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未來怎麼辦：從單身獨居到為人父母
關燈
小
中
大
們未來的研究任務是提出更加周密的理論，提取更加詳實的數據，來破解導緻這些差異形成的機制”。
那樣的理論和數據部分取決于人們對新的家庭結構、新的男女角色認同，以及這些新角色是否能夠得到仍然假定所有男女都要結為夫妻的社會政策的支持。
我們要做的就是承認世界已經不同，我們要試圖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加人性化，以适應不同個體、伴侶和兒童的要求。
凱蒂·羅菲是一位社論作家和辯論高手，她在不到30歲的時候描寫過她那些長期單身的朋友如何一邊享受性的自由，一邊追求事業，但同時她也不掩蓋自己對簡·奧斯丁時代的婚姻關系心存渴望。
然而過了40歲，她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而且這兩個孩子還是和不同的男人所生。
羅菲現在定期寫一些有關單身母親話題的文章，其觀點令人信服。
她在《紐約時報》上的一篇文章裡說到她自己享有的經濟和教育特權，承認她雖然可能并不是“典型的單身母親……但是，如同不存在典型的母親一樣，當然也不存在典型的單身母親”。
羅菲認為，正是一直以來認為未婚媽媽是非正常現象的想法，“使得人們無法以更加理性、包容的态度來理解豐富多樣的家庭模式”。
[29] 羅菲援引了薩拉·麥克拉納漢（SaraMcLanahan）正在進行的“弱勢家庭”研究，這些研究表明，單身母親狀态的主要風險并非簡單地來自于未婚生育，而是根植于貧困，其次是頻繁更換戀人（這也可能是貧困加重的結果，因為這些戀人處于抑郁、無業狀态、有暴力傾向，或導緻家庭經濟更加拮據的可能性更大）。
事實上，羅菲從“弱勢家庭”研究中得出推論，“經濟狀況穩定但父母之間關系緊張、存在沖突的雙親家庭，較之于經濟狀況穩定但父母之間關系不緊張、沒有沖突的單親家庭，對孩子造成的危害更大”。
“這番道德說教中沒有提及的是，”羅菲這樣寫道，“家庭形式多種多樣”，“沒有一種家庭結構一定是幸福的，或一定是痛苦的。
”[30] 生育技術的下一個前沿 和體外受精一樣，卵子冷凍技術的發明并不是解決單身女性問題的萬靈妙藥。
事實上，20世紀90年代初意大利醫生在發明這種方法的時候，是為了規避羅馬天主教會禁止已婚女子通過體外受精生育孩子的規定。
[31] 卵子冷凍技術直到2012年，還被美國生殖醫學協會認為是“實驗性的”，該學會在2012年的一份聲明中宣布，一系列的試驗表明，在體外受精治療過程中使用新鮮卵子和冷凍卵子并無明顯區别。
卵子冷凍技術在剛開始使用的幾年裡不是十分可靠有效，但是新的瞬間冷凍技術——可以防止冰晶體破壞卵子的玻璃化冷凍技術的出現，提高了卵子冷凍的成功率，目前可以達到40%左右。
[32]雖然美國生殖醫學協會并不支持将這一方法“用以延緩生殖衰老”，但是使用這種技術的診所在全美各地單身和晚婚女性的聚集地紛紛湧現。
冷凍卵子，相對于冷凍胚胎而言，從理論上來說可以使女性提前保存卵子，等待她們遇見或選擇好合适的男子，再利用他的精子給凍卵授精。
對于尚在等待伴侶出現，但又害怕會失去生育能力的單身女性來說，這是一項非常理想的技術。
和大多數為了幫助婦女掌控自己生育大權而開發的其他技術一樣，卵子冷凍也不是免費的午餐。
受術女性必須拿出一萬至兩萬美元用于卵子的抽取、冷凍和保存。
這一過程還需注射荷爾蒙，而且能顯示其成功率的數據少之又少。
