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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春天的早晨，我和貝拉克，還有兩個女兒被從樓上的住所召集到了樓下的南草坪。
在那兒，我們見到了一位之前從來沒見過的先生，他站在車道上等我們，面容友好親切，還蓄着一绺花白的山羊胡，這讓他看上去多了一分威嚴神氣。
他自我介紹說他叫勞埃德。
“總統先生、總統夫人，”他說，“我們覺得你們和姑娘們可能想換換口味，給生活增加些許樂趣，所以我們特地為你們安排了一個寵物動物園。
”他又沖着我們大聲笑着說：“還從來沒有一個第一家庭參加過類似的活動。
” 他指向他的左邊，我們順着他指的方向看去，距離我們大約30碼的地方，在雪松樹蔭處，四隻又大又漂亮的貓科動物正悠閑地走來走去—一頭獅子、一隻老虎、一隻皮毛光潔的黑色美洲豹、一隻修長的帶斑點的獵豹。
從我站的地方看去，看不到任何圍欄或鍊子，看來并沒有任何東西圍着它們。
這一切都讓我感到新奇無比，真的是能讓我們換換口味。
“謝謝你，這太體貼了，”我盡量讓自己的話聽起來有禮貌一些，“就這樣嗎？勞埃德，沒搞錯吧？可以不用圍欄或者其他的防護措施嗎？這樣會不會對孩子有一些危險呢？” “哦，就是這樣，您說的這一點我們當然考慮過。
”勞埃德回答我說，“我們想着您和您的家人可能更喜歡能夠自由自在活動的動物，就像它們生活在野外一樣。
但是為了你們的安全，我們已經給它們注射了鎮靜劑，它們現在是不會傷害你們的。
”說完，他又做了一個手勢，告訴我們完全可以放心，然後又說：“去吧，靠近點，和它們好好玩玩。
” 貝拉克和我牽起瑪利亞和薩沙的手，我們穿過南草坪還帶着露水的草地，朝那幾隻動物走去。
它們比我們預期的還要大，雖然看上去有點兒倦怠但都非常強壯。
覺察到我們靠近時，它們的尾巴開始擺動。
我還從來沒見到過這樣的情景，四隻貓科動物像朋友一樣和諧地待在一起。
我們繼續靠近的時候，獅子開始有所反應，美洲豹用眼睛緊緊盯着我們，老虎的耳朵稍微向下收起貼近頭部。
然後，沒有任何的預兆，那隻獵豹突然發出一聲嚎叫，以閃電般的速度像火箭似的從樹蔭處沖向我們。
我感到一陣恐慌，緊緊抓起薩沙的胳膊，猛地轉身帶着她順着草坪向我們的房子沖去，我相信貝拉克此時也帶着瑪利亞做出了同樣的反應。
從我們身後傳來的聲音我判斷：四隻動物都已經躍起，緊追我們而來。
勞埃德站在門口那裡，看起來泰然自若，一點兒也不緊張。
“你不是說給它們打過鎮靜劑了嗎？”我沖他大喊道。
“不必擔心，夫人，”他大喊着回答我，“針對這種偶然發生的意外情況，我們也準備好了應對方案。
”他挪到一邊，随後特工們從他身後蜂擁而出，手裡都拿着上了鎮靜彈的槍。
就在那時，我突然感到薩沙滑出了我的手。
我轉向草坪，驚恐地發現我的家人正在被野獸追趕，同時特工們也在追趕這些野獸，并不停地朝它們射擊。
“這就是你的方案？”我尖叫道，“開什麼玩笑？” 就在這一刻，獵豹發出了一聲咆哮，随後沖向薩沙，它的爪子完全伸開，身體像飛起來一樣。
一名特工朝它開了一槍，但沒有打中，不過它受到了驚吓，隻好改變方向，撤回到小山底下。
我這才松了一口氣，但等我回過神來，卻發現一顆橙白相間的鎮靜劑子彈打在了薩沙的右臂上。
我搖晃着從床上坐起來，心怦怦直跳，全身都被汗濕透了。
