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陡壁懸崖上探出身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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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呢，多年以前，那還是我少年時代，曾經收集了許多貝殼，後來卻放棄了這種愛好，什麼分類呀，術語呀，各個品種的地理分布呀，全都忘記了。
與茨維達小姐談話勢必引導我去同她談論貝殼，我不知道現在對貝殼應該持什麼态度：是裝做一竅不通呢，還是回憶那些現在已模糊不清的往事。
貝殼這個話題會迫使我考慮我與過去未能進行到底、現在處于半遺忘狀态的那些事物還有什麼關系的問題。
這個問題使我局促不安，不願與她談話。
另外，這個姑娘專心緻志地畫貝殼，表明她追求外部世界能夠提供的因此也是能夠達到的完美的外形；而我呢，我則相反，我早就确信完美隻能是部分的與偶然的，因此無需苦苦追求，事物的真正實質當事物解體時自己會顯露出來。
如果我要接近茨維達小姐，就應該對她的繪畫表示贊賞（就質量而論，她的畫很細膩，我已經看到過了）。
起碼在最初一段時間裡要假裝贊同那些我一直反對的美學上與道義上的原則；要不然就冒着使她傷心的危險，一開始就聲明我自己的觀點。
第三個障礙是我的健康狀況。
我遵醫囑來到海邊，健康狀況雖有好轉，但仍不能出門會見生人。
我還在時斷時續地犯病，尤其是這種讨厭的濕疹又加劇了，迫使我放棄一切社交願望。
我有時在氣象台遇到氣象學專家考德雷爾先生時，與他交談幾句。
考德雷爾先生每天中午來收集氣象數據。
他身材修長、清瘦，皮膚很黑，有點像印第安人。
來時騎着自行車，目視前方，仿佛要騎穩就得集中注意力似的。
他把車靠到棚子邊上，從橫梁上取下手提包，掏出一本又窄又長的登記簿，然後登上托座的台階記錄下儀器上的數字：有些用各種鉛筆登，有些用他那隻粗鋼筆登，注意力十分集中，一刻也不松懈。
他身穿一件長外套和一條法國輕騎兵式馬褲，都呈灰色或者是黑白相間的小方格，連他戴的帽子也是這種顔色。
他完成這些工作之後才發現我在注視他，并和藹可親地與我打招呼。
我發現考德雷爾先生的出現對我十分重要，這說明有人對工作還一絲不苟，負責到底。
雖然我知道這種工作态度是徒勞無益的，但對我來說它卻是一種安慰，因為它是對我這種糊裡糊塗生活的一種補償。
雖然我已經明白目前我不能不這樣生活，但仍然覺得這是一種過錯。
為了彌補這一過失，我才站在這裡看這位氣象學家工作，甚至和他交談，雖然這種談話本身對我并沒有什麼吸引力。
他自然用我能夠聽懂的詞彙跟我談天氣，非常詳細地告訴我氣壓變化對健康的影響，當然也談些我們這個時代氣候不穩定的現象，援引一些本地氣候中的例證或者從報紙上看到的一些消息。
他談話的時候，性格不像頭一眼見到時那樣内向，有時還愛激動，愛講話；尤其是他批評大多數人的思想與言行時，言詞相當激烈，因為他是個不願随大流的人。
今天考德雷爾先生對我說，他計劃離開這裡幾天，要找個人頂替他記錄數據，但是他在朋友之中找不到可以托付的人。
就這樣，談着談着他問我是否有興趣學習看氣象儀器，如果我願意學的話，他很樂意教我。
我既未表示樂意，也未表示不樂意，或者說，我至少是不願意給他一個準确的答複。
但是當他走上托座登錄數據時，我卻站在他身邊，他則給我講解如何讀出最低溫度與最高溫度，如何确定氣壓變化、降水量和風速等。
簡而言之，我不知不覺地接受了他的委托，從明天中午十二點起在今後幾天裡頂替他。
他沒有給我時間讓我考慮一下，也沒有拿出時間聽我對他說我很難立即做出決定，多少有點強制地讓我接替他這個工作。
盡管如此，我還是很喜歡這項工作。
星期二。
今天早晨我第一次同茨維達小姐談話。
記錄氣象數據的任務，對改變我猶豫不決的性格肯定起了某種作用。
