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訪西貝柳斯和考裡斯馬基(芬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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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當時的芬蘭人過着怎樣一種日常生活，非常有趣。
在艾諾拉山莊裡，完好地保存着西貝柳斯作曲時用的斯坦威三角大鋼琴，至今仍然會在音樂會上彈奏（艾諾拉山莊定期舉行小型音樂會）。
據說這台樂器是他五十歲生日那天衆位友人饋贈的賀禮。
而此前他一直使用一台很舊的立式鋼琴作曲。
這并非因為他喜歡立式鋼琴，而是沒有經濟上的餘裕去買三角大鋼琴。
幾位朋友便議論道：“像西貝公這樣的世界級大作曲家居然沒有一架三角大鋼琴，這簡直是芬蘭的恥辱嘛。
”（遣詞用字完全是我自己的想象），于是他們籌集資金，買了一架嶄新的三角大鋼琴送給了西貝柳斯。
據說西貝公十分開心。
說到西貝公……不不，西貝柳斯的五十歲誕辰，應該是一九一五年的事兒，那時他已經寫到了第五交響樂，被公認為國家級的偉人，《芬蘭頌》和小提琴協奏曲在世界各地被熱心地演奏着。
可為什麼他竟然會如此困窘呢？我向艾諾拉山莊的女館長西露卡·赫爾米内打聽過，回答是：當時的芬蘭實質上還處在俄國的統治之下，版稅制度還沒有得到執行，許多作品被以極低的價格賣掉，他并沒有得到多少版稅。
因此他長期債台高築，為了掙點生活費，哪怕有心想“寫一部交響樂”，也不得不寫些鋼琴或小提琴小品賣掉換錢。
好心酸啊。
不過，那些鋼琴和小提琴小品中也有不少非常精妙的作品。
順便一提，芬蘭正式成為獨立國家，是在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之後。
而西貝柳斯就成了新生的芬蘭的臉面一樣的人物。
請允許我聊聊私人話題。
在芬蘭，迄今為止已經翻譯出版了我的四部作品。
我覺得機不可失，便和出版社聯系了一下，于是就變成了：“哎呀，你跑到芬蘭來啦，一起吃個飯吧。
”在赫爾辛基港附近一家雅緻的餐廳裡，與那家出版社的四個人共進午餐。
在座的有一位董事，一位編輯，一位業務員（這三位都是女性），一位譯者（男性）。
進餐時，我問道：“生意怎麼樣？”得到的回答是：“許多讀者在芬蘭文譯本問世之前就已經看過英譯本了，翻譯出版事業在這裡很艱難啊。
”年輕人都像這樣能自如地運用英語，而且閱讀瑞典文圖書的人也很多。
然而他們對芬蘭語滿懷自豪，因此有一種使命感：要盡可能地翻譯出版更多的芬蘭文作品。
真是讓人放心的想法，加油幹哦。
老實說，芬蘭語得到廣泛使用是近些年的事兒。
直至十九世紀，瑞典語一直被當作芬蘭的官方語言，因為整個芬蘭都處于瑞典的文化統治之下。
直到現在芬蘭仍然是雙母語國家，芬蘭語和瑞典語都是官方語言。
不過在當年，芬蘭語一般被認為是沒什麼教養的鄉下人才用的語言。
然而自從芬蘭被俄國統治之後，伴随着民族主義的勃興，芬蘭語作為芬蘭人的共同語言，作為民族認同的象征逐漸擁有了力量。
經常有人指出，芬蘭語的語言結構多少異于其他西歐語言，與日語有相似的要素。
如此說來，我充滿懷念地回想起了從前（那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在紐約與約翰·歐文見面時，他曾經欣欣然地告訴我： “我有好幾本書被譯成了芬蘭語，在那個隻有五百萬人口的小國家哦。
”當然，作品在人口衆多的國家被翻譯出版非常可喜（因為銷量可期），但是被翻譯成人口稀少的國家的文字，對作家來說也是足以自豪的事情，會在私人層面上對那個國家産生溫馨的親密之感。
這些姑且不論，走到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倘若遇上出版社的人，問他：“生意如何呀？”都絕不可能得到這樣的答案：“哎呀，賺錢賺得手都發軟呢！”大多是面色陰沉、牢騷滿腹：“這個，書不好賣啊……”芬蘭在這方面也一樣。
