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通用電氣的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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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盯上。
2014年春天，通用電氣表現得像是反腐敗鬥争中的無差别級冠軍，又像溝通方面的“藝術家”。
雖然它提出的收購條件明顯不公平，但在柏珂龍的支持下，通用電氣的首席執行官對外界宣稱（應該是說給他們自己的聽衆的）他們的提議“對阿爾斯通來說是最佳解決方案”。
為了證明這一點，傑夫·伊梅爾特提出了兩個論據。
首先，通用電氣在法國并非無所作為。
該公司從20世紀60年代末入駐法國以來，目前在法國境内雇用了10000名員工。
其次，阿爾斯通與通用電氣“淵源頗深”。
這是不可否認的，但兩家公司的關系遠非伊梅爾特想讓我們相信的那般美好。
我和大部分阿爾斯通員工一樣，始終記得貝爾福事件。
通用電氣向我們出售了燃氣汽輪機的專利後，在商業條款方面的态度開始變得非常強硬，不再同意向我們轉讓功率更大、效率更高的新産品，這導緻我們手裡的專利成了一堆過時的廢紙。
因此，1999年，阿爾斯通不得不把自己的燃氣汽輪機業務轉賣給通用電氣（包括标志性的貝爾福工廠及其所有員工）。
不管怎樣，通用電氣在法國待了幾十年後，已經摸透了這個國家，了解了法國的經濟結構、法國的每周35小時工作制、法國的文化，特别是法國的政治網絡，而且通用電氣的管理者都是遊說大師。
2006年，傑夫·伊梅爾特招募了一位既有魅力又有才華的大使：克拉拉·蓋馬爾。
她被任命為通用電氣法國公司總裁，2009年升任通用電氣國際副總裁。
她在巴黎左右逢源，擁有極廣的人脈。
身為“婦女論壇”主席，2011年《福布斯》雜志發布的全球最具影響力女性中，她排名第30位。
這位畢業于法國國家行政學院的時尚優雅的女士，無論是在部長辦公室接受召見，還是在攝影棚内錄制電視節目，都遊刃有餘。
2014年春天，她通過外交手段迅速化解了爆發在通用電氣與法國政府之間的危機。
但蒙特伯格仍然非常生氣，在部長辦公室向柏珂龍下了最後通牒。
2014年4月29日，也就是在3天後的法國國民議會上，他重述了一遍那4個論點，提出了一個有力的指控。
“自2月以來，”他談道，“我就一直在詢問柏珂龍，我們這家龍頭企業的首席執行官，而且我的問話是正式、鄭重和嚴肅的，他一直說他沒有任何聯盟的計劃！”部長最後說道：“難道要經濟部長在他的辦公室裡安裝測謊儀嗎？”早些時候，蒙特伯格還在RTL電視台批評柏珂龍：“他平時總是要求部長給企業提供幫助，而自己卻秘密進行交易，還忘記打電話告知部長，這是一種缺失國家道義的行為。
”蒙特伯格并不滿足于僅僅喊一喊口号，他開始采取行動。
首先，他禮貌但堅決地回絕了與剛到法國準備簽署協議的伊梅爾特的會面。
在當時的情況下，他是不會接見伊梅爾特的。
但是，他向伊梅爾特轉交了一封信并提醒他，在法國，“能源部門的收購項目，特别是核能，都需要經過法國政府的批準”。
他還向阿爾斯通的董事們發出了警告。
“大家當心，”他通知他們，“這次出售可能違反證券交易所的規定。
” 實際上，這一切都隻是虛張聲勢。
蒙特伯格試圖先給自己争取一點時間。
他想在正式組織工業與司法領域的力量進行雙重反擊之前，先讓自己有充分的時間準備鬥争。
在司法方面，他确信美國人正在勒索阿爾斯通，但他沒有可以放到奧朗德辦公桌上的切實證據。
所以，他轉而尋求法國對外安全總局的幫助。
然而，該機構卻拒絕為他提供服務，他隻好自己去尋找證據。
蒙特伯格在工業部緊急成立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專案組，挑選了4名顧問，給他們安排了深入挖掘通用電氣與阿爾斯通合作底細的任務。
這“4個火槍手”迅速掌握了美國訴訟程序的詳細情況，并且一路追根究底查到我的案子。
那時，他們甚至試圖與我建立聯系。
專案組的一個顧問直接打電話給在新加坡的克拉拉。
克拉拉表達了她的驚訝之情。
畢竟1年前我被捕時，法國政府沒有出面幹涉。
克拉拉非常懷疑對方的身份，在她看來，這名部長的顧問太年輕，她甚至在某個瞬間認為他可能是個冒名頂替者。
克拉拉要求他通過工業部的郵箱給她發一封郵件，以确認他的身份。
這名顧問給克拉拉發送了郵件，但仍然不能令人信服。
對我而言，我應思考要采取什麼樣的态度。
我所有的通話内容和在探視廳的對話都會被記錄下來，并發送給檢察官。
唯一不會被監督的自由交談時刻，就是我和我的律師見面的時候。
但由于我懷疑斯坦的可靠性，所以我很難對他推心置腹。
幸運的是，我的律師馬庫斯·阿斯肖夫在美國待了一個星期，并來羅得島州的懷亞特看守所與我見了一面。
