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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我開始寫日記。
我給自己買了一個黑色的布面日記本，封面上還有紫色的花朵，我把它放在我的床頭。
在盛德工作時，我出差的時候也帶着它。
我不是個每天寫日記的人，甚至也不是每周寫，隻是在有時間和精力捋清自己紛亂的思緒時才拿起筆。
我有時一周寫幾篇，然後一個月甚至更長時間都不寫。
我不是一個天生特别有内省意識的人。
記錄自己所思所想這個行為對我來說是全新的，我養成這個習慣應該部分是因為受到貝拉克的影響，他認為寫作有療愈作用，而且有助于理清思路，所以他多年來一直斷斷續續地在寫日記。
在哈佛放暑假期間，他回到了芝加哥。
這次他沒有再租房，而是直接住進了我在歐幾裡得大道的公寓。
這意味着，我們作為男女朋友不僅在真正地學習同居相處，而且貝拉克也可以和我的家人親密相處。
在我父親出門去水處理工廠上班前，貝拉克會和他談論體育。
他有時會幫我母親把采購的食品、雜貨從車庫裡拿進屋。
那種感覺很好。
克雷格讓貝拉克參加了一場高水準的周末籃球賽，這是他全面透徹地評估貝拉克人品的最好辦法。
球賽中，其他球員都是克雷格的好朋友，他們大部分都在大學時參加過校籃球隊。
他做這件事實際上是應我的請求。
克雷格對貝拉克的看法對我來說很重要。
我的哥哥有知人之明，特别是在球賽中。
貝拉克通過了測試。
他在球場上跑動靈活，知道什麼時候該傳球，但在沒人防守他時也會果斷投籃。
“他不霸着球，”克雷格說，“但他是個有膽識的人。
” 貝拉克接受了市區另一家律師事務所的暑期實習生職位，辦公室離盛德很近，不過他在芝加哥待的時間很短。
他被選為《哈佛法律評論》下一學年的主席，這意味着他要負責出版八期刊物，每一期都有大約三百頁的内容，所以他需要早些回劍橋市着手準備。
《哈佛法律評論》主席的職位每年競争都很激烈，要進行嚴格篩選，還要八十位學生編輯集體投票選舉。
被選中擔任這一職位對任何人而言都是極大的成就。
而貝拉克是這份刊物創刊一百〇三年以來首位當選的非洲裔美國人主席，這是具有裡程碑意義的事件，連《紐約時報》都對此進行了報道，文章還配了一張貝拉克的照片，照片上他穿着冬衣戴着圍巾在微笑。
換句話說，我的男朋友是個了不起的人。
那時候，他本可以在任何一家薪水豐厚的律師事務所找到工作，但他想在拿到學位之後進入民權法領域，盡管那會讓他還清學生貸款的時間延長兩倍。
他認識的所有人幾乎都勸他效仿許多之前在《哈佛法律評論》做編輯的學生，申請最高法院的書記員職位，那是穩操勝券的事。
但是，貝拉克對此不感興趣。
他想在芝加哥生活。
他在構思一本關于美國種族的書，還說他計劃找一份與自己的價值觀相符的工作，所以他很可能不會從事公司法領域的工作。
他對自己的人生方向如此笃定，這讓我感到吃驚。
當然，這種天生的自信是讓人欽佩的。
但是說真的，你倒是跟它一起生活試試看。
對我來說，和貝拉克這種強烈的使命感一起生活，在一張床上睡覺，坐在一起吃早餐，是需要适應的，不是因為貝拉克總在賣弄，而是因為你無法忽視它。
在貝拉克的笃定面前，在他對自己能夠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世界的信念面前，我不由得有些怅然若失。
他的使命感似乎一直在無意中質問我。
所以，才有了這個日記本。
在第一頁，我認真寫下了一段話，闡明我開始記日記的原因： 首先，我對于自己未來的人生方向感到非常迷茫。
我想成為什麼樣的人呢？我想以怎樣的方式為世界作貢獻呢？ 其次，我現在對自己和貝拉克的關系非常認真，我感覺需要更好地了解自己。
這個小小的封面印花的日記本，在我們搬了好幾個地方，曆經幾十年之後，我依然保存着。
它在我白宮更衣室的架子上待了八年時間，最近，我在新家把它從一個盒子裡找出來，試着再次走近當年還是一個年輕律師的自己。
今天我讀到這幾行字，清晰地看到我當時試圖告訴自己什麼，那是一個嚴肅的女性導師會直接跟我說的話。
真的，其實很簡單。
首先，我讨厭做律師。
我不适合做那份工作。
它讓我感覺空虛，盡管我做得很不錯。
承認這一點讓人痛苦，因為我曾經那麼努力，做出了那麼多的犧牲。
在追求卓越的盲目驅動下，在把事情做完美的迫切要求下，我沒有注意道路的标識，走錯了路。
其次，我深深地、充滿愉悅地愛上了一個男人，他非凡的才智和雄心可能會吞掉我的才智和雄心。
我已經察覺到它的到來，就像是暗流洶湧的波濤，一路奔騰而來。
我不打算躲開，我那時對貝拉克的感情已經很深，我深陷在愛情中，但是我的确需要讓自己站穩。
那意味着我要找到一個新的職業。
最讓我受震動的是，我對自己想做什麼沒有具體的想法。
