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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飛逝，既無法測量也無法追溯。
在白宮生活的每一天，我們的日程都是滿滿當當的，每一周、每一月、每一年都是如此。
我經常感覺好不容易熬到了星期五，卻已經回想不起來星期一和星期二究竟做了什麼。
有時候，我正坐着吃晚飯，突然會想，我中午是在什麼地方吃的午飯，吃了什麼。
現在，好幾年過去了，我依然覺得白宮每天的生活都非常難以應對。
白宮的運轉速度太快，留給我反思的時間又太少。
單單一個下午，我可能就需要出席好幾場官方活動，參加好幾個會議，還有照片拍攝的行程。
僅僅一天之内，我可能就要跑好幾個州去考察調研，或者跟一萬兩千多人談話，或者在南草坪上跟四百多個孩子做跳躍運動，而緊接着，我還要化妝，換上一套禮服出席一場晚間接待會。
在我的“輕松日”，也就是沒有公務的時候，我會好好利用這些時間來陪伴薩沙和瑪利亞，照料她們的生活。
等到“忙碌日”來臨的時候，我又要打起精神，做發型、化妝、讓自己套上各種行頭，重新回到公衆的視線之中。
當我們距離貝拉克2012年連任選舉越來越近的時候，我發現我完全無法休息，也不應該休息。
我還在努力赢得第一夫人的恩澤，我也會經常思考我為什麼能夠成為現在的我，這一切到底應該歸功于誰。
一路走來，我帶着一部屬于我自己的曆史，這部曆史不是關于美國總統的，也不是關于第一夫人的。
對我來說，我從來不會提起約翰·昆西·亞當斯[1]的成長故事，相反，我會經常提起索傑娜·特魯斯[2]的故事；我不會因為伍德羅·威爾遜[3]的故事而感動，相反，我會被哈麗特·塔布曼[4]的故事感動得一塌糊塗。
對我來說，相比曾經的第一夫人埃莉諾·羅斯福[5] 和瑪米·艾森豪威爾[6]的人生故事，我更熟悉羅莎·帕克斯[7]以及科麗塔·斯科特·金[8]的人生故事。
我的人生中融入了這些廢奴主義領袖和民權運動領袖的曆史，也融入了我母親和我祖母的曆史。
而這些讓我感動、讓我敬仰的女性，她們中可能從來沒有人想象過我能擁有今天這樣的生活，但是她們依然選擇了堅持，并且相信她們的堅持終将會讓未來變得更加美好，會讓我這樣的後來者大為受益。
因此，我希望我能夠以一種姿态出現在世界舞台上，這種姿态就是：提醒人們永遠記住她們這群人。
我常常用這一點來給自我加壓，也将其作為我不斷前行的動力。
雖然在大家看來，我是一位衣着時尚的第一夫人，但是隻要想到人們對我的種種批評，以及大家根據我的膚色而對我做出的種種猜測，我還是會無法抑制地感到困擾。
正因為如此，每次要發表演講之前，我都會對着我辦公室角落裡那台電子提詞器一遍又一遍地練習，我還會嚴格要求我的日程安排人員和工作推進團隊，不斷提醒她們務必要保證我們的每一場活動都能順利進行，而且必須按時進行。
我對我的政策顧問甚至更嚴苛，我要求她們要持續不斷地推動我們的兩項運動—“讓我們行動起來”及“聯合力量”，以争取能夠覆蓋更多的人群。
現在，我已經完全打起精神，我不希望浪費我所擁有的任何一個機會，但是，有時候，我也會提醒自己稍微放松一下。
貝拉克和我都清楚，即将要進行的競選活動不僅在時間上要持續好幾個月，還要去各地遊說，需要我們制定各種競選戰略，同時還将帶給我們很多困擾。
沒錯，即使是謀求連任，我們也感到充滿壓力和擔憂，因為一旦失敗，代價将是巨大的。
（貝拉克和馬薩諸塞州前州長、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米特·羅姆尼需要每人籌措10億美元資金，才能在競選中保持競争優勢。
