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提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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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午飯後我們第三次演奏《教父》了，我掃視了一下坐在廣場上的遊客，想看看大概有多少是聽過之前一次的。
經典的歌曲人們不介意多聽一遍，但不能太頻繁，不然他們就會懷疑你是不是沒有其他節目了。
每年到了這個時候，重複一些曲目通常沒什麼問題。
漸起的秋風和貴得離譜的咖啡總是讓客人換了一批又一批。
總之，這就是為什麼我會去注意廣場上的面孔，意外地發現了蒂博爾。
他正揮舞着手臂，一開始我以為他是在跟我們揮手，後來發現他是在招呼服務生。
他看上去比以前老，還胖了些，但不難認出來。
我用胳膊肘輕輕地推了推身邊拉手風琴的費邊，擺頭示意他注意那個年輕人，因為當時我沒法從薩克斯上騰出手來指給他看。
就在這時，當我環顧樂隊時，突然間發現：我們認識蒂博爾的那年夏天，當時在樂隊裡的那群人就隻剩下我和費邊了。
沒錯，那是七年前的事了，可我還是感到不小的震撼。
像這樣天天在一起演出，漸漸地你會把樂隊當作家，把樂隊裡的其他成員當作你的兄弟。
當時不時有人離開的時候，你就會想他們會一直保持聯系，從威尼斯、倫敦或其他地方寄明信片回來，抑或是寄一張目前所在樂隊的照片——就像給老家寫信一樣。
因此想到以前的樂隊就剩我們兩個人，不禁令人感慨世事無常。
今日的知己明日就變成失去聯絡的陌路人，分散在歐洲各地，在你永遠不會去的廣場和咖啡廳裡演奏着《教父》或者《秋葉》。
這首歌演完了，費邊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怪我在他的“特别片段”推了他——算不上獨奏，卻是一段小提琴和單簧管難得停下來的時候，我的薩克斯以柔和的音符給他伴奏，由他的手風琴把持調子。
我跟他解釋，把蒂博爾指給他看，這會兒蒂博爾正在陽傘下攪動着咖啡。
費邊想了好一會兒才認出他來，說： “啊，對了，那個拉大提琴的小子。
不知道他是不是還跟那個美國女人在一起。
” “當然不在了，”我說。
“你不記得了？事情那個時候就結束了。
” 費邊聳聳肩，把注意力放到他的樂譜上，不一會兒我們開始演奏下一首歌。
我很失望費邊對蒂博爾的出現不怎麼感興趣，不過我想他跟其他人不一樣，從來就不曾對這個年輕的大提琴手有特别的興趣。
是這樣的，費邊隻是個在酒吧和咖啡廳裡演出的樂手，不像詹卡洛，我們當時的小提琴手，或者歐内斯托，當時的貝司手，他們是受過專業訓練的，所以他們對蒂博爾這樣的人總是很感興趣。
也許是有一點點的嫉妒在裡面——嫉妒蒂博爾受過頂級的音樂教育，嫉妒他還有大好的前途。
但平心而論，我覺得他們隻是想保護像蒂博爾這樣的人，給他們一些幫助，甚至讓他們對未來做好準備，這樣,當事情不盡人意的時候，他們就不會太接受不了。
七年前的那個夏天異常炎熱，即便在這個城市有時也感覺像是在亞得裡亞海。
我們要在室外演出四個多月——在咖啡店的遮陽篷底下，面對着廣場和所有的桌子——告訴你吧，幹這活兒熱得不得了，就算有兩三台電扇在你旁邊呼呼地吹。
可是這倒帶來了好生意，遊客熙熙攘攘，很多是從德國和奧地利來的。
本地的居民也跑到沙灘上來乘涼。
那年夏天我們還開始留意到俄國人。
如今看見俄國遊客不稀奇，他們和其他遊客沒什麼兩樣。
可當時俄國人還很罕見，讓人不禁停下來看幾眼。
他們穿着古怪，像學校裡新來的小孩子一般不自在。
我們第一次見到蒂博爾是在幕間休息的時候，我們在一旁咖啡廳為我們準備的一張大桌子旁休息喝飲料。
他就坐在旁邊，不停地起來擺弄琴箱，不讓太陽照到。
“瞧他，”詹卡洛說。
“俄國來的窮音樂學生。
他在這兒做什麼呢？打算把所有的錢都扔在廣場的咖啡上嗎？” “準是個傻瓜，”歐内斯托說。
