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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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了。
巴黎有的是身處巴黎本身的興奮感，和他母親、吉爾一起在大街上閑逛，在波拿巴大街上的凡德伊畫廊參加他母親第一場個人展覽的開幕式，和吉爾的老朋友薇薇安·施賴伯共同度過了兩個晚上。
他發現盡管自己在濱河學院的法語成績隻是一堆B和B+，但學到的那些已經足夠讓他用這門語言來交流，他決定了巴黎就是他以後想要生活的城市。
看了一夏天的法國老電影和新電影之後，他走在蒙馬特的大街上，忍不住覺得有可能碰見《四百擊》裡的安托萬·多奈爾，而走在香榭麗舍大街上，又忍不住想象跟曼妙的珍·茜寶擦肩而過，而她正穿着白T恤來回晃悠，叫賣《先驅論壇報》——就是他繼父工作的那份報紙！漫步塞納河畔瞥見舊書商的攤位時，他沒法不想起《布杜落水遇救記》跳進水中救起流浪漢米切爾·西芒的那位圓圓胖胖的書店老闆。
巴黎是巴黎的電影，是他看過的所有巴黎電影的聚合體，而他現在親身來到真正的巴黎是多麼令人振奮，這個城市所有華麗、刺激的現實都是那麼真實，可以置身其中，又像一個幻想出來的地方，一個既存在于環繞在他身體周圍的空氣裡，也存在于他腦海中的地方，同時在這兒也在那兒，一個是黑白的過去，一個是彩色的當下，弗格森享受着在二者之間來回穿梭的樂趣，他的思緒飛速旋轉，快到有時候這二者竟融為一體。
在8月底辦展覽是很少見的，因為那會兒巴黎的一半人口都不在城裡，但那是畫廊排期中的唯一空檔——8月20号到9月20号——而且弗格森母親明白，為了給她安插時間，經理已經竭盡所能，所以便欣然接受了安排。
展出的攝影作品一共四十八幅，差不多一半是之前發表過的，一半選自明年即将出版的新書《寂靜之城》。
弗格森事先已經被告知，他會是其中一幅照片的主題，但即便如此，走進畫廊後看到他自己出現在遠處那面牆上，多少還是有種眩暈感，那張熟悉的老照片是他母親在七年前給他拍的，那會兒還沒有吉爾，他們還住在中央公園西路的公寓裡，遠景中那個八歲的他穿着一件條紋短袖T恤，正背對着相機，坐在客廳地闆上看電視裡放的勞萊和哈台，這幅題為《阿奇》的照片最動人之處，是他瘦弱的脊背彎曲着，脊柱中的每塊椎骨都頂着T恤，制造出一種瘦骨嶙峋的效果，童年的脆弱感撲面而來，一個易受傷害之人的肖像，裡面的小男孩聚精會神地盯着電視上那兩個戴圓頂高帽的小醜，對周圍的一切熟視無睹，弗格森很為他母親能拍出如此棒的照片而感到自豪，畢竟這本可能就是一張平庸的抓拍，但正如那晚展出的其他四十七幅照片一樣，拍出來之後并不是，弗格森望着那個看不到臉的幼小的自己，坐在那間他們已經不再居住的公寓的地闆上，禁不住回想起那幾個月的時光，奇妙的過渡期和希利亞德學院的災難，回想起他母親最終替換掉上帝，成為他腦海中至高無上的存在，神聖之靈的凡間化身，雖然這位神并不完美，也無法長生不死，和所有凡人一樣會生氣、焦躁、困惑，但他依然很崇拜他母親，她從來沒讓他失望過，無論他讓她失望了多少次，或者表現得多不争氣，她從來不會不愛他，以後也永遠不會不愛他，直到她死。
漂亮又緊張，弗格森一邊想一邊看着他母親和預展的來賓微笑、點頭、握手，雖然8月正是休假期，展覽還是吸引了差不多一百号人，一大群吵吵鬧鬧全都擠在畫廊裡最狹小的展覽空間，吵鬧是因為來的人裡有八九十個很顯然更喜歡聊天，而不是欣賞挂在牆上的照片，不過弗格森以前什麼樣的開幕式都沒參加過，并不熟悉這類活動的禮儀，不懂所謂的藝術愛好者那種世故的僞裝，去藝術展就得忽略展出的藝術品，要不是展廳一角的桌子旁那個年輕調酒師沒有好心給弗格森倒了一杯白葡萄酒，二十分鐘後又倒了一杯，弗格森很可能已經退場抗議了，因為這是他母親的重要時刻，他希望在場的每個人專心緻志地欣賞露絲·阿德勒的作品，深深地陶醉其中，甚至陷入目瞪口呆的敬畏，這種事沒有發生後，弗格森站在角落裡又生氣又失望，但其實是他自己太沒經驗了，不明白牆上鏡框旁邊貼着的小紅點意味着這些照片已經被賣掉，他母親那晚興緻好得很，一點都不介意這些粗魯無知之人的閑聊和吵鬧。
