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3）
關燈
小
中
大
問題，并且因為他還不習慣談這些激動人心、使心裡火辣辣的事情，也不習慣聽别人談這種話，所以心裡感到說不出的暢快。
毫無顧慮、毫無恐懼地發表意見，争論那些令人激動不安的問題，實在是一種幸福。
正因為這種議論特别使人激動難安，他從來沒有同任何人談過這些事。
在這裡，在這小屋的地上，同這個樸實的軍人在一起夜談，這個人醉後又醒來。
他感覺到自己周圍都是從西烏克蘭撤到這沙漠上的人，一切都是另一種境況。
于是出現了一種很自然、很樸素的期待—然而又是很難理解、很難想象的情形：人與人真誠地談了起來！ “您的話又對又不對，”達林斯基說，“窮光蛋進不了資産階級的參議院，這樣說是對的，但是窮光蛋如果成了百萬富翁，就能進參議院了。
福特就是工人出身。
我們不讓資産階級和地主占據領導崗位，這是對的。
但是如果給老老實實工作的人也打上犯罪印記，僅僅因為他的父親或祖父是富農或者神甫，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兒了。
這不算階級觀點。
您以為我在勞改營裡受折騰的時候沒有遇到普梯洛夫工廠的工人和頓涅茨礦工嗎？要多少有多少！我們的官僚制度很可怕，因為這不是國家身上的贅疣，贅疣是可以割掉的。
這種官僚制度所以特别可怕，因為官僚制度就是國家。
在戰争時期，沒有任何人願意為了人事處長去犧牲。
在申請書上批一個‘不同意’或者把士兵的遺孀趕出辦公室，任何一個無能的奴才都能辦得到。
可是要把德國佬趕出去，就需要剛強的、真正的好漢了。
” “這話很對。
”鮑瓦說。
“我不抱怨。
我很感激，非常感激。
非常感謝！我是幸福的！不過另一點就很不好：為了我能幸福，能為國家貢獻自己的力量，還要再來那樣可怕的時期，那就糟了。
那我再也不要這種幸福。
去他媽的！” 達林斯基覺得，他還是沒有深挖到主要的、他們所談的問題的真正實質，一針見血地闡明現實問題的東西，不過他這一下子想了、說了平時不敢想、不敢說的事情，這使他感到非常高興。
他對自己的交談者說： “您要知道，這一生今後不論出現什麼情況，我都不懊悔今天夜裡同您的長談。
” 十五 莫斯托夫斯科伊在隔離室裡過了三個多星期。
給他吃得很好，黨衛軍的醫生給他檢查過兩次，還開了處方，給他注射葡萄糖。
剛被關起來的時候，他一直等待着傳訊，一個勁兒地埋怨自己：真不該同伊康尼科夫交談；一定是那個糊塗老頭子，在搜查之前塞給他那幾張可能有問題的紙，把他害了。
一天天過去，卻沒有傳訊他。
他思索着同犯人們進行政治談話的題目，考慮可以吸收什麼人參加工作。
夜裡睡不着的時候，他為傳單打腹稿，挑選營裡人交談用的一些字眼兒，好讓各種不同民族的人更容昜打交道。
他想起了在奸細告密的情況下可以防止全面失敗的一些秘密活動的傳統辦法。
他很想向葉爾紹夫和奧西波夫問問建立組織的最初幾個步驟；他相信能夠使奧西波夫消除對葉爾紹夫的偏見。
他覺得，又仇恨布爾什維克又盼望紅軍勝利的切爾涅佐夫實在可憐。
他想到面臨的審訊，心裡幾乎是平靜的。
夜裡，他的心髒病發作。
他躺着，把頭抵在牆上，難受得要命，隻有在監獄裡的快要死的人才會這樣難受。
