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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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即人。
——莎士比亞，《科利奧蘭納斯》 英明的忽必烈啊，沒有人比你更清楚，描述城市的字句不能跟城市本身混為一談。
然而二者之間又确實有關系。
——伊塔洛·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 世上隻有一個倫敦，好比我也隻有這麼一個屁股。
——泰晤士河上的一個船夫 我在加拿大西部的一個海邊小村長大，在童年的大多數夏天，我都穿越整個國家，來到位于安大略省南部的錫姆科湖畔，在我祖母的夏季度假屋度夏。
小屋的牆面布滿經典的村舍裝飾，包括一組來自不同國家的氈制紀念旗——這些旗子是祖母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的一次歐洲遊覽中得來的。
除此之外，牆上還釘着一些剪報、泛黃的菜譜和一些新聞條目。
在房子後部那永遠氤氲着松節油氣味的廚房裡，不知道是誰貼了一張倫敦的俯視圖——是位于英國的那個倫敦，不是離這裡很近的安大略省的倫敦。
我花了不少時間觀察這個神秘的圖景。
在這張海報底部，寫着那句我現在已經聽過被無數次重複、糟蹋，或是改述的塞缪爾·約翰遜(1)名言：“當一個人厭倦了倫敦，那他肯定也厭倦了生活；因為在倫敦，有生活可以給人的一切。
”那時候我不甚明白這句話的含義。
畫裡的倫敦塔橋看起來灰暗又令人生畏。
這樣一個問題浮現出來：“什麼樣的人到頭來會在倫敦落腳？” 幾年後，這個人是我。
我在2000年秋季搬到倫敦，那個時候，正好遇上汽油漲價罷工(2)——那是一個被恐慌購買、政治指摘和對食物分配的憂慮交相充盈的時期。
我搭乘從多倫多起飛的跨大西洋夜航班機抵達倫敦，并且于下午時分出現在克拉珀姆樞紐站(3)。
交通暢通。
陽光暖和。
報紙上刊登着對即将到來的災難、騷亂還有20世紀70年代(4)可能回歸的警告，好像這個城市可以時光倒流一般。
我在這裡沒有什麼熟人，但有一個可以聯系的人。
我朋友的一個澳大利亞朋友把我從火車站解救出來，他車上的汽油剛好夠把我送到位于布裡克斯頓(5)一條短街上的新家，我們幸免于下來推車這一難。
就這樣，我們這兩個殖民地居民在新世紀開端的倫敦一帆風順地抵達目的地。
從新房間的窗戶看出去，我可以看到金絲雀碼頭(6)彙豐銀行大樓的閃爍燈光；那時候，那可是英格蘭最高的大樓。
但是我和那閃爍的燈光之間有什麼關系，卻還是一個謎。
于是，我向一個朋友送給我的《倫敦大全》求助，這位朋友幾年前住在倫敦，後來因為實在無法忍受這裡的潮濕而搬到布拉格。
我很快就明白，《倫敦大全》真是行走在倫敦的人堅定不移的信條。
在20世紀30年代，它和那标志性的地鐵交通圖大約同期設計出版，也跟地鐵圖一樣在城市中無所不在，居民使用它的頻率幾乎和遊客一樣高。
《倫敦大全》的存在，與其說是為了給你指路回家，不如說是為了向你證明，倫敦那些你日常不會行經的地方仍然存在。
在倫敦的頭幾周，我看到它一次次地被人塞進手提包或汽車儀表闆裡。
它是你行走此城的必需旅伴。
我對得到這份禮物感到由衷的感激，即便它篇頁泛黃，有些篇頁還從塑料活頁圈上脫落。
第一晚，我特地對它做了個測試，我的新家位于《倫敦大全》的第93頁，往東是第94頁，往北就到了第79頁，金絲雀碼頭以東則位于第80頁。
對一個新讀者來說，這種設置真是讓人印象深刻。
這兩頁的下半部分是雜亂的街道，曲折又戛然而止，有的街名小得看不清。
還有些街道好像是被幹脆放棄明确标示了，畫面沒有再往頁沿延伸，而是朝着頁内模糊掉了。
在79頁和80頁的上方，泰晤士河随着道格斯島彎曲，然後在靠近布萊克沃爾角(7)的地方形成一個U形彎。