第二杯白葡萄酒喝到一半的時候，弗格森看見吉爾挽着一個女人的肩膀，兩人正徑直穿過攢動的人群，穩步朝他的方向，朝酒水桌這邊走來，近到能看見兩人都在微笑，弗格森才意識到這個女人一定就是吉爾的老朋友薇薇安·施賴伯。
吉爾之前講過一些她的事，但他沒多留意，隻記住了一星半點，故事還挺複雜的，他想起來，好像跟戰争和薇薇安的哥哥道格拉斯有關，是姓甘特還是格蘭特，以前在吉爾的情報組工作，和他是好朋友，然後不知吉爾怎麼托關系，讓薇薇安，就是比他那位忘年交的戰友年紀更小的妹妹，獲準在1944年9月——當時巴黎剛剛解放一個月，她從美國的大學也才畢業三個月——入境法國。
至于薇薇安為什麼需要來法國，弗格森不清楚，但沒過多久她便嫁給了讓——皮埃爾·施賴伯，一個法國人，出生于1903年（這樣一算他要比薇薇安大二十歲），父母是德裔猶太人，在法國陷落前幾天他設法躲過了德國人和/或者維希警察的追捕，跑到了中立國瑞士，據吉爾跟弗格森講，施賴伯很有錢或者曾經很有錢，或者很快就又很有錢，因為他們家恢複了出口紅酒的生意，或者種植葡萄的生意，或者生産紅酒瓶的生意，或者别的什麼和種植或販賣葡萄根本沒關系的企業。
沒有子嗣，吉爾說，但兩人的婚姻還是挺成功的，一直維持到了1958年，但接着，在奧利機場跑着趕飛機時，體态依舊年輕勻稱的施賴伯意外猝死，讓薇薇安成了一個年輕的寡婦，現在她把丈夫那部分生意的股份賣給了他的侄子，成了一個有錢的年輕寡婦，然後他又加了一句，全巴黎最迷人、最聰慧的女人，一個知己。
吉爾和薇薇安·施賴伯朝他站的地方走過來時，弗格森腦子裡盤旋的全是這些事實，或者部分事實，或者可能與事實完全相反的事實。
他對這個知己的第一印象，是她可以跻身自己見過的最漂亮的三四個女人之列。
而随着她越走越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她的模樣後，弗格森又意識到與其說她長得漂亮，倒不如說是雍容華貴，這個三十八歲的女人渾身散發着從容淡定的氣質，衣着、妝容和發型搭配得優雅低調，似乎根本不用費什麼力氣，就達到了它們想要達到的效果，她不僅僅是在這個大家都站着的房間裡占了個地方，而是占據了整個房間，好像她就擁有這整個房間一樣，很顯然，不管走進世界上哪個地方的房間，她都會是那個房間的主人。
片刻之後，弗格森和她握了手，看着她棕色的大眼睛，聞着萦繞在她身邊醉人的香水味，聽着她用異常深沉的聲音說，見到他有多麼榮幸（榮幸！），突然之間一切都為弗格森釋放出更明亮的光彩，因為薇薇安·施賴伯是個出類拔萃的人，如日中天的電影明星一樣的人，而認識她注定會給他尋常到可悲的十五歲人生帶來不同。
薇薇安出席了開幕式後的晚宴，但是飯店的餐桌旁圍坐着十二個人，弗格森離她太遠，沒有機會說話，于是他讓自己安下心來待着，在席間留心觀察了她一番。
他注意到大家聊天的時候，每次隻要她開口說點什麼，周圍的人都會仔細地聽她講，而且有一兩次，她扭過頭來看他，發現他也在看她時，沖他笑了笑，不過除了這個，以及聽桌子那頭的人說薇薇安買下了他母親的六幅照片（包括《阿奇》）之外，那天晚上他們之間沒有任何交流。
三天之後，弗格森、他母親和吉爾在穹頂咖啡館和薇薇安一起吃晚飯，雖然這次言談間的你來我往不再有什麼障礙，但在薇薇安面前弗格森莫名地感到羞澀又無措，他很少說話，更願意傾聽三個大人之間的聊天，他們對很多話題都有話要說，比如薇薇安贊揚他母親的作品中充滿了高尚的人性，直白得不可思議，比如薇薇安的哥哥道格拉斯·甘特（或者格蘭特）是個海洋生物學家，在加利福尼亞的拉荷亞工作，比如吉爾那本有關貝多芬弦樂四重奏的書進展到什麼程度了，比如薇薇安自己在寫一本書，講的是一個名叫夏爾丹的十八世紀畫家（這會兒弗格森對他還不熟悉，不過到四天之後離開巴黎時，他已經特地去盧浮宮看了夏爾丹的每一件作品，并且理解到一個神秘的事實，那就是觀看畫布上的一杯水或者一個陶罐，甚至要比看類似的長方形畫布上的上帝之子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