他疼得昏迷了一陣子。
等他蘇醒過來，不怎麼疼了，胸膛、臉上、手上都出了一層汗。
頭腦裡也出現了一種似是而非的、虛假的清醒狀态。
他想到他和意大利神甫議論世界性罪惡的那番話，聯想起小時候有一天忽然下起雨來，他跑進媽媽做針線活兒的房間時那種幸福感；又聯想起當年去葉尼塞流放地看他的妻子，想起她那哭濕了的幸福的眼睛；又聯想起面色蒼白的捷爾任斯基，他在一次黨的會議上向捷爾任斯基問起社會革命黨一個可愛的小夥子的下落。
捷爾任斯基回答說：“槍斃了。
”他想起基裡洛夫少校那苦悶的眼睛……想起雪橇拖着的朋友的屍體，用被單蓋着。
朋友在列甯格勒被圍的日子裡，沒有得到他的幫助。
他那像小孩子一樣的亂蓬蓬的頭充滿了幻想，他那老大的秃頭頂貼在粗糙的集中營闆牆上。
過了一陣子，遙遠的事漸漸遠去，越來越淡，漸漸失去色彩。
他似乎慢慢沉入涼爽的水裡。
他睡着了，為的是在晨曦中重新聽到笛聲，迎接新的一天。
下午，把他帶到浴室裡。
他很不痛快地吸着氣，打量着自己的胳膊和癟癟的胸膛。
“是啊，老了。
”他想道。
等到帶他來洗澡的士兵在手裡捏着紙煙走出門去，一個正在用拖把擦洗水泥地的窄肩膀麻臉囚犯對莫斯托夫斯科伊說： “葉爾紹夫要我向您報告一個消息：在斯大林格勒地區我軍把德國佬所有的坦克打退啦。
他要我告訴您，一切情況正常。
他要您寫傳單，下一次洗澡的時候交給我。
” 莫斯托夫斯科伊正想說，他沒有鉛筆和紙，但這時候一名看守走了進來。
莫斯托夫斯科伊在穿衣服的時候，摸到口袋裡有一個紙包。
裡面有十塊糖、一塊用破布包着的奶油、一張白紙和一個鉛筆頭兒。
莫斯托夫斯科伊感到非常高興。
他希望有的東西全有了！可以不是在毫無意義地擔心血管硬化、胃病、心絞痛的狀态中結束生命了。
他把糖塊和鉛筆頭兒緊緊按在胸口。
夜裡，有一名黨衛軍的士官把他押出來，押着他順着街道往前走。
一陣陣冷風吹在他的臉上。
他回頭朝一座座沉睡的棚屋看了看，在心裡說：“沒什麼，沒什麼，你們的莫斯托夫斯科伊同志神經不那麼脆弱，同志們，你們好好兒地睡吧。
” 他們走進集中營管理處大門。
這裡已經聞不到集中營裡那種氨水氣味，可以聞到冰冷的煙草氣息。
莫斯托夫斯科伊發現地上有一根老大的煙頭兒，他真想撿起來。
他們上了二樓，又上了三樓，那士官叫莫斯托夫斯科伊在擦腳墊上把腳擦幹淨，士官自己也把鞋底擦了老半天。
莫斯托夫斯科伊爬樓已經累得上氣不接下氣，這會兒盡可能平息一下氣喘。
他們順着鋪在走廊裡的長條地毯走去。
一盞盞半透明的郁金香形小燈，燈罩裡透出柔和、甯靜的燈光。
他們經過一扇打磨得锃亮的門，門上挂着一個不大的木牌“警備長辦公室”，來到另一扇同樣富麗堂皇的門前站住，門上的牌子是“黨衛軍少校利斯辦公室”。
莫斯托夫斯科伊常常聽到這個名字，這是秘密警察總頭子希姆萊在集中營管理處的代表。
莫斯托夫斯科伊覺得好笑的是，古濟将軍曾經很生氣，因為奧西波夫是利斯親自審訊的，而審訊他古濟的卻隻是利斯的一名助手。
他認為這是對隊列指揮人員的輕視。
奧西波夫說過，利斯在審訊他的時候不用翻譯，因為他原來是蘇聯裡加市的德國人，精通俄語。
從裡面走出一名年輕軍官，對押解的士官說了幾句話，便叫莫斯托夫斯科伊進辦公室去，門依然開着。
辦公室裡沒有人。