在藍色的河之上，倒列着一張表，都是碼頭的名字——莫登、恩德比、派普斯、巴德科克、洛弗爾、帕爾默、哥倫比亞——我挺想知道這些碼頭是否仍供航行用途，還是說已經變成單純的裝飾名稱。
我的這本《倫敦大全》在20世紀90年代印刷出版，所以上面還畫着那已經被拆毀的東南煤氣廠——現在矗立在這個位置上的則是千禧圓頂館。
《倫敦大全》中記錄的半數事物都已“死亡”，因為記錄倫敦這樣一座鮮活、不斷變化的城市，永遠都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 我在家附近四處走動，背着帆布包蹒跚而行，樣子有些粗野。
我盯着手扶電梯上的人們的臉，不留神盯得有點久。
我還沒有變成“城市水獺”：打扮時髦光鮮、在城市中輕松穿行的倫敦人。
他們看起來動作緩慢又優雅，可總不會因此而耽誤事；他們穿過馬路時，不會前後看了又看；他們知道怎麼在擁擠的地鐵中麻利地把一份報紙疊整齊。
在家附近的布裡克斯頓市場，我遇到一個售賣廉價又令人眼花缭亂的牛仔褲和手機配件的攤販。
他坐在一張桌子後，這張桌子被電話卡和寫着不同國家電話費率的海報覆蓋。
國家的名字被排成三列，字體字号相同。
我的國家也在其中，目前來說費率不是最高的——它也隻不過是衆多國名中的一個罷了。
我準備買一張面值5英鎊的電話卡。
坐在桌後的男人說：4英鎊。
我指着另外一張同樣面值5英鎊的卡問他：那張多少錢呢？3英鎊，他回應說。
看來這其中有一套體系。
我猶豫了一下，而他趁着這個當兒離開我，去向另外一個人兜售牛仔褲。
後來，我打開一個電話亭的門，準備進去打電話——整個電話亭都被肯德基的廣告貼滿，所以我根本沒看到亭子裡蜷縮着的男人。
他大大地吸了一口氣，準備好好地跟電話那頭的人理論一下他家水管破裂的事——這時我們的眼神交會了。
他馬上道歉，然後我也道歉，這麼一來他又道歉一次，我就把門關上了。
有一天，在跟一個朋友一起步行回家的路上，我往左一看，剛好瞧見一個“高尚的動作”——一個扒手正把手伸進我朋友的大衣口袋裡。
我盯着扒手的臉看。
他也回看我，并收回手。
他保持面無表情的狀态，看起來是故意的，然後退回到人流中，消失在車水馬龍之間。
那景
——莎士比亞，《科利奧蘭納斯》 英明的忽必烈啊，沒有人比你更清楚，描述城市的字句不能跟城市本身混為一談。
然而二者之間又确實有關系。
——伊塔洛·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 世上隻有一個倫敦，好比我也隻有這麼一個屁股。
——泰晤士河上的一個船夫 我在加拿大西部的一個海邊小村長大，在童年的大多數夏天，我都穿越整個國家，來到位于安大略省南部的錫姆科湖畔，在我祖母的夏季度假屋度夏。
小屋的牆面布滿經典的村舍裝飾，包括一組來自不同國家的氈制紀念旗——這些旗子是祖母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的一次歐洲遊覽中得來的。
除此之外，牆上還釘着一些剪報、泛黃的菜譜和一些新聞條目。
在房子後部那永遠氤氲着松節油氣味的廚房裡，不知道是誰貼了一張倫敦的俯視圖——是位于英國的那個倫敦，不是離這裡很近的安大略省的倫敦。
我花了不少時間觀察這個神秘的圖景。
在這張海報底部，寫着那句我現在已經聽過被無數次重複、糟蹋，或是改述的塞缪爾·約翰遜(1)名言：“當一個人厭倦了倫敦，那他肯定也厭倦了生活；因為在倫敦，有生活可以給人的一切。
”那時候我不甚明白這句話的含義。
畫裡的倫敦塔橋看起來灰暗又令人生畏。
這樣一個問題浮現出來：“什麼樣的人到頭來會在倫敦落腳？” 幾年後，這個人是我。
我在2000年秋季搬到倫敦，那個時候，正好遇上汽油漲價罷工(2)——那是一個被恐慌購買、政治指摘和對食物分配的憂慮交相充盈的時期。
我搭乘從多倫多起飛的跨大西洋夜航班機抵達倫敦，并且于下午時分出現在克拉珀姆樞紐站(3)。
交通暢通。
陽光暖和。
報紙上刊登着對即将到來的災難、騷亂還有20世紀70年代(4)可能回歸的警告，好像這個城市可以時光倒流一般。