更需要靈魂的參與，對靈魂也更有意義），雖然席間弗格森基本上很沉默，但他專注又開心，對其他人談話的内容全身心地投入，而且他太享受坐在穹頂咖啡館裡了，這座巨大又深邃的餐廳有白色的桌布和穿着黑白制服、活潑幹練的侍應生，周圍的人同時在聊天，那麼多人同時在說話，同時在看着對方，濃妝豔抹的女人帶着她們的小狗，神情嚴肅的男人一根接一根地抽他們的吉普賽女人牌香煙，還有那些奇裝異服的情侶，看上去像是正在為一出戲視鏡，而他們要出演其中的主角，用薇薇安的話來說就是，蒙帕納斯一景，永無止境的看的遊戲，那個是賈科梅蒂，她說，那個男演員參演過貝克特的所有戲劇，那個人也是藝術家——弗格森沒聽過這人的名字，但一定也是巴黎家喻戶曉的名人——再加上他們是在巴黎，吃晚飯的時候他母親和吉爾允許他喝了些紅酒，能在一個沒人在乎你多大的地方待着，真是太奢侈了，他們在餐廳一角那張桌子旁吃飯的兩個小時裡，弗格森有好幾次靠到椅子上，一邊看着他母親、吉爾和光彩照人的薇薇安·施賴伯，一邊暗暗希望他們四個能在那裡永遠坐下去。
吃完飯後，吉爾和他母親送薇薇安上出租車時，這個年輕的寡婦捧着弗格森的臉，在左右臉頰各親了一口，并且說：你再長大一點兒，一定來巴黎找我玩，阿奇。
我想我們會成為非常好的朋友。
加利福尼亞之旅和巴黎之旅期間，是紐約的炎熱夏天，是濱河公園的戶外籃球比賽，是每周四五個晚上待在開着冷氣的電影院，是吉爾繼續放在他床邊桌子上或厚或薄的美國小說，是計劃不周導緻他七八月都困在了城裡，而他所有的同學都去了别的什麼地方，更别說吉姆和艾米了，十九歲的吉姆去了馬薩諸塞州一所寄宿夏令營當輔導員，而謎一樣總是見不着的艾米竟設法跑到佛蒙特，參加了為期兩個月的沉浸式法語學習項目，這正是他應該做的事啊，要不是他太笨，沒想起來跟母親和吉爾建議一下，他肯定也去了，畢竟，不像丹叔叔和麗茲嬸嬸，他們負擔得起學費，但艾米用花言巧語從她芝加哥的外婆和布朗克斯的那頭老山羊那兒讨來了必要的錢，所以現在才能從新英格蘭的樹林裡給他寄來一張張打趣逗弄他的明信片（親愛的弟弟，法語裡的con并不是我理解的那個意思。
英文裡對應的詞應該是“混蛋”或者“傻瓜”——不是你以為的“騙子”。
而queue在不但有“尾巴”的意思，還可以指那玩意兒。
這倒提醒我了：我最喜歡的“騙子”近來在紐約過得還好？對你來說夠熱了吧，阿奇，還是我看到你額頭上的汗是假的？把我的吻送給最親愛的你，艾米），而弗格森卻在曼哈頓炎熱的三伏天裡像狗一樣無精打采地伸着舌頭，又一次困在一段無愛的時光中，隻有自慰的幻想和接二連三的春夢。
那年夏天全家讨論最多的話題，是林肯中心以及吉爾和同事長期以來針對新的愛樂音樂廳的争論，9月23号，這座音樂廳終于要開門營業了。
弗格森和他母親在紐約生活了這麼久，這個滿是膿液的眼疖子（弗格森的爺爺以前曾這麼叫它）一直都是西60街的一部分——一個占地三十英畝的大型貧民窟拆遷項目，由洛克菲勒家族出資，數百棟建築被推到，成千上萬人從他們的公寓中被趕走，為所謂的新文化中樞騰地方。
所有堆成山的土和磚頭，所有蒸汽挖土機、打樁機和地上的大洞小洞，所有響徹街區的噪音存在了那麼多年，可現在，占地十六英畝的林肯中心第一期即将竣工之際，原本的争論即将爆發為紐約曆史上最憤怒的公開口水仗之一。
建築的規模與聲學平衡之争，傲慢和假想與數學和理性之争，吉爾卷入了争論的漩渦，因為激起這場争執的正是《先驅論壇報》，尤其是兩個和他在報社工作關系最緊密的人，藝術編輯維克多·拉沃瑞和同為樂評人的巴頓·克羅賽蒂，這二人帶頭發起了一場積極的遊說，要求增擴新音樂廳原始設計中的座位數量，堅稱隻有更大、更好，才配得上紐約這樣的大都市。
更大，是啊，吉爾争辯道，但不是更好，因為優化音樂廳的聲學設計時針對的是兩千四百個座位，不是兩千六百個，可即便在負責設計的建築師和工程師聲明音質會因此有所不同，換句話說，就是會更糟糕或者無法接受後，市政府仍然屈從了《先驅論壇報》的要求，增擴了音樂廳的規模。
