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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親人離世後繼續生活是十分痛苦的。
穿過走廊或是打開冰箱時，你會心痛；穿襪子時、刷牙時，你會心痛。
你食不甘味，世界在你眼裡失去了色彩。
聽音樂、回首往事，都會讓你心痛。
你看到往日覺得美好的場景，比如日落時紫色的天空，或者滿是孩子的遊樂場，卻隻是加深了失去親人的悲傷。
悲傷原來可以如此孤獨。
父親去世後的第二天，我們三個人，我、母親和克雷格，開車到南城的一家殡儀館，去選一副棺木并準備葬禮。
我們按照殡儀館的人所說的，做了各種安排。
我不記得太多細節，隻記得我們都暈乎乎的，每個人都深陷在自己悲傷的泥淖裡。
但就在我們走那個可憎的程序、選擇合适的棺木來安葬我們的父親時，克雷格和我之間爆發了我們兄妹成年後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争吵。
事情是這樣的。
我想買那裡最豪華、最昂貴的一副棺木，裡面有你能想到的棺木裡應該有的所有把手和墊子。
我想買這個并沒有什麼合理依據。
隻是在沒事可做時，那是一件可以做的事。
我們接受的講求實際和實用的家教，讓我無法相信幾天後葬禮上那些善良好心的人們告訴我們的套話。
我不會輕易得到安慰，相信父親去了一個更好的地方，或者和天使坐在一起。
在我看來，他就應該躺在一副好的棺木裡。
而克雷格則堅持父親會想要一副基本款的棺木，簡樸、實用，不要任何多餘的東西。
那符合父親的性格，他說。
其他的都太花哨了。
我們起初讨論的時候很平靜，很快就勃然大怒。
厚道的殡儀員假裝沒有在聽我們吵架，母親隻是木然地看着我們，她還處于悲傷中無法自拔。
我們大喊大叫的原因其實跟實際的争論内容沒什麼關系。
我們兩個對結果都沒有那麼執拗。
最後，我們達成妥協，給父親選了一副不很豪華也不很簡樸的棺木，之後就再也沒有讨論過這件事。
我們的争論是荒唐和不合時宜的，在死亡面前，任何塵世上的事情都顯得荒唐和不合時宜。
後來，我們開車把母親送回歐幾裡得大道的家。
我們三個人坐在樓下廚房的餐桌旁，筋疲力盡，面色陰郁。
看到第四把空空的椅子，痛苦再次在我們心裡升騰起來。
很快，我們都哭起來。
我們似乎坐了很長時間，大哭着，直到哭累了，沒有了眼淚。
母親那天一直沒怎麼說話，最後她開口了。
“看看我們幾個。
”她帶點傷感地說。
然而，她說話的口吻裡有一絲輕快。
她是在指出，我們羅賓遜家的人現在真是一團糟啊，有點可笑—眼皮腫脹，流着鼻涕，坐在自家廚房裡，心痛而無助。
我們是誰？我們難道不知道嗎？他不是向我們展示了嗎？她用簡單的一句話把我們從孤獨中召喚回來，隻有我們的母親會這麼做。
母親看看我，我看看克雷格，那一刻突然感覺有點滑稽。
我們知道，眼前空椅子上從前坐的那個人通常會第一個笑出來。
慢慢地，我們開始傻笑，笑出聲，繼而哈哈大笑。
我知道那可能有點奇怪，但比起哭，我們家的人更擅長笑。
重點是，他會喜歡這樣，所以我們就讓自己大笑起來。
…………*………… 父親的離世讓我更加強烈地感覺到，我沒有時間再閑坐着想人生該往何處去了。
父親去世時才五十五歲，蘇珊娜去世時隻有二十六歲。
這告訴我一個簡單的道理：生命短暫，不能浪費。
如果我死了，我不希望人們關于我的記憶是我寫的那堆訴訟案情摘要，或者是我為哪些公司的商标做過侵權抗辯。
