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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多久的傷兵，退到後方醫院，他在公共汽車站前請人幫忙登車，那些平時可能很懂得愛國愛軍的平民百姓，卻在車來的時刻自顧自地推擠擁上，不隻不理會他，而且還把他撞倒在地上。
他“用鳥叫般的聲音叫喊起來。
他的帽子歪到了一邊，無可奈何地搖晃着棍子，他那一雙瞎眼，大概也清楚地看見了自己的窘境”。
盲人拿棍子敲打着空中，站在那裡又哭又叫。
一個瞎子，就這樣被大家留在這片雪地。
而傷兵醫院裡邊，一個母親終于找到了兒子，她對着屍體小聲說話，怕他着涼還替他蓋好被子。
所有人都對她的平靜感到驚訝，卻不知道這“就好像老貓找到已死的小貓，又高興，又拿舌頭舔”。
一個熱心善良的德國老太太在俄國住了一輩子，這時卻被當做敵方間諜帶走，向當局誣陷她的其實就是她的鄰居，可能是為了趁機霸占她的屋子。
她的鄰居不隻不替她說話，而且還有意無意地用開水燙傷老奶奶留下來的貓，不久之後它也死了。
一個一心向上的領導最喜歡關懷工人和農民的夥食，老在他們面前嚴詞批評工廠廠長和地方幹部，指責他們不真心為民服務。
他的言語通俗“接地氣”，甚至偶爾帶點粗話，老百姓沒有不喜歡的。
可是一回到辦公室，他卻隻談數字和指标，要求下屬削減群衆的生活開支，提高工廠與農場的生産力。
經過無數這樣的細節之後，我還用得着說集中營裡的慘況嗎？就提一點好了，幾個納粹高官視察剛剛落成的毒氣室，順便在那四堵白牆之間舉辦晚宴。
桌布上是浪漫的燭火與盛着紅酒的玻璃杯，他們對着美食舉杯祝賀最後方案的成功，似乎後來死在裡頭的幾百萬人真是破壞世界衛生的害蟲。
這是一個令人喘不過氣的世界，在蘇式社會現實主義背景下練筆長成的格羅斯曼，冷冷地一字字刻寫，猶如照相。
不過，就像潘多拉的盒子似的，格羅斯曼總能靈視般地在密不透風的鐵箱内看見一點多餘。
好比他戰時筆記裡的這一段：“當你坐下來想要寫些關于戰争的東西的時候，很奇怪，你總是會發現紙上的空間不夠。
你寫了坦克部隊，寫到了炮兵。
但忽然間，又會記起一群蜜蜂如何在焚燒中的村莊上空飛舞。
”這多出來的一點點，不隻為他的直白書寫抹上一股超自然的詩意，有時候還會替這個世界留下一點最後的希望。
《生活與命運》裡頭最令大多數讀者感動的一幕，當是醫生索菲亞主動放棄了最後的求生窗口，好陪着萍水相逢的小男孩達維德走進毒氣室，讓這個天性喜歡動物的孩子不要孤單死去（他看見被殺的黃牛會哭，懷中總有一個養着蠶寶寶的火柴盒）。
另一個同樣脍炙人口的段落，是一名剛剛在地上看見兒子屍體的俄國太太，本來悲憤莫名，但在看着一個德軍戰俘走過的時候，卻忘了報複，反而把手裡的面包塞給那名瘦弱青年，就連她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這麼做的原因。
格羅斯曼管這類異常的善行做“人性的種子”；沒有來由的、不起眼的種子。
他說：“人類的曆史不是善極力要戰勝惡的搏鬥，人類的曆史是巨大的惡極力要輾碎人性的種子的搏鬥。
” 書裡這點點星火，一絲絲人性種子的芽苗，我忍不住壞心眼地懷疑它們其實是不是格羅斯曼的幻想。
一個溫柔的人不忍，于是文字成全。
就像我曾在多年前介紹過的短篇《狗》，格羅斯曼為第一個被人類射上太空的實驗狗“萊卡”寫下了比現實美好得多的結局，讓它回到地面，搖着尾巴回到飼養它的科學家身邊，親吻那雙喂過它、摸過它，又把它送出大氣層的手。
這似乎是格羅斯曼的風格，常把想象力用在最悲傷的事情上頭，在想象中陪伴孤獨承受苦的生命，陪伴他，安慰他。
這不是出于煽情，隻是為了不忍。
就像他在母親死于德軍手上的多年之後，寫了一封寄給母親的遺書，在那裡面，他不停想象母親最後時刻的情景，似乎自己就在她的身邊。
他甚至想到了媽媽生前見到的最後一個人，是否就是那個将會把她殺死的士兵。
我的這種猜測，來自我對格羅斯曼這個人的一丁點理解。
1961年冬天，他死前兩三年，《生活與命運》已被當局收走，完全看不到出版希望；在那個體制之内，他的文學生命也已走到盡頭，此時的他拖着病軀來到亞美尼亞旅遊。
一天，不知是胃癌影響，還是酒精作用，他在朋友的車上忽然腹絞，可生性害羞的他不好意思張揚，眼看就要上吐下瀉，尊嚴盡喪。
好在朋友半途停車加油，他趁機奔去廁所。
事後，他在筆記裡回憶：“我記得莫斯科的作家都不喜歡我，認為我是個失敗者，是個可憐蟲。
他們說得對，我完全同意。
不過，就這件事看來，我倒覺得自己還是很幸運的。
”他的身子開始破損，他傾其一生的巨著被捕，他的朋友所餘無幾；他不知道以後人家會拿他和托爾斯泰相比，他不知道俄羅斯政府會在2013年公開交還前蘇聯帶走的文稿，更不可能知道這本書會被俄羅斯電視台改編成收視率極高的電視劇。
