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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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呼吸着潮濕的冷氣，他滿懷信心和希望—可怕的噩夢似乎已經結束了。
四 克雷莫夫走出小汽車，把灰色的盧比揚卡峽谷打量了一遍。
因為長時間的飛機馬達聲，因為眼前不停地閃過一片片收割完畢和尚未收割的田野、一條條小河、一片片樹林，因為心中交替地閃過失望、信心、灰心，這會兒頭腦裡在轟轟作響。
門開了。
他進入窒息人的官氣和瘋狂的官場嚴密統治的世界，進入一種生活，這種生活在戰争之外，與戰争無關，又在戰争之上。
在一個悶人的空房間裡，在探照燈似的明亮的燈光下，叫他脫光了衣服。
在一個若有所思、穿白大褂的人摸他的身體的時候，他打着哆嗦想道，戰争的沉雷和鋼鐵都沒有打亂這不知羞恥的手指頭一絲不苟的動作。
他想起一名死去的紅軍戰士，在防毒面具裡留下進攻前寫好的字條兒：“我是為幸福的蘇聯生活死的，家裡還有老婆和五個孩子。
”被燒死的坦克手，渾身黑糊糊的，一縷縷頭發粘在年輕的頭上；成千上萬人民的軍隊，穿過森林和沼地，開炮，打機關槍…… 那手指頭還在摸着，又鎮定，又平靜，可是政委克雷莫夫還在炮火下呼喊過：“怎麼，格涅拉洛夫同志，您不想保衛蘇維埃祖國！” “轉過身去，彎下腰，兩腳分開。
” 然後，他穿起衣服照相，敞着領口照，闆着面孔照，帶着表情照，從正面照，從側面照。
然後，他在心裡狠狠地罵着娘，在一張紙上蓋了手印兒。
然後一名忙忙碌碌的工作人員把他褲子上的紐扣剪下來，又拿走他的腰帶。
然後他乘着燈光明亮的電梯上去，順着鋪了地毯的長長的、空蕩蕩的走廊朝前走去，經過一個個帶圓孔的門。
外科診所病房。
癌外科診療室。
空氣是暖和的，是帶有官氣的，被電燈照得通亮。
這是診斷社會病的X光研究所…… “究竟是誰把我關進來的？” 在這窒悶、不通風的空氣中很難思考什麼。
夢、清醒、過去、未來全都攪在一起。
他失去了自我感覺……我是不是有過媽媽？也許，我從來沒有媽媽。
葉尼娅也是可有可無的了。
松樹頂上的星星，搶渡頓河，德國人的綠色照明彈，“全世界無産者，聯合起來”，每一個門裡面都有人，我要死得像個共産黨員，莫斯托夫斯科伊這會兒在哪兒，頭轟轟直響，難道是格列科夫朝我開槍，卷發的格裡高力·葉甫謝耶維奇，共産國際主席，在這走廊上走，多麼難聞、多麼悶人的空氣，多麼讨厭的探照燈光……格列科夫朝我開槍，特别科的壞家夥打我一拳，德國人朝我開槍，不知明天我會怎樣，我向你們發誓，我什麼罪也沒有，要說有罪，隻有瞎編，好樣的老頭子在十月革命節在斯皮裡多諾夫那兒唱起歌兒，肅反委員會，肅反委員會，肅反委員會，捷爾任斯基當年是這座房子的當家人，亨利·亞戈達，還有明仁斯基，後來就是小個子、綠眼睛的彼得堡無産者葉若夫，現在是又和藹又精明的貝利亞，當然，當然，我們見過面，我們唱過“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我什麼罪也沒有，要說有罪，隻有瞎編，難道要把我槍斃？…… 在筆直的走廊裡走，而生活是亂糟糟的，又是小道，又是山溝、沼地、小河、草原灰土、未收割的莊稼，擠着走，繞着走，當命運筆直的時候，就直着走，走廊，走廊，走廊裡有很多門。
克雷莫夫從容不迫地走着，不快也不慢，好像押着他的士兵不在他後面，在他前面。
他一來到盧比揚卡監獄，就産生了一種不同的感覺。
“點的軌迹。
