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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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來諷刺的是，那段時間我正打算從公司離職。
那年我31歲，在北京做阿爾斯通能源部門的中國區商務經理已經4年（1995—1999年）了，我希望重新規劃自己的職業生涯。
的确，自從加入阿爾斯通以來，我在事業上做得非常成功。
然而，我隻有一個中遊水準的工程師學院文憑（普瓦提埃的法國國立高等機械與航空技術大學），我擔心自己的職業生涯很快就要撞到“玻璃天花闆”。
我明白，想要在一家特大型企業裡晉升，我還是缺點兒什麼。
所以我決定離開阿爾斯通，去歐洲工商管理學院攻讀工商管理碩士，當時我已經被錄取了。
1999年，我就這件事情和妻子克拉拉讨論了很久。
在此之前，她同意放棄自己的工作，跟随我來到北京，她在1998年生下了我們的龍鳳胎皮埃爾和蕾娅之後，還獲得了神經生物學的博士學位，因此，她非常渴望能重新開始工作，希望我們盡快回法國定居。
現如今，回過頭看，當初沒有堅持這個決定讓我追悔莫及。
雖然不知道那個未來會帶給我們什麼，生活會不會更加幸福，但有一點我可以斷定，那就是原本我是絕不可能被抓到這裡，被關進懷亞特看守所的！ 但是那個時候，阿爾斯通明白怎樣做才能留住我。
或許，公司認為我是一個擁有遠大前程的員工。
離開中國之後，我被授予在美國的一個重要職位：鍋爐部全球市場營銷經理。
為了能徹底說服我，我的上級甚至多給了我一些自由時間（隔周的周五，外加一年之内的幾個星期），去攻讀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工商管理碩士課程。
哥倫比亞大學是最令人向往的美國大學之一，也是著名的“常春藤聯盟”成員。
阿爾斯通還同意全額支付我的入學費，總計10萬美元。
這樣的挽留條件沒人能夠拒絕。
于是，1999年9月，我前往康涅狄格州溫莎鎮。
又過了兩個月，克拉拉和孩子們也趕去那裡與我團聚。
但自從我到了那裡後，才發現實際情況比預期艱難得多。
2000年初，阿爾斯通面臨着嚴重的财務危機，公司瀕臨破産。
1年前，領導層同ABB集團結成聯盟，那是一家瑞士與瑞典合資的對手公司。
但很快，這場工業界的聯合變得後患無窮。
阿爾斯通掌控了ABB的燃氣汽輪機技術，便以為自己簡直是做成了一筆世紀交易，殊不知這筆訂單的簽署正是公司曆史上最為災難性的一次決策。
當時，這個汽輪發電機技術根本沒有發展成熟，而且發生了多起技術性故障。
事後阿爾斯通隻好向客戶賠償損失。
阿爾斯通為此付出了超過20億歐元的賠償金，公司負債比高得驚人（增加了2000%）。
當時，公司宣布其财務赤字創下53億歐元的紀錄，因此失去了銀行的信任。
也是在這個時期，董事會決定辭退皮埃爾·比爾熱，将掌管公司的大權交給了柏珂龍，以期他能力挽狂瀾，帶領公司走出困境。
這個決策在公司内部深得人心。
柏珂龍屬于精英階層，而且是精英中的精英。
他是一位“X-Mines”[1]，跻身于一個“小型貴族圈”，這個團體由每一年巴黎綜合理工大學和國立巴黎高等礦業學院前20名最優秀的學生組成，甚至可以說是共和政體下的寡頭。
200年來他們控制着法國最重要的公司，影響着法國的經濟走向。
柏珂龍在普基集團完成職業生涯的第一段旅程之後，在2001年成為阿爾斯通的董事，2003年1月1日成為總經理，并最終成為首席執行官。
掌權後的幾個月，他為了避免公司被法院宣布破産，全力挽救這家公司，甚至親自站在巴黎的商事法庭上辯護，還要親赴布魯塞爾的歐盟委員會遊說，更要說服法國政府援助阿爾斯通。
阿爾斯通内部付出的代價就是企業業務和人員組織的重組——超過200名高管要被打發回家。
在這場生死攸關的行動中，柏珂龍得到了一個人的鼎力相助，那就是尼古拉·薩科齊。
這位法蘭西共和國未來的總統，當時還是經濟财政部長。
他知道法國人民有多看重自己的大企業，他可不想像某些人一樣袖手旁觀，眼看着為數不多的法國跨國公司中的一家被“瓜分”。
他成功地使這家公司重新部分國有化——法國政府回購了阿爾斯通略超過20%的資産。
尼古拉·薩科齊可以歡呼勝利了：他和柏珂龍聯手拯救了阿爾斯通！ 但對我而言，當時戰鬥的司令部在阿爾斯通總部和法國政府内部，我離那些地方足有幾個光年之遠。
一到美國，我就掉進了鈎心鬥角的龍潭虎穴。
我領導的康涅狄格州溫莎鎮美國總部的工作班子，全都是1999年末合并過來的ABB的人。
更有甚者，我發現自己要直接面對一位根本不把我放在眼裡的公司高管，即蓋裡·巴爾齊科夫斯基。