鋪着地毯，花瓶裡插着鮮花，牆上還有一幅畫：樹林的邊緣，紅瓦頂的農舍。
莫斯托夫斯科伊心想，他來到屠宰場場主的辦公室裡了—旁邊是要死的牲畜在哼哧，内髒在冒熱氣，屠宰手的身上濺滿了血，可是場主這裡卻這樣甯靜，地毯這樣幹淨，隻有桌上的黑色電話機說明屠宰場和這間辦公室是聯系着的。
敵人！多麼簡單明了的字眼兒！又想起切爾涅佐夫的話—人的命運在“狂飙突進運動”時代是多麼可憐。
不過他是戴着小山羊皮白手套的。
于是莫斯托夫斯科伊看了看自己的手掌和手指頭。
辦公室裡面的門開了。
通向走廊的門也馬上吱扭響了一下，看樣子，是值班軍官看到利斯來到辦公室，把門掩上了。
莫斯托夫斯科伊皺緊眉頭站着，等待着。
“您好。
”這個灰軍服袖子上帶着黨衛軍标志的小個子低聲說。
利斯的臉上沒有任何猙獰的地方，因此莫斯托夫斯科伊覺得看到這張臉特别可怕。
這是一張鷹鈎鼻子的臉，黑灰色眼睛神情專注，寬大的額頭，蒼白瘦削的兩腮，顯露出一副恪盡職守、清心寡欲的神氣。
利斯等到莫斯托夫斯科伊咳嗽過了，說： “我想和您談談。
” “可是我不想和您談。
”莫斯托夫斯科伊說過這話，側眼朝遠處的角落裡看了看，估計利斯手下的劊子手們會從那邊過來打他的耳光。
“我完全能理解您，”利斯說，“請坐吧。
” 他讓莫斯托夫斯科伊坐在安樂椅上，自己也緊挨着坐下來。
他說的俄語是一種沒有特色、沒有生活氣息的冰冷語言，是科普小冊子裡使用的語言。
“您身體不大好吧？” 莫斯托夫斯科伊聳了聳肩膀，什麼也沒有說。
“是的，是的，我知道。
我派醫生給您看了，他對我說過。
我深更半夜裡打擾您了。
不過我實在想和您談談。
” “可不是嘛。
”莫斯托夫斯科伊在心裡說。
他回答道： “我是來受審的。
咱們沒有什麼好談的。
” “為什麼？”利斯問道。
“您看着我穿着制服。
但我不是生來就穿這制服的。
領袖和黨分派穿制服，于是就穿上了，成了黨的士兵。
我一直是黨内的理論家，我對哲學和曆史問題很感興趣，不過我是黨員罷了。
難道你們内務部的每個工作人員都贊賞盧比揚卡監獄嗎？” 莫斯托夫斯科伊注視着利斯的臉。
他心裡想，這張蒼白的、高額頭的臉應該畫在人類學圖表的最低欄内，其進化程度相當于原始的尼安德特人。
“如果黨中央派您去加強肅反委員會的工作，您能拒絕嗎？您隻能放下黑格爾的書，去工作。
所以我們也放下了黑格爾的書。
” 莫斯托夫斯科伊側眼看了看說話的人，覺得這張肮髒的嘴說出黑格爾的名字，實在很奇怪，簡直是亵渎……在擁擠的電車裡，一個可怕的、老練的賊走到他跟前，要和他搭話。
他聽着，一心一意注視着賊的手，隻要看到劃包的刀片一閃，就照着眼睛打過去。
此刻他就是這樣的心情。
可是利斯擡起兩手，朝手上看了看，說： “我們的手和你們的手一樣，它們喜歡幹大事，不怕弄髒。
” 莫斯托夫斯科伊眉頭緊鎖。
利斯說出的話連同他的手勢，令他覺得難以忍受。
利斯很帶勁兒地說起來，說得很快，就好像從前就和莫斯托夫斯科伊談過，現在能夠把那次中斷的話說完，十分高興。
“隻要坐二十個鐘頭的飛機，您就可以到蘇聯的馬加丹市，可以坐在自己的辦公室裡的椅子上了。
您在我們這兒，可以和在自己家裡一樣，不過您不走運。
你們的宣傳機構竟和财閥的宣傳機構一塊兒醜化我們黨的司法，我很痛心。
” 他搖了搖頭。