”他在按指印兒的時候，這樣想道。
他不明白自己為什麼這樣想，雖然正是這個念頭表達了他的新的感覺。
所以産生新的感覺，是因為他失去了自己的本來面目。
如果他要喝水，會讓他喝個夠，如果他心髒病發作，突然跌倒在地，也會有醫生給他打針搶救。
可是他已經不是克雷莫夫，他感覺到這一點，雖然他還不理解這一點。
他已經不是原來那個克雷莫夫同志，不能像原來那樣穿衣，吃飯，買票看電影，思考，睡覺，總是感覺自己就是自己。
克雷莫夫同志本來和所有的人都不同，心靈不同，思想不同，革命前的黨齡不同，刊登在《共産國際》雜志上的文章與衆不同，各種各樣的習慣與衆不同，氣派與衆不同，和共青團員或區委書記、工人、老黨員、老朋友、求助者談話的語調也不同。
如今他的身體像人的身體，行動和思維像人的行動和思維，但是克雷莫夫同志作為人的實質、他的尊嚴、他的自由全消失了。
把他押進一間囚室。
囚室長方形，光溜溜的鑲木地闆，有四張床，鋪得平平展展，被子連褶都沒有，他頓時感覺出來：三個人用人的好奇的目光看着這第四個人。
他們是人，至于他們是好人還是壞人，他不知道，他們對他敵視還是漠視，他不知道，但是他們對他的好态度、壞态度、冷漠态度，都是人對人的态度。
他坐到給他指定的床上，那三個人坐在床上，膝頭放着打開的書本，都一聲不響地看着他。
他似乎已經失去的美好、可貴的感覺又回來了。
有一個人大塊頭，寬額頭，凸凸的臉，低低的肥厚的額頭上面是密密的鬈發，白了的和沒有白的，像貝多芬那樣蓬亂。
另一個是老頭子，兩手像紙一樣白，光秃的頭頂和臉部顯得骨骨棱棱的，就好像雕在金屬上的淺浮雕，似乎他的血管裡流的是雪，不是血。
還有一個和克雷莫夫坐在一張床上，模樣很和藹，因為剛剛摘下眼鏡，鼻梁上還帶着紅紅的印子，這人又可憐，又善良。
他用手指了指頭，微微笑了笑，搖了搖頭，克雷莫夫便懂了：看守的士兵在小孔裡看着呢，不能說話。
頭發蓬亂的人第一個開口說話。
“好吧，”他慵懶然而很和善地說，“我就代表大家歡迎部隊來的
四 克雷莫夫走出小汽車，把灰色的盧比揚卡峽谷打量了一遍。
因為長時間的飛機馬達聲，因為眼前不停地閃過一片片收割完畢和尚未收割的田野、一條條小河、一片片樹林，因為心中交替地閃過失望、信心、灰心，這會兒頭腦裡在轟轟作響。
門開了。
他進入窒息人的官氣和瘋狂的官場嚴密統治的世界，進入一種生活，這種生活在戰争之外，與戰争無關，又在戰争之上。
在一個悶人的空房間裡，在探照燈似的明亮的燈光下，叫他脫光了衣服。
在一個若有所思、穿白大褂的人摸他的身體的時候，他打着哆嗦想道，戰争的沉雷和鋼鐵都沒有打亂這不知羞恥的手指頭一絲不苟的動作。
他想起一名死去的紅軍戰士，在防毒面具裡留下進攻前寫好的字條兒：“我是為幸福的蘇聯生活死的，家裡還有老婆和五個孩子。
”被燒死的坦克手，渾身黑糊糊的，一縷縷頭發粘在年輕的頭上；成千上萬人民的軍隊，穿過森林和沼地，開炮，打機關槍…… 那手指頭還在摸着，又鎮定，又平靜，可是政委克雷莫夫還在炮火下呼喊過：“怎麼，格涅拉洛夫同志，您不想保衛蘇維埃祖國！” “轉過身去，彎下腰，兩腳分開。
” 然後，他穿起衣服照相，敞着領口照，闆着面孔照，帶着表情照，從正面照，從側面照。
然後，他在心裡狠狠地罵着娘，在一張紙上蓋了手印兒。
然後一名忙忙碌碌的工作人員把他褲子上的紐扣剪下來，又拿走他的腰帶。
然後他乘着燈光明亮的電梯上去，順着鋪了地毯的長長的、空蕩蕩的走廊朝前走去，經過一個個帶圓孔的門。
外科診所病房。
癌外科診療室。
空氣是暖和的，是帶有官氣的，被電燈照得通亮。
這是診斷社會病的X光研究所…… “究竟是誰把我關進來的？” 在這窒悶、不通風的空氣中很難思考什麼。