《被重組的母性》（Motherhood,Rescheduled）的作者薩拉·伊麗莎白·理查茲（SarahElizabethRichards）指出，多數女性冷凍卵子是為了以防萬一，并不會積極地計劃使用。
因此，到2013年底，雖然有一萬多名女性進行了卵子冷凍，但是真正回來取用的卻不足1500人。
[33] 而且，雖然卵子冷凍技術或可延長婦女的生育年齡，但是一旦錯過了最佳受孕期，這一技術同樣也會失去效用。
對38歲以上的婦女，一般不鼓勵做冷凍卵子，因為這個年齡的卵子質量已經下降，冷凍了也是浪費。
[34] 也就是說，如果女性真的要将這一技術作為有效延伸生育能力的手段，那麼它的費用必須降下來，而且我們要鼓勵她們在育齡中期做出選擇，而不是到了後期才考慮。
然而這很難在年輕女性中推銷，因為多數人還沒有這個經濟能力，也無法理解這筆花費的意義，或不想經曆這樣的療程，而且她們更願意相信，有朝一日自己可以正常生育。
大多數女性都認為生育是和擇偶綁定的，所以在意識到兩者有可能無法在同一時間線上進行之前，她們很難在思想上将其分開。
然而，随着卵子冷凍技術的改進和成功率的提高，一些醫生和老闆，包括42歲初婚且尚未生育的美國廣播公司（ABC）節目主持人黛安·索耶（DianeSawyer）——都力勸女性盡早考慮冷凍卵子。
索耶向許多女性推薦的紐約大學醫院專家妮可·諾伊斯（NicoleNoyes）告訴《新聞周刊》，來找她的患者有四分之三的人是因為尚未準備好要孩子，許多人是父母要求她們來的。
一名40來歲、沒有孩子的女性對《新聞周刊》說：“我要獻花給黛安，感謝她所做的這一切”。
2014年，包括Apple和Facebook在内的幾家矽谷公司宣布他們要推出一項公司福利，為女職工報銷凍卵費用。
2013年薩拉·理查茲在《華爾街日報》報道稱，申請凍卵者的年齡“在慢慢下降”；一項針對240名女子進行的調查顯示，從2005年至2011年，在紐約一家生殖機構進行生育咨詢的婦女，其平均年齡從39歲下降到了37歲。
理查茲這樣寫道，“有些醫生說，少數婦女的年齡在35歲以下——這是女性生育能力開始下降的拐點，到這個年齡醫學上就稱她們是‘高齡孕婦’了”。
[35] 由此我們可以預知未來的樣子：這個未來不是說人人都要花巨額費用冷凍卵子，而是在對待生育和擇偶的不可分割性上，我們的态度開始發生改變。
将來女性或許會聽取一些休利特的警告——生物鐘在滴答作響，别忘了生孩子——并在較早的時候付諸行動，因為她們的獨立意識越來越強；将來她們會更容易将生育的選擇和伴侶的選擇分别開來，後者可能會如期出現，也可能不會。
理查茲在寫她那本關于凍卵的書時發現，出于非醫學原因對凍卵持批評态度的人士稱，“生物學上的期限都有其存在的意義，”這個期限一旦消除，就會使女性喪失尋找伴侶的動力。
但是她在書中說，她采訪的那些女性“并沒有因為生育能力‘冷藏’好了就隻和錄像帶做伴，事實上，她們說冷凍卵子驅使她們對生活負起責任，她們很放松地生活着，戀愛、結婚、解凍卵子，一步也不耽誤”。
故事并未結束 2013年4月，我的朋友薩拉即将跨入39歲。
自打從波士頓回來後，她換過幾次工作，找到了一處她非常喜歡的新公寓，朋友圈子不僅擴大而且更加堅固了。
她出差到過非洲（和我一起），去過冰島和古巴旅遊，還在哥斯達黎加的沖浪營度過一個星期，為一個單身的女性朋友慶祝她40歲的生日。
在回到紐約後的八年時間裡，薩拉有過幾段感情，有些是随随便便的交往，有些則維續了很長時間。
進入40歲以後，雖然懷念從前的男朋友，但是她一邊坦然地過着單身的生活，一邊繼續結識新人，在為自己打造的生活裡過得非常充實。
