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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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納德學院學生手冊中所列的住宿規定說，所有非本市的新生必須住在校内宿舍，紐約本地的新生可以住在宿舍，也可以選擇住在父母家裡。
獨立的艾米既不想和父母住一起，也不想和别人住在規矩多多的宿舍，便想出了一條繞過體制的妙計，聲稱她父母從西75街搬到了西111街上一所更大的公寓，但事實上，這所更大的公寓裡住的是四個高年級的大學生——巴納德的一個大二學生和一個大三學生，哥倫比亞的一個大三學生和一個大四學生——艾米搬進這個有着長長的走廊、破舊的水暖設施和斜面玻璃門把手的大房子，成了第五間卧室的唯一住戶。
她父母之所以順從了這個騙局，是因為艾米給他們算了筆賬，證明支付二百七十五美元房租的五分之一要比宿舍便宜很多，而且也因為，或者說更是因為他們明白，是時候讓這個執拗的女兒離家生活了。
自弗格森家的後院燒烤後，時間已經過去了一年多一點，現在，施奈德曼家的女兒和弗格森的兒子終于得償所願，有了一間門可以上鎖的屋子，以及隻要他們願意，無論何時都可以睡在同一張床上的機會。
但問題是，這個無論何時，竟然是個棘手的概念，更多是一種理想化的可能，而非可行的提議，由于其中一個還困在蒙特克萊爾，另一個又忙于應付大學生活剛開始時的種種混亂和适應期，他們倆最終睡在一張床上的次數，比預想的要少很多。
周末是可以，當然，而且隻要有機會他們都會好好利用，比如9月、10月和11月初的大部分周末，但暑假的自由卻受到了限制，那段時間的周末弗格森隻往紐約城跑過一次。
他們還在繼續聊之前一直聊的那類話題，那年秋天基本上是沃倫委員會報告（真的還是假的？），伯克利的言論自由運動（馬裡奧·薩維奧萬歲！），糟糕的約翰遜打敗了糟糕無極限的戈德華特（沒有歡呼三聲，而是兩聲，或許隻有一聲），但接着，艾米受邀去康涅狄格過周末，他們不得不取消了原計劃，然後，第二周的計劃也取消了（得了點兒小感冒，她說，不過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下午他兩次打去電話時，她都不在公寓），弗格森感覺到她正在一點一點地離他遠去。
曾經的恐懼又回來了，就是去年冬天他以為她有可能離開紐約時開始生出的種種悲觀念頭，比如她在别的那些他幻想出來的地方，會認識别的人、别的男生、别的情人，那麼，在她自己的城市為什麼就會有區别呢？她已經去新世界生活了，他卻屬于她抛在身後的舊世界。
盡管隻是往北走了三十六個街區，但那裡的習俗卻已完全不同，人們說的是另一種語言。
并非她已經厭煩他，或者不那麼愛他了，也不是說他碰她時她的身體會繃緊，或者對他在新公寓新床上的表現不滿意，但她現在似乎總有些心不在焉，不像以前那樣會将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了。
兩個周末都沒約成後，他設法在感恩節後的那個星期六去了一趟空空如也的公寓（她的室友都回家過節了），兩人一起在廚房喝葡萄酒、抽煙時，他注意到艾米并沒有看他，而是望着窗外，但這次他沒有視而不見地繼續他正在講的話，而是說到一半時停了下來，問她怎麼了，事情就這樣發生了，艾米轉過頭來，看着他的眼睛，說出了在她腦海裡盤旋了近一個月的那幾個字：我想自己待一段時間，阿奇。