）同時，責任也非常重大，因為誰最終當選将會決定很多事情的走向和命運—從新通過的健康法案到美國是否會選擇與國際社會一道應對氣候變化。
在白宮工作的每一個人都有點煎熬，都不敢确定我們是否能夠成功赢得第二任期。
我盡量讓自己不去考慮貝拉克會輸掉這場選舉的可能性，但是，這種可能性的确是存在的—這正是他和我擔憂的關鍵點所在，不過，我們選擇獨自承擔，從不敢将它說出來。
2011年的夏天對于貝拉克來說真的是困難重重，一群頑固的國會共和黨議員拒絕同意發行新的政府債券—也就是人們熟知的提高政府債務上限，一種相對來說比較常規的做法—除非貝拉克能夠妥協，忍痛減少一些政府項目支出，比如社會保障支出、醫療補助和醫療保險支出，但是，貝拉克不同意這麼做，因為減少這些項目的支出無疑會傷害到那些生活得最困難的人。
同時，美國勞工部公布的月度就業報告顯示，雖然就業率在不斷增長，但增長幅度非常緩慢，也就是說，整個國家還沒有從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完全走出來。
于是，許多人又開始指責貝拉克。
幾個月前，奧薩馬·本·拉登被擊斃，美國民衆得到了極大的安慰，貝拉克的支持率也曾一度大幅攀升，達到兩年以來最高，但是僅僅幾個月之後，随着兩黨關于提高債務上限的争吵以及公衆對美國經濟再次步入蕭條的擔憂，貝拉克的支持率又跌至了曆史最低點。
就在這一場混亂剛開始的時候，我要飛往南非進行一次友好訪問，這次訪問是幾個月之前就已經計劃好的。
薩沙和瑪利亞剛剛結束了她們上一學年的學習，因此有機會和我一起去，同行的還有我的母親、克雷格的孩子萊斯利和埃弗裡，他們倆現在都已經是十幾歲的少年了。
到達南非後，我要在一場美國贊助的論壇上發表主旨演講，我的聽衆是來自整個非洲大陸的年輕女性領導。
同時，根據行程安排，我還要參加幾場聚焦健康與教育的社區活動，并與當地領導以及美國駐南非領事館的工作人員會面。
最後，我們會前往博茨瓦納進行一次短暫訪問，其間将會見該國總統，并在一家社區艾滋病門診進行考察，然後再享受一個短暫的旅行之後，打道回府。
在這次旅行中，我們剛一到達南非，就立刻被這個國家的活力深深吸引了。
在約翰内斯堡，我們參觀了種族隔離博物館，并在城市北部的一個黑人城鎮的一家社區活動中心與孩子們一起跳舞、讀書。
在開普敦的一個足球場内，我們會見了社區組織者以及健康工作者，他們正通過青少年體育項目向孩子們進行艾滋病健康宣講。
我們還在那裡見到了德斯蒙德·圖圖[9]大主教，一位傳奇的神學家、反對種族隔離鬥士，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最終得以廢除，他曾從中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圖圖當時已經七十九歲高齡，他胸部寬闊，雙眼炯炯有神，總是面帶微笑。
當他聽說我正在大力推動健身運動時，便堅持要和我在一群孩子面前做俯卧撐，引得孩子們直笑。
在南非訪問的短暫幾天裡，我總是有一種不真實的、飄飄忽忽的感覺。
此次出訪距離我上一次到非洲已經有很長時間了。
上一次我去肯尼亞旅遊的時候還是1991年，當時我和貝拉克乘坐着小型巴士遊玩，歐瑪的大衆汽車壞在了半路上，我們幫忙推着汽車在滿是灰塵的道路邊上行走。
我當時可能一方面是因為時差反應，但最主要的還是因為一些更深層次的東西及一種興奮感，我似乎覺得我們步入了一股曆史和文化的洪流之中，突然間意識到在曆史的長河裡，我們是多麼的渺小。