這時，我才發現我的丈夫蜷縮在我身邊，非常安穩地睡着。
原來我隻是做了一個噩夢！ …………*………… 我一直覺得我們在原地踏步，甚至不進反退，我們一家人仿佛在經曆一場巨型背摔遊戲，雖然我對白宮早已建立起來的用以支持我們的體系充滿信心，但我依然覺得這一切都非常脆弱，我似乎覺得每一件事情，從孩子們的安全到我的日常活動安排全都掌握在别人的手中—他們中很多人甚至比我要年輕二十歲以上。
在歐幾裡得大道的成長經驗告訴我：自給自足極為重要，絕不能依賴他人。
我也從小就習慣了自己的事情自己處理，但是當時，那完全不可能，我所有的事情似乎都有人幫我處理。
在我準備外出之前，工作人員會親自提前開車去一趟活動地點，并将我的現場活動時間精确計算到每一分鐘，提前安排好我上洗手間的時間以及休息的時間。
有專門的特工負責帶孩子們出去約會玩耍，有專門的保潔人員負責收集我們的髒衣服并清洗幹淨，我也不用自己開車，或者想着帶現金、鑰匙之類的事情。
同時，我還有助理幫我接聽電話、參加會議、代我起草文案等。
所有這一切看起來都棒極了，于我來說大有好處，具體來說，就是讓我從瑣事中得以解脫，可以集中精力去做我認為更重要的事情。
但是，對我這樣一個注重細節的人來說，我感覺這讓自己失去了對所有細節的控制。
正因為如此，我的潛意識裡才會出現先前夢境中的獅子和獵豹，這讓我倍感無力。
即便如此，還是有很多事情不能提前計劃，每天，我們都會遇到一些超出我們想象、超出我們生活範圍的事情。
作為總統的妻子，你很快就會發現這個世界充滿各式各樣的混亂，一些災害會毫無征兆地出現。
總有一些看得見的、看不見的力量，随時可能打破你生活中的所有平靜。
任何新聞都是重量級的：一場地震剛剛襲擊了海地；路易斯安那州沿海的一座鑽井平台發生爆炸，水下5000英尺處的導油管破裂，最終造成百上萬桶原油直接湧入墨西哥灣；埃及又爆發了革命性的抗議運動；一名持槍歹徒在亞利桑那州超市的停車場裡射殺了六個人，并導緻一位美國女議員身受重傷。
每一件事情都是大事，每一件事情都關系重大。
每天早晨，我都要通讀一遍工作人員發給我的新聞簡報，我知道，貝拉克也要首先掌握這所有的一切，并對事态的任何新進展做出反應。
除此以外，他還有可能因為那些他根本無法控制的事情遭受批評和指責，他也有可能被推上前去幫助一些非常遙遠的國家解決一些非常讓人震驚的問題，當然，人們也期待他能夠堵住大洋底部漏油的洞口。
如此看來，他的工作似乎就是要去解決混亂，然後将其轉化為冷靜的領導力，每周中的每一天他都是這樣度過的，每一年裡的每一周他都是這樣度過的。
作為第一夫人，我一直盡全力不讓自己的日常工作受到外界的影響。
具體來說，就是不受這動蕩的世界裡種種不确定因素的影響，但是，有時候，你根本無法回避。
在面對一些不确定的事情時，我始終要和貝拉克保持一緻，這一點非常重要。
我們能夠理解，我們代表着整個國家，在悲劇、災難或者混亂發生的時候，我們有義務挺身而出，并始終沖在前面。
其實，作為總統和第一夫人，我們的一部分角色就是要為全國公衆做出表率，向他們展示我們時刻都保持理性、擁有同情心并言行一緻。
雖然英國石油公司原油洩露事件—這是美國曆史上遇到的最嚴重的一次生态危機—最後終于得到有效控制，但一些美國人仍然感到慌亂，不願意相信去墨西哥灣度假是安全的，緻使當地經濟承受巨大壓力。
