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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力把塑料袋的口往上拉，隻能拉到約約的脖頸處，他的頭還露在外面。
另一種辦法就是從他頭部往下套，但是這樣也不能解決問題，他的腳要露在外面。
解決的辦法是，讓他膝蓋彎曲。
盡管我又踢又踹幫助他，他那雙僵直的腿還是不彎曲。
最後我總算把他的腿弄彎了，可塑料口袋也随之彎曲了，這樣反而更難搬運，他的頭比原先更顯露在外面了。
“約約，什麼時候我才能真正擺脫你呢？”我沖他說道。
我每次翻轉他的屍體時總能看到他那呆滞的面孔，富有扭力的胡須，抹有發蠟的頭發和飄在口袋外面的領帶。
那些年他趕時髦把領帶露在毛衣外面。
要說那是時髦，也許約約趕得晚點，因為當時已經不時髦了，但是他，因為年輕時羨慕人家這樣穿戴，羨慕人家的發蠟，羨慕人家刷過油漆并縫有絨布包頭的鞋子，便認為這是一個人交了好運應有的模樣，等他也交了好運時，他是那樣興奮，以至忘了看看周圍那些他要模仿的人，他們現在的模樣已經完全改變了。
發蠟粘着得很牢，就是按着他的頭往口袋裡塞，他的頭發還像襯帽那樣整整齊齊，至多分成整整齊齊的幾绺，略微有點彎曲。
他的領帶給有點歪了，我本能地替他扶正，仿佛領結打歪了的屍體比領結正常的屍體更會引人注目。
“還得用個口袋套着他的頭，”貝爾納德特說道。
我再一次發現，這個姑娘的智力超出她這種社會地位的人能夠具備的智能。
糟糕的是我們無法再弄到一個大号的塑料口袋。
那裡隻有一個廚房裡裝垃圾用的塑料袋，橘黃色，可以用來罩在他頭上，但它并掩蓋不了這一事實：這是具死屍，裝在口袋裡，頭上罩着個小口袋。
問題是這樣，我們在這間地下室裡不能再待得太久，天亮之前我們得把約約從這裡清除掉。
我們開車帶着他到處轉已經兩個小時了，他好似我這個帶活動車篷的汽車中的第三位乘客。
許多人已經開始注意我們了，例如那兩個騎自行車的警察。
他們靜悄悄騎了過來，正盯着我們看；我們那時正要把他，約約，扔到河裡去（剛才貝爾西橋上好像沒有人），他的頭與手已伸到橋欄杆外面去了。
我和貝爾納德特這時隻好裝着錘打他的背。
“吐吧，老朋友，把你的靈魂也吐出來吧，讓你的思想清醒清醒！”我大聲嚷道，并和貝爾納德特一起一邊一個架着他，把他拖到車上。
這時他腹腔裡的氣體洩露出來，放了個響屁，兩個警察哈哈大笑往橋下騎去。
我想，約約死後與他活着的時候性格全然不同，變得體貼人了；否則他是不會幫助我們這兩個因殺害他而将要走上斷頭台的朋友。
後來我們着手搜集塑料口袋與汽油罐。
現在隻要找個合适的地方就行了。
在巴黎這樣的大都市裡好像不可能找到适合焚燒屍體的地方，找尋它會浪費許多時間。
“楓丹白露不是有片森林嗎？”我一邊發動汽車一邊對貝爾納德特說，她已經回到我身邊的座位上了。
“告訴我怎麼走，你熟悉路。
”我在想，東方發白的時候，也許我們已經跟着運送蔬菜的卡車隊回到城裡了，約約和我的過去都将變成一堆燒焦了的臭烘烘的灰燼留在那裡的鵝耳栎樹林中。
“這樣，”我自言自語地說，“我終于可以相信我的過去已經被焚燒了、忘卻了，好像我這個人從來沒有存在過似的。
” 我曾多次發現，我的過去壓得我夠嗆，很多人都要跟我算賬，金錢賬或道義上的賬，比如在澳門時，“玉園”那些姑娘的父母。
我舉例說他們，是因為沒有比這些中國人更難以擺脫的父母了。