我确信自己能為世界做出更多貢獻。
是時候采取行動了。
但我依然不确定自己想做什麼。
我打印了個人簡曆，在芝加哥全城散發。
我寫信給基金會的負責人、做社區工作的非營利組織和規模比較大的大學，寄到他們的法務部門，不是因為我還想做法律工作，而是因為我覺得他們更有可能對我的簡曆感興趣。
謝天謝地，确實有幾個人回複我，邀請我一起吃午餐，參加他們的會議，雖然他們暫時并沒有職位空缺。
在1991年的春季和夏季，我去見了所有我覺得有可能給我建議的人。
我的重點并不在于找新工作，而是想擴大擇業面，了解别人都在做什麼。
我意識到，我人生的下一段旅程不會自行展開，我耀眼的學曆也不會自動帶我找到有意義的工作。
跟找工作不同，事業的方向無法從校友錄的聯系信息頁找到，它需要更深沉的思索和努力。
我需要抓緊時間學習。
所以，我一次又一次向約見的人闡述我的職業困境，詢問他們的工作内容以及他們認識什麼人。
我認真地詢問有什麼工作是一個不想再從事律師業的律師能做的。
那天下午，我到阿特·薩斯曼的辦公室拜訪，他是芝加哥大學的内部法律顧問，他親切友好、缜密周到。
我的母親曾經給他做過一年的秘書，工作内容是做筆錄和管理法務部門的文件。
那是我上高二的時候，在她去銀行工作之前的事。
阿特驚訝于我從來沒在母親工作時來看過她，也就是說，在此之前我從沒有踏進過芝加哥大學一塵不染的哥特式校園，盡管我就在離那兒幾英裡的地方長大。
老實說，我并沒有來這所大學的理由。
我社區的學校沒有組織過到這裡的校外活動。
如果在我小時候這裡舉辦過向社區開放的文化活動，我的家人也不會知道。
我們沒有朋友，甚至也沒有熟人在這所學校就讀或者是它的校友。
芝加哥大學是一所精英學校，對于我成長中認識的幾乎所有人而言，精英意味着和我們無關。
它那灰色的石頭建築背對着校園周圍的街道。
開車經過那裡時，父親看着成群的學生在艾利斯大道上亂穿馬路，常常翻翻白眼說：“這些頭腦聰明的人怎麼連好好過馬路都沒學會。
” 和許多南城的人一樣，我的家人對這所大學有一種模糊而狹隘的看法，盡管我母親在那裡開心地工作過一年。
當我和克雷格考慮申請大學時，我們壓根沒考慮過申請芝加哥大學。
不知為何，感覺普林斯頓大學反而離我們更近。
聽我說完，阿特感覺難以置信。
“你真的從來沒來過這兒？”他說，“一次都沒有？” “沒有，一次都沒來過。
” 大聲說出這句話有一種奇怪的力量。
在此之前我從未認真思考過這件事，現在我突然意識到如果大學和社區之間沒有那麼深的鴻溝，如果我對芝加哥大學有過了解并且它也知道我的存在，那麼我可能會是芝加哥大學的一名優秀的學生。
想到這裡，我感到内心一陣刺痛，那是一種由于發現了目标而引發的小小的、隐藏的刺痛。
我的出身和我取得的成績，給了我一個确定的、可能也是有意義的視角。
作為一個來自南城的黑人，我突然覺得，這幫助我看到了一個像阿特·薩斯曼這樣的人根本看不到的問題。
幾年之後，我得到一個為芝加哥大學工作的機會，直接參與解決和社區關系相關的問題。
但是當時阿特隻是好心地表示會幫我把簡曆轉給認識的人。
“我認為你應該去跟蘇珊·謝爾談一談。
”他對我說。
現在看來他似乎無意中觸發了一個連鎖反應，讓我結識了一連串能力卓越的人。
蘇珊大概比我大十五歲，曾經是一家大型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但是她最終脫離了企業界，那正是我想做的事。
不過，她在市政府仍然負責法律事務。
蘇珊有一雙灰藍色的眼睛，皮膚白皙得像維多利亞女王，笑起來會以一種調皮的響鼻聲收尾。