吉爾認為這樣的讓步會讓紐約管弦樂的未來受挫，但現在規模更大的音樂廳竣工在即，除了祈禱結果沒有他擔心的那麼糟糕之外，還能做什麼呢？如果不是的話，如果結果和他預想的一樣可怕，他說，那他就自己發起一場公共運動，投身到拯救卡内基音樂廳的行動之中——市政府已經有意要拆除這座音樂廳了。
那年夏天，全家常講的一個笑話是：hub（中樞）這個詞怎麼拼？答：f-l-u-b（瞎搞）。
吉爾會拿這個開玩笑，因為另一個唯一的選擇是憤怒，但憋着一股怒氣走來走去不是一種好的活法，他告訴弗格森，那毫無意義，會毀了自己，對于那些需要你不憤怒的人也很殘忍，更何況那些導緻你憤怒的原因，你無法控制。
你明白我要講的意思嗎，阿奇？吉爾問道。
我不太确定，弗格森說，我覺得懂了。
（我不太确定：是暗指還在中央公園西路的舊公寓時，吉爾那次有如火山爆發般對瑪格麗特發火兒的事兒。
我覺得懂了：是認可自從那晚之後，他再沒見過繼父生那麼大的氣。
隻有兩個原因可以解釋吉爾的變化：一，他的性格随着時間的推移變好了；或者二，他與弗格森母親的婚姻讓他變成了一個更好的、更平和、快樂的人。
弗格森選擇相信第二種可能——不光因為他希望如此，還因為他知道這是正确答案。
） 不是說這個問題對我來說不重要了，吉爾繼續道，我的整個人生就是音樂。
我一輩子就是在寫這個城市裡表演的音樂，如果因為那些好心辦壞事的人——很遺憾地說，其中一些還是我的朋友——做出了愚蠢的決定，這些表演就變得不那麼好了，我當然會生氣，真的很生氣，我甚至考慮要不要辭掉報紙的工作，讓他們看看我對待這件事有多嚴肅。
但那樣做對我——或者對你，對你母親，對其他人——有什麼好？少了我那份工資，我們也可以勉強對付着過下去，但事實是我喜歡我的工作，我不想辭職。
你不應該辭。
那地方或許有些問題，但你不應該辭。
反正維持不了多久了。
《先驅論壇報》虧損得很厲害，我懷疑它還能不能再堅持個兩三年。
所以我還不如和船一起沉下去算了，做一個忠誠的船員，站在那個領着我們進入如此危險水域的瘋船長身邊，堅持到最後一刻。
你在開玩笑吧？ 你什麼時候見過我開玩笑，阿奇？ 《先驅論壇報》停刊。
我還記得你第一次帶我去那兒——我以前特别喜歡我們每次一起走進大樓，現在也還是。
真不敢想象這份報紙以後就沒了。
我還想……唉，算了…… 想什麼？ 就瞎想的……也許有一天……現在聽起來有點傻……有一天我也可以去那兒工作。
多美好的想法啊。
我很感動，阿奇——非常感動——不過以你的天資，為什麼會想起來做報人呢？ 不是報人，是影評人。
就跟你寫音樂會評論一樣，或許我可以寫寫電影。
我一直覺得你會自己去拍電影。
我覺得沒這可能。
但你那麼喜歡電影…… 我是喜歡看電影，但不确定自己會喜歡拍。
拍一部電影要耗費太多時間，在那段時間裡你就不會剩多少時間來看别的電影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如果我最喜歡幹的事兒是看電影，那對我來說最好的工作，就是讓我能看多少電影就看多少。
學校開學将近一個月之後，新音樂廳以一場由倫納德·伯恩斯坦指揮、紐約愛樂樂團表演的慶祝音樂會正式開業了，這事被看得極其重大，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還進行了電視直播——面向全美，被傳送到了千家萬戶。
随後的幾天裡，全國一些備受贊譽的交響樂團（波士頓、費城、克利夫蘭）還在這裡上演了更多場音樂會，到那個周末，新聞界和公衆已紛紛就林肯中心這家旗艦場館的傳聲質量做出了各自的評判。
某頭條寫道，“愛樂音樂廳徹底失敗。
”另一條寫道，“愛樂音樂廳大而無當。
”第三條寫道，“愛樂音樂廳一敗塗地。
”很顯然，這樣的雙f音[1]讓報紙編輯欲罷不能，畢竟，這會讓憤憤不平的音樂愛好者、專業的唱反調者和酒吧裡說風涼話的人念起來很順口。
不過其他人也有不同意見，聲言效果并沒有那麼差勁，于是支持者和反對者之間的嗓門大賽便開始了，而這場不文明的争論還将在未來的幾個月和幾年繼續彌漫在紐約的空氣中。
出于對吉爾的忠誠，弗格森一直在追蹤這些事件，讓他欣慰的是繼父處在了争論的上風，至于那座有缺陷的音樂廳會對紐約的古典音樂愛好者的耳膜造成什麼傷害，并不要緊。