他們才十七歲，她說，可現在感覺就好像已經結婚一樣，好像他們除了繼續在一起，已經沒有别的未來可言，而且就算他們以後确實會走到一起，現在就把自己囚禁在這種承諾裡也為時過早了，他們會窒息，陷在很有可能無法保守的諾言裡，過不了多久他們便會開始痛恨對方，所以為什麼不來個深呼吸，先放松那麼一小段時間呢？ 弗格森知道這麼問很蠢，但他愚蠢的心裡此時隻能想出這一個問題：你是說你不愛我了嗎？ 你根本就沒聽我說的話，阿奇，艾米說，我隻是說，我們需要一點兒呼吸空間。
我希望我們能把門和窗戶都打開。
那意思就是，你已經喜歡上别人了。
那意思就是，是有人看上我了，我也和他玩過幾次。
但不是認真的交往，請相信我。
事實上我都不确定喜不喜歡他。
我要說的點是我不想因此而内疚，之前我一直在内疚，因為不想傷害你，但後來我問自己：你怎麼回事，艾米？你又沒和阿奇結婚。
大學第一年都沒上完一半呢，為什麼不能有機會稍微試探一下，願意的話，親親别的男生，如果非常願意的話，或許還可以跟另一個男生上上床，做做人在年輕的時候應該做的事？ 因為這會弄死我，這就是原因。
又不是說永遠這樣，阿奇。
我要求的隻是叫個暫停罷了。
他們又繼續談了一個多小時，之後，弗格森離開公寓，開車回了蒙特克萊爾。
他再次見到艾米，要到四個半月之後了，在這沉悶的四個半月裡，弗格森和他最想親吻、撫摩和交流的那個人之間沒有任何的親吻、撫摩和交流，但他沒有讓自己垮掉，他盡力熬過了那段時間，因為他堅信和艾米還沒有走到頭，他們一起踏上的這段漫長、複雜的征途，隻是遇上了第一個需要繞過的路障，崩落的岩石擋住了去路，逼着他們到樹林裡找路，雖然暫時無法看到對方，但遲早會再找到那條路，然後繼續往前走。
他對此堅信不疑，是因為他相信艾米的諾言，因為艾米是他認識的人裡唯一一個不撒謊的人，她不會說謊，無論什麼情況下總會實話實說，所以，當她說她不是要甩了他或者永遠抛棄他，她要求的隻是叫個暫停罷了，停下來把窗戶打開，讓屋子通通氣，弗格森便相信了她。
這個信念的力量支撐着他度過了空落落、沒有艾米的那幾個月，他沉住氣竭力讓自己過得充實，拒絕屈從于顧影自憐的誘惑——這在他剛進入青春期時（失去安——瑪麗·杜馬丁，手受傷）是多麼誘人啊——拼命尋找一種更堅強、果斷的方式來應對痛苦這個難題（馬提諾教練那個屎的世界裡的失望之痛和生活之痛），讓自己準備好迎接各種打擊，不再被它們撩倒，堅守住他的陣地，不再倉皇出逃，既然想通了這将是一場曠日持久的壕溝戰，那他就挖好戰壕，嚴陣以待。
1964年11月底到1965年4月中的日子，是一段沒有性、沒有愛的時光，一段自我和精神上的獨處時光，一段逼着自己最終長大，同所有仍然讓他與童年有所聯系的一切道别的時光。
這是弗格森高中的最後一年，在新澤西蒙特克萊爾待的最後一年，和父母住在同一屋檐下的最後一年，是他人生第一階段的最後一年，再次孑然一身之後，他重新專注、細緻地審視起這個曾經熟悉的世界，因為即便他目不轉睛地盯着過去的十四年裡早已熟識的那些人和地方時，也會感到它們已經在他眼前漸漸消失，散去，就像拍立得照片的顯影過程反過來一樣，建築的輪廓越來越虛化，朋友的面容越來越模糊，明亮的色彩一點點褪去，最終隻剩下一張什麼都沒有的正方形相紙。
脫離人群一年多後，他再次回到了同學中間，不再趁周末溜到紐約，不再是一個帶着秘密生活的人，他像一個隻有一根大拇指的影子一樣，把自己重新嵌進那些他從三歲、四歲、五歲就認識，現在已經長到十七八歲的同學中間，他們已經開始一點點地從他眼前消失，他在看他們的時候，目光中多了一種接近溫柔的東西，這些乏味的城郊人，在艾米跟着他上樓的那個勞工節下午之後曾被他突然抛棄，但現在他們又成了他唯一的夥伴，他對待他們時，盡量保持着寬容與謙恭，就連面對其中最荒唐無知的人也是如此，因為他現在不再給人下評斷，已經放棄那種在他人身上吹毛求疵的沖動，因為他現在認識到自己和他們一樣脆弱、有缺陷，如果他想長成心目中期望自己成為的那種人，就得學會把嘴閉上，睜開眼，不再輕視任何人。