在薩拉過完39歲生日兩個月後的一天，我和她吃完飯走在回家的路上，她對我說要去見一個醫生，她要冷凍卵子。
聽到這個消息我非常吃驚。
我們之前談過孩子的問題，但是她堅持絕不單獨行動，她說她是個浪漫的人，一定要堅守到那個人出現。
一個星期後，她從醫生的辦公室出來打電話給我說，她條件很好，打算立即行動。
電話裡她高興得幾乎要暈過去了，這是我聽到過她最激動的一次。
“我一到那裡就和醫生說了，”她迫不及待地告訴我，“我感覺自己非常确定，非常有力量。
”她聽上去精力充沛，“我突然覺得好像有什麼事情能自己掌控了。
” 事實上，雖然醫生向她解釋了時間的安排，建議她幾個月之後再開始，可那天早上她來了月經，而冷凍程序就是在月經周期之初開始的，所以她堅持當天就行動，第二天她就給自己注射了藥物。
一切都非常順利，她排卵很多，而且醫生評估她的卵子非常健康。
但是她的身體承受了很大的痛苦，又是注射荷爾蒙和促排卵藥物、又是提取卵子，卵巢也腫脹了，這一切使她感覺非常糟糕。
結束的時候她還略有失望，因為雖然經曆了激素水平的變化和“造人行動”帶來的極度興奮，她并沒有真的做出懷孕的打算。
但不管怎樣，卵子已經冷凍好了，她總算為她未來的家庭做了點什麼，她感覺很好。
11月初的一天薩拉過來找我，飯後她告訴我說，她開始對随意交往的一個家夥感到不耐煩了，也許是因為對某個前任仍念念不忘。
她停下來看着我，然後繼續說道：“也許是因為，我想明白了，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單身的命。
” 在做凍卵之後，薩拉說，她對自己的獨立性又多了一點認識，她還是一個人獨立行動最好。
“也許我生來就該一個人過，”她說，“也許這才是我幸福的所在。
” 十天之後我接到薩拉的電話，她讓我先坐下來再聽她說。
“我結婚了，”她說。
就是你在随意交往的那個人嗎？我吃驚地問她。
不是的，薩拉說，是前男友，分手後讓她很難走出來的那一個。
他們之間的故事有點複雜，總之就是他先聯系上了薩拉，說想要和她一起共度餘生。
他已聽說薩拉做了凍卵，然後還說他想要孩子，他愛她、這輩子不能沒有她之類的話。
四天之後他們就在市政廳結了婚，她身上穿了前一天下午才買的衣服。
那時候薩拉感到非常幸福。
婚後的幾個星期，薩拉和她丈夫還不太能适應兩個人在一起的生活，就考慮是不是各自都保留獨立的居所。
雖然結婚是他們兩人共同的意願，但是他們婚後的生活卻難以符合薩拉想象中的“婚姻”，因為她以父母的關系作參照。
薩拉的父母在那年夏天慶祝了結婚五十周年。
“隻是因為我們倆都太獨立了，”她向我解釋說，“我一直以來都是一個人生活，十一年了，我沒有和人合住過。
也許我就是喜歡一個人過，雖然我愛布萊恩，想要和他共同創造生活。
但這與我心目中的婚姻仍有差距，我不知道該如何處理。
” 薩拉不知道他們下一步會怎麼走——要搬到一起嗎？他們會要孩子嗎？是繼續耗下去呢還是決定分手？雖然如此，但是有一點她心裡非常明确，“這樣悄然而又迅速地結婚，”她說，“是我除了冷凍卵子以外做過的最自由的事情。
” 我說，也許是因為這樣最能體現你們倆特有的互動關系。
“也許吧，”她說，“但也許隻是最能體現我，想要什麼和不想要什麼。
” 薩拉竭力向我解釋，她的婚姻不是個蝴蝶結，将其幸福地綁緊。
她40歲，人生剛剛過半。
她說：“而且這和我父母的生活太不一樣了”。
對于未來，薩拉心中充滿了迷茫。
“求求你，别弄得好像結婚就是我故事的結局。
”她懇求我。