她溫和自信，極有才幹，後來成為我畢生的朋友
穿過走廊或是打開冰箱時，你會心痛；穿襪子時、刷牙時，你會心痛。
你食不甘味，世界在你眼裡失去了色彩。
聽音樂、回首往事，都會讓你心痛。
你看到往日覺得美好的場景，比如日落時紫色的天空，或者滿是孩子的遊樂場，卻隻是加深了失去親人的悲傷。
悲傷原來可以如此孤獨。
父親去世後的第二天，我們三個人，我、母親和克雷格，開車到南城的一家殡儀館，去選一副棺木并準備葬禮。
我們按照殡儀館的人所說的，做了各種安排。
我不記得太多細節，隻記得我們都暈乎乎的，每個人都深陷在自己悲傷的泥淖裡。
但就在我們走那個可憎的程序、選擇合适的棺木來安葬我們的父親時，克雷格和我之間爆發了我們兄妹成年後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争吵。
事情是這樣的。
我想買那裡最豪華、最昂貴的一副棺木，裡面有你能想到的棺木裡應該有的所有把手和墊子。
我想買這個并沒有什麼合理依據。
隻是在沒事可做時，那是一件可以做的事。
我們接受的講求實際和實用的家教，讓我無法相信幾天後葬禮上那些善良好心的人們告訴我們的套話。
我不會輕易得到安慰，相信父親去了一個更好的地方，或者和天使坐在一起。
在我看來，他就應該躺在一副好的棺木裡。
而克雷格則堅持父親會想要一副基本款的棺木，簡樸、實用，不要任何多餘的東西。
那符合父親的性格，他說。
其他的都太花哨了。
我們起初讨論的時候很平靜，很快就勃然大怒。
厚道的殡儀員假裝沒有在聽我們吵架，母親隻是木然地看着我們，她還處于悲傷中無法自拔。
我們大喊大叫的原因其實跟實際的争論内容沒什麼關系。
我們兩個對結果都沒有那麼執拗。
最後，我們達成妥協，給父親選了一副不很豪華也不很簡樸的棺木，之後就再也沒有讨論過這件事。
我們的争論是荒唐和不合時宜的，在死亡面前，任何塵世上的事情都顯得荒唐和不合時宜。
後來，我們開車把母親送回歐幾裡得大道的家。
我們三個人坐在樓下廚房的餐桌旁，筋疲力盡，面色陰郁。
看到第四把空空的椅子，痛苦再次在我們心裡升騰起來。
很快，我們都哭起來。
我們似乎坐了很長時間，大哭着，直到哭累了，沒有了眼淚。
母親那天一直沒怎麼說話，最後她開口了。
“看看我們幾個。
”她帶點傷感地說。
然而，她說話的口吻裡有一絲輕快。
她是在指出，我們羅賓遜家的人現在真是一團糟啊，有點可笑—眼皮腫脹，流着鼻涕，坐在自家廚房裡，心痛而無助。
我們是誰？我們難道不知道嗎？他不是向我們展示了嗎？她用簡單的一句話把我們從孤獨中召喚回來，隻有我們的母親會這麼做。
母親看看我，我看看克雷格，那一刻突然感覺有點滑稽。
我們知道，眼前空椅子上從前坐的那個人通常會第一個笑出來。
慢慢地，我們開始傻笑，笑出聲，繼而哈哈大笑。
我知道那可能有點奇怪，但比起哭，我們家的人更擅長笑。
重點是，他會喜歡這樣，所以我們就讓自己大笑起來。
…………*………… 父親的離世讓我更加強烈地感覺到，我沒有時間再閑坐着想人生該往何處去了。
父親去世時才五十五歲，蘇珊娜去世時隻有二十六歲。
這告訴我一個簡單的道理：生命短暫，不能浪費。
如果我死了，我不希望人們關于我的記憶是我寫的那堆訴訟案情摘要，或者是我為哪些公司的商标做過侵權抗辯。
我确信自己能為世界做出更多貢獻。
是時候采取行動了。
但我依然不确定自己想做什麼。
我打印了個人簡曆，在芝加哥全城散發。