當我看到七十六張年輕女性的面孔時，我好容易才沒讓自己的眼淚掉下來。
這七十六名女性之所以被邀請來參加我們的領導力論壇，是因為她們都在各自的社區裡從事着非常有意義的工作。
她們給了我希望，同時也不動聲色地告訴我，我已不再年輕。
當時，整個非洲的所有人口之中，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年齡都在二十五歲以下，而這七十六名女性也全都不到三十歲，有的甚至才剛剛十六歲，但是已經自己創立了非營利機構，專注于培訓其他的女性，希望她們能夠成長為企業家。
同時，她們還冒着入獄的風險去揭發政府的腐敗行為。
現在，她們有機會聯合在一起，接受培訓，得到鼓勵，我也希望能夠通過這種形式增強她們的力量。
然而，我們此次旅行中夢幻般的一幕早早地就到來了—就在我們出行的第二天，我們一家人去了約翰内斯堡的納爾遜·曼德拉基金會總部，會見了著名的人道主義者、曼德拉的妻子格拉薩·馬謝爾。
就是在這期間，我們被告知，曼德拉本人非常歡迎我們到他家中做客。
當然，我們很快就動身前往了。
納爾遜·曼德拉當時已經九十二歲了，那年早些時候，他還曾一度因肺病住院。
我聽說，他現在已經很少見客了。
六年前，曼德拉訪問華盛頓的時候，當時還是參議員的貝拉克與他見過一次。
從那之後，貝拉克就将他們會面的照片一直挂在辦公室的牆上。
就連我的兩個女兒—十歲的女兒薩沙和即将十三歲的瑪利亞—都知道這是一件意義多麼重大的事。
即使是我那從來都鎮定自若的母親，看到他之後也表示有點驚訝。
曼德拉對這個世界所産生的影響，在當時健在的所有人當中，恐怕沒有誰能比得過他了，至少我是這麼認為的。
20世紀40年代，當時還很年輕的他就加入了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開始勇敢地挑戰全是白人的南非政權以及根深蒂固的種族隔離制度。
四十四歲的時候，他因為領導反種族隔離運動而被捕入獄，1990年刑滿釋放的時候，曼德拉已經七十一歲了。
曼德拉熬過了長達二十七年的監獄生活，盡管在那二十七年裡，他的很多朋友都因種族隔離制度而飽受折磨甚至被殺害。
出獄後，曼德拉轉而支持和平談判—不再選擇直接對抗—由此奇迹般地實現了新舊南非的和平過渡，帶領南非實現了真正的民主，曼德拉也成為南非不分種族大選選出的第一任總統。
曼德拉的居所位于一條樹木繁茂的城郊街道上，在黃油色的混凝土牆背後，便是他那座地中海風格的宅子。
格拉薩·馬謝爾帶着我們穿過樹蔭遮擋的院子，走進房子裡。
在一間寬敞的、灑滿陽光的屋子裡，我們見到了她的丈夫曼德拉，他正坐在一把扶手椅上，頭發雪白稀疏，穿着一件棕色的蠟染襯衫，膝蓋上蓋着一條白色的毯子。
他身邊圍着好幾輩親人，所有人都對我們的到來表示了熱烈的歡迎。
明亮的房間、健談的家人，還有眼前這位老人狡黠的微笑，讓我突然想起了小時候去芝加哥南城外祖父家的場景。
來時我一直很緊張，但是這一刻，我放松了下來。
事實上，我也不确定這位老人自己是否真的清楚我到底是誰，以及我們為什麼要來他家。
他确實已經是一位老人了，注意力看起來有點飄忽，聽力也有點弱。
“這位是米歇爾·奧巴馬！”格拉薩·馬謝爾靠近他的耳邊告訴他，“她是美國總統的妻子！” “哦，真好！”納爾遜·曼德拉低聲重複着，“真好！” 他充滿興趣地看着我，但事實上，在他眼中，我有可能會是任何人。
很顯然，對每一個走近他的人，他都表現出了同等程度的熱情。
我與曼德拉之間的交流雖然是無聲的，但非常深刻—正因為無聲，所以可能更為深刻。