注釋 [1]繼發性不孕（secondaryinfertility），育齡婦女曾經懷孕過，但由于輸卵管堵塞、卵巢功能障礙等等原因，無法再次生育。
那樣的理論和數據部分取決于人們對新的家庭結構、新的男女角色認同，以及這些新角色是否能夠得到仍然假定所有男女都要結為夫妻的社會政策的支持。
我們要做的就是承認世界已經不同，我們要試圖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加人性化，以适應不同個體、伴侶和兒童的要求。
凱蒂·羅菲是一位社論作家和辯論高手，她在不到30歲的時候描寫過她那些長期單身的朋友如何一邊享受性的自由，一邊追求事業，但同時她也不掩蓋自己對簡·奧斯丁時代的婚姻關系心存渴望。
然而過了40歲，她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而且這兩個孩子還是和不同的男人所生。
羅菲現在定期寫一些有關單身母親話題的文章，其觀點令人信服。
她在《紐約時報》上的一篇文章裡說到她自己享有的經濟和教育特權，承認她雖然可能并不是“典型的單身母親……但是，如同不存在典型的母親一樣，當然也不存在典型的單身母親”。
羅菲認為，正是一直以來認為未婚媽媽是非正常現象的想法，“使得人們無法以更加理性、包容的态度來理解豐富多樣的家庭模式”。
[29] 羅菲援引了薩拉·麥克拉納漢（SaraMcLanahan）正在進行的“弱勢家庭”研究，這些研究表明，單身母親狀态的主要風險并非簡單地來自于未婚生育，而是根植于貧困，其次是頻繁更換戀人（這也可能是貧困加重的結果，因為這些戀人處于抑郁、無業狀态、有暴力傾向，或導緻家庭經濟更加拮據的可能性更大）。
事實上，羅菲從“弱勢家庭”研究中得出推論，“經濟狀況穩定但父母之間關系緊張、存在沖突的雙親家庭，較之于經濟狀況穩定但父母之間關系不緊張、沒有沖突的單親家庭，對孩子造成的危害更大”。
“這番道德說教中沒有提及的是，”羅菲這樣寫道，“家庭形式多種多樣”，“沒有一種家庭結構一定是幸福的，或一定是痛苦的。
”[30] 生育技術的下一個前沿 和體外受精一樣，卵子冷凍技術的發明并不是解決單身女性問題的萬靈妙藥。
事實上，20世紀90年代初意大利醫生在發明這種方法的時候，是為了規避羅馬天主教會禁止已婚女子通過體外受精生育孩子的規定。
[31] 卵子冷凍技術直到2012年，還被美國生殖醫學協會認為是“實驗性的”，該學會在2012年的一份聲明中宣布，一系列的試驗表明，在體外受精治療過程中使用新鮮卵子和冷凍卵子并無明顯區别。
卵子冷凍技術在剛開始使用的幾年裡不是十分可靠有效，但是新的瞬間冷凍技術——可以防止冰晶體破壞卵子的玻璃化冷凍技術的出現，提高了卵子冷凍的成功率，目前可以達到40%左右。
[32]雖然美國生殖醫學協會并不支持将這一方法“用以延緩生殖衰老”，但是使用這種技術的診所在全美各地單身和晚婚女性的聚集地紛紛湧現。
冷凍卵子，相對于冷凍胚胎而言，從理論上來說可以使女性提前保存卵子，等待她們遇見或選擇好合适的男子，再利用他的精子給凍卵授精。
對于尚在等待伴侶出現，但又害怕會失去生育能力的單身女性來說，這是一項非常理想的技術。
和大多數為了幫助婦女掌控自己生育大權而開發的其他技術一樣，卵子冷凍也不是免費的午餐。
受術女性必須拿出一萬至兩萬美元用于卵子的抽取、冷凍和保存。
這一過程還需注射荷爾蒙，而且能顯示其成功率的數據少之又少。
《被重組的母性》（Motherhood,Rescheduled）的作者薩拉·伊麗莎白·理查茲（SarahElizabethRichards）指出，多數女性冷凍卵子是為了以防萬一，并不會積極地計劃使用。