他的探視讓我欣喜若狂，因為這是我1年多來首次可以跟一個人坦誠相待、暢所欲言。
我們在一起待了6個多小時。
我的妹妹朱麗葉特此前把情況都告訴了他，我終于明白之前我和家人的通話
2014年春天，通用電氣表現得像是反腐敗鬥争中的無差别級冠軍，又像溝通方面的“藝術家”。
雖然它提出的收購條件明顯不公平，但在柏珂龍的支持下，通用電氣的首席執行官對外界宣稱（應該是說給他們自己的聽衆的）他們的提議“對阿爾斯通來說是最佳解決方案”。
為了證明這一點，傑夫·伊梅爾特提出了兩個論據。
首先，通用電氣在法國并非無所作為。
該公司從20世紀60年代末入駐法國以來，目前在法國境内雇用了10000名員工。
其次，阿爾斯通與通用電氣“淵源頗深”。
這是不可否認的，但兩家公司的關系遠非伊梅爾特想讓我們相信的那般美好。
我和大部分阿爾斯通員工一樣，始終記得貝爾福事件。
通用電氣向我們出售了燃氣汽輪機的專利後，在商業條款方面的态度開始變得非常強硬，不再同意向我們轉讓功率更大、效率更高的新産品，這導緻我們手裡的專利成了一堆過時的廢紙。
因此，1999年，阿爾斯通不得不把自己的燃氣汽輪機業務轉賣給通用電氣（包括标志性的貝爾福工廠及其所有員工）。
不管怎樣，通用電氣在法國待了幾十年後，已經摸透了這個國家，了解了法國的經濟結構、法國的每周35小時工作制、法國的文化，特别是法國的政治網絡，而且通用電氣的管理者都是遊說大師。
2006年，傑夫·伊梅爾特招募了一位既有魅力又有才華的大使：克拉拉·蓋馬爾。
她被任命為通用電氣法國公司總裁，2009年升任通用電氣國際副總裁。
她在巴黎左右逢源，擁有極廣的人脈。
身為“婦女論壇”主席，2011年《福布斯》雜志發布的全球最具影響力女性中，她排名第30位。
這位畢業于法國國家行政學院的時尚優雅的女士，無論是在部長辦公室接受召見，還是在攝影棚内錄制電視節目，都遊刃有餘。
2014年春天，她通過外交手段迅速化解了爆發在通用電氣與法國政府之間的危機。
但蒙特伯格仍然非常生氣，在部長辦公室向柏珂龍下了最後通牒。
2014年4月29日，也就是在3天後的法國國民議會上，他重述了一遍那4個論點，提出了一個有力的指控。
“自2月以來，”他談道，“我就一直在詢問柏珂龍，我們這家龍頭企業的首席執行官，而且我的問話是正式、鄭重和嚴肅的，他一直說他沒有任何聯盟的計劃！”部長最後說道：“難道要經濟部長在他的辦公室裡安裝測謊儀嗎？”早些時候，蒙特伯格還在RTL電視台批評柏珂龍：“他平時總是要求部長給企業提供幫助，而自己卻秘密進行交易，還忘記打電話告知部長，這是一種缺失國家道義的行為。
”蒙特伯格并不滿足于僅僅喊一喊口号，他開始采取行動。
首先，他禮貌但堅決地回絕了與剛到法國準備簽署協議的伊梅爾特的會面。
在當時的情況下，他是不會接見伊梅爾特的。
但是，他向伊梅爾特轉交了一封信并提醒他，在法國，“能源部門的收購項目，特别是核能，都需要經過法國政府的批準”。
他還向阿爾斯通的董事們發出了警告。
“大家當心，”他通知他們，“這次出售可能違反證券交易所的規定。
” 實際上，這一切都隻是虛張聲勢。
蒙特伯格試圖先給自己争取一點時間。
他想在正式組織工業與司法領域的力量進行雙重反擊之前，先讓自己有充分的時間準備鬥争。
在司法方面，他确信美國人正在勒索阿爾斯通，但他沒有可以放到奧朗德辦公桌上的切實證據。
所以，他轉而尋求法國對外安全總局的幫助。
然而，該機構卻拒絕為他提供服務，他隻好自己去尋找證據。
蒙特伯格在工業部緊急成立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專案組，挑選了4名顧問，給他們安排了深入挖掘通用電氣與阿爾斯通合作底細的任務。
這“4個火槍手”迅速掌握了美國訴訟程序的詳細情況，并且一路追根究底查到我的案子。
那時，他們甚至試圖與我建立聯系。
專案組的一個顧問直接打電話給在新加坡的克拉拉。
克拉拉表達了她的驚訝之情。
畢竟1年前我被捕時，法國政府沒有出面幹涉。
克拉拉非常懷疑對方的身份，在她看來，這名部長的顧問太年輕，她甚至在某個瞬間認為他可能是個冒名頂替者。
克拉拉要求他通過工業部的郵箱給她發一封郵件，以确認他的身份。
這名顧問給克拉拉發送了郵件，但仍然不能令人信服。
對我而言，我應思考要采取什麼樣的态度。
我所有的通話内容和在探視廳的對話都會被記錄下來，并發送給檢察官。
唯一不會被監督的自由交談時刻，就是我和我的律師見面的時候。
但由于我懷疑斯坦的可靠性，所以我很難對他推心置腹。
幸運的是，我的律師馬庫斯·阿斯肖夫在美國待了一個星期，并來羅得島州的懷亞特看守所與我見了一面。
他的探視讓我欣喜若狂，因為這是我1年多來首次可以跟一個人坦誠相待、暢所欲言。
我們在一起待了6個多小時。
我的妹妹朱麗葉特此前把情況都告訴了他，我終于明白之前我和家人的通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