到目前為止，他一生中想要表達的思想、想要說的話大都已經說過了，他作過的演講、寫過的信件，他的書籍，他的抗議口号，不僅變成了他的個人故事，而且成了整個人類的故事。
在我與他相見的那段短暫的時間裡，我似乎感受到了所有的一切—在一個沒有平等可言的地方追尋平等的尊嚴和精神。
五天之後，當我們啟程返回美國的時候，我仍然在想有關曼德拉的事迹。
我們的飛機飛過非洲的北部、西部，然後在一個漫長的漆黑的夜晚穿越大西洋，薩沙和瑪利亞蓋着毯子四肢攤開躺在她們的表兄旁邊，我母親坐在旁邊打瞌睡。
在離我們有點兒距離的機艙尾部，我們的工作人員以及特工們有的在看電影，有的在抓緊時間補覺。
飛機的發動機不停地嗡嗡作響。
我感覺有點孤獨，但是又不孤獨。
我們正在往家裡飛去—華盛頓那陌生而又熟悉的家，那裡有白色的大理石，也充斥着不同的意識形态，那裡的一切仍然需要我們通過戰鬥才能赢得。
我突然想起了我在領導力論壇上見到的那些年輕的非洲女性，她們所有人都已經回到了她們各自的社區，重新開始了她們的工作，不論面臨怎樣的困難，她們都将選擇堅持下去。
曼德拉因為堅持自己的原則而入獄，他因此錯過了陪伴孩子們成長的機會，後來也沒能親眼看着孫子們長大成人。
但是，這一切并沒有讓他覺得痛苦，反而讓他堅信自己的國家那美好的一面終有一天會成為主流。
他為之付出了努力，然後以一顆寬容的心、一種不氣餒的精神靜靜地等待結果。
我在這種精神的激勵中向家飛去。
生活告訴我：進步和變革都是一個很緩慢的過程，不是兩年之内，也不是四年之内，或許更不是一生之内就能完成的事，我們努力種下變革的種子，但是我們有可能永遠也看不到它結出的果實。
我們需要耐心等待。
2011年秋季，貝拉克曾先後三次向國會提交一項法案，旨在為美國人創造成千上萬個新的就業機會，其中包括向各州提供更多資金，以幫助他們雇用更多教師和第
在白宮生活的每一天，我們的日程都是滿滿當當的，每一周、每一月、每一年都是如此。
我經常感覺好不容易熬到了星期五，卻已經回想不起來星期一和星期二究竟做了什麼。
有時候，我正坐着吃晚飯，突然會想，我中午是在什麼地方吃的午飯，吃了什麼。
現在，好幾年過去了，我依然覺得白宮每天的生活都非常難以應對。
白宮的運轉速度太快，留給我反思的時間又太少。
單單一個下午，我可能就需要出席好幾場官方活動，參加好幾個會議，還有照片拍攝的行程。
僅僅一天之内，我可能就要跑好幾個州去考察調研，或者跟一萬兩千多人談話，或者在南草坪上跟四百多個孩子做跳躍運動，而緊接着，我還要化妝，換上一套禮服出席一場晚間接待會。
在我的“輕松日”，也就是沒有公務的時候，我會好好利用這些時間來陪伴薩沙和瑪利亞，照料她們的生活。
等到“忙碌日”來臨的時候，我又要打起精神，做發型、化妝、讓自己套上各種行頭，重新回到公衆的視線之中。
當我們距離貝拉克2012年連任選舉越來越近的時候，我發現我完全無法休息，也不應該休息。
我還在努力赢得第一夫人的恩澤，我也會經常思考我為什麼能夠成為現在的我，這一切到底應該歸功于誰。
一路走來，我帶着一部屬于我自己的曆史，這部曆史不是關于美國總統的，也不是關于第一夫人的。
對我來說，我從來不會提起約翰·昆西·亞當斯[1]的成長故事，相反，我會經常提起索傑娜·特魯斯[2]的故事；我不會因為伍德羅·威爾遜[3]的故事而感動，相反，我會被哈麗特·塔布曼[4]的故事感動得一塌糊塗。
對我來說，相比曾經的第一夫人埃莉諾·羅斯福[5] 和瑪米·艾森豪威爾[6]的人生故事，我更熟悉羅莎·帕克斯[7]以及科麗塔·斯科特·金[8]的人生故事。