因此，我們一家人特地安排了一次前往佛羅裡達州的旅行。
其間，貝拉克帶着薩沙去水裡遊泳，并拍照發布在了媒體上。
照片中，他們父女二人在浪花中開心地打水仗。
雖然這隻是一個非常小的姿态，但傳遞出的信息卻是巨大的：如果美國總統都相信那裡的水質是安全的，那麼你也完全可以相信。
如果一場災難剛剛發生，我們倆其中一人或者我們倆共同前往那裡，那就是想提醒所有美國人，永遠不要太快忘記别人的傷痛。
如果條件允許，我經常會再三強調，要感激那些救災人員、教育者、社區志願者以及任何願意在災難面前伸出援手的人。
2010年，在海地遭遇地震襲擊後三個月，我和吉爾·拜登去那裡訪問。
當我看到人們曾經的家園變成了一堆一堆的廢墟，看到數以萬計的人民—母親、祖父、孩子—曾經活生生地被埋葬的現場，我感到無比揪心。
我們參觀了一組改裝過的公共汽車，當地的藝術家正在那兒對無家可歸的孩子進行藝術治療。
這些孩子雖然在災難中失去了很多很多，但因為有周圍這些熱心的成年人關懷，他們内心依舊充滿了希望。
傷痛和抗逆力總是同時存在的。
作為第一夫人，我不止在一個場合驗證了這句話，相反，我是在多個場合都體會到了這一點。
隻要有機會，我就會盡可能地去軍隊醫院看望傷員，他們從戰争的傷痛中逐漸恢複。
我第一次去的是沃爾特·裡德國家軍事醫療中心，它就坐落在華盛頓邊上馬裡蘭州的貝塞斯達。
根據事先定好的日程，我在那裡隻需要待大約九十分鐘，但結果是，我在那兒足足待了四個小時。
對于那些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戰場上撤回的傷員來說，沃爾特·裡德是他們的第二或第三醫療點，很多傷員在被送回美國之前，都是直接在戰區接受分診，然後送至德國蘭斯圖爾的一家軍事醫療機構進行治療，最後才送回美國。
一些士兵比較幸運，隻需要在沃爾特·裡德待上幾天就可以出院，但其他一些人就沒那麼幸運了，他們在那兒一住就是好幾個月。
沃爾特·裡德雇用了世界上一流的軍事醫學外科醫生，并能夠提供非常優秀的康複服務，能夠處理哪怕是最具毀滅性的戰争傷害。
得益于現代裝甲的發展，美國士兵能夠在遭遇炸彈襲擊後生存下來，換作以前，他們一定會丢掉性命。
這算是一個好消息，但同樣也有不好的消息，那就是，十年内，美國卷入了兩起以突然襲擊和隐藏爆炸裝置為特點的地區性武裝沖突，因此受傷的士兵數量龐大而且重傷員偏多。
在日常生活中，我會盡可能地為每件事情做好充分的準備，但是，當我走進那些軍事醫院和費雪家庭時，卻完全不知道該與傷員們說些什麼。
費雪家庭是由一家同名慈善機構專門為士兵家屬創建的免費住宿機構，家屬可以在那裡照料他們受傷的愛人。
我先前已經說過，在我整個成長過程中，我對軍隊的事情基本沒有任何了解，雖說我父親曾在部隊服役過兩年，但那是在我出生以前很久的事情了。
在貝拉克開始參加總統競選之前，我從來沒有親眼見過那繁忙而又井然有序的軍事基地，也沒有見過普通軍人以及他們的家庭居住的大片簡陋住宅。
戰争對于我來說，不僅可怕，而且抽象，我無法想象戰場上的情形，也根本不認識參加過戰争的人。
我現在明白了，以前我對戰争的那種無知，其實是多麼奢侈的一件事。
當我到達醫療中心時，護士長負責接待我，并遞給我一套醫用手術服要我穿上，在我進入每一個房間之前，護士長都會指導并提醒我對手部進行消毒。
然後，要推門進去的時候，我還會快速了解一下這位軍人的簡曆以及他（她）當下的狀況。