“但是個浪漫的傻瓜。
為了在廣場上坐一下午甯可餓肚子。
” 他瘦瘦的，淺褐色頭發，戴着一副老土的厚框眼鏡，活像隻熊貓。
他每天都來，我不記得究竟是怎麼起的頭，隻記得過了一段時間我們開始在幕間休息時和他坐在一起聊天。
有時他在我們晚上演出的時候過來，演出結束以後我們會把他叫來，請他喝杯酒，或者吃烤面包片什麼的。
不久我們就知道了蒂博爾不是俄國人，是匈牙利人；他的實際年齡要比長相大一些，他在倫敦的皇家音樂學院學習過，然後在維也納待了兩年，師從奧列格·彼得羅維奇。
經過一開始痛苦的适應期後，他學會了應付大師出了名的壞脾氣，信心滿滿地離開維也納——應邀到歐洲一些不大、但是很有名的地方演出。
可是後來由于演出市場不景氣，演出逐漸被取消；他開始被迫演奏一些他讨厭的音樂；住的地方也又貴又髒。
于是乎我們這裡精心組織的文化藝術節——那年夏天他正是為此而來——就成了他最需要的助推器。
當皇家學院的一個老朋友願意夏天把運河旁的一間公寓借給他時，他毫不猶豫就答應了。
他說他很喜歡我們的城市，可是錢永遠是個問題，雖然他偶爾有些演出，但現在他不得不好好考慮下一步怎麼走了。
聽說了蒂博爾的煩惱以後不久，詹卡洛和歐内斯托決定：我們應該為他做些事情。
就這樣蒂博爾見到了阿姆斯特丹來的考夫曼先生，詹卡洛的一個遠房親戚，在酒店界有點關系。
我仍然清楚地記得那個晚上。
那時還是初夏，考夫曼先生、詹卡洛、歐内斯托，還有樂隊裡其他所有的人，我們坐在咖啡廳的裡屋，聽蒂博爾拉琴。
年輕人一定是知道這是考夫曼先生的試聽，所以那天晚上表演得特别賣力，現在回想起來真是有意思。
他顯然很感激我們，當考夫曼先生答應回阿姆斯特丹以後會盡力幫助他的時候，他的喜悅之情溢于言表。
大家說那年夏天蒂博爾開始走下坡路，說他頭腦發熱、不知好歹，說都是因為那個美國女人，咳，也許不無道理。
* 一天，蒂博爾喝着第一杯咖啡，注意到了那個女人。
那時廣場上還挺涼快——早上大部分時候咖啡館的盡頭都照不到太陽——灑過水的石塊路面還濕濕的。
蒂博爾沒有吃早飯，所以眼紅地看着隔壁的女人點了好幾種混合果汁，後來又要了一盤蒸贻貝——肯定是一時興起點的，因為那時還不到十點。
他隐約覺得那女的也在偷偷看他，可他沒有放在心上。
“她長得不錯，甚至算得上漂亮，”那時蒂博爾這麼對我們說。
“可你們瞧，她比我大十、十五歲。
所以我幹嗎要胡思亂想呢？” 不久蒂博爾就把她給忘了，準備回去，在鄰居回家吃午飯、開起收音機前練兩個小時琴。
突然那女的站到他面前。
女人笑嘻嘻地看着他，那樣子好像他們認識似的。
隻不過蒂博爾天性害羞，才沒有跟她打招呼。
女人把一隻手搭到他的肩上，像是在原諒一個考試不及格的學生，說： “幾天前我看了你的獨奏會。
在聖洛倫佐。
” “謝謝，”他答道，但心裡知道自己的回答傻乎乎的。
看見那女的還是低頭朝着他笑，他又說道：“哦，是的，聖洛倫佐教堂。
沒錯。
我确實在那裡演出過。
” 那女的笑了一聲，突然在他面前坐了下來。
“說得好像你最近演出很多似的，”女人略帶譏諷地說道。
“如果您這麼覺得，恐怕我給了您錯誤的印象。
您看的那場獨奏會是我最近兩個月唯一的一次演出。
” “可是你才剛開始，”女的說。
“有演出就是好事。
而且那天觀衆不少。
” “觀衆不少？那天才二十四個人。
” “那是下午。
下午的獨奏會能有那些人算不錯了。
” “我不應該抱怨。
可是觀衆實在不多。
都是些沒有其他事可做的遊客。
” “哦！别這麼瞧不起人。
畢竟我在那裡。
我也是遊客之一。
”蒂博爾臉紅了——因為他無意冒犯——這時那女的拍了拍他的手臂，微笑着說道：“你才剛開始。
别在意有多少觀衆。
你不是為了這個演出的。
” “哦？若不是為了觀衆，那我為了什麼演出呢？”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想說的是在你事業的這個階段，二十個觀衆還是兩百個觀衆，沒有關系。
為什麼？因為你行！” “我行？” “沒錯。
你行。
你有……這個潛力。