接着又很快地說起令人吃驚、意外，又可怕又荒唐的話： “在我們面對面互相看着的時候，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仇恨的面孔，我們是在照鏡子。
這是我們時代的悲劇。
難道您沒有在我們身上看到你們自己，看到你們的意志？難道在你們來說，世界不就是你們的意志，難道誰能夠使你們動搖，使你們停止？” 利斯的臉湊近了莫斯托夫斯科伊的臉。
“您明白我的意思嗎？我的俄語說得不太好，但我希望您能明白我的意思。
您以為，您是在痛恨我們，但這是表象，實際上您是通過恨我們恨你們自己。
很可怕，是嗎？您明白嗎？” 莫斯托夫斯科伊打定主意不說話，利斯也不一定要他說話。
莫斯托夫斯科伊有一會兒覺得，這個盯着他的眼睛的人并不想欺騙他，而是實心實意聚精會神地在說語，挑選着字眼兒。
似乎他是在傾訴煩惱，請人幫他弄清使他苦惱的問題。
莫斯托夫斯科伊感到非常難受。
似乎有一根針在紮他的心。
“您明白嗎，明白嗎？”利斯很快地說。
他已經看不見莫斯托夫斯科伊了，他心裡十分慌亂。
“我們打你們的軍隊，但我們也是在打自己。
我們的坦克沖擊的不光是你們的國境，也是我們的國境，我們的坦克履帶輾壓的是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
真可怕，簡直是夢裡自殺。
我們有可能失敗得很慘。
明白嗎？如果我們勝利了，又會怎樣？我們勝利了，我們就沒有了你們，我們就要單獨對抗痛恨我們的另外一個世界。
” 這個人的話很容易駁倒。
他的眼睛離莫斯托夫斯科伊更近了一些。
但是有一種什麼東西比這個老練的黨衛軍間諜的話更壞、更危險。
這個東西有時在莫斯托夫斯科伊的心裡和腦子裡活動，并且吱咯吱咯地響，有時畏畏縮縮，有時躁動得很厲害。
這是一種很壞的、見不得人的懷疑情緒，莫斯托夫斯科伊不是在異己者的話裡發現的，而是在自己心裡發現的。
就好比一個人怕生病，怕惡性腫瘤，卻又不找醫生，盡量不理會自己的病疼，不和家裡人談自己的病。
現在有人對他說：“您瞧，您常常這樣疼，一般是在上午，一般是在……是的，是的……” “您明白我的意思嗎，老師？”利斯問道。
“有一個德國人，您是非常了解他的判斷能力的，他說，拿破侖一生的悲劇就在于他表現了英國精神，而英國正是他的死敵。
” “噢呀，這比打耳光都厲害，”莫斯托夫斯科伊心裡想道，并且在心裡說，“他這是說的斯賓格勒[2]。
” 利斯抽起煙來，并且把煙盒遞給莫斯托夫斯科伊。
莫斯托夫斯科伊生硬地說： “不想抽。
” 他想到，世界上所有的憲兵，不論四十年前審訊過他的那些憲兵，還是現在大談黑格爾和斯賓格勒的這一個，都使用同樣的笨拙辦法：請被審訊的人抽煙。
他一想到這一點，就比較坦然了。
是的，說實話，這都是因為神經紊亂，由于意外：本來以為會挨耳光的，誰知卻聽到一番荒唐的、令人厭惡的話。
不過，有些沙皇時代的憲兵也研究政治問題，其中也有一些真正有文化的人，有一個人還研究過《資本論》。
可是不知道研究馬克思的憲兵是否有這樣的情況：突然在内心深處出現這樣的念頭—也許馬克思是對的呢？在這種情況下那個憲兵有什麼樣的感覺呢？不過，不論怎樣，憲兵不會成為革命者。