在我到訪之前，醫療中心也會事先征求每一位病人的意見，詢問他們是否願意接受我的探訪。
一些傷員會拒絕我，可能因為他們感覺狀态不是很好，或者，也有可能是因為一些政治方面的原因。
無論如何，我都能夠理解。
我最不願意做的事就是成為别人的負擔。
我在每個房間探視的時間長短完全取決于軍人的意願。
我們的所有對話都是私密的，沒有媒體跟蹤，也沒有别的工作人員。
我們的心情有時憂郁，有時放松。
有時候，我們會從牆上挂着的一面隊旗或者一張照片談起，我們會談到體育，談到家鄉，或者談到我們的孩子。
有時候，我們也會讨論他們究竟需要什麼，不需要什麼—正如他們經常告訴我的，受傷軍人最不需要的就是任何人的憐憫。
有一次，我在一個病房門口看見一張紅色海報，上面用黑字寫着一段話，内容好像是這樣子的： 所有準備走進這裡的人請注意： 如果你來到這個房間，是帶着悲痛的心情，或者對我所受到的創傷感到難過，那麼請你離開。
我所受到的創傷，源自我所熱愛的這份工作，我是為了我所愛的人，是為了支持我深愛的這個國家所倡導的自由而做這份工作的。
我擁有你們難以想象的堅強，我一定會徹底康複。
這就是所謂的抗逆力，這是我在美國部隊上上下下看到的廣義上的成就感和自豪感的真實體現。
有一天，我和一位軍人聊天得知，他當年接到了一次去海外部署的任務，當時他年輕又健康，于是就接受了委派，留下懷孕的妻子獨自在家。
等到他回來的時候，已是四肢癱瘓，胳膊和腿都不能再活動了。
我們聊天的時候，他們的孩子—一個剛出生的小生命，小臉粉嘟嘟的—就用毯子包裹着躺在他胸前。
我還遇到過另外一位軍人，他有一條腿截肢了，他問了我好多關于美國特工處的問題。
聽完後他興奮地跟我解釋說，他一度希望離開部隊後能夠當一名特工，但是因為這次受
在那兒，我們見到了一位之前從來沒見過的先生，他站在車道上等我們，面容友好親切，還蓄着一绺花白的山羊胡，這讓他看上去多了一分威嚴神氣。
他自我介紹說他叫勞埃德。
“總統先生、總統夫人，”他說，“我們覺得你們和姑娘們可能想換換口味，給生活增加些許樂趣，所以我們特地為你們安排了一個寵物動物園。
”他又沖着我們大聲笑着說：“還從來沒有一個第一家庭參加過類似的活動。
” 他指向他的左邊，我們順着他指的方向看去，距離我們大約30碼的地方，在雪松樹蔭處，四隻又大又漂亮的貓科動物正悠閑地走來走去—一頭獅子、一隻老虎、一隻皮毛光潔的黑色美洲豹、一隻修長的帶斑點的獵豹。
從我站的地方看去，看不到任何圍欄或鍊子，看來并沒有任何東西圍着它們。
這一切都讓我感到新奇無比，真的是能讓我們換換口味。
“謝謝你，這太體貼了，”我盡量讓自己的話聽起來有禮貌一些，“就這樣嗎？勞埃德，沒搞錯吧？可以不用圍欄或者其他的防護措施嗎？這樣會不會對孩子有一些危險呢？” “哦，就是這樣，您說的這一點我們當然考慮過。
”勞埃德回答我說，“我們想着您和您的家人可能更喜歡能夠自由自在活動的動物，就像它們生活在野外一樣。
但是為了你們的安全，我們已經給它們注射了鎮靜劑，它們現在是不會傷害你們的。
”說完，他又做了一個手勢，告訴我們完全可以放心，然後又說：“去吧，靠近點，和它們好好玩玩。
” 貝拉克和我牽起瑪利亞和薩沙的手，我們穿過南草坪還帶着露水的草地，朝那幾隻動物走去。
它們比我們預期的還要大，雖然看上去有點兒倦怠但都非常強壯。
