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一通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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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他在華盛頓和美國司法部會面結束以後，能來懷亞特看看我。
” 我們的談話結束後，莉茲查了我的黑莓手機，将我的妻子克拉拉、我的妹妹和父母的電話号碼告訴了我。
我向她交代了我信用卡的密碼，請她盡快在我的食堂賬戶裡存入50美元，以備随時需要。
按照我的習慣，尤其是在這千鈞一發的關頭，我總是努力讓自己保持冷靜思考。
這是要歸功于我受到的工程師教育，還是出于我對數學的興趣呢？面對所有複雜局面，我都采用運算的方式處理。
我先排列出加号、減号，再做加法和減法。
有一條好消息：我在這個地獄般的看守所裡的苟且生活沒有幾個小時了。
明天一早，即使需要我抵押房子做保釋金，法官也會裁定将我釋放。
在這樣一個連殺人案的嫌疑犯都能釋放的國度，任何其他的裁決結果對我而言都是天方夜譚。
還有一條不太好的消息：作為将我釋放的交換條件，負責裁決我命運的那個法官可能會禁止我在等待最終審判期間離開美國領土。
從家庭和工作角度來看，這樣的情況自然遠非理想，不過也不算是個災難。
2006年返回法國之前，我已經在康涅狄格州工作7年了，對美國分公司非常了解，所以就算是我身在美國而不在新加坡，至少幾個月之内，我也應該能繼續領導鍋爐業務不出大的差錯。
當然，這需要我的公司能授予一個為我量身定制的職位。
但是，因為公司的緣故，我遇到了這麼多麻煩，公司應該會比較通情達理，這是我能期待的最起碼的結果吧！ 與之相反的是，對我們全家來說，這将會是一場噩夢。
2012年8月，我帶着克拉拉和4個孩子到新加坡定居。
這次遷居亞洲，對全家人來說都受益。
我們夫妻二人克服了很多困難，新加坡的生活象征着新的開始。
我們賭對了。
孩子們在那裡過得很快樂，完全融入了當地的環境。
他們非常喜歡就讀的國際學校，已經交了許多朋友。
我現在仿佛還能看到那一幕：我們抵達新加坡後的第一周，加布裡埃拉舉着自己的平闆電腦穿過整座房子，為她爺爺舉辦了一場虛拟的新居之旅。
她當時的神情是那樣自豪、那樣快樂，其他孩子也和她一樣。
從那時起，我和克拉拉在新加坡的生活也步入正軌。
對克拉拉而言，我已失聯近72個小時。
雖說我出差時的确很少和家人電話聯系，但是時候把實情告訴她了。
我和律師已經商量好，明天開庭之後就會告訴她一切。
那時我将重獲自由，對她的打擊就不會那麼強烈。
但是我該怎樣向她解釋發生在我身上的一切呢？如果我被迫滞留美國幾個月，等待判決結果，那接下來的生活我們該怎麼安排？難道要再舉家搬遷一次嗎？憑着神經生物學博士學位和工作經驗，克拉拉剛剛被新加坡的一家大型法資企業雇用，她很喜歡自己的新工作。
也許我自己一個人在波士頓住上一段時間會更好。
但是克拉拉能忍受這樣的分居生活嗎？孩子們呢？ 躺在牢房的床上，我反複思量着。
這些無解的問題萦繞在我的心頭。
我重讀了一遍起訴書摘要，試圖理順塔拉罕項目中相關事件發生的時間順序，但那實在是太久遠了……開庭預計是在明天上午11點，考慮到提審需要的時間，獄警應該會在天亮之前就把我叫醒，大概從淩晨4點就開始。
按理說，我應該睡一會兒，但是床那麼窄——寬度不超過半米，塑料床墊又那麼薄，我怕自己睡覺的時候會掉下去。
獄友們向我展示了防摔妙計：用繩子把床墊、毯子和床單打個厚厚的結捆在一起。