某個星期天下午，他甚至舉着一個寫着請救救我的牌子，同吉爾和他母親站在卡内基音樂廳外面，但其實他并不在乎，他的思緒多半集中在學業的壓力和永無盡頭的尋愛征途上，甚至當
巴黎有的是身處巴黎本身的興奮感，和他母親、吉爾一起在大街上閑逛，在波拿巴大街上的凡德伊畫廊參加他母親第一場個人展覽的開幕式，和吉爾的老朋友薇薇安·施賴伯共同度過了兩個晚上。
他發現盡管自己在濱河學院的法語成績隻是一堆B和B+，但學到的那些已經足夠讓他用這門語言來交流，他決定了巴黎就是他以後想要生活的城市。
看了一夏天的法國老電影和新電影之後，他走在蒙馬特的大街上，忍不住覺得有可能碰見《四百擊》裡的安托萬·多奈爾，而走在香榭麗舍大街上，又忍不住想象跟曼妙的珍·茜寶擦肩而過，而她正穿着白T恤來回晃悠，叫賣《先驅論壇報》——就是他繼父工作的那份報紙！漫步塞納河畔瞥見舊書商的攤位時，他沒法不想起《布杜落水遇救記》跳進水中救起流浪漢米切爾·西芒的那位圓圓胖胖的書店老闆。
巴黎是巴黎的電影，是他看過的所有巴黎電影的聚合體，而他現在親身來到真正的巴黎是多麼令人振奮，這個城市所有華麗、刺激的現實都是那麼真實，可以置身其中，又像一個幻想出來的地方，一個既存在于環繞在他身體周圍的空氣裡，也存在于他腦海中的地方，同時在這兒也在那兒，一個是黑白的過去，一個是彩色的當下，弗格森享受着在二者之間來回穿梭的樂趣，他的思緒飛速旋轉，快到有時候這二者竟融為一體。
在8月底辦展覽是很少見的，因為那會兒巴黎的一半人口都不在城裡，但那是畫廊排期中的唯一空檔——8月20号到9月20号——而且弗格森母親明白，為了給她安插時間，經理已經竭盡所能，所以便欣然接受了安排。
展出的攝影作品一共四十八幅，差不多一半是之前發表過的，一半選自明年即将出版的新書《寂靜之城》。
弗格森事先已經被告知，他會是其中一幅照片的主題，但即便如此，走進畫廊後看到他自己出現在遠處那面牆上，多少還是有種眩暈感，那張熟悉的老照片是他母親在七年前給他拍的，那會兒還沒有吉爾，他們還住在中央公園西路的公寓裡，遠景中那個八歲的他穿着一件條紋短袖T恤，正背對着相機，坐在客廳地闆上看電視裡放的勞萊和哈台，這幅題為《阿奇》的照片最動人之處，是他瘦弱的脊背彎曲着，脊柱中的每塊椎骨都頂着T恤，制造出一種瘦骨嶙峋的效果，童年的脆弱感撲面而來，一個易受傷害之人的肖像，裡面的小男孩聚精會神地盯着電視上那兩個戴圓頂高帽的小醜，對周圍的一切熟視無睹，弗格森很為他母親能拍出如此棒的照片而感到自豪，畢竟這本可能就是一張平庸的抓拍，但正如那晚展出的其他四十七幅照片一樣，拍出來之後并不是，弗格森望着那個看不到臉的幼小的自己，坐在那間他們已經不再居住的公寓的地闆上，禁不住回想起那幾個月的時光，奇妙的過渡期和希利亞德學院的災難，回想起他母親最終替換掉上帝，成為他腦海中至高無上的存在，神聖之靈的凡間化身，雖然這位神并不完美，也無法長生不死，和所有凡人一樣會生氣、焦躁、困惑，但他依然很崇拜他母親，她從來沒讓他失望過，無論他讓她失望了多少次，或者表現得多不争氣，她從來不會不愛他，以後也永遠不會不愛他，直到她死。
漂亮又緊張，弗格森一邊想一邊看着他母親和預展的來賓微笑、點頭、握手，雖然8月正是休假期，展覽還是吸引了差不多一百号人，一大群吵吵鬧鬧全都擠在畫廊裡最狹小的展覽空間，吵鬧是因為來的人裡有八九十個很顯然更喜歡聊天，而不是欣賞挂在牆上的照片，不過弗格森以前什麼樣的開幕式都沒參加過，并不熟悉這類活動的禮儀，不懂所謂的藝術愛好者那種世故的僞裝，去藝術展就得忽略展出的藝術品，要不是展廳一角的桌子旁那個年輕調酒師沒有好心給弗格森倒了一杯白葡萄酒，二十分鐘後又倒了一杯，弗格森很可能已經退場抗議了，因為這是他母親的重要時刻，他希望在場的每個人專心緻志地欣賞露絲·阿德勒的作品，深深地陶醉其中，甚至陷入目瞪口呆的敬畏，這種事沒有發生後，弗格森站在角落裡又生氣又失望，但其實是他自己太沒經驗了，不明白牆上鏡框旁邊貼着的小紅點意味着這些照片已經被賣掉，他母親那晚興緻好得很，一點都不介意這些粗魯無知之人的閑聊和吵鬧。
第二杯白葡萄酒喝到一半的時候，弗格森看見吉爾挽着一個女人的肩膀，兩人正徑直穿過攢動的人群，穩步朝他的方向，朝酒水桌這邊走來，近到能看見兩人都在微笑，弗格森才意識到這個女人一定就是吉爾的老朋友薇薇安·施賴伯。
