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全家出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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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一場什麼樣的噩夢，現在的處境有多艱難……您會發現這個案件涉及的其他兩個自然人——兩個阿爾斯通前員工（羅斯柴爾德與彭波尼）——并沒有被監禁。
在這種情況下，不能排除因為阿爾斯通在過去幾年中不配合美國司法部調查此案，所以美國司法部轉而選擇對自然人（阿爾斯通的員工）提起訴訟的可能。
我們尊重司法及其獨立性。
我們懇請您在憲法賦予美國總統的權力範圍内，要求美國政府特赦我們的兒子。
總統先生，我們懇求您接受不知所措的父母的請求，同意在國事訪問期間舉行的雙邊會面中，向美國政府提出這個問題。
” 這封信沒有起作用，這些嘗試最終也失敗了。
奧朗德在訪問美國期間，大使館曾向他簡要彙報了我的案件，然而他從未請求奧巴馬總統對我做出寬大處理。
我有自知之明，我不得不承認，兩國總統的會晤議程中确實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叙利亞危機、核武器擴散、反恐鬥争、全球氣候變暖，特别是監聽醜聞。
3個月前，2013年11月，愛德華·斯諾登事件讓法美兩國的關系降到了冰點。
斯諾登披露了美國國家安全局的“棱鏡”項目監視範圍之廣，即使奧朗德與奧巴馬會談結束後采取了“綏靖政策”，宣布“兩國恢複相互信任關系”，法國人仍然心存憤恨。
愛德華·斯諾登披露的美國國家安全局文件讓人大開眼界。
這些文件證實，從2012年12月10日到2013年1月8日，在這近30天的時間裡，美國監聽法國人的通話，獲得了超過7000萬個通話數據，平均每天截獲300萬個數據。
而且有些電話号碼作為重點監測目标，會自動觸發系統，記錄談話内容。
某些關鍵詞甚至還能還原出手機短信的具體内容。
我查閱了維基解密揭露的其他文件。
其中有一份題為“法國：經濟發展”的記錄詳細說明了美國國家安全局如何執行搜集大型法國公司商業交易情報的任務。
美國間諜細緻地研究了法國在重要領域——天然氣、石油、核能和電力——所有金額超過2億美元的合同。
也就是說，阿爾斯通是大部分重要領域中的關鍵對象。
這些揭秘文件證實了美國政府實施的商業間諜活動範圍之廣。
這也是一個根植于大西洋情報文化的古老習俗。
從1970年起，美國外國情報顧問委員會[1]就建議：“從今以後，商業監聽應該被視為國家安全的一部分，享有與外交、軍事和科技監聽同等的優先權。
”1993—1995年（比爾·克林頓總統任期内）擔任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的詹姆斯·伍爾西，在2000年3月28日接受《費加羅報》專訪時承認：“這是事實。
美國在秘密搜集歐洲公司的情報，我認為這是完全正當的。
我們扮演了三重角色。
首先是監督那些違犯聯合國或美國做出的制裁措施的公司，其次是追蹤民用和軍用科技，最後是圍捕國際貿易中的腐敗分子。
” 這麼多年來，美國開發了一套彈性系統。
在上遊，美國利用強大的情報武器獲得外國公司簽訂的大額合同信息；在下遊，它動用複雜而嚴密的法律武器對那些不遵守規則的公司提起刑事訴訟。
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沒有這樣的武器庫，它使美國公司更加方便地削弱、打擊，甚至收購它們的主要競争對手。
“任何損害我們經濟的個人、公司都會受到法律的制裁。
”[2]美國司法部長埃裡克·霍爾德用一句話做了總結。
而且，他們的目标不僅僅是工業公司。
21世紀第一個10年的中期，特别是次貸危機以來，美國政府打擊了一個又一個違犯禁運令的金融機構。
2014年初，法國巴黎銀行掉進了陷阱。
它被美國司法部起訴，理由是它與美國的敵對國家（包括伊朗、古巴、蘇丹和利比亞）達成了以美元計價的交易。
銀行不得不很快解雇及處罰30多名高級管理人員，并同意支付89億美元的巨額罰款（對我來說，這起法國巴黎銀行事件發生的時機很糟糕，因為它讓政治家們忽略了阿爾斯通案）。
法國興業銀行和法國農業信貸銀行等法國金融機構，也不得不向美國支付高額罰款。
時至今日，我始終沒有搞明白，為什麼法國政府沒有堅決反對美國的敲詐勒索。
它到底在害怕什麼？我們的企業将被掠奪[3]到什麼程度？我們甘心被另一個國家這樣操縱？我無法理解為什麼我們表現得像個心甘情願的受害者。
我們變成了冷眼看着自己逐步走向衰退的旁觀者。
[1]有關美國經濟情報的信息來自法國情報研究中心（CF2R）的一份研究報告：萊斯莉·瓦萊娜與埃裡克·德内塞撰寫的《美國的掠奪與國家的讓位》。