我的人生中融入了這些廢奴主義領袖和民權運動領袖的曆史，也融入了我母親和我祖母的曆史。
而這些讓我感動、讓我敬仰的女性，她們中可能從來沒有人想象過我能擁有今天這樣的生活，但是她們依然選擇了堅持，并且相信她們的堅持終将會讓未來變得更加美好，會讓我這樣的後來者大為受益。
因此，我希望我能夠以一種姿态出現在世界舞台上，這種姿态就是：提醒人們永遠記住她們這群人。
我常常用這一點來給自我加壓，也将其作為我不斷前行的動力。
雖然在大家看來，我是一位衣着時尚的第一夫人，但是隻要想到人們對我的種種批評，以及大家根據我的膚色而對我做出的種種猜測，我還是會無法抑制地感到困擾。
正因為如此，每次要發表演講之前，我都會對着我辦公室角落裡那台電子提詞器一遍又一遍地練習，我還會嚴格要求我的日程安排人員和工作推進團隊，不斷提醒她們務必要保證我們的每一場活動都能順利進行，而且必須按時進行。
我對我的政策顧問甚至更嚴苛，我要求她們要持續不斷地推動我們的兩項運動—“讓我們行動起來”及“聯合力量”，以争取能夠覆蓋更多的人群。
現在，我已經完全打起精神，我不希望浪費我所擁有的任何一個機會，但是，有時候，我也會提醒自己稍微放松一下。
貝拉克和我都清楚，即将要進行的競選活動不僅在時間上要持續好幾個月，還要去各地遊說，需要我們制定各種競選戰略，同時還将帶給我們很多困擾。
沒錯，即使是謀求連任，我們也感到充滿壓力和擔憂，因為一旦失敗，代價将是巨大的。
（貝拉克和馬薩諸塞州前州長、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米特·羅姆尼需要每人籌措10億美元資金，才能在競選中保持競争優勢。
）同時，責任也非常重大，因為誰最終當選将會決定很多事情的走向和命運—從新通過的健康法案到美國是否會選擇與國際社會一道應對氣候變化。
在白宮工作的每一個人都有點煎熬，都不敢确定我們是否能夠成功赢得第二任期。
我盡量讓自己不去考慮貝拉克會輸掉這場選舉的可能性，但是，這種可能性的确是存在的—這正是他和我擔憂的關鍵點所在，不過，我們選擇獨自承擔，從不敢将它說出來。
2011年的夏天對于貝拉克來說真的是困難重重，一群頑固的國會共和黨議員拒絕同意發行新的政府債券—也就是人們熟知的提高政府債務上限，一種相對來說比較常規的做法—除非貝拉克能夠妥協，忍痛減少一些政府項目支出，比如社會保障支出、醫療補助和醫療保險支出，但是，貝拉克不同意這麼做，因為減少這些項目的支出無疑會傷害到那些生活得最困難的人。
同時，美國勞工部公布的月度就業報告顯示，雖然就業率在不斷增長，但增長幅度非常緩慢，也就是說，整個國家還沒有從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完全走出來。
于是，許多人又開始指責貝拉克。
幾個月前，奧薩馬·本·拉登被擊斃，美國民衆得到了極大的安慰，貝拉克的支持率也曾一度大幅攀升，達到兩年以來最高，但是僅僅幾個月之後，随着兩黨關于提高債務上限的争吵以及公衆對美國經濟再次步入蕭條的擔憂，貝拉克的支持率又跌至了曆史最低點。
就在這一場混亂剛開始的時候，我要飛往南非進行一次友好訪問，這次訪問是幾個月之前就已經計劃好的。
薩沙和瑪利亞剛剛結束了她們上一學年的學習，因此有機會和我一起去，同行的還有我的母親、克雷格的孩子萊斯利和埃弗裡，他們倆現在都已經是十幾歲的少年了。
到達南非後，我要在一場美國贊助的論壇上發表主旨演講，我的聽衆是來自整個非洲大陸的年輕女性領導。
同時，根據行程安排，我還要參加幾場聚焦健康與教育的社區活動，并與當地領導以及美國駐南非領事館的工作人員會面。
