。

    ”但是現在沒有什麼好笑的了。

    他這個科學院通訊院士拿到的津貼勉強可以償付住房、别墅租金和水電煤氣費。

    況且,他充滿了孤獨感。

     可是,總得過日子。

     到高等學校去教書,他也不行了。

    一個在政治上有污點的人不能再接觸青年人了。

     上哪兒去呢?他因為在科學界有相當的地位,也無法去做卑微的工作。

    任何一個幹部見到一個科學博士要幹技術編輯或中學物理教員,都會“啊嘿”一聲,不給辦手續。

     當他一想到自己的研究完了,想到自己的窮困,想到受人支配、受人欺淩,覺得特别難受的時候,就在心裡想:“還不如快點兒坐監獄呢。

    ”可是那樣柳德米拉和娜佳就沒有人管了。

    她們還要過日子。

    還說什麼上别墅采草莓來賣呀!人家就要把别墅收回了。

    因為到五月裡就要辦理續租手續了。

    别墅不是科學院的,而是政府部門的。

    他因為馬虎沒有及時交租金,本想把拖欠的租金和上半年的預付金一把交齊。

    一個月之前這點兒錢在他算不了什麼的,現在這數目就使他覺得可怕了。

     上哪兒去弄錢?娜佳還需要一件大衣呢。

     去借債?可是,沒有還債的指望,不能借債。

     變賣東西?可是,在戰争時期誰又買瓷器,買鋼琴?而且也舍不得,柳德米拉很喜歡她收藏的瓷器之類,就連現在,托裡亞犧牲之後,她有時還欣賞欣賞這些東西。

     他常常想,還不如上兵役局去,放棄科學院的免征權,去要求當一名士兵,上前線去。

     他一想到這裡,心裡就平靜下來。

     可是接着又出現了焦慮和痛苦的想法。

    柳德米拉和娜佳怎麼過呢?去教書?把房子交出去?他馬上就想到房管所和民警。

    夜間搜捕,罰款,記錄。

    房屋管理員、地段民警督察、區房産科監察、人事處女秘書,對于一個老百姓來說,這些人有多麼厲害,多麼威風,多麼了不起。

    一個失去依靠的人,會感到連坐在票證科的小姑娘都是一種強大的、不可動搖的力量。

     維克托在整個一天裡都覺得恐懼,無能為力,絕望。

    但是他的心情不是始終一樣的,不是毫無變化的。

    一天中不同的時間有不同的恐懼,不同的苦惱。

    早晨起來,剛剛出了暖和的被窩,當窗外還是寒冷而朦胧的晨曦的時候,他就像一個孩子遇到巨大的力量襲來,感到有一種無可奈何的心情,很想鑽回被窩裡,蜷起身子,皺緊眉頭,一動不動。

     上午,他思念他的研究工作,特别想上研究所去。

    這時他覺得自己成了沒有人要的人,成了無用、無能的人。

     似乎國家一發怒,不僅能夠剝奪他的自由、他的安甯,而且能夠剝奪他的智慧、他的才華、他的自信心,把他變成一個又呆、又笨、又灰沉的人。

     快到吃午飯的時候,他有了精神,高興起來。

    可是一吃過午飯就苦惱起來,愚鈍,沉悶,什麼也不想。

     等到暮色漸濃,恐怖也随之漸強。

    他現在很怕黑暗,就像石器時代的野人進入了黑沉沉的密林。

    恐怖越來越劇烈,越來越厲害……維克托思前想後,往事今朝一齊湧來。

    殘酷無情、不肯饒人的死神在窗外黑暗中等待着。

    外面就會響起汽車聲,馬上就會響起門鈴聲,房子裡馬上就會響起皮靴聲。

    無處躲藏。

    突然,又來了一種發狠又痛快的冷漠心情,一切都無所謂了! 維克托對柳德米拉說: “沙皇時代那些叛亂的貴族倒是快活。

    失寵之後就坐上馬車,離開京城,到奔薩的領地上去!在那兒可以打獵,可以在農村尋歡作樂,有鄰居,有花園,寫寫回憶錄。

    可是,你們這些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試試看:兩個星期的審查和鑒定往密封的檔案袋裡一裝,想打掃院子都沒有人要你。