” 蒂博爾差點兒很沒禮貌地笑出聲來。
他不怪那女的，更多的是怪他自己。
他本以為對方會說“天賦”，或至少是“才能”，可馬上轉念想到：他希望對方這麼評價自己是多麼的愚蠢。
然而那女的繼續說道： “現階段，你要做的是等有人來聽見
經典的歌曲人們不介意多聽一遍，但不能太頻繁，不然他們就會懷疑你是不是沒有其他節目了。
每年到了這個時候，重複一些曲目通常沒什麼問題。
漸起的秋風和貴得離譜的咖啡總是讓客人換了一批又一批。
總之，這就是為什麼我會去注意廣場上的面孔，意外地發現了蒂博爾。
他正揮舞着手臂，一開始我以為他是在跟我們揮手，後來發現他是在招呼服務生。
他看上去比以前老，還胖了些，但不難認出來。
我用胳膊肘輕輕地推了推身邊拉手風琴的費邊，擺頭示意他注意那個年輕人，因為當時我沒法從薩克斯上騰出手來指給他看。
就在這時，當我環顧樂隊時，突然間發現：我們認識蒂博爾的那年夏天，當時在樂隊裡的那群人就隻剩下我和費邊了。
沒錯，那是七年前的事了，可我還是感到不小的震撼。
像這樣天天在一起演出，漸漸地你會把樂隊當作家，把樂隊裡的其他成員當作你的兄弟。
當時不時有人離開的時候，你就會想他們會一直保持聯系，從威尼斯、倫敦或其他地方寄明信片回來，抑或是寄一張目前所在樂隊的照片——就像給老家寫信一樣。
因此想到以前的樂隊就剩我們兩個人，不禁令人感慨世事無常。
今日的知己明日就變成失去聯絡的陌路人，分散在歐洲各地，在你永遠不會去的廣場和咖啡廳裡演奏着《教父》或者《秋葉》。
這首歌演完了，費邊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怪我在他的“特别片段”推了他——算不上獨奏，卻是一段小提琴和單簧管難得停下來的時候，我的薩克斯以柔和的音符給他伴奏，由他的手風琴把持調子。
我跟他解釋，把蒂博爾指給他看，這會兒蒂博爾正在陽傘下攪動着咖啡。
費邊想了好一會兒才認出他來，說： “啊，對了，那個拉大提琴的小子。
不知道他是不是還跟那個美國女人在一起。
” “當然不在了，”我說。
“你不記得了？事情那個時候就結束了。
” 費邊聳聳肩，把注意力放到他的樂譜上，不一會兒我們開始演奏下一首歌。
我很失望費邊對蒂博爾的出現不怎麼感興趣，不過我想他跟其他人不一樣，從來就不曾對這個年輕的大提琴手有特别的興趣。
是這樣的，費邊隻是個在酒吧和咖啡廳裡演出的樂手，不像詹卡洛，我們當時的小提琴手，或者歐内斯托，當時的貝司手，他們是受過專業訓練的，所以他們對蒂博爾這樣的人總是很感興趣。
也許是有一點點的嫉妒在裡面——嫉妒蒂博爾受過頂級的音樂教育，嫉妒他還有大好的前途。
但平心而論，我覺得他們隻是想保護像蒂博爾這樣的人，給他們一些幫助，甚至讓他們對未來做好準備，這樣,當事情不盡人意的時候，他們就不會太接受不了。
七年前的那個夏天異常炎熱，即便在這個城市有時也感覺像是在亞得裡亞海。
我們要在室外演出四個多月——在咖啡店的遮陽篷底下，面對着廣場和所有的桌子——告訴你吧，幹這活兒熱得不得了，就算有兩三台電扇在你旁邊呼呼地吹。
可是這倒帶來了好生意，遊客熙熙攘攘，很多是從德國和奧地利來的。
本地的居民也跑到沙灘上來乘涼。
那年夏天我們還開始留意到俄國人。
如今看見俄國遊客不稀奇，他們和其他遊客沒什麼兩樣。
可當時俄國人還很罕見，讓人不禁停下來看幾眼。
他們穿着古怪，像學校裡新來的小孩子一般不自在。
我們第一次見到蒂博爾是在幕間休息的時候，我們在一旁咖啡廳為我們準備的一張大桌子旁休息喝飲料。
他就坐在旁邊，不停地起來擺弄琴箱，不讓太陽照到。
“瞧他，”詹卡洛說。
“俄國來的窮音樂學生。
他在這兒做什麼呢？打算把所有的錢都扔在廣場的咖啡上嗎？” “準是個傻瓜，”歐内斯托說。
“但是個浪漫的傻瓜。
為了在廣場上坐一下午甯可餓肚子。
” 他瘦瘦的，淺褐色頭發，戴着一副老土的厚框眼鏡，活像隻熊貓。
他每天都來，我不記得究竟是怎麼起的頭，隻記得過了一段時間我們開始在幕間休息時和他坐在一起聊天。
有時他在我們晚上演出的時候過來，演出結束以後我們會把他叫來，請他喝杯酒，或者吃烤面包片什麼的。