夢、清醒、過去、未來全都攪在一起。
他失去了自我感覺……我是不是有過媽媽？也許，我從來沒有媽媽。
葉尼娅也是可有可無的了。
松樹頂上的星星，搶渡頓河，德國人的綠色照明彈，“全世界無産者，聯合起來”，每一個門裡面都有人，我要死得像個共産黨員，莫斯托夫斯科伊這會兒在哪兒，頭轟轟直響，難道是格列科夫朝我開槍，卷發的格裡高力·葉甫謝耶維奇，共産國際主席，在這走廊上走，多麼難聞、多麼悶人的空氣，多麼讨厭的探照燈光……格列科夫朝我開槍，特别科的壞家夥打我一拳，德國人朝我開槍，不知明天我會怎樣，我向你們發誓，我什麼罪也沒有，要說有罪，隻有瞎編，好樣的老頭子在十月革命節在斯皮裡多諾夫那兒唱起歌兒，肅反委員會，肅反委員會，肅反委員會，捷爾任斯基當年是這座房子的當家人，亨利·亞戈達，還有明仁斯基，後來就是小個子、綠眼睛的彼得堡無産者葉若夫，現在是又和藹又精明的貝利亞，當然，當然，我們見過面，我們唱過“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我什麼罪也沒有，要說有罪，隻有瞎編，難道要把我槍斃？…… 在筆直的走廊裡走，而生活是亂糟糟的，又是小道，又是山溝、沼地、小河、草原灰土、未收割的莊稼，擠着走，繞着走，當命運筆直的時候，就直着走，走廊，走廊，走廊裡有很多門。
克雷莫夫從容不迫地走着，不快也不慢，好像押着他的士兵不在他後面，在他前面。
他一來到盧比揚卡監獄，就産生了一種不同的感覺。
“點的軌迹。
”他在按指印兒的時候，這樣想道。
他不明白自己為什麼這樣想，雖然正是這個念頭表達了他的新的感覺。
所以産生新的感覺，是因為他失去了自己的本來面目。
如果他要喝水，會讓他喝個夠，如果他心髒病發作，突然跌倒在地，也會有醫生給他打針搶救。
可是他已經不是克雷莫夫，他感覺到這一點，雖然他還不理解這一點。
他已經不是原來那個克雷莫夫同志，不能像原來那樣穿衣，吃飯，買票看電影，思考，睡覺，總是感覺自己就是自己。
克雷莫夫同志本來和所有的人都不同，心靈不同，思想不同，革命前的黨齡不同，刊登在《共産國際》雜志上的文章與衆不同，各種各樣的習慣與衆不同，氣派與衆不同，和共青團員或區委書記、工人、老黨員、老朋友、求助者談話的語調也不同。
如今他的身體像人的身體，行動和思維像人的行動和思維，但是克雷莫夫同志作為人的實質、他的尊嚴、他的自由全消失了。
把他押進一間囚室。
囚室長方形，光溜溜的鑲木地闆，有四張床，鋪得平平展展，被子連褶都沒有，他頓時感覺出來：三個人用人的好奇的目光看着這第四個人。
他們是人，至于他們是好人還是壞人，他不知道，他們對他敵視還是漠視，他不知道，但是他們對他的好态度、壞态度、冷漠态度，都是人對人的态度。
他坐到給他指定的床上，那三個人坐在床上，膝頭放着打開的書本，都一聲不響地看着他。
他似乎已經失去的美好、可貴的感覺又回來了。
有一個人大塊頭，寬額頭，凸凸的臉，低低的肥厚的額頭上面是密密的鬈發，白了的和沒有白的，像貝多芬那樣蓬亂。
另一個是老頭子，兩手像紙一樣白，光秃的頭頂和臉部顯得骨骨棱棱的，就好像雕在金屬上的淺浮雕，似乎他的血管裡流的是雪，不是血。
還有一個和克雷莫夫坐在一張床上，模樣很和藹，因為剛剛摘下眼鏡，鼻梁上還帶着紅紅的印子，這人又可憐，又善良。
他用手指了指頭，微微笑了笑，搖了搖頭，克雷莫夫便懂了：看守的士兵在小孔裡看着呢，不能說話。
頭發蓬亂的人第一個開口說話。
“好吧，”他慵懶然而很和善地說，“我就代表大家歡迎部隊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