吉爾之前講過一些她的事，但他沒多留意，隻記住了一星半點，故事還挺複雜的，他想起來，好像跟戰争和薇薇安的哥哥道格拉斯有關，是姓甘特還是格蘭特，以前在吉爾的情報組工作，和他是好朋友，然後不知吉爾怎麼托關系，讓薇薇安，就是比他那位忘年交的戰友年紀更小的妹妹，獲準在1944年9月——當時巴黎剛剛解放一個月，她從美國的大學也才畢業三個月——入境法國。
至于薇薇安為什麼需要來法國，弗格森不清楚，但沒過多久她便嫁給了讓——皮埃爾·施賴伯，一個法國人，出生于1903年（這樣一算他要比薇薇安大二十歲），父母是德裔猶太人，在法國陷落前幾天他設法躲過了德國人和/或者維希警察的追捕，跑到了中立國瑞士，據吉爾跟弗格森講，施賴伯很有錢或者曾經很有錢，或者很快就又很有錢，因為他們家恢複了出口紅酒的生意，或者種植葡萄的生意，或者生産紅酒瓶的生意，或者别的什麼和種植或販賣葡萄根本沒關系的企業。
沒有子嗣，吉爾說，但兩人的婚姻還是挺成功的，一直維持到了1958年，但接着，在奧利機場跑着趕飛機時，體态依舊年輕勻稱的施賴伯意外猝死，讓薇薇安成了一個年輕的寡婦，現在她把丈夫那部分生意的股份賣給了他的侄子，成了一個有錢的年輕寡婦，然後他又加了一句，全巴黎最迷人、最聰慧的女人，一個知己。
吉爾和薇薇安·施賴伯朝他站的地方走過來時，弗格森腦子裡盤旋的全是這些事實，或者部分事實，或者可能與事實完全相反的事實。
他對這個知己的第一印象，是她可以跻身自己見過的最漂亮的三四個女人之列。
而随着她越走越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她的模樣後，弗格森又意識到與其說她長得漂亮，倒不如說是雍容華貴，這個三十八歲的女人渾身散發着從容淡定的氣質，衣着、妝容和發型搭配得優雅低調，似乎根本不用費什麼力氣，就達到了它們想要達到的效果，她不僅僅是在這個大家都站着的房間裡占了個地方，而是占據了整個房間，好像她就擁有這整個房間一樣，很顯然，不管走進世界上哪個地方的房間，她都會是那個房間的主人。
片刻之後，弗格森和她握了手，看着她棕色的大眼睛，聞着萦繞在她身邊醉人的香水味，聽着她用異常深沉的聲音說，見到他有多麼榮幸（榮幸！），突然之間一切都為弗格森釋放出更明亮的光彩，因為薇薇安·施賴伯是個出類拔萃的人，如日中天的電影明星一樣的人，而認識她注定會給他尋常到可悲的十五歲人生帶來不同。
薇薇安出席了開幕式後的晚宴，但是飯店的餐桌旁圍坐着十二個人，弗格森離她太遠，沒有機會說話，于是他讓自己安下心來待着，在席間留心觀察了她一番。
他注意到大家聊天的時候，每次隻要她開口說點什麼，周圍的人都會仔細地聽她講，而且有一兩次，她扭過頭來看他，發現他也在看她時，沖他笑了笑，不過除了這個，以及聽桌子那頭的人說薇薇安買下了他母親的六幅照片（包括《阿奇》）之外，那天晚上他們之間沒有任何交流。
三天之後，弗格森、他母親和吉爾在穹頂咖啡館和薇薇安一起吃晚飯，雖然這次言談間的你來我往不再有什麼障礙，但在薇薇安面前弗格森莫名地感到羞澀又無措，他很少說話，更願意傾聽三個大人之間的聊天，他們對很多話題都有話要說，比如薇薇安贊揚他母親的作品中充滿了高尚的人性，直白得不可思議，比如薇薇安的哥哥道格拉斯·甘特（或者格蘭特）是個海洋生物學家，在加利福尼亞的拉荷亞工作，比如吉爾那本有關貝多芬弦樂四重奏的書進展到什麼程度了，比如薇薇安自己在寫一本書，講的是一個名叫夏爾丹的十八世紀畫家（這會兒弗格森對他還不熟悉，不過到四天之後離開巴黎時，他已經特地去盧浮宮看了夏爾丹的每一件作品，并且理解到一個神秘的事實，那就是觀看畫布上的一杯水或者一個陶罐，甚至要比看類似的長方形畫布上的上帝之子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更需要靈魂的參與，對靈魂也更有意義），雖然席間弗格森基本上很沉默，但他專注又開心，對其他人談話的内容全身心地投入，而且他太享受坐在穹頂咖啡館裡了，這座巨大又深邃的餐廳有白色的桌布和穿