不久我們就知道了蒂博爾不是俄國人，是匈牙利人；他的實際年齡要比長相大一些，他在倫敦的皇家音樂學院學習過，然後在維也納待了兩年，師從奧列格·彼得羅維奇。
經過一開始痛苦的适應期後，他學會了應付大師出了名的壞脾氣，信心滿滿地離開維也納——應邀到歐洲一些不大、但是很有名的地方演出。
可是後來由于演出市場不景氣，演出逐漸被取消；他開始被迫演奏一些他讨厭的音樂；住的地方也又貴又髒。
于是乎我們這裡精心組織的文化藝術節——那年夏天他正是為此而來——就成了他最需要的助推器。
當皇家學院的一個老朋友願意夏天把運河旁的一間公寓借給他時，他毫不猶豫就答應了。
他說他很喜歡我們的城市，可是錢永遠是個問題，雖然他偶爾有些演出，但現在他不得不好好考慮下一步怎麼走了。
聽說了蒂博爾的煩惱以後不久，詹卡洛和歐内斯托決定：我們應該為他做些事情。
就這樣蒂博爾見到了阿姆斯特丹來的考夫曼先生，詹卡洛的一個遠房親戚，在酒店界有點關系。
我仍然清楚地記得那個晚上。
那時還是初夏，考夫曼先生、詹卡洛、歐内斯托，還有樂隊裡其他所有的人，我們坐在咖啡廳的裡屋，聽蒂博爾拉琴。
年輕人一定是知道這是考夫曼先生的試聽，所以那天晚上表演得特别賣力，現在回想起來真是有意思。
他顯然很感激我們，當考夫曼先生答應回阿姆斯特丹以後會盡力幫助他的時候，他的喜悅之情溢于言表。
大家說那年夏天蒂博爾開始走下坡路，說他頭腦發熱、不知好歹，說都是因為那個美國女人，咳，也許不無道理。
* 一天，蒂博爾喝着第一杯咖啡，注意到了那個女人。
那時廣場上還挺涼快——早上大部分時候咖啡館的盡頭都照不到太陽——灑過水的石塊路面還濕濕的。
蒂博爾沒有吃早飯，所以眼紅地看着隔壁的女人點了好幾種混合果汁，後來又要了一盤蒸贻貝——肯定是一時興起點的，因為那時還不到十點。
他隐約覺得那女的也在偷偷看他，可他沒有放在心上。
“她長得不錯，甚至算得上漂亮，”那時蒂博爾這麼對我們說。
“可你們瞧，她比我大十、十五歲。
所以我幹嗎要胡思亂想呢？” 不久蒂博爾就把她給忘了，準備回去，在鄰居回家吃午飯、開起收音機前練兩個小時琴。
突然那女的站到他面前。
女人笑嘻嘻地看着他，那樣子好像他們認識似的。
隻不過蒂博爾天性害羞，才沒有跟她打招呼。
女人把一隻手搭到他的肩上，像是在原諒一個考試不及格的學生，說： “幾天前我看了你的獨奏會。
在聖洛倫佐。
” “謝謝，”他答道，但心裡知道自己的回答傻乎乎的。
看見那女的還是低頭朝着他笑，他又說道：“哦，是的，聖洛倫佐教堂。
沒錯。
我确實在那裡演出過。
” 那女的笑了一聲，突然在他面前坐了下來。
“說得好像你最近演出很多似的，”女人略帶譏諷地說道。
“如果您這麼覺得，恐怕我給了您錯誤的印象。
您看的那場獨奏會是我最近兩個月唯一的一次演出。
” “可是你才剛開始，”女的說。
“有演出就是好事。
而且那天觀衆不少。
” “觀衆不少？那天才二十四個人。
” “那是下午。
下午的獨奏會能有那些人算不錯了。
” “我不應該抱怨。
可是觀衆實在不多。
都是些沒有其他事可做的遊客。
” “哦！别這麼瞧不起人。
畢竟我在那裡。
我也是遊客之一。
”蒂博爾臉紅了——因為他無意冒犯——這時那女的拍了拍他的手臂，微笑着說道：“你才剛開始。
别在意有多少觀衆。
你不是為了這個演出的。
” “哦？若不是為了觀衆，那我為了什麼演出呢？”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想說的是在你事業的這個階段，二十個觀衆還是兩百個觀衆，沒有關系。
為什麼？因為你行！” “我行？” “沒錯。
你行。
你有……這個潛力。
” 蒂博爾差點兒很沒禮貌地笑出聲來。
他不怪那女的，更多的是怪他自己。
他本以為對方會說“天賦”，或至少是“才能”，可馬上轉念想到：他希望對方這麼評價自己是多麼的愚蠢。
然而那女的繼續說道： “現階段，你要做的是等有人來聽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