現在沒了艾米，而且從目前來看，在一段可能漫長到令人無法忍受的時間内都不會再有艾米，但弗格森一廂情願地堅信，他們兩人注定會在未來某個時間走到一起，因此，當寄送大學申請的時刻到來時，他的一切計劃全都是在這個念頭的驅使下，為他笃信的那個未來而制定的。
這是高中最後一年裡的怪事之一，你大多數時候想的都是下一年的事，意識到雖然身體還在此處，但心已經跑了，仿佛你同時生活在兩個地方，死氣沉沉的現在和不可預知的未來，你的整個人似乎被簡化為了一組數字，平均學分績點和學業能力傾向測驗的成績，然後你要去找你最喜歡的老師，請他們寫推薦信，還要創作一篇荒謬可笑、不切實際的個人陳述，盼着它能給一組連姓甚名誰都不清楚的陌生人留下點印象，讓他們了解到你有多麼配得上去他們的大學就讀，再然後，西裝革履地跑到那所學校，接受某個人的面訪，而這個人的報告将對他們是否錄取你産生很大的影響，就這樣，突然之間，弗格森又擔心起了他的手，幾個月以來他第一次對自己那幾根缺失的手指感到了一絲焦慮，在那個即将決定他未來前程的人面前坐下後，開始懷疑那個人是把他看作一個殘疾人，還是僅僅是一個在事故中遭遇了意外的人，接着，在他回答那個人的問題時，他想起了和艾米最後一次聊起他的手時的情景，那時還是夏天，不知為什麼他低頭看了一下自己的手，說他覺得這手很惡心，結果一下子把艾米惹毛了，她沖着他大吼說，如果以後再提他的手，那她就拿把切肉刀，把她自己的左拇指剁下來送給他做禮物，她的憤怒程度堪比雷霆，他隻好答應永不再提及此事。
于是，他一邊繼續和面試的人聊，一邊意識到自己不但絕不能再談起這件事，也絕對不能再去想它了，就這樣，他逼着自己，一點一點把這件事從腦子裡趕了出去，開始安下心和面前這位哥倫比亞大學的音樂系教授聊了起來——哥倫比亞毫無疑問是他的第一志願，也是他唯一有興趣上的學校——而當這位和善、幽默、極其讨人喜歡、用十二音體系創作喜歌劇的作曲家發現弗格森對詩歌感興趣，希望有一天能成為作家後，便走到他辦公室的書架前抽出四期最近出版的本科生文學雜志《哥倫比亞評論》，遞給他面前這位緊張、害羞、來自哈德遜河對岸的申請人。
你回頭可以翻翻這些，教授說，然後他們握了握手，互相道了别，弗格森從大樓裡出來，在校園裡走了走，不過他已經很熟悉這裡了，因為在秋天的那些周末，他曾和施奈德曼小姐在這裡幽會過六七次，他很好奇那天下午會不會撞見她（他沒有），或者他是否應該走到她西111街的公寓，然後按響門鈴（他沒去，他不想去，他不能去），為了不繼續拿這些念頭折磨自己，不去想他那份不知所終、遙不可及的愛，他翻開了一本《哥倫比亞評論》，并且邂逅了一首詩中一句極其有趣又下流猥瑣的疊句，這個句子耿直得如此吓人，弗格森讀忍不住大笑起來：穩定的炮，對你有好處。
這或許稱不上什麼詩，但弗格森還是忍不住頻頻對這個感觸點頭稱是，因為它包含了一個其他詩歌從不敢如此直言不諱的真理，至少他以前從沒讀到這樣的詩，這一點也很讓他感到鼓舞，現在他知道哥倫比亞這個地方允許學生發表這類想法，而不用擔心被審查删改，也就是說在這裡當學生很自由，畢竟，如果有哪個學生敢給蒙特克萊爾高中的文學雜志寫這麼一句話，那他早就被立即開除，而且很可能已經被扔到班房裡蹲着去了。
但他父母對這件事就有些漠不關心了。
他們倆都沒上過大學，對一所大學和另一所之間的區别一無所知，他們的兒子無論去哪兒，是去新布倫瑞克市的州立大學（羅格斯），還是去馬薩諸塞州劍橋市的哈佛大學，他們都會很高興，因為他們實在太無知了，根本沒長出那種能分辨哪個學校的聲望要高過另一所的勢利眼，他們隻是為弗格森感到自豪，慶幸他從小就是個好學生。