在上學的那些年月，我居然沒有細想過自己的熱情所在，以及如何将
我給自己買了一個黑色的布面日記本，封面上還有紫色的花朵，我把它放在我的床頭。
在盛德工作時，我出差的時候也帶着它。
我不是個每天寫日記的人，甚至也不是每周寫，隻是在有時間和精力捋清自己紛亂的思緒時才拿起筆。
我有時一周寫幾篇，然後一個月甚至更長時間都不寫。
我不是一個天生特别有内省意識的人。
記錄自己所思所想這個行為對我來說是全新的，我養成這個習慣應該部分是因為受到貝拉克的影響，他認為寫作有療愈作用，而且有助于理清思路，所以他多年來一直斷斷續續地在寫日記。
在哈佛放暑假期間，他回到了芝加哥。
這次他沒有再租房，而是直接住進了我在歐幾裡得大道的公寓。
這意味着，我們作為男女朋友不僅在真正地學習同居相處，而且貝拉克也可以和我的家人親密相處。
在我父親出門去水處理工廠上班前，貝拉克會和他談論體育。
他有時會幫我母親把采購的食品、雜貨從車庫裡拿進屋。
那種感覺很好。
克雷格讓貝拉克參加了一場高水準的周末籃球賽，這是他全面透徹地評估貝拉克人品的最好辦法。
球賽中，其他球員都是克雷格的好朋友，他們大部分都在大學時參加過校籃球隊。
他做這件事實際上是應我的請求。
克雷格對貝拉克的看法對我來說很重要。
我的哥哥有知人之明，特别是在球賽中。
貝拉克通過了測試。
他在球場上跑動靈活，知道什麼時候該傳球，但在沒人防守他時也會果斷投籃。
“他不霸着球，”克雷格說，“但他是個有膽識的人。
” 貝拉克接受了市區另一家律師事務所的暑期實習生職位，辦公室離盛德很近，不過他在芝加哥待的時間很短。
他被選為《哈佛法律評論》下一學年的主席，這意味着他要負責出版八期刊物，每一期都有大約三百頁的内容，所以他需要早些回劍橋市着手準備。
《哈佛法律評論》主席的職位每年競争都很激烈，要進行嚴格篩選，還要八十位學生編輯集體投票選舉。
被選中擔任這一職位對任何人而言都是極大的成就。
而貝拉克是這份刊物創刊一百〇三年以來首位當選的非洲裔美國人主席，這是具有裡程碑意義的事件，連《紐約時報》都對此進行了報道，文章還配了一張貝拉克的照片，照片上他穿着冬衣戴着圍巾在微笑。
換句話說，我的男朋友是個了不起的人。
那時候，他本可以在任何一家薪水豐厚的律師事務所找到工作，但他想在拿到學位之後進入民權法領域，盡管那會讓他還清學生貸款的時間延長兩倍。
他認識的所有人幾乎都勸他效仿許多之前在《哈佛法律評論》做編輯的學生，申請最高法院的書記員職位，那是穩操勝券的事。
但是，貝拉克對此不感興趣。
他想在芝加哥生活。
他在構思一本關于美國種族的書，還說他計劃找一份與自己的價值觀相符的工作，所以他很可能不會從事公司法領域的工作。
他對自己的人生方向如此笃定，這讓我感到吃驚。
當然，這種天生的自信是讓人欽佩的。
但是說真的，你倒是跟它一起生活試試看。
對我來說，和貝拉克這種強烈的使命感一起生活，在一張床上睡覺，坐在一起吃早餐，是需要适應的，不是因為貝拉克總在賣弄，而是因為你無法忽視它。
在貝拉克的笃定面前，在他對自己能夠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世界的信念面前，我不由得有些怅然若失。
他的使命感似乎一直在無意中質問我。
所以，才有了這個日記本。
在第一頁，我認真寫下了一段話，闡明我開始記日記的原因： 首先，我對于自己未來的人生方向感到非常迷茫。
我想成為什麼樣的人呢？我想以怎樣的方式為世界作貢獻呢？ 其次，我現在對自己和貝拉克的關系非常認真，我感覺需要更好地了解自己。
這個小小的封面印花的日記本，在我們搬了好幾個地方，曆經幾十年之後，我依然保存着。
它在我白宮更衣室的架子上待了八年時間，最近，我在新家把它從一個盒子裡找出來，試着再次走近當年還是一個年輕律師的自己。
今天我讀到這幾行字，清晰地看到我當時試圖告訴自己什麼，那是一個嚴肅的女性導師會直接跟我說的話。
真的，其實很簡單。
首先，我讨厭做律師。
我不适合做那份工作。
它讓我感覺空虛，盡管我做得很不錯。
承認這一點讓人痛苦，因為我曾經那麼努力，做出了那麼多的犧牲。
在追求卓越的盲目驅動下，在把事情做完美的迫切要求下，我沒有注意道路的标識，走錯了路。
其次，我深深地、充滿愉悅地愛上了一個男人，他非凡的才智和雄心可能會吞掉我的才智和雄心。
我已經察覺到它的到來，就像是暗流洶湧的波濤，一路奔騰而來。
我不打算躲開，我那時對貝拉克的感情已經很深，我深陷在愛情中，但是我的确需要讓自己站穩。
那意味着我要找到一個新的職業。
最讓我受震動的是，我對自己想做什麼沒有具體的想法。
在上學的那些年月，我居然沒有細想過自己的熱情所在，以及如何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