因此，到2013年底，雖然有一萬多名女性進行了卵子冷凍，但是真正回來取用的卻不足1500人。
[33] 而且，雖然卵子冷凍技術或可延長婦女的生育年齡，但是一旦錯過了最佳受孕期，這一技術同樣也會失去效用。
對38歲以上的婦女，一般不鼓勵做冷凍卵子，因為這個年齡的卵子質量已經下降，冷凍了也是浪費。
[34] 也就是說，如果女性真的要将這一技術作為有效延伸生育能力的手段，那麼它的費用必須降下來，而且我們要鼓勵她們在育齡中期做出選擇，而不是到了後期才考慮。
然而這很難在年輕女性中推銷，因為多數人還沒有這個經濟能力，也無法理解這筆花費的意義，或不想經曆這樣的療程，而且她們更願意相信，有朝一日自己可以正常生育。
大多數女性都認為生育是和擇偶綁定的，所以在意識到兩者有可能無法在同一時間線上進行之前，她們很難在思想上将其分開。
然而，随着卵子冷凍技術的改進和成功率的提高，一些醫生和老闆，包括42歲初婚且尚未生育的美國廣播公司（ABC）節目主持人黛安·索耶（DianeSawyer）——都力勸女性盡早考慮冷凍卵子。
索耶向許多女性推薦的紐約大學醫院專家妮可·諾伊斯（NicoleNoyes）告訴《新聞周刊》，來找她的患者有四分之三的人是因為尚未準備好要孩子，許多人是父母要求她們來的。
一名40來歲、沒有孩子的女性對《新聞周刊》說：“我要獻花給黛安，感謝她所做的這一切”。
2014年，包括Apple和Facebook在内的幾家矽谷公司宣布他們要推出一項公司福利，為女職工報銷凍卵費用。
2013年薩拉·理查茲在《華爾街日報》報道稱，申請凍卵者的年齡“在慢慢下降”；一項針對240名女子進行的調查顯示，從2005年至2011年，在紐約一家生殖機構進行生育咨詢的婦女，其平均年齡從39歲下降到了37歲。
理查茲這樣寫道，“有些醫生說，少數婦女的年齡在35歲以下——這是女性生育能力開始下降的拐點，到這個年齡醫學上就稱她們是‘高齡孕婦’了”。
[35] 由此我們可以預知未來的樣子：這個未來不是說人人都要花巨額費用冷凍卵子，而是在對待生育和擇偶的不可分割性上，我們的态度開始發生改變。
将來女性或許會聽取一些休利特的警告——生物鐘在滴答作響，别忘了生孩子——并在較早的時候付諸行動，因為她們的獨立意識越來越強；将來她們會更容易将生育的選擇和伴侶的選擇分别開來，後者可能會如期出現，也可能不會。
理查茲在寫她那本關于凍卵的書時發現，出于非醫學原因對凍卵持批評态度的人士稱，“生物學上的期限都有其存在的意義，”這個期限一旦消除，就會使女性喪失尋找伴侶的動力。
但是她在書中說，她采訪的那些女性“并沒有因為生育能力‘冷藏’好了就隻和錄像帶做伴，事實上，她們說冷凍卵子驅使她們對生活負起責任，她們很放松地生活着，戀愛、結婚、解凍卵子，一步也不耽誤”。
故事并未結束 2013年4月，我的朋友薩拉即将跨入39歲。
自打從波士頓回來後，她換過幾次工作，找到了一處她非常喜歡的新公寓，朋友圈子不僅擴大而且更加堅固了。
她出差到過非洲（和我一起），去過冰島和古巴旅遊，還在哥斯達黎加的沖浪營度過一個星期，為一個單身的女性朋友慶祝她40歲的生日。
在回到紐約後的八年時間裡，薩拉有過幾段感情，有些是随随便便的交往，有些則維續了很長時間。
進入40歲以後，雖然懷念從前的男朋友，但是她一邊坦然地過着單身的生活，一邊繼續結識新人，在為自己打造的生活裡過得非常充實。
在薩拉過完39歲生日兩個月後的一天，我和她吃完飯走在回家的路上，她對我說要去見一個醫生，她要冷凍卵子。
聽到這個消息我非常吃驚。