    ” “維克托,”柳德米拉說,“咱們能過得去!我可以縫衣服,在家裡給人家做活兒,可以繡手帕,還可以去做試驗員。

    可以養活你。

    ” 他吻了吻她的手。

    她不明白,為什麼他的臉上出現了負疚和痛苦的表情,他的眼睛裡出現了訴苦和祈求的神情……維克托在房間裡踱着,小聲唱着古老的情歌: ……他孤單單,無人相伴…… 娜佳聽說爸爸想當志願兵上前線,說: “我有一個女同學叫托尼娅·科幹,她爸爸當了志願兵。

    他是古希臘學科的專家,進了奔薩的一個預備團,分派他在那兒打掃廁所。

    有一天連長來上廁所,他因為近視把髒東西掃到連長身上,連長照他的耳朵打了一拳,把鼓膜都打破了。

    ” “那有什麼,”維克托說,“我不把髒東西掃到連長身上就是了。

    ” 現在維克托跟娜佳說話,就和跟大人說話一樣了。

    他對女兒似乎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好過。

    近來她一放了學就馬上回家,這使他很感動,他認為這是她不希望讓他擔心。

    和爸爸說話的時候,她那一向帶有譏笑神氣的眼睛裡出現了新的神氣—嚴肅而溫柔的神氣。

     有一天晚上,他穿起大衣,朝研究所走去。

    他很想朝自己的實驗室的窗戶裡看看:裡面的電燈是不是亮着,是不是有人在上夜班,也許,馬爾科夫已經完成設備安裝了吧?但是他沒有走到研究所,怕碰見熟人,便拐進一條巷子,拐彎朝家裡走。

    巷子裡很黑,空蕩蕩的。

    他忽然感到十分幸福。

    雪花,夜晚的天空,寒冷的新鮮空氣,腳步聲,黑郁郁的枝叢,木頭小房窗戶裡透過僞裝窗簾射出來的細細的一縷燈光—這一切都十分美好。

    他呼吸着夜晚的空氣,他在安靜的小巷裡走着,誰也看不到他。

    他還活着,他還是自由的。

    他還要什麼,幻想什麼呢?他來到家門口,幸福感就消失了。

     起初幾天,他緊張地等着瑪利亞到來。

    一天天過去,瑪利亞沒有給他來過電話。

    他的研究,他的名聲,他的安甯,他的自信心,一切都被剝奪了。

    難道也把他最後的庇護所—愛情,奪走了嗎? 有時他灰心絕望,用手抓住自己的頭發,好像他看不見她就沒法活下去。

    有時他嘟哝說:“這有什麼,這有什麼,這有什麼。

    ”有時他自己對自己說:“現在誰還喜歡我呀?” 可是在他絕望的深處還有一個小小的光明點—就是他和瑪利亞保持着心靈的純潔。

    他們很痛苦,但是沒有給别人造成痛苦。

    但是他明白,他的一切想法,哲學上的想法,平靜的想法,惱恨的想法,都不能回答他心中出現的問題。

     他生瑪利亞的氣,他嘲笑自己,他悲傷地聽天由命,他想着對柳德米拉的責任,想着如何對得起良心—這一切都隻不過是為了戰勝他的絕望。

    每當他想起她的眼睛、她的聲音,他就苦惱得不得了。

    難道他再也看不到她了? 當他感到分手不可避免,感到失落得難以忍受的時候,他就不顧内心的羞愧,對柳德米拉說: “你知道,我一直在擔心馬季亞羅夫,不知道他會不會出什麼事兒,不知道是不是有他的消息。