但是，剛剛在伯克利提了正教授的米爾德裡德姨媽就是另一回事了，她對這唯一的寶貝将來的學術前途有别的想法，12月初時，她從西海岸給東海岸打來電話，和她外甥聊了很久，想要把他的思想扳到她的思路上去。
哥倫比亞是個很棒的第一志願，她說，這
獨立的艾米既不想和父母住一起，也不想和别人住在規矩多多的宿舍，便想出了一條繞過體制的妙計，聲稱她父母從西75街搬到了西111街上一所更大的公寓，但事實上，這所更大的公寓裡住的是四個高年級的大學生——巴納德的一個大二學生和一個大三學生，哥倫比亞的一個大三學生和一個大四學生——艾米搬進這個有着長長的走廊、破舊的水暖設施和斜面玻璃門把手的大房子，成了第五間卧室的唯一住戶。
她父母之所以順從了這個騙局，是因為艾米給他們算了筆賬，證明支付二百七十五美元房租的五分之一要比宿舍便宜很多，而且也因為，或者說更是因為他們明白，是時候讓這個執拗的女兒離家生活了。
自弗格森家的後院燒烤後，時間已經過去了一年多一點，現在，施奈德曼家的女兒和弗格森的兒子終于得償所願，有了一間門可以上鎖的屋子，以及隻要他們願意，無論何時都可以睡在同一張床上的機會。
但問題是，這個無論何時，竟然是個棘手的概念，更多是一種理想化的可能，而非可行的提議，由于其中一個還困在蒙特克萊爾，另一個又忙于應付大學生活剛開始時的種種混亂和适應期，他們倆最終睡在一張床上的次數，比預想的要少很多。
周末是可以，當然，而且隻要有機會他們都會好好利用，比如9月、10月和11月初的大部分周末，但暑假的自由卻受到了限制，那段時間的周末弗格森隻往紐約城跑過一次。
他們還在繼續聊之前一直聊的那類話題，那年秋天基本上是沃倫委員會報告（真的還是假的？），伯克利的言論自由運動（馬裡奧·薩維奧萬歲！），糟糕的約翰遜打敗了糟糕無極限的戈德華特（沒有歡呼三聲，而是兩聲，或許隻有一聲），但接着，艾米受邀去康涅狄格過周末，他們不得不取消了原計劃，然後，第二周的計劃也取消了（得了點兒小感冒，她說，不過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下午他兩次打去電話時，她都不在公寓），弗格森感覺到她正在一點一點地離他遠去。
曾經的恐懼又回來了，就是去年冬天他以為她有可能離開紐約時開始生出的種種悲觀念頭，比如她在别的那些他幻想出來的地方，會認識别的人、别的男生、别的情人，那麼，在她自己的城市為什麼就會有區别呢？她已經去新世界生活了，他卻屬于她抛在身後的舊世界。
盡管隻是往北走了三十六個街區，但那裡的習俗卻已完全不同，人們說的是另一種語言。
并非她已經厭煩他，或者不那麼愛他了，也不是說他碰她時她的身體會繃緊，或者對他在新公寓新床上的表現不滿意，但她現在似乎總有些心不在焉，不像以前那樣會将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了。
兩個周末都沒約成後，他設法在感恩節後的那個星期六去了一趟空空如也的公寓（她的室友都回家過節了），兩人一起在廚房喝葡萄酒、抽煙時，他注意到艾米并沒有看他，而是望着窗外，但這次他沒有視而不見地繼續他正在講的話，而是說到一半時停了下來，問她怎麼了，事情就這樣發生了，艾米轉過頭來，看着他的眼睛，說出了在她腦海裡盤旋了近一個月的那幾個字：我想自己待一段時間，阿奇。
他們才十七歲，她說，可現在感覺就好像已經結婚一樣，好像他們除了繼續在一起，已經沒有别的未來可言，而且就算他們以後确實會走到一起，現在就把自己囚禁在這種承諾裡也為時過早了，他們會窒息，陷在很有可能無法保守的諾言裡，過不了多久他們便會開始痛恨對方，所以為什麼不來個深呼吸，先放松那麼一小段時間呢？ 弗格森知道這麼問很蠢，但他愚蠢的心裡此時隻能想出這一個問題：你是說你不愛我了嗎？ 你根本就沒聽我說的話，阿奇，艾米說，我隻是說，我們需要一點兒呼吸空間。