他踩滅自己的懷疑，仍然做憲兵……我也是在踩滅自己的懷疑。
不過我是仍然要做革命者。
利斯
毫無顧慮、毫無恐懼地發表意見，争論那些令人激動不安的問題，實在是一種幸福。
正因為這種議論特别使人激動難安，他從來沒有同任何人談過這些事。
在這裡，在這小屋的地上，同這個樸實的軍人在一起夜談，這個人醉後又醒來。
他感覺到自己周圍都是從西烏克蘭撤到這沙漠上的人，一切都是另一種境況。
于是出現了一種很自然、很樸素的期待—然而又是很難理解、很難想象的情形：人與人真誠地談了起來！ “您的話又對又不對，”達林斯基說，“窮光蛋進不了資産階級的參議院，這樣說是對的，但是窮光蛋如果成了百萬富翁，就能進參議院了。
福特就是工人出身。
我們不讓資産階級和地主占據領導崗位，這是對的。
但是如果給老老實實工作的人也打上犯罪印記，僅僅因為他的父親或祖父是富農或者神甫，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兒了。
這不算階級觀點。
您以為我在勞改營裡受折騰的時候沒有遇到普梯洛夫工廠的工人和頓涅茨礦工嗎？要多少有多少！我們的官僚制度很可怕，因為這不是國家身上的贅疣，贅疣是可以割掉的。
這種官僚制度所以特别可怕，因為官僚制度就是國家。
在戰争時期，沒有任何人願意為了人事處長去犧牲。
在申請書上批一個‘不同意’或者把士兵的遺孀趕出辦公室，任何一個無能的奴才都能辦得到。
可是要把德國佬趕出去，就需要剛強的、真正的好漢了。
” “這話很對。
”鮑瓦說。
“我不抱怨。
我很感激，非常感激。
非常感謝！我是幸福的！不過另一點就很不好：為了我能幸福，能為國家貢獻自己的力量，還要再來那樣可怕的時期，那就糟了。
那我再也不要這種幸福。
去他媽的！” 達林斯基覺得，他還是沒有深挖到主要的、他們所談的問題的真正實質，一針見血地闡明現實問題的東西，不過他這一下子想了、說了平時不敢想、不敢說的事情，這使他感到非常高興。
他對自己的交談者說： “您要知道，這一生今後不論出現什麼情況，我都不懊悔今天夜裡同您的長談。
” 十五 莫斯托夫斯科伊在隔離室裡過了三個多星期。
給他吃得很好，黨衛軍的醫生給他檢查過兩次，還開了處方，給他注射葡萄糖。
剛被關起來的時候，他一直等待着傳訊，一個勁兒地埋怨自己：真不該同伊康尼科夫交談；一定是那個糊塗老頭子，在搜查之前塞給他那幾張可能有問題的紙，把他害了。
一天天過去，卻沒有傳訊他。
他思索着同犯人們進行政治談話的題目，考慮可以吸收什麼人參加工作。
夜裡睡不着的時候，他為傳單打腹稿，挑選營裡人交談用的一些字眼兒，好讓各種不同民族的人更容昜打交道。
他想起了在奸細告密的情況下可以防止全面失敗的一些秘密活動的傳統辦法。
他很想向葉爾紹夫和奧西波夫問問建立組織的最初幾個步驟；他相信能夠使奧西波夫消除對葉爾紹夫的偏見。
他覺得，又仇恨布爾什維克又盼望紅軍勝利的切爾涅佐夫實在可憐。
他想到面臨的審訊，心裡幾乎是平靜的。
夜裡，他的心髒病發作。
他躺着，把頭抵在牆上，難受得要命，隻有在監獄裡的快要死的人才會這樣難受。
他疼得昏迷了一陣子。
等他蘇醒過來，不怎麼疼了，胸膛、臉上、手上都出了一層汗。
頭腦裡也出現了一種似是而非的、虛假的清醒狀态。