就是說，我在泊特克沃的生活中，第一次有了事先确定的、我不能不履行的任務；因此，不管我和茨維達小姐的談話進展如何，十二點差五分我便會對她說：“哎呀，我忘了，我得趕快到氣象台去登錄數據。
”我會跟她告别，可能覺得戀戀不舍，也可能覺得如釋重負，不管哪種心情我都會果斷地同她告别。
我覺得，昨天考德雷爾先生向我提
與茨維達小姐談話勢必引導我去同她談論貝殼，我不知道現在對貝殼應該持什麼态度：是裝做一竅不通呢，還是回憶那些現在已模糊不清的往事。
貝殼這個話題會迫使我考慮我與過去未能進行到底、現在處于半遺忘狀态的那些事物還有什麼關系的問題。
這個問題使我局促不安，不願與她談話。
另外，這個姑娘專心緻志地畫貝殼，表明她追求外部世界能夠提供的因此也是能夠達到的完美的外形；而我呢，我則相反，我早就确信完美隻能是部分的與偶然的，因此無需苦苦追求，事物的真正實質當事物解體時自己會顯露出來。
如果我要接近茨維達小姐，就應該對她的繪畫表示贊賞（就質量而論，她的畫很細膩，我已經看到過了）。
起碼在最初一段時間裡要假裝贊同那些我一直反對的美學上與道義上的原則；要不然就冒着使她傷心的危險，一開始就聲明我自己的觀點。
第三個障礙是我的健康狀況。
我遵醫囑來到海邊，健康狀況雖有好轉，但仍不能出門會見生人。
我還在時斷時續地犯病，尤其是這種讨厭的濕疹又加劇了，迫使我放棄一切社交願望。
我有時在氣象台遇到氣象學專家考德雷爾先生時，與他交談幾句。
考德雷爾先生每天中午來收集氣象數據。
他身材修長、清瘦，皮膚很黑，有點像印第安人。
來時騎着自行車，目視前方，仿佛要騎穩就得集中注意力似的。
他把車靠到棚子邊上，從橫梁上取下手提包，掏出一本又窄又長的登記簿，然後登上托座的台階記錄下儀器上的數字：有些用各種鉛筆登，有些用他那隻粗鋼筆登，注意力十分集中，一刻也不松懈。
他身穿一件長外套和一條法國輕騎兵式馬褲，都呈灰色或者是黑白相間的小方格，連他戴的帽子也是這種顔色。
他完成這些工作之後才發現我在注視他，并和藹可親地與我打招呼。
我發現考德雷爾先生的出現對我十分重要，這說明有人對工作還一絲不苟，負責到底。
雖然我知道這種工作态度是徒勞無益的，但對我來說它卻是一種安慰，因為它是對我這種糊裡糊塗生活的一種補償。
雖然我已經明白目前我不能不這樣生活，但仍然覺得這是一種過錯。
為了彌補這一過失，我才站在這裡看這位氣象學家工作，甚至和他交談，雖然這種談話本身對我并沒有什麼吸引力。
他自然用我能夠聽懂的詞彙跟我談天氣，非常詳細地告訴我氣壓變化對健康的影響，當然也談些我們這個時代氣候不穩定的現象，援引一些本地氣候中的例證或者從報紙上看到的一些消息。
他談話的時候，性格不像頭一眼見到時那樣内向，有時還愛激動，愛講話；尤其是他批評大多數人的思想與言行時，言詞相當激烈，因為他是個不願随大流的人。
今天考德雷爾先生對我說，他計劃離開這裡幾天，要找個人頂替他記錄數據，但是他在朋友之中找不到可以托付的人。
就這樣，談着談着他問我是否有興趣學習看氣象儀器，如果我願意學的話，他很樂意教我。
我既未表示樂意，也未表示不樂意，或者說，我至少是不願意給他一個準确的答複。
但是當他走上托座登錄數據時，我卻站在他身邊，他則給我講解如何讀出最低溫度與最高溫度，如何确定氣壓變化、降水量和風速等。
簡而言之，我不知不覺地接受了他的委托，從明天中午十二點起在今後幾天裡頂替他。
他沒有給我時間讓我考慮一下，也沒有拿出時間聽我對他說我很難立即做出決定，多少有點強制地讓我接替他這個工作。
盡管如此，我還是很喜歡這項工作。
星期二。
今天早晨我第一次同茨維達小姐談話。
記錄氣象數據的任務，對改變我猶豫不決的性格肯定起了某種作用。
就是說，我在泊特克沃的生活中，第一次有了事先确定的、我不能不履行的任務；因此，不管我和茨維達小姐的談話進展如何，十二點差五分我便會對她說：“哎呀，我忘了，我得趕快到氣象台去登錄數據。
”我會跟她告别，可能覺得戀戀不舍，也可能覺得如釋重負，不管哪種心情我都會果斷地同她告别。
我覺得，昨天考德雷爾先生向我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