我希望我們能把門和窗戶都打開。
那意思就是，你已經喜歡上别人了。
那意思就是，是有人看上我了，我也和他玩過幾次。
但不是認真的交往，請相信我。
事實上我都不确定喜不喜歡他。
我要說的點是我不想因此而内疚，之前我一直在内疚，因為不想傷害你，但後來我問自己：你怎麼回事，艾米？你又沒和阿奇結婚。
大學第一年都沒上完一半呢，為什麼不能有機會稍微試探一下，願意的話，親親别的男生，如果非常願意的話，或許還可以跟另一個男生上上床，做做人在年輕的時候應該做的事？ 因為這會弄死我，這就是原因。
又不是說永遠這樣，阿奇。
我要求的隻是叫個暫停罷了。
他們又繼續談了一個多小時，之後，弗格森離開公寓，開車回了蒙特克萊爾。
他再次見到艾米，要到四個半月之後了，在這沉悶的四個半月裡，弗格森和他最想親吻、撫摩和交流的那個人之間沒有任何的親吻、撫摩和交流，但他沒有讓自己垮掉，他盡力熬過了那段時間，因為他堅信和艾米還沒有走到頭，他們一起踏上的這段漫長、複雜的征途，隻是遇上了第一個需要繞過的路障，崩落的岩石擋住了去路，逼着他們到樹林裡找路，雖然暫時無法看到對方，但遲早會再找到那條路，然後繼續往前走。
他對此堅信不疑，是因為他相信艾米的諾言，因為艾米是他認識的人裡唯一一個不撒謊的人，她不會說謊，無論什麼情況下總會實話實說，所以，當她說她不是要甩了他或者永遠抛棄他，她要求的隻是叫個暫停罷了，停下來把窗戶打開，讓屋子通通氣，弗格森便相信了她。
這個信念的力量支撐着他度過了空落落、沒有艾米的那幾個月，他沉住氣竭力讓自己過得充實，拒絕屈從于顧影自憐的誘惑——這在他剛進入青春期時（失去安——瑪麗·杜馬丁，手受傷）是多麼誘人啊——拼命尋找一種更堅強、果斷的方式來應對痛苦這個難題（馬提諾教練那個屎的世界裡的失望之痛和生活之痛），讓自己準備好迎接各種打擊，不再被它們撩倒，堅守住他的陣地，不再倉皇出逃，既然想通了這将是一場曠日持久的壕溝戰，那他就挖好戰壕，嚴陣以待。
1964年11月底到1965年4月中的日子，是一段沒有性、沒有愛的時光，一段自我和精神上的獨處時光，一段逼着自己最終長大，同所有仍然讓他與童年有所聯系的一切道别的時光。
這是弗格森高中的最後一年，在新澤西蒙特克萊爾待的最後一年，和父母住在同一屋檐下的最後一年，是他人生第一階段的最後一年，再次孑然一身之後，他重新專注、細緻地審視起這個曾經熟悉的世界，因為即便他目不轉睛地盯着過去的十四年裡早已熟識的那些人和地方時，也會感到它們已經在他眼前漸漸消失，散去，就像拍立得照片的顯影過程反過來一樣，建築的輪廓越來越虛化，朋友的面容越來越模糊，明亮的色彩一點點褪去，最終隻剩下一張什麼都沒有的正方形相紙。
脫離人群一年多後，他再次回到了同學中間，不再趁周末溜到紐約，不再是一個帶着秘密生活的人，他像一個隻有一根大拇指的影子一樣，把自己重新嵌進那些他從三歲、四歲、五歲就認識，現在已經長到十七八歲的同學中間，他們已經開始一點點地從他眼前消失，他在看他們的時候，目光中多了一種接近溫柔的東西，這些乏味的城郊人，在艾米跟着他上樓的那個勞工節下午之後曾被他突然抛棄，但現在他們又成了他唯一的夥伴，他對待他們時，盡量保持着寬容與謙恭，就連面對其中最荒唐無知的人也是如此，因為他現在不再給人下評斷，已經放棄那種在他人身上吹毛求疵的沖動，因為他現在認識到自己和他們一樣脆弱、有缺陷，如果他想長成心目中期望自己成為的那種人，就得學會把嘴閉上，睜開眼，不再輕視任何人。
現在沒了艾米，而且從目前來看，在一段可能漫長到令人無法忍受的時間内都不會再有艾米，但弗格森一廂情願地堅信，他們兩人注定會在未來某個時間走到一起，因此，當寄送大學申請的時刻到來時，他的一切計劃全都是在這個念頭的驅使下，為他笃信的那個未來而制定的。