他想到他和意大利神甫議論世界性罪惡的那番話，聯想起小時候有一天忽然下起雨來，他跑進媽媽做針線活兒的房間時那種幸福感；又聯想起當年去葉尼塞流放地看他的妻子，想起她那哭濕了的幸福的眼睛；又聯想起面色蒼白的捷爾任斯基，他在一次黨的會議上向捷爾任斯基問起社會革命黨一個可愛的小夥子的下落。
捷爾任斯基回答說：“槍斃了。
”他想起基裡洛夫少校那苦悶的眼睛……想起雪橇拖着的朋友的屍體，用被單蓋着。
朋友在列甯格勒被圍的日子裡，沒有得到他的幫助。
他那像小孩子一樣的亂蓬蓬的頭充滿了幻想，他那老大的秃頭頂貼在粗糙的集中營闆牆上。
過了一陣子，遙遠的事漸漸遠去，越來越淡，漸漸失去色彩。
他似乎慢慢沉入涼爽的水裡。
他睡着了，為的是在晨曦中重新聽到笛聲，迎接新的一天。
下午，把他帶到浴室裡。
他很不痛快地吸着氣，打量着自己的胳膊和癟癟的胸膛。
“是啊，老了。
”他想道。
等到帶他來洗澡的士兵在手裡捏着紙煙走出門去，一個正在用拖把擦洗水泥地的窄肩膀麻臉囚犯對莫斯托夫斯科伊說： “葉爾紹夫要我向您報告一個消息：在斯大林格勒地區我軍把德國佬所有的坦克打退啦。
他要我告訴您，一切情況正常。
他要您寫傳單，下一次洗澡的時候交給我。
” 莫斯托夫斯科伊正想說，他沒有鉛筆和紙，但這時候一名看守走了進來。
莫斯托夫斯科伊在穿衣服的時候，摸到口袋裡有一個紙包。
裡面有十塊糖、一塊用破布包着的奶油、一張白紙和一個鉛筆頭兒。
莫斯托夫斯科伊感到非常高興。
他希望有的東西全有了！可以不是在毫無意義地擔心血管硬化、胃病、心絞痛的狀态中結束生命了。
他把糖塊和鉛筆頭兒緊緊按在胸口。
夜裡，有一名黨衛軍的士官把他押出來，押着他順着街道往前走。
一陣陣冷風吹在他的臉上。
他回頭朝一座座沉睡的棚屋看了看，在心裡說：“沒什麼，沒什麼，你們的莫斯托夫斯科伊同志神經不那麼脆弱，同志們，你們好好兒地睡吧。
” 他們走進集中營管理處大門。
這裡已經聞不到集中營裡那種氨水氣味，可以聞到冰冷的煙草氣息。
莫斯托夫斯科伊發現地上有一根老大的煙頭兒，他真想撿起來。
他們上了二樓，又上了三樓，那士官叫莫斯托夫斯科伊在擦腳墊上把腳擦幹淨，士官自己也把鞋底擦了老半天。
莫斯托夫斯科伊爬樓已經累得上氣不接下氣，這會兒盡可能平息一下氣喘。
他們順着鋪在走廊裡的長條地毯走去。
一盞盞半透明的郁金香形小燈，燈罩裡透出柔和、甯靜的燈光。
他們經過一扇打磨得锃亮的門，門上挂着一個不大的木牌“警備長辦公室”，來到另一扇同樣富麗堂皇的門前站住，門上的牌子是“黨衛軍少校利斯辦公室”。
莫斯托夫斯科伊常常聽到這個名字，這是秘密警察總頭子希姆萊在集中營管理處的代表。
莫斯托夫斯科伊覺得好笑的是，古濟将軍曾經很生氣，因為奧西波夫是利斯親自審訊的，而審訊他古濟的卻隻是利斯的一名助手。
他認為這是對隊列指揮人員的輕視。
奧西波夫說過，利斯在審訊他的時候不用翻譯，因為他原來是蘇聯裡加市的德國人，精通俄語。
從裡面走出一名年輕軍官，對押解的士官說了幾句話，便叫莫斯托夫斯科伊進辦公室去，門依然開着。
辦公室裡沒有人。
鋪着地毯，花瓶裡插着鮮花，牆上還有一幅畫：樹林的邊緣，紅瓦頂的農舍。
莫斯托夫斯科伊心想，他來到屠宰場場主的辦公室裡了—旁邊是要死的牲畜在哼哧，内髒在冒熱氣，屠宰手的身上濺滿了血，可是場主這裡卻這樣甯靜，地毯這樣幹淨，隻有桌上的黑色電話機說明屠宰場和這間辦公室是聯系着的。
