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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末,一個星期六的晚上,貝拉克決定要帶我出去,實現我們二人的單獨約會。

    當選總統的四個月以來,貝拉克每天都在馬不停蹄地工作,以兌現他競選時對選民做出的各項承諾,當然,他同樣是在兌現給我的承諾。

    我們要去趟紐約,一起吃飯,一起看演出。

     在芝加哥的那些年,我和貝拉克每周都會單獨約會,而且這已經成了我們日常生活中非常神聖的一部分,也算是我們對自己的一點兒小小的放縱。

    不論什麼情況下,我們都盡力維護每周的例行約會,确保其不被其他任何事情影響。

    我喜歡在昏暗的燈光下,跟貝拉克面對面坐在一張小桌前談天說地。

    我們從前一直如此,我希望以後也同樣如此。

    貝拉克是一個很好的傾聽者,他不但有耐心,而且很體貼。

    我非常喜歡看他笑起來頭向後仰的樣子,喜歡他明亮的眼神、善良的本性。

    喝上一點兒酒,從容地吃一頓飯,我們好像又回到了當初,回到了我們初次相遇的那個夏天。

    那時候,我們倆總能擦出火花。

     為了這次紐約的約會,我專門梳妝打扮了一番,穿了一件黑色短裙,塗上口紅,将頭發向後高高挽起,挽成一個優雅的發髻。

    一想到我即将要有一個短暫的假期,并且是和我的丈夫單獨相處,我就感到一陣陣難掩的興奮。

    在剛剛過去的幾個月裡,我們倆也曾多次一起出席晚宴,一起去肯尼迪藝術中心觀看演出,但是那些都是官方性質的活動,而且是和很多人一起。

    這次才是一個真正屬于我們二人的夜晚。

     貝拉克穿了一套黑色的西裝,但是沒有打領帶。

    下午晚些時候,我們跟兩個孩子和我母親道别後,手挽手穿過南草坪,登上總統專用的“海軍陸戰隊一号”直升機,前往安德魯斯空軍基地。

    在那兒,我們将換乘一架小型空軍飛機,飛往紐約的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國際機場,接着飛往曼哈頓。

    我們的出行路線都是經過日程安排團隊及特工處事先周密籌劃的,他們考慮問題時從來都是要将效率和安全這兩個因素極緻化。

     在薩姆·卡斯的幫助下,貝拉克為我們挑選了紐約華盛頓廣場公園附近的一家餐廳。

    那家餐廳名叫“藍山”,面積很小,位置也比較隐蔽,主推當地生産的食物。

    貝拉克知道,就沖這一點我就一定會喜歡。

    當我們的車隊從曼哈頓直升機停機坪駛向格林尼治村(這是我們此次旅途的最後一段路程)時,前面警車燈光閃爍,我知道,那些警車是專門用來封鎖前方的十字路口的,好讓我們順利通過。

    我頓時感到一陣内疚,正是因為我們的出現,才讓這個城市星期六夜晚的交通變得擁堵。

    說起紐約城,它總會讓我産生一種敬畏感,它是那麼龐大,那麼忙碌,足以讓任何人在它面前顯得渺小。

    我還清楚記得很多年前,當我和澤妮第一次來到這裡時,我全程被驚得目瞪口呆的情景。

    我相信,貝拉克的體會一定比我更深刻。

    很多年前,當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就讀的時候,正是紐約城那強大的能量以及多元的包容性,造就了他今日的智慧以及想象力。

     我們到達餐廳後,服務員将我們帶到一個不起眼的角落裡,這樣就不會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但是,我們的行程不可能完全保密。

    随後,隻要是在我們之後到來的客人,都要接受安全檢查,由特工處特工用手持安檢儀進行全身掃描,雖說這樣的檢查并不費時,但仍然造成了很多不便。

    這一點也讓我覺得非常抱歉。

     我們點了馬天尼酒,聊的内容也很輕松。

    在我們分别擔任美國總統和美國第一夫人的幾個月裡,我們倆都在逐漸适應—學習在兩種身份之間不停切換,以及如何平衡工作與婚姻的關系。

    這些天裡,貝拉克的生活驟然變得複雜,當然,他遇到的任何一件事情我也沒能幸免。

    也就是說,我們是有足夠多的共同話題可以分享的—比如,在兩個孩子放暑假期間,他的團隊決定安排一次國外旅行;又比如,在白宮西翼召開的員工晨會上,我的辦公室主任的發言有沒有被采納—但是,我都盡量避免提到這些話題,不單今晚如此,每天晚上都如此。