覺察到我們靠近時，它們的尾巴開始擺動。
我還從來沒見到過這樣的情景，四隻貓科動物像朋友一樣和諧地待在一起。
我們繼續靠近的時候，獅子開始有所反應，美洲豹用眼睛緊緊盯着我們，老虎的耳朵稍微向下收起貼近頭部。
然後，沒有任何的預兆，那隻獵豹突然發出一聲嚎叫，以閃電般的速度像火箭似的從樹蔭處沖向我們。
我感到一陣恐慌，緊緊抓起薩沙的胳膊，猛地轉身帶着她順着草坪向我們的房子沖去，我相信貝拉克此時也帶着瑪利亞做出了同樣的反應。
從我們身後傳來的聲音我判斷：四隻動物都已經躍起，緊追我們而來。
勞埃德站在門口那裡，看起來泰然自若，一點兒也不緊張。
“你不是說給它們打過鎮靜劑了嗎？”我沖他大喊道。
“不必擔心，夫人，”他大喊着回答我，“針對這種偶然發生的意外情況，我們也準備好了應對方案。
”他挪到一邊，随後特工們從他身後蜂擁而出，手裡都拿着上了鎮靜彈的槍。
就在那時，我突然感到薩沙滑出了我的手。
我轉向草坪，驚恐地發現我的家人正在被野獸追趕，同時特工們也在追趕這些野獸，并不停地朝它們射擊。
“這就是你的方案？”我尖叫道，“開什麼玩笑？” 就在這一刻，獵豹發出了一聲咆哮，随後沖向薩沙，它的爪子完全伸開，身體像飛起來一樣。
一名特工朝它開了一槍，但沒有打中，不過它受到了驚吓，隻好改變方向，撤回到小山底下。
我這才松了一口氣，但等我回過神來，卻發現一顆橙白相間的鎮靜劑子彈打在了薩沙的右臂上。
我搖晃着從床上坐起來，心怦怦直跳，全身都被汗濕透了。
這時，我才發現我的丈夫蜷縮在我身邊，非常安穩地睡着。
原來我隻是做了一個噩夢！ …………*………… 我一直覺得我們在原地踏步，甚至不進反退，我們一家人仿佛在經曆一場巨型背摔遊戲，雖然我對白宮早已建立起來的用以支持我們的體系充滿信心，但我依然覺得這一切都非常脆弱，我似乎覺得每一件事情，從孩子們的安全到我的日常活動安排全都掌握在别人的手中—他們中很多人甚至比我要年輕二十歲以上。
在歐幾裡得大道的成長經驗告訴我：自給自足極為重要，絕不能依賴他人。
我也從小就習慣了自己的事情自己處理，但是當時，那完全不可能，我所有的事情似乎都有人幫我處理。
在我準備外出之前，工作人員會親自提前開車去一趟活動地點，并将我的現場活動時間精确計算到每一分鐘，提前安排好我上洗手間的時間以及休息的時間。
有專門的特工負責帶孩子們出去約會玩耍，有專門的保潔人員負責收集我們的髒衣服并清洗幹淨，我也不用自己開車，或者想着帶現金、鑰匙之類的事情。
同時，我還有助理幫我接聽電話、參加會議、代我起草文案等。
所有這一切看起來都棒極了，于我來說大有好處，具體來說，就是讓我從瑣事中得以解脫，可以集中精力去做我認為更重要的事情。
但是，對我這樣一個注重細節的人來說，我感覺這讓自己失去了對所有細節的控制。
正因為如此，我的潛意識裡才會出現先前夢境中的獅子和獵豹，這讓我倍感無力。
即便如此，還是有很多事情不能提前計劃，每天，我們都會遇到一些超出我們想象、超出我們生活範圍的事情。
作為總統的妻子，你很快就會發現這個世界充滿各式各樣的混亂，一些災害會毫無征兆地出現。
總有一些看得見的、看不見的力量，随時可能打破你生活中的所有平靜。
任何新聞都是重量級的：一場地震剛剛襲擊了海地；路易斯安那州沿海的一座鑽井平台發生爆炸，水下5000英尺處的導油管破裂，最終造成百上萬桶原油直接湧入墨西哥灣；埃及又爆發了革命性的抗議運動；一名持槍歹徒在亞利桑那州超市的停車場裡射殺了六個人，并導緻一位美國女議員身受重傷。