着黑白制服、活潑幹練的侍應生，周圍的人同時在聊天，那麼多人同時在說話，同時在看着對方，濃妝豔抹的女人帶着她們的小狗，神情嚴肅的男人一根接一根地抽他們的吉普賽女人牌香煙，還有那些奇裝異服的情侶，看上去像是正在為一出戲視鏡，而他們要出演其中的主角，用薇薇安的話來說就是，蒙帕納斯一景，永無止境的看的遊戲，那個是賈科梅蒂，她說，那個男演員參演過貝克特的所有戲劇，那個人也是藝術家——弗格森沒聽過這人的名字，但一定也是巴黎家喻戶曉的名人——再加上他們是在巴黎，吃晚飯的時候他母親和吉爾允許他喝了些紅酒，能在一個沒人在乎你多大的地方待着，真是太奢侈了，他們在餐廳一角那張桌子旁吃飯的兩個小時裡，弗格森有好幾次靠到椅子上，一邊看着他母親、吉爾和光彩照人的薇薇安·施賴伯，一邊暗暗希望他們四個能在那裡永遠坐下去。
吃完飯後，吉爾和他母親送薇薇安上出租車時，這個年輕的寡婦捧着弗格森的臉，在左右臉頰各親了一口，并且說：你再長大一點兒，一定來巴黎找我玩，阿奇。
我想我們會成為非常好的朋友。
加利福尼亞之旅和巴黎之旅期間，是紐約的炎熱夏天，是濱河公園的戶外籃球比賽，是每周四五個晚上待在開着冷氣的電影院，是吉爾繼續放在他床邊桌子上或厚或薄的美國小說，是計劃不周導緻他七八月都困在了城裡，而他所有的同學都去了别的什麼地方，更别說吉姆和艾米了，十九歲的吉姆去了馬薩諸塞州一所寄宿夏令營當輔導員，而謎一樣總是見不着的艾米竟設法跑到佛蒙特，參加了為期兩個月的沉浸式法語學習項目，這正是他應該做的事啊，要不是他太笨，沒想起來跟母親和吉爾建議一下，他肯定也去了，畢竟，不像丹叔叔和麗茲嬸嬸，他們負擔得起學費，但艾米用花言巧語從她芝加哥的外婆和布朗克斯的那頭老山羊那兒讨來了必要的錢，所以現在才能從新英格蘭的樹林裡給他寄來一張張打趣逗弄他的明信片（親愛的弟弟，法語裡的con并不是我理解的那個意思。
英文裡對應的詞應該是“混蛋”或者“傻瓜”——不是你以為的“騙子”。
而queue在不但有“尾巴”的意思，還可以指那玩意兒。
這倒提醒我了：我最喜歡的“騙子”近來在紐約過得還好？對你來說夠熱了吧，阿奇，還是我看到你額頭上的汗是假的？把我的吻送給最親愛的你，艾米），而弗格森卻在曼哈頓炎熱的三伏天裡像狗一樣無精打采地伸着舌頭，又一次困在一段無愛的時光中，隻有自慰的幻想和接二連三的春夢。
那年夏天全家讨論最多的話題，是林肯中心以及吉爾和同事長期以來針對新的愛樂音樂廳的争論，9月23号，這座音樂廳終于要開門營業了。
弗格森和他母親在紐約生活了這麼久，這個滿是膿液的眼疖子（弗格森的爺爺以前曾這麼叫它）一直都是西60街的一部分——一個占地三十英畝的大型貧民窟拆遷項目，由洛克菲勒家族出資，數百棟建築被推到，成千上萬人從他們的公寓中被趕走，為所謂的新文化中樞騰地方。
所有堆成山的土和磚頭，所有蒸汽挖土機、打樁機和地上的大洞小洞，所有響徹街區的噪音存在了那麼多年，可現在，占地十六英畝的林肯中心第一期即将竣工之際，原本的争論即将爆發為紐約曆史上最憤怒的公開口水仗之一。
建築的規模與聲學平衡之争，傲慢和假想與數學和理性之争，吉爾卷入了争論的漩渦，因為激起這場争執的正是《先驅論壇報》，尤其是兩個和他在報社工作關系最緊密的人，藝術編輯維克多·拉沃瑞和同為樂評人的巴頓·克羅賽蒂，這二人帶頭發起了一場積極的遊說，要求增擴新音樂廳原始設計中的座位數量，堅稱隻有更大、更好，才配得上紐約這樣的大都市。
更大，是啊，吉爾争辯道，但不是更好，因為優化音樂廳的聲學設計時針對的是兩千四百個座位，不是兩千六百個，可即便在負責設計的建築師和工程師聲明音質會因此有所不同，換句話說，就是會更糟糕或者無法接受後，市政府仍然屈從了《先驅論壇報》的要求，增擴了音樂廳的規模。
吉爾認為這樣的讓步會讓紐約管弦樂的未來受挫，但現在規模更大的音樂廳竣工在即，除了祈禱結果沒有他擔心的那麼糟糕之外，還能做什麼呢？如果不是的話，如果結果和他預想的一樣可怕，他說，那他就自己發起一場公共運動，投身到拯救卡内基音樂廳的行動之中——市政府已經有意要拆除這座音樂廳了。
那年夏天，全家常講的一個笑話是：hub（中樞）這個詞怎麼拼？答：f-l-u-b（瞎搞）。