    你打電話問問瑪利亞,好嗎?” 最奇怪的也許是他還在繼續進行研究。

    他研究是在研究,可是苦惱、不安、痛苦并沒有停息。

    研究不能幫助他戰勝苦惱和恐懼,研究沒有成為他的精神良藥,他并非希望通過研究忘卻難受的念頭,忘卻心靈的絕望。

    研究比藥物的力量更強大。

    他還在研究,因為他不能不研究。

     四十二 柳德米拉對維克托說,她遇到房管員,他請維克托上房管所去一趟。

     他們就猜因為什麼要叫他去。

    因為住房面積超标?換身份證?兵役局要檢查?也許,有人報告了葉尼娅沒有登記就在這裡住過? “你當時就該問一下,”維克托說,“那樣咱們就用不着在這裡費腦筋了。

    ” “是的,當時應該問,”柳德米拉也說,“可是我慌了,因為他說,叫你丈夫上午來吧,反正他現在不上班了。

    ” “啊,天呀,他們已經全知道了。

    ” “管院子的,開電梯的,鄰居家的保姆,都在看着嘛。

    有什麼奇怪的?” “是的,是的。

    你可記得,戰前來過一個年輕人,帶着紅紅的小本子,要你向他報告,有誰上鄰居家來過?” “我怎麼不記得,”柳德米拉說,“我不客氣地大聲罵了他一句,他隻在門口說了一句‘我以為你很有覺悟呢’,就走了。

    ” 這件事柳德米拉說過很多遍。

    他平時聽她說的時候,總要插話,為的是讓她說簡單些,可是現在他一再要求她說說詳細情形,再不催她。

     “你聽我說,”柳德米拉說,“也許,是因為我在市場上賣了兩塊桌布?” “我認為不是。

    如果是那樣,就不會單單叫我去,也應該叫你去。

    ” “也許,是要你簽什麼字?”柳德米拉猶猶豫豫地說。

     他的心緒異常陰沉。

    他一直想着他和希沙科夫、和科甫琴科談的話,他說的話太危險了。

    他想起在大學裡的時候,那時候他說話太随便了。

    他和米佳争論過,和克雷莫夫争論過,雖然有時他也贊成克雷莫夫的觀點。

    可是他這一生從來沒有敵視過黨,敵視過蘇維埃政權。

    忽然他想起他在某地、某時說過的一些特别尖銳的話,不覺渾身都涼了。

    可是克雷莫夫這個堅定的、堅持思想原則的共産黨員,這個狂熱的信徒,從來不懷疑什麼的,卻被逮捕了。

    他和馬季亞羅夫、和卡裡莫夫說過那麼多離經叛道的話,又會怎樣呢?多麼奇怪呀! 通常一到傍晚,黑暗漸漸來臨的時候,他就戰戰兢兢地想到可能要逮捕他,而且恐懼感越來越強,越來越厲害,越來越使他受不了。

    但是等到他覺得完蛋已成了定局,他就一下子快活起來,輕松起來!哼,去他的吧! 一想到他的研究成果得到的不公正待遇,似乎他就要發瘋了。

    但是當他一想到他又笨又蠢,想到他的研究不過是對現實世界的粗野、無味的嘲弄,思想不再是思想,而成為一種活着的感覺時,他就愉快起來。

     現在他甚至根本不再考慮檢讨自己的錯誤。

    他是渺小可憐的,是無知的,檢讨也不會有什麼改變。

    誰也不要他。

    不論檢讨不檢讨,憤怒的國家都把他看得一文不值。

     在這段時間裡,柳德米拉變化得很厲害。

    她已經不在電話裡對房管員說:“請您馬上給我派一個修理工來。

    ”不再到樓梯上去檢査:“這是誰又把垃圾倒在洞口外面?”她穿衣服有點兒不正常,摸到什麼穿什麼。

    有時到配給商店去買素油,毫無必要地穿起名貴的皮大衣;有時紮起灰色的舊頭巾,穿起戰前就想送給電梯女工的大衣。

     維克托看着柳德米拉,心裡想着他們兩個再過十年、十五年,會是什麼樣子。

     “你可記得,在契诃夫的《主教》裡,母親放牛,對一些婦女說,她的兒子當年做過主教,可是很少有人信她的話?” “我讀過已經很久了,那還是在小時候,不記得了。

    ”柳德米拉說。

     “那你要再讀一讀。

    ”維克托很生氣地說。

     他一直因為柳德米拉不喜歡契诃夫而生她的氣,他懷疑,契诃夫有很多小說她沒有讀過。

     可是很奇怪,很奇怪!他越是不行,越是沒有辦法,越是接近于精神上的全熵狀态,他在房管員眼裡,在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