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未來怎麼辦：從單身獨居到為人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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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幸運之神眷顧，我的生活會變成怎樣。
我并不自誇我有做單身母親所需的勇氣，但是我相信，正是我有當單身母親的想法，才使我在前進的路上充滿能量，充滿樂觀。
35歲的克裡斯蒂娜在北達科他州的俾斯麥工作，也有和我同樣的想法。
她的父親給她推薦了一篇關于生育并非一定要結婚的文章，在他的鼓勵下，她抛棄結婚的想法，打算先要孩子。
最近她在俾斯麥重新找了一名婦科醫生。
“我很害怕，我都35歲了，我非常想要孩子。
”克裡斯蒂娜身上的節育環将會在她40歲不到的時候失去效用，醫生說她不一定要放置新環，言下之意就是說，她40歲不到就沒有生育能力了，聽完醫生的話她緊張極了。
但是令她吃驚的是，這位北達科他州的醫生說：“你想要孩子？那就要吧，克裡斯蒂娜！”沒想到這位醫生是在上學、仍然單身的時候要了她的第一個孩子。
克裡斯蒂娜說現在她的新年計劃是“為36歲的到來做好準備，我要照顧好自己，以便生孩子，我在服用産前維生素，現在我的指甲、頭發都很健康”。
法律教授帕特麗夏·威廉姆斯曾經有過一段情感關系，當時她“非常希望配合生物鐘生下孩子，但是什麼也沒發生”。
40歲的時候他們分手了，她說那個時候她真的是“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我問自己：我要放棄生育孩子的想法嗎？”但是她說幸運的是，她“有成功的事業，有通情達理的父母，他們的意思是，我不一定要和男人結婚也有能力要孩子”。
威廉姆斯一直認為，家庭和種族是社會建構的基石，但體外受精的高昂費用讓她望而卻步，而且對于“女人有了孩子才完整”的觀念，她也總是謹慎看待。
同時威廉姆斯還關注“非傳統家庭模式、部族模式、收養家庭模式、親緣模式；即我們現在這種非常計量化的家庭婚姻模式以外，還有許多其他可替代的模式”。
威廉姆斯說，就在她40歲生日到來之際，“大部分人都說‘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雖然我并不這樣認為，但我确實是在分手的那會兒才深切地感到我不需要男人也有能力撫養孩子”。
後來威廉姆斯領養了一個兒子。
她感覺自從領養了兒子，人們對她的看法立刻就改變了。
她說，在這之前“我被認為是一個強大的黑人女子，事業上奮進，是黑人族裔的榜樣”。
一旦領養了孩子“我就成了單身黑人媽媽”。
她說起在兒子隻有五周的時候，她出席了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和基督教聯盟的拉爾夫·裡德（RalphReed）分在一個讨論小組，裡德對她進行了發難。
威廉姆斯難過地說：“我為什麼不可以單獨領養孩子，不隻是拉爾夫·裡德，我家裡也有人這樣想”。
威廉姆斯說，在紐約私立學校的體制裡，“就因為我是單身母親，人們就斷定我是誰的保姆，是東家慷慨解囊供我兒子上學的”。
她說，還有别的說法是，“我是特雷莎嬷嬷，這個孩子今後難有出息，這比單身黑人媽媽之類的話更讓我讨厭。
我讨厭有人說他是個被遺棄的靈魂，他很健康很漂亮呀。
我讨厭人家說什麼要感恩，因為我把他從貧民窟裡撿回來。
他的生身父母是大學生，但人們就認定他父母是吸毒的”。
然而，當上單身母親往往不是一個人有意識計劃和考慮的結果。
蕾蒂莎·馬雷羅（LetishaMarrero）35歲的時候，和異地男友在分手之際的最後一次風流後懷孕了。
“那個時候，我更想成為一名母親，而不是一名妻子，”她說，“那是我人生的目标。
懷孕以後，我之前的憂郁心情和所有的不愉快，全都煙消雲散了。
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清楚地知道我要做什麼，我從未像懷孕這段時間那樣愛我自己。
我是自然分娩的，因為我知道以後我不大有機會再次自然分娩，我還想盡可能延長母乳喂養的時間。
” 蕾蒂莎懷孕期間是《明星》雜志（Star）的文字編輯，産假期間她拿平時一半的薪水，但是等到産假結束回去上班的時候，現實的問題迎面襲來——每天十五小時的工作時間，沒有伴侶，還有一個嗷嗷待哺的小寶寶。
于是她不得不放棄工作，後來又因為無法協調育兒和工作的時間，先後失去了三四個工作機會。
孩子的父親并沒有從她們的生活中消失，但是他不在紐約，一年隻能過來看望她們幾次，而且，他的經濟也不寬裕。