我們之前談過孩子的問題，但是她堅持絕不單獨行動，她說她是個浪漫的人，一定要堅守到那個人出現。
一個星期後，她從醫生的辦公室出來打電話給我說，她條件很好，打算立即行動。
電話裡她高興得幾乎要暈過去了，這是我聽到過她最激動的一次。
“我一到那裡就和醫生說了，”她迫不及待地告訴我，“我感覺自己非常确定，非常有力量。
”她聽上去精力充沛，“我突然覺得好像有什麼事情能自己掌控了。
” 事實上，雖然醫生向她解釋了時間的安排，建議她幾個月之後再開始，可那天早上她來了月經，而冷凍程序就是在月經周期之初開始的，所以她堅持當天就行動，第二天她就給自己注射了藥物。
一切都非常順利，她排卵很多，而且醫生評估她的卵子非常健康。
但是她的身體承受了很大的痛苦，又是注射荷爾蒙和促排卵藥物、又是提取卵子，卵巢也腫脹了，這一切使她感覺非常糟糕。
結束的時候她還略有失望，因為雖然經曆了激素水平的變化和“造人行動”帶來的極度興奮，她并沒有真的做出懷孕的打算。
但不管怎樣，卵子已經冷凍好了，她總算為她未來的家庭做了點什麼，她感覺很好。
11月初的一天薩拉過來找我，飯後她告訴我說，她開始對随意交往的一個家夥感到不耐煩了，也許是因為對某個前任仍念念不忘。
她停下來看着我，然後繼續說道：“也許是因為，我想明白了，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單身的命。
” 在做凍卵之後，薩拉說，她對自己的獨立性又多了一點認識，她還是一個人獨立行動最好。
“也許我生來就該一個人過，”她說，“也許這才是我幸福的所在。
” 十天之後我接到薩拉的電話，她讓我先坐下來再聽她說。
“我結婚了，”她說。
就是你在随意交往的那個人嗎？我吃驚地問她。
不是的，薩拉說，是前男友，分手後讓她很難走出來的那一個。
他們之間的故事有點複雜，總之就是他先聯系上了薩拉，說想要和她一起共度餘生。
他已聽說薩拉做了凍卵，然後還說他想要孩子，他愛她、這輩子不能沒有她之類的話。
四天之後他們就在市政廳結了婚，她身上穿了前一天下午才買的衣服。
那時候薩拉感到非常幸福。
婚後的幾個星期，薩拉和她丈夫還不太能适應兩個人在一起的生活，就考慮是不是各自都保留獨立的居所。
雖然結婚是他們兩人共同的意願，但是他們婚後的生活卻難以符合薩拉想象中的“婚姻”，因為她以父母的關系作參照。
薩拉的父母在那年夏天慶祝了結婚五十周年。
“隻是因為我們倆都太獨立了，”她向我解釋說，“我一直以來都是一個人生活，十一年了，我沒有和人合住過。
也許我就是喜歡一個人過，雖然我愛布萊恩，想要和他共同創造生活。
但這與我心目中的婚姻仍有差距，我不知道該如何處理。
” 薩拉不知道他們下一步會怎麼走——要搬到一起嗎？他們會要孩子嗎？是繼續耗下去呢還是決定分手？雖然如此，但是有一點她心裡非常明确，“這樣悄然而又迅速地結婚，”她說，“是我除了冷凍卵子以外做過的最自由的事情。
” 我說，也許是因為這樣最能體現你們倆特有的互動關系。
“也許吧，”她說，“但也許隻是最能體現我，想要什麼和不想要什麼。
” 薩拉竭力向我解釋，她的婚姻不是個蝴蝶結，将其幸福地綁緊。
她40歲，人生剛剛過半。
她說：“而且這和我父母的生活太不一樣了”。
對于未來，薩拉心中充滿了迷茫。
“求求你，别弄得好像結婚就是我故事的結局。
”她懇求我。
注釋 [1]繼發性不孕（secondaryinfertility），育齡婦女曾經懷孕過，但由于輸卵管堵塞、卵巢功能障礙等等原因，無法再次生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