最後，我們會前往博茨瓦納進行一次短暫訪問，其間将會見該國總統，并在一家社區艾滋病門診進行考察，然後再享受一個短暫的旅行之後，打道回府。
在這次旅行中，我們剛一到達南非，就立刻被這個國家的活力深深吸引了。
在約翰内斯堡，我們參觀了種族隔離博物館，并在城市北部的一個黑人城鎮的一家社區活動中心與孩子們一起跳舞、讀書。
在開普敦的一個足球場内，我們會見了社區組織者以及健康工作者，他們正通過青少年體育項目向孩子們進行艾滋病健康宣講。
我們還在那裡見到了德斯蒙德·圖圖[9]大主教，一位傳奇的神學家、反對種族隔離鬥士，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最終得以廢除，他曾從中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圖圖當時已經七十九歲高齡，他胸部寬闊，雙眼炯炯有神，總是面帶微笑。
當他聽說我正在大力推動健身運動時，便堅持要和我在一群孩子面前做俯卧撐，引得孩子們直笑。
在南非訪問的短暫幾天裡，我總是有一種不真實的、飄飄忽忽的感覺。
此次出訪距離我上一次到非洲已經有很長時間了。
上一次我去肯尼亞旅遊的時候還是1991年，當時我和貝拉克乘坐着小型巴士遊玩，歐瑪的大衆汽車壞在了半路上，我們幫忙推着汽車在滿是灰塵的道路邊上行走。
我當時可能一方面是因為時差反應，但最主要的還是因為一些更深層次的東西及一種興奮感，我似乎覺得我們步入了一股曆史和文化的洪流之中，突然間意識到在曆史的長河裡，我們是多麼的渺小。
當我看到七十六張年輕女性的面孔時，我好容易才沒讓自己的眼淚掉下來。
這七十六名女性之所以被邀請來參加我們的領導力論壇，是因為她們都在各自的社區裡從事着非常有意義的工作。
她們給了我希望，同時也不動聲色地告訴我，我已不再年輕。
當時，整個非洲的所有人口之中，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年齡都在二十五歲以下，而這七十六名女性也全都不到三十歲，有的甚至才剛剛十六歲，但是已經自己創立了非營利機構，專注于培訓其他的女性，希望她們能夠成長為企業家。
同時，她們還冒着入獄的風險去揭發政府的腐敗行為。
現在，她們有機會聯合在一起，接受培訓，得到鼓勵，我也希望能夠通過這種形式增強她們的力量。
然而，我們此次旅行中夢幻般的一幕早早地就到來了—就在我們出行的第二天，我們一家人去了約翰内斯堡的納爾遜·曼德拉基金會總部，會見了著名的人道主義者、曼德拉的妻子格拉薩·馬謝爾。
就是在這期間，我們被告知，曼德拉本人非常歡迎我們到他家中做客。
當然，我們很快就動身前往了。
納爾遜·曼德拉當時已經九十二歲了，那年早些時候，他還曾一度因肺病住院。
我聽說，他現在已經很少見客了。
六年前，曼德拉訪問華盛頓的時候，當時還是參議員的貝拉克與他見過一次。
從那之後，貝拉克就将他們會面的照片一直挂在辦公室的牆上。
就連我的兩個女兒—十歲的女兒薩沙和即将十三歲的瑪利亞—都知道這是一件意義多麼重大的事。
即使是我那從來都鎮定自若的母親，看到他之後也表示有點驚訝。
曼德拉對這個世界所産生的影響，在當時健在的所有人當中，恐怕沒有誰能比得過他了，至少我是這麼認為的。
20世紀40年代，當時還很年輕的他就加入了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開始勇敢地挑戰全是白人的南非政權以及根深蒂固的種族隔離制度。