但他竟然還是覺得自己幸運，就隻是因為他來得及上廁所。
梁文道 2015年7月于北京
他“用鳥叫般的聲音叫喊起來。
他的帽子歪到了一邊，無可奈何地搖晃着棍子，他那一雙瞎眼，大概也清楚地看見了自己的窘境”。
盲人拿棍子敲打着空中，站在那裡又哭又叫。
一個瞎子，就這樣被大家留在這片雪地。
而傷兵醫院裡邊，一個母親終于找到了兒子，她對着屍體小聲說話，怕他着涼還替他蓋好被子。
所有人都對她的平靜感到驚訝，卻不知道這“就好像老貓找到已死的小貓，又高興，又拿舌頭舔”。
一個熱心善良的德國老太太在俄國住了一輩子，這時卻被當做敵方間諜帶走，向當局誣陷她的其實就是她的鄰居，可能是為了趁機霸占她的屋子。
她的鄰居不隻不替她說話，而且還有意無意地用開水燙傷老奶奶留下來的貓，不久之後它也死了。
一個一心向上的領導最喜歡關懷工人和農民的夥食，老在他們面前嚴詞批評工廠廠長和地方幹部，指責他們不真心為民服務。
他的言語通俗“接地氣”，甚至偶爾帶點粗話，老百姓沒有不喜歡的。
可是一回到辦公室，他卻隻談數字和指标，要求下屬削減群衆的生活開支，提高工廠與農場的生産力。
經過無數這樣的細節之後，我還用得着說集中營裡的慘況嗎？就提一點好了，幾個納粹高官視察剛剛落成的毒氣室，順便在那四堵白牆之間舉辦晚宴。
桌布上是浪漫的燭火與盛着紅酒的玻璃杯，他們對着美食舉杯祝賀最後方案的成功，似乎後來死在裡頭的幾百萬人真是破壞世界衛生的害蟲。
這是一個令人喘不過氣的世界，在蘇式社會現實主義背景下練筆長成的格羅斯曼，冷冷地一字字刻寫，猶如照相。
不過，就像潘多拉的盒子似的，格羅斯曼總能靈視般地在密不透風的鐵箱内看見一點多餘。
好比他戰時筆記裡的這一段：“當你坐下來想要寫些關于戰争的東西的時候，很奇怪，你總是會發現紙上的空間不夠。
你寫了坦克部隊，寫到了炮兵。
但忽然間，又會記起一群蜜蜂如何在焚燒中的村莊上空飛舞。
”這多出來的一點點，不隻為他的直白書寫抹上一股超自然的詩意，有時候還會替這個世界留下一點最後的希望。
《生活與命運》裡頭最令大多數讀者感動的一幕，當是醫生索菲亞主動放棄了最後的求生窗口，好陪着萍水相逢的小男孩達維德走進毒氣室，讓這個天性喜歡動物的孩子不要孤單死去（他看見被殺的黃牛會哭，懷中總有一個養着蠶寶寶的火柴盒）。
另一個同樣脍炙人口的段落，是一名剛剛在地上看見兒子屍體的俄國太太，本來悲憤莫名，但在看着一個德軍戰俘走過的時候，卻忘了報複，反而把手裡的面包塞給那名瘦弱青年，就連她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這麼做的原因。
格羅斯曼管這類異常的善行做“人性的種子”；沒有來由的、不起眼的種子。
他說：“人類的曆史不是善極力要戰勝惡的搏鬥，人類的曆史是巨大的惡極力要輾碎人性的種子的搏鬥。
” 書裡這點點星火，一絲絲人性種子的芽苗，我忍不住壞心眼地懷疑它們其實是不是格羅斯曼的幻想。
一個溫柔的人不忍，于是文字成全。
就像我曾在多年前介紹過的短篇《狗》，格羅斯曼為第一個被人類射上太空的實驗狗“萊卡”寫下了比現實美好得多的結局，讓它回到地面，搖着尾巴回到飼養它的科學家身邊，親吻那雙喂過它、摸過它，又把它送出大氣層的手。
這似乎是格羅斯曼的風格，常把想象力用在最悲傷的事情上頭，在想象中陪伴孤獨承受苦的生命，陪伴他，安慰他。
這不是出于煽情，隻是為了不忍。
就像他在母親死于德軍手上的多年之後，寫了一封寄給母親的遺書，在那裡面，他不停想象母親最後時刻的情景，似乎自己就在她的身邊。
他甚至想到了媽媽生前見到的最後一個人，是否就是那個将會把她殺死的士兵。
我的這種猜測，來自我對格羅斯曼這個人的一丁點理解。
1961年冬天，他死前兩三年，《生活與命運》已被當局收走，完全看不到出版希望；在那個體制之内，他的文學生命也已走到盡頭，此時的他拖着病軀來到亞美尼亞旅遊。
一天，不知是胃癌影響，還是酒精作用，他在朋友的車上忽然腹絞，可生性害羞的他不好意思張揚，眼看就要上吐下瀉，尊嚴盡喪。
好在朋友半途停車加油，他趁機奔去廁所。
事後，他在筆記裡回憶：“我記得莫斯科的作家都不喜歡我，認為我是個失敗者，是個可憐蟲。
他們說得對，我完全同意。
不過，就這件事看來，我倒覺得自己還是很幸運的。
”他的身子開始破損，他傾其一生的巨著被捕，他的朋友所餘無幾；他不知道以後人家會拿他和托爾斯泰相比，他不知道俄羅斯政府會在2013年公開交還前蘇聯帶走的文稿，更不可能知道這本書會被俄羅斯電視台改編成收視率極高的電視劇。
但他竟然還是覺得自己幸運，就隻是因為他來得及上廁所。
梁文道 2015年7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