每一件事情都是大事，每一件事情都關系重大。
每天早晨，我都要通讀一遍工作人員發給我的新聞簡報，我知道，貝拉克也要首先掌握這所有的一切，并對事态的任何新進展做出反應。
除此以外，他還有可能因為那些他根本無法控制的事情遭受批評和指責，他也有可能被推上前去幫助一些非常遙遠的國家解決一些非常讓人震驚的問題，當然，人們也期待他能夠堵住大洋底部漏油的洞口。
如此看來，他的工作似乎就是要去解決混亂，然後将其轉化為冷靜的領導力，每周中的每一天他都是這樣度過的，每一年裡的每一周他都是這樣度過的。
作為第一夫人，我一直盡全力不讓自己的日常工作受到外界的影響。
具體來說，就是不受這動蕩的世界裡種種不确定因素的影響，但是，有時候，你根本無法回避。
在面對一些不确定的事情時，我始終要和貝拉克保持一緻，這一點非常重要。
我們能夠理解，我們代表着整個國家，在悲劇、災難或者混亂發生的時候，我們有義務挺身而出，并始終沖在前面。
其實，作為總統和第一夫人，我們的一部分角色就是要為全國公衆做出表率，向他們展示我們時刻都保持理性、擁有同情心并言行一緻。
雖然英國石油公司原油洩露事件—這是美國曆史上遇到的最嚴重的一次生态危機—最後終于得到有效控制，但一些美國人仍然感到慌亂，不願意相信去墨西哥灣度假是安全的，緻使當地經濟承受巨大壓力。
因此，我們一家人特地安排了一次前往佛羅裡達州的旅行。
其間，貝拉克帶着薩沙去水裡遊泳，并拍照發布在了媒體上。
照片中，他們父女二人在浪花中開心地打水仗。
雖然這隻是一個非常小的姿态，但傳遞出的信息卻是巨大的：如果美國總統都相信那裡的水質是安全的，那麼你也完全可以相信。
如果一場災難剛剛發生，我們倆其中一人或者我們倆共同前往那裡，那就是想提醒所有美國人，永遠不要太快忘記别人的傷痛。
如果條件允許，我經常會再三強調，要感激那些救災人員、教育者、社區志願者以及任何願意在災難面前伸出援手的人。
2010年，在海地遭遇地震襲擊後三個月，我和吉爾·拜登去那裡訪問。
當我看到人們曾經的家園變成了一堆一堆的廢墟，看到數以萬計的人民—母親、祖父、孩子—曾經活生生地被埋葬的現場，我感到無比揪心。
我們參觀了一組改裝過的公共汽車，當地的藝術家正在那兒對無家可歸的孩子進行藝術治療。
這些孩子雖然在災難中失去了很多很多，但因為有周圍這些熱心的成年人關懷，他們内心依舊充滿了希望。
傷痛和抗逆力總是同時存在的。
作為第一夫人，我不止在一個場合驗證了這句話，相反，我是在多個場合都體會到了這一點。
隻要有機會，我就會盡可能地去軍隊醫院看望傷員，他們從戰争的傷痛中逐漸恢複。
我第一次去的是沃爾特·裡德國家軍事醫療中心，它就坐落在華盛頓邊上馬裡蘭州的貝塞斯達。
根據事先定好的日程，我在那裡隻需要待大約九十分鐘，但結果是，我在那兒足足待了四個小時。
對于那些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戰場上撤回的傷員來說，沃爾特·裡德是他們的第二或第三醫療點，很多傷員在被送回美國之前，都是直接在戰區接受分診，然後送至德國蘭斯圖爾的一家軍事醫療機構進行治療，最後才送回美國。
一些士兵比較幸運，隻需要在沃爾特·裡德待上幾天就可以出院，但其他一些人就沒那麼幸運了，他們在那兒一住就是好幾個月。