吉爾會拿這個開玩笑，因為另一個唯一的選擇是憤怒，但憋着一股怒氣走來走去不是一種好的活法，他告訴弗格森，那毫無意義，會毀了自己，對于那些需要你不憤怒的人也很殘忍，更何況那些導緻你憤怒的原因，你無法控制。
你明白我要講的意思嗎，阿奇？吉爾問道。
我不太确定，弗格森說，我覺得懂了。
（我不太确定：是暗指還在中央公園西路的舊公寓時，吉爾那次有如火山爆發般對瑪格麗特發火兒的事兒。
我覺得懂了：是認可自從那晚之後，他再沒見過繼父生那麼大的氣。
隻有兩個原因可以解釋吉爾的變化：一，他的性格随着時間的推移變好了；或者二，他與弗格森母親的婚姻讓他變成了一個更好的、更平和、快樂的人。
弗格森選擇相信第二種可能——不光因為他希望如此，還因為他知道這是正确答案。
） 不是說這個問題對我來說不重要了，吉爾繼續道，我的整個人生就是音樂。
我一輩子就是在寫這個城市裡表演的音樂，如果因為那些好心辦壞事的人——很遺憾地說，其中一些還是我的朋友——做出了愚蠢的決定，這些表演就變得不那麼好了，我當然會生氣，真的很生氣，我甚至考慮要不要辭掉報紙的工作，讓他們看看我對待這件事有多嚴肅。
但那樣做對我——或者對你，對你母親，對其他人——有什麼好？少了我那份工資，我們也可以勉強對付着過下去，但事實是我喜歡我的工作，我不想辭職。
你不應該辭。
那地方或許有些問題，但你不應該辭。
反正維持不了多久了。
《先驅論壇報》虧損得很厲害，我懷疑它還能不能再堅持個兩三年。
所以我還不如和船一起沉下去算了，做一個忠誠的船員，站在那個領着我們進入如此危險水域的瘋船長身邊，堅持到最後一刻。
你在開玩笑吧？ 你什麼時候見過我開玩笑，阿奇？ 《先驅論壇報》停刊。
我還記得你第一次帶我去那兒——我以前特别喜歡我們每次一起走進大樓，現在也還是。
真不敢想象這份報紙以後就沒了。
我還想……唉，算了…… 想什麼？ 就瞎想的……也許有一天……現在聽起來有點傻……有一天我也可以去那兒工作。
多美好的想法啊。
我很感動，阿奇——非常感動——不過以你的天資，為什麼會想起來做報人呢？ 不是報人，是影評人。
就跟你寫音樂會評論一樣，或許我可以寫寫電影。
我一直覺得你會自己去拍電影。
我覺得沒這可能。
但你那麼喜歡電影…… 我是喜歡看電影，但不确定自己會喜歡拍。
拍一部電影要耗費太多時間，在那段時間裡你就不會剩多少時間來看别的電影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如果我最喜歡幹的事兒是看電影，那對我來說最好的工作，就是讓我能看多少電影就看多少。
學校開學将近一個月之後，新音樂廳以一場由倫納德·伯恩斯坦指揮、紐約愛樂樂團表演的慶祝音樂會正式開業了，這事被看得極其重大，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還進行了電視直播——面向全美，被傳送到了千家萬戶。
随後的幾天裡，全國一些備受贊譽的交響樂團（波士頓、費城、克利夫蘭）還在這裡上演了更多場音樂會，到那個周末，新聞界和公衆已紛紛就林肯中心這家旗艦場館的傳聲質量做出了各自的評判。
某頭條寫道，“愛樂音樂廳徹底失敗。
”另一條寫道，“愛樂音樂廳大而無當。
”第三條寫道，“愛樂音樂廳一敗塗地。
”很顯然，這樣的雙f音[1]讓報紙編輯欲罷不能，畢竟，這會讓憤憤不平的音樂愛好者、專業的唱反調者和酒吧裡說風涼話的人念起來很順口。
不過其他人也有不同意見，聲言效果并沒有那麼差勁，于是支持者和反對者之間的嗓門大賽便開始了，而這場不文明的争論還将在未來的幾個月和幾年繼續彌漫在紐約的空氣中。
出于對吉爾的忠誠，弗格森一直在追蹤這些事件，讓他欣慰的是繼父處在了争論的上風，至于那座有缺陷的音樂廳會對紐約的古典音樂愛好者的耳膜造成什麼傷害，并不要緊。
某個星期天下午，他甚至舉着一個寫着請救救我的牌子，同吉爾和他母親站在卡内基音樂廳外面，但其實他并不在乎，他的思緒多半集中在學業的壓力和永無盡頭的尋愛征途上，甚至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