盡管不是核能發電、地球變暖那樣沉重的問題，但是書年複一年滞銷好像也是全世界共同的煩
在艾諾拉山莊裡，完好地保存着西貝柳斯作曲時用的斯坦威三角大鋼琴，至今仍然會在音樂會上彈奏（艾諾拉山莊定期舉行小型音樂會）。
據說這台樂器是他五十歲生日那天衆位友人饋贈的賀禮。
而此前他一直使用一台很舊的立式鋼琴作曲。
這并非因為他喜歡立式鋼琴，而是沒有經濟上的餘裕去買三角大鋼琴。
幾位朋友便議論道：“像西貝公這樣的世界級大作曲家居然沒有一架三角大鋼琴，這簡直是芬蘭的恥辱嘛。
”（遣詞用字完全是我自己的想象），于是他們籌集資金，買了一架嶄新的三角大鋼琴送給了西貝柳斯。
據說西貝公十分開心。
說到西貝公……不不，西貝柳斯的五十歲誕辰，應該是一九一五年的事兒，那時他已經寫到了第五交響樂，被公認為國家級的偉人，《芬蘭頌》和小提琴協奏曲在世界各地被熱心地演奏着。
可為什麼他竟然會如此困窘呢？我向艾諾拉山莊的女館長西露卡·赫爾米内打聽過，回答是：當時的芬蘭實質上還處在俄國的統治之下，版稅制度還沒有得到執行，許多作品被以極低的價格賣掉，他并沒有得到多少版稅。
因此他長期債台高築，為了掙點生活費，哪怕有心想“寫一部交響樂”，也不得不寫些鋼琴或小提琴小品賣掉換錢。
好心酸啊。
不過，那些鋼琴和小提琴小品中也有不少非常精妙的作品。
順便一提，芬蘭正式成為獨立國家，是在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之後。
而西貝柳斯就成了新生的芬蘭的臉面一樣的人物。
請允許我聊聊私人話題。
在芬蘭，迄今為止已經翻譯出版了我的四部作品。
我覺得機不可失，便和出版社聯系了一下，于是就變成了：“哎呀，你跑到芬蘭來啦，一起吃個飯吧。
”在赫爾辛基港附近一家雅緻的餐廳裡，與那家出版社的四個人共進午餐。
在座的有一位董事，一位編輯，一位業務員（這三位都是女性），一位譯者（男性）。
進餐時，我問道：“生意怎麼樣？”得到的回答是：“許多讀者在芬蘭文譯本問世之前就已經看過英譯本了，翻譯出版事業在這裡很艱難啊。
”年輕人都像這樣能自如地運用英語，而且閱讀瑞典文圖書的人也很多。
然而他們對芬蘭語滿懷自豪，因此有一種使命感：要盡可能地翻譯出版更多的芬蘭文作品。
真是讓人放心的想法，加油幹哦。
老實說，芬蘭語得到廣泛使用是近些年的事兒。
直至十九世紀，瑞典語一直被當作芬蘭的官方語言，因為整個芬蘭都處于瑞典的文化統治之下。
直到現在芬蘭仍然是雙母語國家，芬蘭語和瑞典語都是官方語言。
不過在當年，芬蘭語一般被認為是沒什麼教養的鄉下人才用的語言。
然而自從芬蘭被俄國統治之後，伴随着民族主義的勃興，芬蘭語作為芬蘭人的共同語言，作為民族認同的象征逐漸擁有了力量。
經常有人指出，芬蘭語的語言結構多少異于其他西歐語言，與日語有相似的要素。
如此說來，我充滿懷念地回想起了從前（那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在紐約與約翰·歐文見面時，他曾經欣欣然地告訴我： “我有好幾本書被譯成了芬蘭語，在那個隻有五百萬人口的小國家哦。
”當然，作品在人口衆多的國家被翻譯出版非常可喜（因為銷量可期），但是被翻譯成人口稀少的國家的文字，對作家來說也是足以自豪的事情，會在私人層面上對那個國家産生溫馨的親密之感。
這些姑且不論，走到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倘若遇上出版社的人，問他：“生意如何呀？”都絕不可能得到這樣的答案：“哎呀，賺錢賺得手都發軟呢！”大多是面色陰沉、牢騷滿腹：“這個，書不好賣啊……”芬蘭在這方面也一樣。
盡管不是核能發電、地球變暖那樣沉重的問題，但是書年複一年滞銷好像也是全世界共同的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