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重回法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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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無法接受無限期滞留美國且無權工作、沒有家人陪伴的事實。不，我不可能接受！不管霍斯金斯的案子進展到哪一步，我都要回家！這一次，我不想再聽律師的絮叨，直接催促他們，盡快讓我的保釋期得以延長。
金錢幫我實現了這個願望，美國檢察官們松口了。與其他談判一樣，“美元能使鬼推磨”。最終，他們以提高保釋金為條件允許我重回法國。我父親的朋友邁克爾已經慷慨地用其私人房産為我做擔保，這次又為我支付了20萬美元的保釋金。但是，我不能踏出歐洲一步（除非有法官許可），而且回到巴黎後，我還得每周給美國緩刑監督官發一封郵件。當然，我全盤接受了這些條件。我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
我大約在9月16日動身，走前還須履行一個承諾。我的前獄友亞曆克斯的聽證會将于本月初在波士頓舉行。我想沒什麼人會到場支援他，他見到我會高興的。的确，現場就3個人：希臘駐美領事、他從雅典趕來的表兄，還有我。他進來時手被铐着，但給了我一個燦爛的笑容。聽證會并不順利，隻持續了30分鐘。檢察官滿臉怒容，因為我的朋友居然敢在法庭上藐視他。像所有被告一樣，我的朋友朗讀了一份事先準備好的認罪書，請求整個世界的寬恕。然而，判決已經塵埃落定：他被判處102個月的監禁，也就是八年半。比與他一同被起訴的組織裡的頭目傑克還多1年。亞曆克斯心情沉重。如果他在獄中表現良好，則每年可減刑54天，因此2019年他就可以出獄。他沖我投來最後一個眼神，做出最後一個手勢，便被帶走了。再過1周，我就要動身回法國，而亞曆克斯仍身處獄中。
可是，我尚未動身，美國政府又給我制造了一些驚吓。在我返美參加審判時給我簽發何種類型簽證這件事上，美國司法部和國土安全部無法達成一緻。但這和我有什麼關系？
“這事沒有那麼簡單，”斯坦向我解釋說，“它給您回國增添了風險。”
“什麼風險？”
“他們可能會想方設法不讓您合法地返回美國。他們如果沒有解決這個行政問題，就會沒收您的保釋金，而且在美國司法部眼中，您就是個逃犯。”
“他們簡直瘋了！那我應該怎麼做呢？”
“如果您想按照計劃9月16日動身，那您就得簽個全責協議。如果他們沒有找到辦法，那麼責任在您，而不在他們。”
我的處境愈發卡夫卡式了。因為琳達和邁克爾面臨保釋金被沒收的風險，所以在做決定之前，我必須征求他們的同意。當我向他們描述我再次遭遇的錯綜複雜的境況時，他們并沒有反悔。我也征求了法國駐波士頓副領事傑羅姆·亨利的意見，他表示極為驚訝。但所有人都鼓勵我，讓我還是動身回國。“我們可以讓大使館介入。”亨利向我承諾道。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我終于要回法國了。我一想到上飛機前要再經過一系列檢查，就感到十分緊張。我害怕他們又在最後關頭把我抓起來。直到飛機起飛，我懸着的心才落了下來。
2014年9月17日，我抵達巴黎。距離我被逮捕已經過去493天。父親來機場接我，我們歸心似箭，飛奔回家。我剛好趕上兩個小女兒放學的時間。她們在學校門口看到我時，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腦海裡一直保存着這個畫面。過了一段時間，我才逐漸習慣了正常生活的節奏，或者說找到了以往生活的節奏。但這再也不是我從前那種自然、簡單、真實的生活了，再也不是。我需要重新規劃，重新适應家庭生活的各種習慣，重新當好一名父親與丈夫。這顯然比預想的難得多。監獄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從此，我就是一名失業的父親與丈夫。
2014年10月2日，我在法國就業中心注冊，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
金錢幫我實現了這個願望，美國檢察官們松口了。與其他談判一樣，“美元能使鬼推磨”。最終，他們以提高保釋金為條件允許我重回法國。我父親的朋友邁克爾已經慷慨地用其私人房産為我做擔保，這次又為我支付了20萬美元的保釋金。但是，我不能踏出歐洲一步（除非有法官許可），而且回到巴黎後，我還得每周給美國緩刑監督官發一封郵件。當然，我全盤接受了這些條件。我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
我大約在9月16日動身，走前還須履行一個承諾。我的前獄友亞曆克斯的聽證會将于本月初在波士頓舉行。我想沒什麼人會到場支援他，他見到我會高興的。的确，現場就3個人：希臘駐美領事、他從雅典趕來的表兄，還有我。他進來時手被铐着，但給了我一個燦爛的笑容。聽證會并不順利，隻持續了30分鐘。檢察官滿臉怒容，因為我的朋友居然敢在法庭上藐視他。像所有被告一樣，我的朋友朗讀了一份事先準備好的認罪書，請求整個世界的寬恕。然而，判決已經塵埃落定：他被判處102個月的監禁，也就是八年半。比與他一同被起訴的組織裡的頭目傑克還多1年。亞曆克斯心情沉重。如果他在獄中表現良好，則每年可減刑54天，因此2019年他就可以出獄。他沖我投來最後一個眼神，做出最後一個手勢，便被帶走了。再過1周，我就要動身回法國，而亞曆克斯仍身處獄中。
可是，我尚未動身，美國政府又給我制造了一些驚吓。在我返美參加審判時給我簽發何種類型簽證這件事上，美國司法部和國土安全部無法達成一緻。但這和我有什麼關系？
“這事沒有那麼簡單，”斯坦向我解釋說，“它給您回國增添了風險。”
“什麼風險？”
“他們可能會想方設法不讓您合法地返回美國。他們如果沒有解決這個行政問題，就會沒收您的保釋金，而且在美國司法部眼中，您就是個逃犯。”
“他們簡直瘋了！那我應該怎麼做呢？”
“如果您想按照計劃9月16日動身，那您就得簽個全責協議。如果他們沒有找到辦法，那麼責任在您，而不在他們。”
我的處境愈發卡夫卡式了。因為琳達和邁克爾面臨保釋金被沒收的風險，所以在做決定之前，我必須征求他們的同意。當我向他們描述我再次遭遇的錯綜複雜的境況時，他們并沒有反悔。我也征求了法國駐波士頓副領事傑羅姆·亨利的意見，他表示極為驚訝。但所有人都鼓勵我，讓我還是動身回國。“我們可以讓大使館介入。”亨利向我承諾道。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我終于要回法國了。我一想到上飛機前要再經過一系列檢查，就感到十分緊張。我害怕他們又在最後關頭把我抓起來。直到飛機起飛，我懸着的心才落了下來。
2014年9月17日，我抵達巴黎。距離我被逮捕已經過去493天。父親來機場接我，我們歸心似箭，飛奔回家。我剛好趕上兩個小女兒放學的時間。她們在學校門口看到我時，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腦海裡一直保存着這個畫面。過了一段時間，我才逐漸習慣了正常生活的節奏，或者說找到了以往生活的節奏。但這再也不是我從前那種自然、簡單、真實的生活了，再也不是。我需要重新規劃，重新适應家庭生活的各種習慣，重新當好一名父親與丈夫。這顯然比預想的難得多。監獄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從此，我就是一名失業的父親與丈夫。
2014年10月2日，我在法國就業中心注冊，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