我寫信給基金會的負責人、做社區工作的非營利組織和規模比較大的大學，寄到他們的法務部門，不是因為我還想做法律工作，而是因為我覺得他們更有可能對我的簡曆感興趣。
謝天謝地，确實有幾個人回複我，邀請我一起吃午餐，參加他們的會議，雖然他們暫時并沒有職位空缺。
在1991年的春季和夏季，我去見了所有我覺得有可能給我建議的人。
我的重點并不在于找新工作，而是想擴大擇業面，了解别人都在做什麼。
我意識到，我人生的下一段旅程不會自行展開，我耀眼的學曆也不會自動帶我找到有意義的工作。
跟找工作不同，事業的方向無法從校友錄的聯系信息頁找到，它需要更深沉的思索和努力。
我需要抓緊時間學習。
所以，我一次又一次向約見的人闡述我的職業困境，詢問他們的工作内容以及他們認識什麼人。
我認真地詢問有什麼工作是一個不想再從事律師業的律師能做的。
那天下午，我到阿特·薩斯曼的辦公室拜訪，他是芝加哥大學的内部法律顧問，他親切友好、缜密周到。
我的母親曾經給他做過一年的秘書，工作内容是做筆錄和管理法務部門的文件。
那是我上高二的時候，在她去銀行工作之前的事。
阿特驚訝于我從來沒在母親工作時來看過她，也就是說，在此之前我從沒有踏進過芝加哥大學一塵不染的哥特式校園，盡管我就在離那兒幾英裡的地方長大。
老實說，我并沒有來這所大學的理由。
我社區的學校沒有組織過到這裡的校外活動。
如果在我小時候這裡舉辦過向社區開放的文化活動，我的家人也不會知道。
我們沒有朋友，甚至也沒有熟人在這所學校就讀或者是它的校友。
芝加哥大學是一所精英學校，對于我成長中認識的幾乎所有人而言，精英意味着和我們無關。
它那灰色的石頭建築背對着校園周圍的街道。
開車經過那裡時，父親看着成群的學生在艾利斯大道上亂穿馬路，常常翻翻白眼說：“這些頭腦聰明的人怎麼連好好過馬路都沒學會。
” 和許多南城的人一樣，我的家人對這所大學有一種模糊而狹隘的看法，盡管我母親在那裡開心地工作過一年。
當我和克雷格考慮申請大學時，我們壓根沒考慮過申請芝加哥大學。
不知為何，感覺普林斯頓大學反而離我們更近。
聽我說完，阿特感覺難以置信。
“你真的從來沒來過這兒？”他說，“一次都沒有？” “沒有，一次都沒來過。
” 大聲說出這句話有一種奇怪的力量。
在此之前我從未認真思考過這件事，現在我突然意識到如果大學和社區之間沒有那麼深的鴻溝，如果我對芝加哥大學有過了解并且它也知道我的存在，那麼我可能會是芝加哥大學的一名優秀的學生。
想到這裡，我感到内心一陣刺痛，那是一種由于發現了目标而引發的小小的、隐藏的刺痛。
我的出身和我取得的成績，給了我一個确定的、可能也是有意義的視角。
作為一個來自南城的黑人，我突然覺得，這幫助我看到了一個像阿特·薩斯曼這樣的人根本看不到的問題。
幾年之後，我得到一個為芝加哥大學工作的機會，直接參與解決和社區關系相關的問題。
但是當時阿特隻是好心地表示會幫我把簡曆轉給認識的人。
“我認為你應該去跟蘇珊·謝爾談一談。
”他對我說。
現在看來他似乎無意中觸發了一個連鎖反應，讓我結識了一連串能力卓越的人。
蘇珊大概比我大十五歲，曾經是一家大型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但是她最終脫離了企業界，那正是我想做的事。
不過，她在市政府仍然負責法律事務。
蘇珊有一雙灰藍色的眼睛，皮膚白皙得像維多利亞女王，笑起來會以一種調皮的響鼻聲收尾。
她溫和自信，極有才幹，後來成為我畢生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