敵人！多麼簡單明了的字眼兒！又想起切爾涅佐夫的話—人的命運在“狂飙突進運動”時代是多麼可憐。
不過他是戴着小山羊皮白手套的。
于是莫斯托夫斯科伊看了看自己的手掌和手指頭。
辦公室裡面的門開了。
通向走廊的門也馬上吱扭響了一下，看樣子，是值班軍官看到利斯來到辦公室，把門掩上了。
莫斯托夫斯科伊皺緊眉頭站着，等待着。
“您好。
”這個灰軍服袖子上帶着黨衛軍标志的小個子低聲說。
利斯的臉上沒有任何猙獰的地方，因此莫斯托夫斯科伊覺得看到這張臉特别可怕。
這是一張鷹鈎鼻子的臉，黑灰色眼睛神情專注，寬大的額頭，蒼白瘦削的兩腮，顯露出一副恪盡職守、清心寡欲的神氣。
利斯等到莫斯托夫斯科伊咳嗽過了，說： “我想和您談談。
” “可是我不想和您談。
”莫斯托夫斯科伊說過這話，側眼朝遠處的角落裡看了看，估計利斯手下的劊子手們會從那邊過來打他的耳光。
“我完全能理解您，”利斯說，“請坐吧。
” 他讓莫斯托夫斯科伊坐在安樂椅上，自己也緊挨着坐下來。
他說的俄語是一種沒有特色、沒有生活氣息的冰冷語言，是科普小冊子裡使用的語言。
“您身體不大好吧？” 莫斯托夫斯科伊聳了聳肩膀，什麼也沒有說。
“是的，是的，我知道。
我派醫生給您看了，他對我說過。
我深更半夜裡打擾您了。
不過我實在想和您談談。
” “可不是嘛。
”莫斯托夫斯科伊在心裡說。
他回答道： “我是來受審的。
咱們沒有什麼好談的。
” “為什麼？”利斯問道。
“您看着我穿着制服。
但我不是生來就穿這制服的。
領袖和黨分派穿制服，于是就穿上了，成了黨的士兵。
我一直是黨内的理論家，我對哲學和曆史問題很感興趣，不過我是黨員罷了。
難道你們内務部的每個工作人員都贊賞盧比揚卡監獄嗎？” 莫斯托夫斯科伊注視着利斯的臉。
他心裡想，這張蒼白的、高額頭的臉應該畫在人類學圖表的最低欄内，其進化程度相當于原始的尼安德特人。
“如果黨中央派您去加強肅反委員會的工作，您能拒絕嗎？您隻能放下黑格爾的書，去工作。
所以我們也放下了黑格爾的書。
” 莫斯托夫斯科伊側眼看了看說話的人，覺得這張肮髒的嘴說出黑格爾的名字，實在很奇怪，簡直是亵渎……在擁擠的電車裡，一個可怕的、老練的賊走到他跟前，要和他搭話。
他聽着，一心一意注視着賊的手，隻要看到劃包的刀片一閃，就照着眼睛打過去。
此刻他就是這樣的心情。
可是利斯擡起兩手，朝手上看了看，說： “我們的手和你們的手一樣，它們喜歡幹大事，不怕弄髒。
” 莫斯托夫斯科伊眉頭緊鎖。
利斯說出的話連同他的手勢，令他覺得難以忍受。
利斯很帶勁兒地說起來，說得很快，就好像從前就和莫斯托夫斯科伊談過，現在能夠把那次中斷的話說完，十分高興。
“隻要坐二十個鐘頭的飛機，您就可以到蘇聯的馬加丹市，可以坐在自己的辦公室裡的椅子上了。
您在我們這兒，可以和在自己家裡一樣，不過您不走運。
你們的宣傳機構竟和财閥的宣傳機構一塊兒醜化我們黨的司法，我很痛心。
” 他搖了搖頭。
接着又很快地說起令人吃驚、意外，又可怕又荒唐的話： “在我們面對面互相看着的時候，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仇恨的面孔，我們是在照鏡子。
