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通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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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進行的談判已經塵埃落定,通用電氣赢了,它将在一周内與阿爾斯通簽署協議。與此同時,檢察官諾維克知會斯坦,可以提交一份釋放我的動議。2014年6月11日,在經曆了424天的羁押後,我終于要重獲自由。明天便是我的自由之日。

    我在懷亞特看守所的最後一段時間,一切如常。早上6點50分,我起床吃早飯,然後和亞曆克斯在食堂的地上鋪一塊毛巾做運動,再跟随人群在幾十平方米的院子裡快走一個小時。這個院子就是監獄中的監獄,完全封閉,上方裝有全覆蓋的頂棚。時至今日,我已在氖燈昏暗光線的持續照射下生活了250天。遭受如此的懲罰,被關進這樣一個暗無天日的監區,并非因為我做錯了什麼,而是因為我運氣不好。我和其他囚犯的待遇一樣,沒有更好,也沒有更糟,我像其他人一樣遭受着懲罰。無論一個人犯了什麼罪,都不該被剝奪呼吸新鮮空氣和享受陽光的權利,不該受到如此惡劣的對待。這種日子使人發狂,使人堕落。有時因為“預算緊張”,我們連院子都不能去,這所資本主義的監獄對利益的追逐,是以侵犯基本人權為代價的,這可真令人憤怒和鄙視。然而,這樣做不僅是為了充分利用監獄的設施、關押更多的犯人、牟取利益最大化,也是要讓犯人心理崩潰,以便盡快認罪,這樣就能給美國司法部盡可能地減少案件開銷,進一步改善它假大空式的統計數據(98.5%的結案率)。

    離被釋放還有幾個小時,我大步快走着,以此發洩對懷亞特看守所和美國司法體系的怒火和仇恨。我感覺身體已被掏空,有些疲憊,仿佛我的身體對未來生活的改變已經做出了反應。我碰見了一個獄友——阿爾巴尼亞人提卡,他在普羅維登斯醫院待了4天後剛回到囚室。外科醫生從他的喉嚨裡取出了一個7厘米大的囊腫,這個吓人的東西早就該被取出來了,但他被迫熬了漫長的3個月才獲得監獄方同意,被送往醫院治療。我眼看着他的病情日益嚴重,他的囊腫不停地增大,漸漸堵塞了食道。他無法吃固體食物,否則就會窒息。自2月以來,他隻能吃些流食。他不能正常呼吸,晚上睡眠也不好。他填完了成堆的申請文件,才被批準到獄外就醫。如今,他脖子上有一個巨大的疤痕,很像弗蘭肯斯坦創造出的那個怪人。他一連幾天都不能轉動頭部,但他依然對手術進行得還算順利感到高興。醫生說從他喉部取出了一塊“黑布丁”一樣的息肉。這個外科醫生對提卡延誤治療導緻病情急劇惡化感到極為震驚。懷亞特看守所管理層的這種危險且罪惡的草菅人命的态度,讓我也深受其害。在“準備行裝”的時候,我又想到了看守所裡的幾個難兄難弟。一位65歲的印度裔囚犯印第亞就沒有這麼幸運,他因被延誤治療,于1個月前去世。基德因參與一起毒品交易案,檢察官在第一次和他談判時要關他15年,他無法承受巨大的心理壓力,上吊自殺了。他才24歲,這是他第一次被逮捕。與我同室7個月的獄友馬克,2017年12月被審判之前已經在懷亞特看守所待了5年。他本來計劃在聖誕節與家人團聚,但是在審判開始的15天前,檢察官突然說,他的詐騙罪比最初認定的更嚴重,于是馬克又被判了25年監禁!鮑勃結婚40年,他的妻子于一個月前去世。看守所管理層不肯押他去參加在波士頓舉行的妻子的葬禮,隻跟他說可以讓靈車停在懷亞特看守所的院子裡讓他悼念妻子,他拒絕了這個提議。

    然而,我還是對自己說,能活着走出懷亞特看守所是幸運的,我期待着可以或多或少地找回從前正常的生活。

    再過一會兒,我就要和我在看守所中共度一年的最忠實的獄友彼得、亞曆克斯和傑克說再見了。我們是看守所中少數的“白領犯人”——700個犯人中不超過10個。

    彼得隐約預感到自己即将被釋放,他被羁押在懷亞特3年多。被捕之前,他是替黑手黨從紐約到拉斯維加斯一箱一箱運輸現金的“運輸機”。

    傑克也将獲得保釋。原本他是美國新聞的頭版人物,記者們甚至給他起了個“小麥道夫”的诨名。這個62歲的金融從業者設計了一起龐氏騙局詐騙美國投資者。他和美國司法部達成了協議,最後隻被判了七年半。

    而他的下線亞曆克斯的情況則恰恰相反。亞曆克斯拒不認罪,他要和這個體制抗争,要扛到最終審判。或許這是個緻命的錯誤,因為這可能使他比傑克判得還要重。在我眼中,這又是一個新的證據,說明整個刑法體系就是一場“俄羅斯輪盤賭”。亞曆克斯隻能焦躁地等待審判。在我被羁押期間,我與他的關系最親近。在定居美國前,他曾在馬賽讀商科,能講一口流利的法語。他50多歲,性格開朗,十分虔誠,即使在牢房中也積極樂觀。我在懷亞特看守所度過的14個月中,亞曆克斯一直給我加油打氣。他會是我一生的摯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