四十四歲的時候，他因為領導反種族隔離運動而被捕入獄，1990年刑滿釋放的時候，曼德拉已經七十一歲了。
曼德拉熬過了長達二十七年的監獄生活，盡管在那二十七年裡，他的很多朋友都因種族隔離制度而飽受折磨甚至被殺害。
出獄後，曼德拉轉而支持和平談判—不再選擇直接對抗—由此奇迹般地實現了新舊南非的和平過渡，帶領南非實現了真正的民主，曼德拉也成為南非不分種族大選選出的第一任總統。
曼德拉的居所位于一條樹木繁茂的城郊街道上，在黃油色的混凝土牆背後，便是他那座地中海風格的宅子。
格拉薩·馬謝爾帶着我們穿過樹蔭遮擋的院子，走進房子裡。
在一間寬敞的、灑滿陽光的屋子裡，我們見到了她的丈夫曼德拉，他正坐在一把扶手椅上，頭發雪白稀疏，穿着一件棕色的蠟染襯衫，膝蓋上蓋着一條白色的毯子。
他身邊圍着好幾輩親人，所有人都對我們的到來表示了熱烈的歡迎。
明亮的房間、健談的家人，還有眼前這位老人狡黠的微笑，讓我突然想起了小時候去芝加哥南城外祖父家的場景。
來時我一直很緊張，但是這一刻，我放松了下來。
事實上，我也不确定這位老人自己是否真的清楚我到底是誰，以及我們為什麼要來他家。
他确實已經是一位老人了，注意力看起來有點飄忽，聽力也有點弱。
“這位是米歇爾·奧巴馬！”格拉薩·馬謝爾靠近他的耳邊告訴他，“她是美國總統的妻子！” “哦，真好！”納爾遜·曼德拉低聲重複着，“真好！” 他充滿興趣地看着我，但事實上，在他眼中，我有可能會是任何人。
很顯然，對每一個走近他的人，他都表現出了同等程度的熱情。
我與曼德拉之間的交流雖然是無聲的，但非常深刻—正因為無聲，所以可能更為深刻。
到目前為止，他一生中想要表達的思想、想要說的話大都已經說過了，他作過的演講、寫過的信件，他的書籍，他的抗議口号，不僅變成了他的個人故事，而且成了整個人類的故事。
在我與他相見的那段短暫的時間裡，我似乎感受到了所有的一切—在一個沒有平等可言的地方追尋平等的尊嚴和精神。
五天之後，當我們啟程返回美國的時候，我仍然在想有關曼德拉的事迹。
我們的飛機飛過非洲的北部、西部，然後在一個漫長的漆黑的夜晚穿越大西洋，薩沙和瑪利亞蓋着毯子四肢攤開躺在她們的表兄旁邊，我母親坐在旁邊打瞌睡。
在離我們有點兒距離的機艙尾部，我們的工作人員以及特工們有的在看電影，有的在抓緊時間補覺。
飛機的發動機不停地嗡嗡作響。
我感覺有點孤獨，但是又不孤獨。
我們正在往家裡飛去—華盛頓那陌生而又熟悉的家，那裡有白色的大理石，也充斥着不同的意識形态，那裡的一切仍然需要我們通過戰鬥才能赢得。
我突然想起了我在領導力論壇上見到的那些年輕的非洲女性，她們所有人都已經回到了她們各自的社區，重新開始了她們的工作，不論面臨怎樣的困難，她們都将選擇堅持下去。
曼德拉因為堅持自己的原則而入獄，他因此錯過了陪伴孩子們成長的機會，後來也沒能親眼看着孫子們長大成人。
但是，這一切并沒有讓他覺得痛苦，反而讓他堅信自己的國家那美好的一面終有一天會成為主流。
他為之付出了努力，然後以一顆寬容的心、一種不氣餒的精神靜靜地等待結果。
我在這種精神的激勵中向家飛去。
生活告訴我：進步和變革都是一個很緩慢的過程，不是兩年之内，也不是四年之内，或許更不是一生之内就能完成的事，我們努力種下變革的種子，但是我們有可能永遠也看不到它結出的果實。
我們需要耐心等待。
2011年秋季，貝拉克曾先後三次向國會提交一項法案，旨在為美國人創造成千上萬個新的就業機會，其中包括向各州提供更多資金，以幫助他們雇用更多教師和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