這個方法很奏效，但是我感到實在透不過氣來。
我感覺自己就像一塊烤肉，被繩子捆得死死的，想合上眼休息一下都是奢望。
我一動不動、一聲不響地等待着。
我希望他在華盛頓和美國司法部會面結束以後，能來懷亞特看看我。
” 我們的談話結束後，莉茲查了我的黑莓手機，将我的妻子克拉拉、我的妹妹和父母的電話号碼告訴了我。
我向她交代了我信用卡的密碼，請她盡快在我的食堂賬戶裡存入50美元，以備随時需要。
按照我的習慣，尤其是在這千鈞一發的關頭，我總是努力讓自己保持冷靜思考。
這是要歸功于我受到的工程師教育，還是出于我對數學的興趣呢？面對所有複雜局面，我都采用運算的方式處理。
我先排列出加号、減号，再做加法和減法。
有一條好消息：我在這個地獄般的看守所裡的苟且生活沒有幾個小時了。
明天一早，即使需要我抵押房子做保釋金，法官也會裁定将我釋放。
在這樣一個連殺人案的嫌疑犯都能釋放的國度，任何其他的裁決結果對我而言都是天方夜譚。
還有一條不太好的消息：作為将我釋放的交換條件，負責裁決我命運的那個法官可能會禁止我在等待最終審判期間離開美國領土。
從家庭和工作角度來看，這樣的情況自然遠非理想，不過也不算是個災難。
2006年返回法國之前，我已經在康涅狄格州工作7年了，對美國分公司非常了解，所以就算是我身在美國而不在新加坡，至少幾個月之内，我也應該能繼續領導鍋爐業務不出大的差錯。
當然，這需要我的公司能授予一個為我量身定制的職位。
但是，因為公司的緣故，我遇到了這麼多麻煩，公司應該會比較通情達理，這是我能期待的最起碼的結果吧！ 與之相反的是，對我們全家來說，這将會是一場噩夢。
2012年8月，我帶着克拉拉和4個孩子到新加坡定居。
這次遷居亞洲，對全家人來說都受益。
我們夫妻二人克服了很多困難，新加坡的生活象征着新的開始。
我們賭對了。
孩子們在那裡過得很快樂，完全融入了當地的環境。
他們非常喜歡就讀的國際學校，已經交了許多朋友。
我現在仿佛還能看到那一幕：我們抵達新加坡後的第一周，加布裡埃拉舉着自己的平闆電腦穿過整座房子，為她爺爺舉辦了一場虛拟的新居之旅。
她當時的神情是那樣自豪、那樣快樂，其他孩子也和她一樣。
從那時起，我和克拉拉在新加坡的生活也步入正軌。
對克拉拉而言，我已失聯近72個小時。
雖說我出差時的确很少和家人電話聯系，但是時候把實情告訴她了。
我和律師已經商量好，明天開庭之後就會告訴她一切。
那時我将重獲自由，對她的打擊就不會那麼強烈。
但是我該怎樣向她解釋發生在我身上的一切呢？如果我被迫滞留美國幾個月，等待判決結果，那接下來的生活我們該怎麼安排？難道要再舉家搬遷一次嗎？憑着神經生物學博士學位和工作經驗，克拉拉剛剛被新加坡的一家大型法資企業雇用，她很喜歡自己的新工作。
也許我自己一個人在波士頓住上一段時間會更好。
但是克拉拉能忍受這樣的分居生活嗎？孩子們呢？ 躺在牢房的床上，我反複思量着。
這些無解的問題萦繞在我的心頭。
我重讀了一遍起訴書摘要，試圖理順塔拉罕項目中相關事件發生的時間順序，但那實在是太久遠了……開庭預計是在明天上午11點，考慮到提審需要的時間，獄警應該會在天亮之前就把我叫醒，大概從淩晨4點就開始。
按理說，我應該睡一會兒，但是床那麼窄——寬度不超過半米，塑料床墊又那麼薄，我怕自己睡覺的時候會掉下去。
獄友們向我展示了防摔妙計：用繩子把床墊、毯子和床單打個厚厚的結捆在一起。
這個方法很奏效，但是我感到實在透不過氣來。
我感覺自己就像一塊烤肉，被繩子捆得死死的，想合上眼休息一下都是奢望。
我一動不動、一聲不響地等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