早在1年前，也就是1998年，我們倆還是競争對手。
他為ABB效力，我則代表阿爾斯通的利益。
我們曾經為了拿下中國當時最大的發電站合同而競争，那份合
那年我31歲，在北京做阿爾斯通能源部門的中國區商務經理已經4年（1995—1999年）了，我希望重新規劃自己的職業生涯。
的确，自從加入阿爾斯通以來，我在事業上做得非常成功。
然而，我隻有一個中遊水準的工程師學院文憑（普瓦提埃的法國國立高等機械與航空技術大學），我擔心自己的職業生涯很快就要撞到“玻璃天花闆”。
我明白，想要在一家特大型企業裡晉升，我還是缺點兒什麼。
所以我決定離開阿爾斯通，去歐洲工商管理學院攻讀工商管理碩士，當時我已經被錄取了。
1999年，我就這件事情和妻子克拉拉讨論了很久。
在此之前，她同意放棄自己的工作，跟随我來到北京，她在1998年生下了我們的龍鳳胎皮埃爾和蕾娅之後，還獲得了神經生物學的博士學位，因此，她非常渴望能重新開始工作，希望我們盡快回法國定居。
現如今，回過頭看，當初沒有堅持這個決定讓我追悔莫及。
雖然不知道那個未來會帶給我們什麼，生活會不會更加幸福，但有一點我可以斷定，那就是原本我是絕不可能被抓到這裡，被關進懷亞特看守所的！ 但是那個時候，阿爾斯通明白怎樣做才能留住我。
或許，公司認為我是一個擁有遠大前程的員工。
離開中國之後，我被授予在美國的一個重要職位：鍋爐部全球市場營銷經理。
為了能徹底說服我，我的上級甚至多給了我一些自由時間（隔周的周五，外加一年之内的幾個星期），去攻讀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工商管理碩士課程。
哥倫比亞大學是最令人向往的美國大學之一，也是著名的“常春藤聯盟”成員。
阿爾斯通還同意全額支付我的入學費，總計10萬美元。
這樣的挽留條件沒人能夠拒絕。
于是，1999年9月，我前往康涅狄格州溫莎鎮。
又過了兩個月，克拉拉和孩子們也趕去那裡與我團聚。
但自從我到了那裡後，才發現實際情況比預期艱難得多。
2000年初，阿爾斯通面臨着嚴重的财務危機，公司瀕臨破産。
1年前，領導層同ABB集團結成聯盟，那是一家瑞士與瑞典合資的對手公司。
但很快，這場工業界的聯合變得後患無窮。
阿爾斯通掌控了ABB的燃氣汽輪機技術，便以為自己簡直是做成了一筆世紀交易，殊不知這筆訂單的簽署正是公司曆史上最為災難性的一次決策。
當時，這個汽輪發電機技術根本沒有發展成熟，而且發生了多起技術性故障。
事後阿爾斯通隻好向客戶賠償損失。
阿爾斯通為此付出了超過20億歐元的賠償金，公司負債比高得驚人（增加了2000%）。
當時，公司宣布其财務赤字創下53億歐元的紀錄，因此失去了銀行的信任。
也是在這個時期，董事會決定辭退皮埃爾·比爾熱，将掌管公司的大權交給了柏珂龍，以期他能力挽狂瀾，帶領公司走出困境。
這個決策在公司内部深得人心。
柏珂龍屬于精英階層，而且是精英中的精英。
他是一位“X-Mines”[1]，跻身于一個“小型貴族圈”，這個團體由每一年巴黎綜合理工大學和國立巴黎高等礦業學院前20名最優秀的學生組成，甚至可以說是共和政體下的寡頭。
200年來他們控制着法國最重要的公司，影響着法國的經濟走向。
柏珂龍在普基集團完成職業生涯的第一段旅程之後，在2001年成為阿爾斯通的董事，2003年1月1日成為總經理，并最終成為首席執行官。
掌權後的幾個月，他為了避免公司被法院宣布破産，全力挽救這家公司，甚至親自站在巴黎的商事法庭上辯護，還要親赴布魯塞爾的歐盟委員會遊說，更要說服法國政府援助阿爾斯通。
阿爾斯通内部付出的代價就是企業業務和人員組織的重組——超過200名高管要被打發回家。
在這場生死攸關的行動中，柏珂龍得到了一個人的鼎力相助，那就是尼古拉·薩科齊。
這位法蘭西共和國未來的總統，當時還是經濟财政部長。
他知道法國人民有多看重自己的大企業，他可不想像某些人一樣袖手旁觀，眼看着為數不多的法國跨國公司中的一家被“瓜分”。
他成功地使這家公司重新部分國有化——法國政府回購了阿爾斯通略超過20%的資産。
尼古拉·薩科齊可以歡呼勝利了：他和柏珂龍聯手拯救了阿爾斯通！ 但對我而言，當時戰鬥的司令部在阿爾斯通總部和法國政府内部，我離那些地方足有幾個光年之遠。
一到美國，我就掉進了鈎心鬥角的龍潭虎穴。
我領導的康涅狄格州溫莎鎮美國總部的工作班子，全都是1999年末合并過來的ABB的人。
更有甚者，我發現自己要直接面對一位根本不把我放在眼裡的公司高管，即蓋裡·巴爾齊科夫斯基。
早在1年前，也就是1998年，我們倆還是競争對手。
他為ABB效力，我則代表阿爾斯通的利益。
我們曾經為了拿下中國當時最大的發電站合同而競争，那份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