這是我們時代的悲劇。
難道您沒有在我們身上看到你們自己，看到你們的意志？難道在你們來說，世界不就是你們的意志，難道誰能夠使你們動搖，使你們停止？” 利斯的臉湊近了莫斯托夫斯科伊的臉。
“您明白我的意思嗎？我的俄語說得不太好，但我希望您能明白我的意思。
您以為，您是在痛恨我們，但這是表象，實際上您是通過恨我們恨你們自己。
很可怕，是嗎？您明白嗎？” 莫斯托夫斯科伊打定主意不說話，利斯也不一定要他說話。
莫斯托夫斯科伊有一會兒覺得，這個盯着他的眼睛的人并不想欺騙他，而是實心實意聚精會神地在說語，挑選着字眼兒。
似乎他是在傾訴煩惱，請人幫他弄清使他苦惱的問題。
莫斯托夫斯科伊感到非常難受。
似乎有一根針在紮他的心。
“您明白嗎，明白嗎？”利斯很快地說。
他已經看不見莫斯托夫斯科伊了，他心裡十分慌亂。
“我們打你們的軍隊，但我們也是在打自己。
我們的坦克沖擊的不光是你們的國境，也是我們的國境，我們的坦克履帶輾壓的是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
真可怕，簡直是夢裡自殺。
我們有可能失敗得很慘。
明白嗎？如果我們勝利了，又會怎樣？我們勝利了，我們就沒有了你們，我們就要單獨對抗痛恨我們的另外一個世界。
” 這個人的話很容易駁倒。
他的眼睛離莫斯托夫斯科伊更近了一些。
但是有一種什麼東西比這個老練的黨衛軍間諜的話更壞、更危險。
這個東西有時在莫斯托夫斯科伊的心裡和腦子裡活動，并且吱咯吱咯地響，有時畏畏縮縮，有時躁動得很厲害。
這是一種很壞的、見不得人的懷疑情緒，莫斯托夫斯科伊不是在異己者的話裡發現的，而是在自己心裡發現的。
就好比一個人怕生病，怕惡性腫瘤，卻又不找醫生，盡量不理會自己的病疼，不和家裡人談自己的病。
現在有人對他說：“您瞧，您常常這樣疼，一般是在上午，一般是在……是的，是的……” “您明白我的意思嗎，老師？”利斯問道。
“有一個德國人，您是非常了解他的判斷能力的，他說，拿破侖一生的悲劇就在于他表現了英國精神，而英國正是他的死敵。
” “噢呀，這比打耳光都厲害，”莫斯托夫斯科伊心裡想道，并且在心裡說，“他這是說的斯賓格勒[2]。
” 利斯抽起煙來，并且把煙盒遞給莫斯托夫斯科伊。
莫斯托夫斯科伊生硬地說： “不想抽。
” 他想到，世界上所有的憲兵，不論四十年前審訊過他的那些憲兵，還是現在大談黑格爾和斯賓格勒的這一個，都使用同樣的笨拙辦法：請被審訊的人抽煙。
他一想到這一點，就比較坦然了。
是的，說實話，這都是因為神經紊亂，由于意外：本來以為會挨耳光的，誰知卻聽到一番荒唐的、令人厭惡的話。
不過，有些沙皇時代的憲兵也研究政治問題，其中也有一些真正有文化的人，有一個人還研究過《資本論》。
可是不知道研究馬克思的憲兵是否有這樣的情況：突然在内心深處出現這樣的念頭—也許馬克思是對的呢？在這種情況下那個憲兵有什麼樣的感覺呢？不過，不論怎樣，憲兵不會成為革命者。
他踩滅自己的懷疑，仍然做憲兵……我也是在踩滅自己的懷疑。
不過我是仍然要做革命者。
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