這是高中最後一年裡的怪事之一，你大多數時候想的都是下一年的事，意識到雖然身體還在此處，但心已經跑了，仿佛你同時生活在兩個地方，死氣沉沉的現在和不可預知的未來，你的整個人似乎被簡化為了一組數字，平均學分績點和學業能力傾向測驗的成績，然後你要去找你最喜歡的老師，請他們寫推薦信，還要創作一篇荒謬可笑、不切實際的個人陳述，盼着它能給一組連姓甚名誰都不清楚的陌生人留下點印象，讓他們了解到你有多麼配得上去他們的大學就讀，再然後，西裝革履地跑到那所學校，接受某個人的面訪，而這個人的報告将對他們是否錄取你産生很大的影響，就這樣，突然之間，弗格森又擔心起了他的手，幾個月以來他第一次對自己那幾根缺失的手指感到了一絲焦慮，在那個即将決定他未來前程的人面前坐下後，開始懷疑那個人是把他看作一個殘疾人，還是僅僅是一個在事故中遭遇了意外的人，接着，在他回答那個人的問題時，他想起了和艾米最後一次聊起他的手時的情景，那時還是夏天，不知為什麼他低頭看了一下自己的手，說他覺得這手很惡心，結果一下子把艾米惹毛了，她沖着他大吼說，如果以後再提他的手，那她就拿把切肉刀，把她自己的左拇指剁下來送給他做禮物，她的憤怒程度堪比雷霆，他隻好答應永不再提及此事。
于是，他一邊繼續和面試的人聊，一邊意識到自己不但絕不能再談起這件事，也絕對不能再去想它了，就這樣，他逼着自己，一點一點把這件事從腦子裡趕了出去，開始安下心和面前這位哥倫比亞大學的音樂系教授聊了起來——哥倫比亞毫無疑問是他的第一志願，也是他唯一有興趣上的學校——而當這位和善、幽默、極其讨人喜歡、用十二音體系創作喜歌劇的作曲家發現弗格森對詩歌感興趣，希望有一天能成為作家後，便走到他辦公室的書架前抽出四期最近出版的本科生文學雜志《哥倫比亞評論》，遞給他面前這位緊張、害羞、來自哈德遜河對岸的申請人。
你回頭可以翻翻這些，教授說，然後他們握了握手，互相道了别，弗格森從大樓裡出來，在校園裡走了走，不過他已經很熟悉這裡了，因為在秋天的那些周末，他曾和施奈德曼小姐在這裡幽會過六七次，他很好奇那天下午會不會撞見她（他沒有），或者他是否應該走到她西111街的公寓，然後按響門鈴（他沒去，他不想去，他不能去），為了不繼續拿這些念頭折磨自己，不去想他那份不知所終、遙不可及的愛，他翻開了一本《哥倫比亞評論》，并且邂逅了一首詩中一句極其有趣又下流猥瑣的疊句，這個句子耿直得如此吓人，弗格森讀忍不住大笑起來：穩定的炮，對你有好處。
這或許稱不上什麼詩，但弗格森還是忍不住頻頻對這個感觸點頭稱是，因為它包含了一個其他詩歌從不敢如此直言不諱的真理，至少他以前從沒讀到這樣的詩，這一點也很讓他感到鼓舞，現在他知道哥倫比亞這個地方允許學生發表這類想法，而不用擔心被審查删改，也就是說在這裡當學生很自由，畢竟，如果有哪個學生敢給蒙特克萊爾高中的文學雜志寫這麼一句話，那他早就被立即開除，而且很可能已經被扔到班房裡蹲着去了。
但他父母對這件事就有些漠不關心了。
他們倆都沒上過大學，對一所大學和另一所之間的區别一無所知，他們的兒子無論去哪兒，是去新布倫瑞克市的州立大學（羅格斯），還是去馬薩諸塞州劍橋市的哈佛大學，他們都會很高興，因為他們實在太無知了，根本沒長出那種能分辨哪個學校的聲望要高過另一所的勢利眼，他們隻是為弗格森感到自豪，慶幸他從小就是個好學生。
但是，剛剛在伯克利提了正教授的米爾德裡德姨媽就是另一回事了，她對這唯一的寶貝将來的學術前途有别的想法，12月初時，她從西海岸給東海岸打來電話，和她外甥聊了很久，想要把他的思想扳到她的思路上去。
哥倫比亞是個很棒的第一志願，她說，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