沃爾特·裡德雇用了世界上一流的軍事醫學外科醫生，并能夠提供非常優秀的康複服務，能夠處理哪怕是最具毀滅性的戰争傷害。
得益于現代裝甲的發展，美國士兵能夠在遭遇炸彈襲擊後生存下來，換作以前，他們一定會丢掉性命。
這算是一個好消息，但同樣也有不好的消息，那就是，十年内，美國卷入了兩起以突然襲擊和隐藏爆炸裝置為特點的地區性武裝沖突，因此受傷的士兵數量龐大而且重傷員偏多。
在日常生活中，我會盡可能地為每件事情做好充分的準備，但是，當我走進那些軍事醫院和費雪家庭時，卻完全不知道該與傷員們說些什麼。
費雪家庭是由一家同名慈善機構專門為士兵家屬創建的免費住宿機構，家屬可以在那裡照料他們受傷的愛人。
我先前已經說過，在我整個成長過程中，我對軍隊的事情基本沒有任何了解，雖說我父親曾在部隊服役過兩年，但那是在我出生以前很久的事情了。
在貝拉克開始參加總統競選之前，我從來沒有親眼見過那繁忙而又井然有序的軍事基地，也沒有見過普通軍人以及他們的家庭居住的大片簡陋住宅。
戰争對于我來說，不僅可怕，而且抽象，我無法想象戰場上的情形，也根本不認識參加過戰争的人。
我現在明白了，以前我對戰争的那種無知，其實是多麼奢侈的一件事。
當我到達醫療中心時，護士長負責接待我，并遞給我一套醫用手術服要我穿上，在我進入每一個房間之前，護士長都會指導并提醒我對手部進行消毒。
然後，要推門進去的時候，我還會快速了解一下這位軍人的簡曆以及他（她）當下的狀況。
在我到訪之前，醫療中心也會事先征求每一位病人的意見，詢問他們是否願意接受我的探訪。
一些傷員會拒絕我，可能因為他們感覺狀态不是很好，或者，也有可能是因為一些政治方面的原因。
無論如何，我都能夠理解。
我最不願意做的事就是成為别人的負擔。
我在每個房間探視的時間長短完全取決于軍人的意願。
我們的所有對話都是私密的，沒有媒體跟蹤，也沒有别的工作人員。
我們的心情有時憂郁，有時放松。
有時候，我們會從牆上挂着的一面隊旗或者一張照片談起，我們會談到體育，談到家鄉，或者談到我們的孩子。
有時候，我們也會讨論他們究竟需要什麼，不需要什麼—正如他們經常告訴我的，受傷軍人最不需要的就是任何人的憐憫。
有一次，我在一個病房門口看見一張紅色海報，上面用黑字寫着一段話，内容好像是這樣子的： 所有準備走進這裡的人請注意： 如果你來到這個房間，是帶着悲痛的心情，或者對我所受到的創傷感到難過，那麼請你離開。
我所受到的創傷，源自我所熱愛的這份工作，我是為了我所愛的人，是為了支持我深愛的這個國家所倡導的自由而做這份工作的。
我擁有你們難以想象的堅強，我一定會徹底康複。
這就是所謂的抗逆力，這是我在美國部隊上上下下看到的廣義上的成就感和自豪感的真實體現。
有一天，我和一位軍人聊天得知，他當年接到了一次去海外部署的任務，當時他年輕又健康，于是就接受了委派，留下懷孕的妻子獨自在家。
等到他回來的時候，已是四肢癱瘓，胳膊和腿都不能再活動了。
我們聊天的時候，他們的孩子—一個剛出生的小生命，小臉粉嘟嘟的—就用毯子包裹着躺在他胸前。
我還遇到過另外一位軍人，他有一條腿截肢了，他問了我好多關于美國特工處的問題。
聽完後他興奮地跟我解釋說，他一度希望離開部隊後能夠當一名特工，但是因為這次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