蕾蒂莎數次搬家，租住的公寓一個比一個便宜，社區條件一個不如一個，最近她搬去了生活成本相對較低的弗吉尼亞州。
經曆了這一切後，蕾蒂莎說：“我要找到生活的出路，為了這個小女孩能過上好的生活。
她從來不知道我的銀行存款是35美元還是3500美元。
” 嬰兒荒 家庭結構的改變造成女性晚婚、不婚的現象，讓無論持有哪種意識形态的批評人士都感到恐慌。
有些人說，女人怎麼可以不結婚生孩子！怎麼可以不生孩子！這些擔心聽上去就像滑稽明星傑姬·梅森（JackieMason）在嘲諷飯店食物既差又少。
舉國上下都在擔心單身和晚婚對女性自身、對國家造成危害：專欄作家也好，一國總統也好，都将婚姻模式的改變歸咎于她們，而長期以來束縛了她們自由的，也正是這些傳統的婚姻模式。
女性繼而覺得相夫教子沒那麼有意思了。
随着女性傾向于晚婚和不婚，加之結婚的女性除了為人妻母還要為其他事情分心，美國的出生率出現了下降趨勢。
一般生育率在2013年降到了曆史最低，每千名育齡婦女僅産下了62.5名嬰兒，差不多隻有1957年的一半。
1957年是嬰兒潮時期的高峰，每千名婦女産下了近123名嬰兒。
[23]盡管嬰兒潮時期的奇高數字，并不能作為我們衡量美國生育水平是否正常的常規标準，但是心存顧慮者仍舊不乏其人。
喬納森·拉斯特就是其中的一個。
他在2013年出版的《當無人生育時還能期盼什麼》一書，以“美國即将來臨的人口危機”作為副标題。
拉斯特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過一篇關于低生育率的報道，重複了西奧多·羅斯福在一百年前提出的“種族自殺”論，他在文中稱，“造成我們大部分問題的根本性原因是生育率下降”，而生育率的下降雖然和工資滞漲有關，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女性行為所緻。
“開始接受大學高等教育的女性數量已經和男性持平了（後來甚至超過男性數量）”，而且“更重要的一點是，女性開始擴大她們的事業範疇，不再隻是教書和做護理工作了”。
最後他寫道，“避孕藥加上同居的潮流，聯合起來打破了性别、婚姻以及生育之間的鐵三角關系”[24]。
雖然拉斯特謹慎地指出有些方面是在朝着好的方向發展，但他也非常清楚，“即使是完全良性的社會發展也需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他還說，受過教育的白人女子（被他認為是“中産階級的傑出代表”的一個群體）的生育率隻有1.6，說明“美國有其獨特的獨生子女政策，這是我們自己的選擇”。
保守派專欄作家梅根·麥卡多（MeganMcCardle）對此也表示了憂慮，她警告說，那些不重視出生率下降的人不妨看看希臘，看看“當一個國家未來不可避免地出現比過去更嚴重的貧窮時，會是怎樣的情形，那是社會崩潰、政治崩潰和經濟癱瘓”。
不隻是保守人士，我們的民主黨總統對此也表示了關切。
雖然總統并沒有擔心人口數量下降，但是他對單親家庭的不幸公開表示了擔憂。
在2008年的父親節演講中，奧巴馬譴責了不在兒女身邊的父親——特别是黑人父親——說他們是“擅離職守的士兵”和“失蹤的戰士”，他認為缺席的父親要為黑人兒童的糟糕處境，要為辍學率、入獄率和青少年懷孕率的上升承擔部分的責任。
奧巴馬謹慎地贊揚了“英勇偉大”的單身媽媽，并恰如其分地提出，“我們要為那些靠自己撫養孩子的母親提供幫助……她們需要幫助，”但是最後總結說她們所需的幫助是“孩子的父親在家裡”，因為“唯有如此，我們的國家才有牢固的根基”。
在演講中，奧巴馬——這位從小沒有父親陪伴的總統——委婉地表示，健康而正确的家庭模式、社會基礎和幫助方式隻有一個，他還強調，伴侶同居的雙親家庭是人人都向往的家庭模式。
梅麗莎·哈裡斯–佩裡寫到奧巴馬對待單親家庭的态度時說，“奧巴馬總統是對的，他說有愛、顧家、在經濟上負責的男人，對于孩子的生活和他們所在的社區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在分析促進兒童發展的必要因素時卻缺乏想象力……這有點奇怪，因為這些因素在他個人經曆中是非常顯著的”。
哈裡斯–佩裡指出，這些因素包括“跨代的支持、優質的教育、旅遊和拓展視野的機會”。
[25] 認為單身母親不利于孩子成長的不隻是奧巴馬一人。
2010年的一項皮尤調查顯示，有69%的美國人認為單身母親現象的增多是“社會的不幸”，61%的人認為孩子的快樂成長父母親缺一不可。
[26] 其他比較開明的批評人士，包括格洛麗亞·斯泰納姆，則擔心，不僅僅是單親家庭，将單身母親也看成是新的常态，可能會産生令人擔憂的影響。
“讓孩子看到男人也會愛護孩子、照顧孩子真的非常重要，”斯泰納姆說，“他們不一定是孩子的親生父親，也不一定是家人；但是如果我們在成長過程中沒有看到男人關愛孩子、照顧孩子，我們就會回到過去的性别角色關系中，認定隻有女人才能照顧孩子。