[2]引自《世界報》，載于2014年10月19日。
[3]自從2017年《薩潘第二法案》生效以來，當法國和美國共同起訴的案件被處以罰款後，法國能夠獲得其中一部分款項。
因此，在法國興業銀行的案子中，法國政府可以獲得2.5億歐元的罰款。
在這種情況下，不能排除因為阿爾斯通在過去幾年中不配合美國司法部調查此案，所以美國司法部轉而選擇對自然人（阿爾斯通的員工）提起訴訟的可能。
我們尊重司法及其獨立性。
我們懇請您在憲法賦予美國總統的權力範圍内，要求美國政府特赦我們的兒子。
總統先生，我們懇求您接受不知所措的父母的請求，同意在國事訪問期間舉行的雙邊會面中，向美國政府提出這個問題。
” 這封信沒有起作用，這些嘗試最終也失敗了。
奧朗德在訪問美國期間，大使館曾向他簡要彙報了我的案件，然而他從未請求奧巴馬總統對我做出寬大處理。
我有自知之明，我不得不承認，兩國總統的會晤議程中确實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叙利亞危機、核武器擴散、反恐鬥争、全球氣候變暖，特别是監聽醜聞。
3個月前，2013年11月，愛德華·斯諾登事件讓法美兩國的關系降到了冰點。
斯諾登披露了美國國家安全局的“棱鏡”項目監視範圍之廣，即使奧朗德與奧巴馬會談結束後采取了“綏靖政策”，宣布“兩國恢複相互信任關系”，法國人仍然心存憤恨。
愛德華·斯諾登披露的美國國家安全局文件讓人大開眼界。
這些文件證實，從2012年12月10日到2013年1月8日，在這近30天的時間裡，美國監聽法國人的通話，獲得了超過7000萬個通話數據，平均每天截獲300萬個數據。
而且有些電話号碼作為重點監測目标，會自動觸發系統，記錄談話内容。
某些關鍵詞甚至還能還原出手機短信的具體内容。
我查閱了維基解密揭露的其他文件。
其中有一份題為“法國：經濟發展”的記錄詳細說明了美國國家安全局如何執行搜集大型法國公司商業交易情報的任務。
美國間諜細緻地研究了法國在重要領域——天然氣、石油、核能和電力——所有金額超過2億美元的合同。
也就是說，阿爾斯通是大部分重要領域中的關鍵對象。
這些揭秘文件證實了美國政府實施的商業間諜活動範圍之廣。
這也是一個根植于大西洋情報文化的古老習俗。
從1970年起，美國外國情報顧問委員會[1]就建議：“從今以後，商業監聽應該被視為國家安全的一部分，享有與外交、軍事和科技監聽同等的優先權。
”1993—1995年（比爾·克林頓總統任期内）擔任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的詹姆斯·伍爾西，在2000年3月28日接受《費加羅報》專訪時承認：“這是事實。
美國在秘密搜集歐洲公司的情報，我認為這是完全正當的。
我們扮演了三重角色。
首先是監督那些違犯聯合國或美國做出的制裁措施的公司，其次是追蹤民用和軍用科技，最後是圍捕國際貿易中的腐敗分子。
” 這麼多年來，美國開發了一套彈性系統。
在上遊，美國利用強大的情報武器獲得外國公司簽訂的大額合同信息；在下遊，它動用複雜而嚴密的法律武器對那些不遵守規則的公司提起刑事訴訟。
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沒有這樣的武器庫，它使美國公司更加方便地削弱、打擊，甚至收購它們的主要競争對手。
“任何損害我們經濟的個人、公司都會受到法律的制裁。
”[2]美國司法部長埃裡克·霍爾德用一句話做了總結。
而且，他們的目标不僅僅是工業公司。
21世紀第一個10年的中期，特别是次貸危機以來，美國政府打擊了一個又一個違犯禁運令的金融機構。
2014年初，法國巴黎銀行掉進了陷阱。
它被美國司法部起訴，理由是它與美國的敵對國家（包括伊朗、古巴、蘇丹和利比亞）達成了以美元計價的交易。
銀行不得不很快解雇及處罰30多名高級管理人員，并同意支付89億美元的巨額罰款（對我來說，這起法國巴黎銀行事件發生的時機很糟糕，因為它讓政治家們忽略了阿爾斯通案）。
法國興業銀行和法國農業信貸銀行等法國金融機構，也不得不向美國支付高額罰款。
時至今日，我始終沒有搞明白，為什麼法國政府沒有堅決反對美國的敲詐勒索。
它到底在害怕什麼？我們的企業将被掠奪[3]到什麼程度？我們甘心被另一個國家這樣操縱？我無法理解為什麼我們表現得像個心甘情願的受害者。
我們變成了冷眼看着自己逐步走向衰退的旁觀者。
[1]有關美國經濟情報的信息來自法國情報研究中心（CF2R）的一份研究報告：萊斯莉·瓦萊娜與埃裡克·德内塞撰寫的《美國的掠奪與國家的讓位》。
[2]引自《世界報》，載于2014年10月19日。
[3]自從2017年《薩潘第二法案》生效以來，當法國和美國共同起訴的案件被處以罰款後，法國能夠獲得其中一部分款項。
因此，在法國興業銀行的案子中，法國政府可以獲得2.5億歐元的罰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