    日常工作中,如果我遇到一些跟白宮西翼有關的事務,我通常都讓我的員工去跟貝拉克的員工溝通協調,而不是自己直接出面。

    總之,我一直盡量避免将白宮的公務帶入我的個人生活當中。

     雖然大多數情況下貝拉克也會盡量避免将工作帶到生活中,但是有時候,他還是忍不住想與我探讨。

    他的工作都太熬人,他面對的挑戰實在太大了,而且通常都非常棘手。

    通用汽車将在數天以後申請破産保護;朝鮮剛剛進行了一場核試驗;貝拉克很快就要出訪埃及,并将發表一場重要演說,以向伊斯蘭世界伸出橄榄枝。

    他腳下的每一寸土地似乎從來沒有停止過震動。

    每次有老朋友來白宮拜訪我們,我和貝拉克都會問他們很多關于工作、孩子以及個人愛好的問題,他們經常會被逗樂。

    我們倆都不太願意談論我們的新角色以及新角色帶來的種種複雜狀況,相反,我們更願意聽一些八卦以及家庭生活的趣聞。

    由此可以看出,我們倆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多麼的渴望。

     那天晚上,我們倆在紐約吃吃喝喝,在昏黃的燭光中談天說地。

    我們甚至一度産生錯覺,以為我們終于逃離一切,并陶醉在這種感覺中,盡管它是如此虛幻。

    白宮确實是一個非常漂亮、舒适的地方,但它更像是一個堡壘,隻不過僞裝成了一個家的樣子。

    由于特工處的特工承擔着保護我們安全的重任,因此對于他們來說,如果我們能永遠不離開白宮的地界,那将是最理想的狀态。

    即使在白宮裡面,如果我們選擇乘坐電梯而不走樓梯,特工們也會放心很多,因為這樣就能将我們失足絆倒的風險降到最低。

    如果貝拉克或者我要到布萊爾大廈參加會議,盡管大廈就坐落在賓夕法尼亞大道對面,并且那裡已經對外關閉,他們有時仍希望我們能乘車前去,而不是呼吸着新鮮的空氣走過去。

    我們很尊重他們的這種職業警覺性,但也會因此覺得這種生活就像是監禁。

    如果我們家任何人想到杜魯門陽台(一個可以俯瞰白宮南草坪的弧形露台,也是我們在白宮裡唯一一個半私用的戶外場所)去一趟,我們必須事先告訴特工處,然後他們會提前關閉E街區上能夠看到陽台的那部分,清除聚集在鐵栅欄外觀賞白宮的所有遊客,因為不論是白天還是黑夜,那裡二十四小時都可能會有遊客聚集。

    正因為如此,有時候我會表示反抗,希望能夠在我的需求和别人的方便之間取得平衡。

    有很多次,我本想出去到陽台上坐一坐,但後來重新考慮後又都放棄了,因為我意識到,雖然隻是在那裡喝一杯茶,算不上什麼大事,卻會給特工處帶來很多麻煩,也會打攪到很多人的假期。

     正是因為我們的自由行動嚴重受限,我和貝拉克每天走路的步數大大減少,所以,我們倆越來越依賴住所頂層的那個小健身房。

    貝拉克每天都會在跑步機上跑一小時,釋放他的運動渴望。

    我也每天早上和康奈爾一起去鍛煉。

    康奈爾是我們在芝加哥時候的健身教練,現在因為我們的緣故也在華盛頓兼職,每周會來白宮幾次帶着我們做增強肌肉的訓練和力量訓練。

     抛開公務不談,我和貝拉克之間也從來不缺話題。

    那天晚上我們一邊吃飯,一邊聊到了瑪利亞的長笛課,還有薩沙的小毯子,那個小毯子快要磨壞了,但薩沙對它還是一如既往地不舍,每天晚上睡覺的時候,都要把它蓋在頭上。

    我還給貝拉克講了一件那時發生的非常有趣的事,大概就是在某一次拍照的時候,一名化妝師想要給我母親貼上假睫毛,但最終失敗了。

    貝拉克被逗得直笑,他一邊笑一邊頭向後仰,和我想象中一模一樣。

    最近,我們還多了一個可以談論的非常有趣的新對象,它是一隻七個月大、精力非常充沛的葡萄牙水犬,我們給它取名叫“阿博”,是參議員特德·肯尼迪送給我們一家人的禮物,也是我們當初競選時給兩個女兒許下的承諾,最後總算是兌現了。

    兩個孩子經常帶着阿博在南草坪玩躲貓貓遊戲,當阿博在草坪上又跑又跳地玩耍時,她們倆趕緊偷偷躲到大樹後面,然後大聲喊阿博的名字,讓它順着她們的聲音去尋找。

    我們一家人都非常喜歡這隻水犬。

     在我們吃完晚飯起身要離開的時候,我們周圍的食客紛紛站起來鼓掌,這讓我多少有些驚訝,我知道他們都是在表達善意,但同時也覺得确實沒有必要。

    不過,他們當中可能也有人希望我們趕快離開。

     畢竟,我和貝拉克都是令人讨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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