（我招聘那些年輕女子時，與她們和她們的家長講清條件，支付現金，不讓他們老來纏我；這些父親、母親，長得又瘦又小，穿着白布褲子，提着魚腥味的竹籃子，那個局促勁就像是
另一種辦法就是從他頭部往下套，但是這樣也不能解決問題，他的腳要露在外面。
解決的辦法是，讓他膝蓋彎曲。
盡管我又踢又踹幫助他，他那雙僵直的腿還是不彎曲。
最後我總算把他的腿弄彎了，可塑料口袋也随之彎曲了，這樣反而更難搬運，他的頭比原先更顯露在外面了。
“約約，什麼時候我才能真正擺脫你呢？”我沖他說道。
我每次翻轉他的屍體時總能看到他那呆滞的面孔，富有扭力的胡須，抹有發蠟的頭發和飄在口袋外面的領帶。
那些年他趕時髦把領帶露在毛衣外面。
要說那是時髦，也許約約趕得晚點，因為當時已經不時髦了，但是他，因為年輕時羨慕人家這樣穿戴，羨慕人家的發蠟，羨慕人家刷過油漆并縫有絨布包頭的鞋子，便認為這是一個人交了好運應有的模樣，等他也交了好運時，他是那樣興奮，以至忘了看看周圍那些他要模仿的人，他們現在的模樣已經完全改變了。
發蠟粘着得很牢，就是按着他的頭往口袋裡塞，他的頭發還像襯帽那樣整整齊齊，至多分成整整齊齊的幾绺，略微有點彎曲。
他的領帶給有點歪了，我本能地替他扶正，仿佛領結打歪了的屍體比領結正常的屍體更會引人注目。
“還得用個口袋套着他的頭，”貝爾納德特說道。
我再一次發現，這個姑娘的智力超出她這種社會地位的人能夠具備的智能。
糟糕的是我們無法再弄到一個大号的塑料口袋。
那裡隻有一個廚房裡裝垃圾用的塑料袋，橘黃色，可以用來罩在他頭上，但它并掩蓋不了這一事實：這是具死屍，裝在口袋裡，頭上罩着個小口袋。
問題是這樣，我們在這間地下室裡不能再待得太久，天亮之前我們得把約約從這裡清除掉。
我們開車帶着他到處轉已經兩個小時了，他好似我這個帶活動車篷的汽車中的第三位乘客。
許多人已經開始注意我們了，例如那兩個騎自行車的警察。
他們靜悄悄騎了過來，正盯着我們看；我們那時正要把他，約約，扔到河裡去（剛才貝爾西橋上好像沒有人），他的頭與手已伸到橋欄杆外面去了。
我和貝爾納德特這時隻好裝着錘打他的背。
“吐吧，老朋友，把你的靈魂也吐出來吧，讓你的思想清醒清醒！”我大聲嚷道，并和貝爾納德特一起一邊一個架着他，把他拖到車上。
這時他腹腔裡的氣體洩露出來，放了個響屁，兩個警察哈哈大笑往橋下騎去。
我想，約約死後與他活着的時候性格全然不同，變得體貼人了；否則他是不會幫助我們這兩個因殺害他而将要走上斷頭台的朋友。
後來我們着手搜集塑料口袋與汽油罐。
現在隻要找個合适的地方就行了。
在巴黎這樣的大都市裡好像不可能找到适合焚燒屍體的地方，找尋它會浪費許多時間。
“楓丹白露不是有片森林嗎？”我一邊發動汽車一邊對貝爾納德特說，她已經回到我身邊的座位上了。
“告訴我怎麼走，你熟悉路。
”我在想，東方發白的時候，也許我們已經跟着運送蔬菜的卡車隊回到城裡了，約約和我的過去都将變成一堆燒焦了的臭烘烘的灰燼留在那裡的鵝耳栎樹林中。
“這樣，”我自言自語地說，“我終于可以相信我的過去已經被焚燒了、忘卻了，好像我這個人從來沒有存在過似的。
” 我曾多次發現，我的過去壓得我夠嗆，很多人都要跟我算賬，金錢賬或道義上的賬，比如在澳門時，“玉園”那些姑娘的父母。
我舉例說他們，是因為沒有比這些中國人更難以擺脫的父母了。
（我招聘那些年輕女子時，與她們和她們的家長講清條件，支付現金，不讓他們老來纏我；這些父親、母親，長得又瘦又小，穿着白布褲子，提着魚腥味的竹籃子，那個局促勁就像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