我在這裡沒有什麼熟人，但有一個可以聯系的人。
我朋友的一個澳大利亞朋友把我從火車站解救出來，他車上的汽油剛好夠把我送到位于布裡克斯頓(5)一條短街上的新家，我們幸免于下來推車這一難。
就這樣，我們這兩個殖民地居民在新世紀開端的倫敦一帆風順地抵達目的地。
從新房間的窗戶看出去，我可以看到金絲雀碼頭(6)彙豐銀行大樓的閃爍燈光；那時候，那可是英格蘭最高的大樓。
但是我和那閃爍的燈光之間有什麼關系，卻還是一個謎。
于是，我向一個朋友送給我的《倫敦大全》求助，這位朋友幾年前住在倫敦，後來因為實在無法忍受這裡的潮濕而搬到布拉格。
我很快就明白，《倫敦大全》真是行走在倫敦的人堅定不移的信條。
在20世紀30年代，它和那标志性的地鐵交通圖大約同期設計出版，也跟地鐵圖一樣在城市中無所不在，居民使用它的頻率幾乎和遊客一樣高。
《倫敦大全》的存在，與其說是為了給你指路回家，不如說是為了向你證明，倫敦那些你日常不會行經的地方仍然存在。
在倫敦的頭幾周，我看到它一次次地被人塞進手提包或汽車儀表闆裡。
它是你行走此城的必需旅伴。
我對得到這份禮物感到由衷的感激，即便它篇頁泛黃，有些篇頁還從塑料活頁圈上脫落。
第一晚，我特地對它做了個測試，我的新家位于《倫敦大全》的第93頁，往東是第94頁，往北就到了第79頁，金絲雀碼頭以東則位于第80頁。
對一個新讀者來說，這種設置真是讓人印象深刻。
這兩頁的下半部分是雜亂的街道，曲折又戛然而止，有的街名小得看不清。
還有些街道好像是被幹脆放棄明确标示了，畫面沒有再往頁沿延伸，而是朝着頁内模糊掉了。
在79頁和80頁的上方，泰晤士河随着道格斯島彎曲，然後在靠近布萊克沃爾角(7)的地方形成一個U形彎。
在藍色的河之上，倒列着一張表，都是碼頭的名字——莫登、恩德比、派普斯、巴德科克、洛弗爾、帕爾默、哥倫比亞——我挺想知道這些碼頭是否仍供航行用途，還是說已經變成單純的裝飾名稱。
我的這本《倫敦大全》在20世紀90年代印刷出版，所以上面還畫着那已經被拆毀的東南煤氣廠——現在矗立在這個位置上的則是千禧圓頂館。
《倫敦大全》中記錄的半數事物都已“死亡”，因為記錄倫敦這樣一座鮮活、不斷變化的城市，永遠都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 我在家附近四處走動，背着帆布包蹒跚而行，樣子有些粗野。
我盯着手扶電梯上的人們的臉，不留神盯得有點久。
我還沒有變成“城市水獺”：打扮時髦光鮮、在城市中輕松穿行的倫敦人。
他們看起來動作緩慢又優雅，可總不會因此而耽誤事；他們穿過馬路時，不會前後看了又看；他們知道怎麼在擁擠的地鐵中麻利地把一份報紙疊整齊。
在家附近的布裡克斯頓市場，我遇到一個售賣廉價又令人眼花缭亂的牛仔褲和手機配件的攤販。
他坐在一張桌子後，這張桌子被電話卡和寫着不同國家電話費率的海報覆蓋。
國家的名字被排成三列，字體字号相同。
我的國家也在其中，目前來說費率不是最高的——它也隻不過是衆多國名中的一個罷了。
我準備買一張面值5英鎊的電話卡。
坐在桌後的男人說：4英鎊。
我指着另外一張同樣面值5英鎊的卡問他：那張多少錢呢？3英鎊，他回應說。
看來這其中有一套體系。
我猶豫了一下，而他趁着這個當兒離開我，去向另外一個人兜售牛仔褲。
後來，我打開一個電話亭的門，準備進去打電話——整個電話亭都被肯德基的廣告貼滿，所以我根本沒看到亭子裡蜷縮着的男人。
他大大地吸了一口氣，準備好好地跟電話那頭的人理論一下他家水管破裂的事——這時我們的眼神交會了。
他馬上道歉，然後我也道歉，這麼一來他又道歉一次，我就把門關上了。
有一天，在跟一個朋友一起步行回家的路上，我往左一看，剛好瞧見一個“高尚的動作”——一個扒手正把手伸進我朋友的大衣口袋裡。
我盯着扒手的臉看。
他也回看我，并收回手。
他保持面無表情的狀态，看起來是故意的，然後退回到人流中，消失在車水馬龍之間。
那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