” 當然，社會需要時間，而且需要好幾代的時間，才能适應家庭結構的巨大變化。
當女性從傳統預期中解放出來，很難馬上有新的方法來應對或重新構建這個世界，我們必須努力做出調整，做出改變。
凱瑟琳·埃丁（KathyEdin）繼《我信守的承諾》（PromisesICanKeep）之後，于2013年推出了一本關于單身父親的書——和蒂姆西·尼爾森（TimothyNelson）合著的《盡我所能》（DoingtheBestICan）。
為了寫這本書，她專門和居住在舊城區裡、生活條件貧困的男人相處。
這些男人，相比于上一代“缺席”的父親，有更大的決心建立親子關系并承擔撫養義務。
人類總是在改變自己的行為方式，而且會為了适應新的模式一再做出改變，我們不能隻是環顧四周就妄下結論說世界就是這個樣子，永遠不會改變。
然而對生活在今日的成人和孩子，這些悲觀人士又提出了一個非常嚴肅的觀點，并且獲得了實證研究的支持。
2014年，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Institute）的社會學家發現，雙親家庭的孩子成年後比單親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取得經濟上的成功。
[27] 鮑靈格林州立大學的社會學家蘇珊·布朗（SusanBrown）曾在書中指出，現在約有半數兒童可能會有一段時間無法生活在已婚父母的家庭裡，布朗列舉的一些調查顯示，“和生身父母共同生活的兒童，其教育結果、社會結果、認知結果和行為結果，平均來看都超過其他兒童”。
但是，又由于低收入的單親群體愈加普遍，我們很難區分哪些結果受到父母親一方缺席的影響，哪些受到生活條件貧困的影響。
布朗這樣寫道，“在決定育兒方面的事務和面對育兒方面的壓力時，單身父母（主要是單身母親）因為缺少可以幫助他們、可以和他們共同商量的伴侶，往往會減少對孩子的管教，以及和孩子相處的時間，但是這些原因很容易和社會經濟地位的不利處境混同”。
[28] 正如布朗所寫，單是婚姻或是生物學一方面的原因，都不足以解釋不同家庭結構給孩子造成的不同成長結果，“我
我并不自誇我有做單身母親所需的勇氣，但是我相信，正是我有當單身母親的想法，才使我在前進的路上充滿能量，充滿樂觀。
35歲的克裡斯蒂娜在北達科他州的俾斯麥工作，也有和我同樣的想法。
她的父親給她推薦了一篇關于生育并非一定要結婚的文章，在他的鼓勵下，她抛棄結婚的想法，打算先要孩子。
最近她在俾斯麥重新找了一名婦科醫生。
“我很害怕，我都35歲了，我非常想要孩子。
”克裡斯蒂娜身上的節育環将會在她40歲不到的時候失去效用，醫生說她不一定要放置新環，言下之意就是說，她40歲不到就沒有生育能力了，聽完醫生的話她緊張極了。
但是令她吃驚的是，這位北達科他州的醫生說：“你想要孩子？那就要吧，克裡斯蒂娜！”沒想到這位醫生是在上學、仍然單身的時候要了她的第一個孩子。
克裡斯蒂娜說現在她的新年計劃是“為36歲的到來做好準備，我要照顧好自己，以便生孩子，我在服用産前維生素，現在我的指甲、頭發都很健康”。
法律教授帕特麗夏·威廉姆斯曾經有過一段情感關系，當時她“非常希望配合生物鐘生下孩子，但是什麼也沒發生”。
40歲的時候他們分手了，她說那個時候她真的是“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我問自己：我要放棄生育孩子的想法嗎？”但是她說幸運的是，她“有成功的事業，有通情達理的父母，他們的意思是，我不一定要和男人結婚也有能力要孩子”。
威廉姆斯一直認為，家庭和種族是社會建構的基石，但體外受精的高昂費用讓她望而卻步，而且對于“女人有了孩子才完整”的觀念，她也總是謹慎看待。
同時威廉姆斯還關注“非傳統家庭模式、部族模式、收養家庭模式、親緣模式；即我們現在這種非常計量化的家庭婚姻模式以外，還有許多其他可替代的模式”。
威廉姆斯說，就在她40歲生日到來之際，“大部分人都說‘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雖然我并不這樣認為，但我确實是在分手的那會兒才深切地感到我不需要男人也有能力撫養孩子”。
後來威廉姆斯領養了一個兒子。
她感覺自從領養了兒子，人們對她的看法立刻就改變了。
她說，在這之前“我被認為是一個強大的黑人女子，事業上奮進，是黑人族裔的榜樣”。
一旦領養了孩子“我就成了單身黑人媽媽”。
她說起在兒子隻有五周的時候，她出席了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和基督教聯盟的拉爾夫·裡德（RalphReed）分在一個讨論小組，裡德對她進行了發難。
威廉姆斯難過地說：“我為什麼不可以單獨領養孩子，不隻是拉爾夫·裡德，我家裡也有人這樣想”。
威廉姆斯說，在紐約私立學校的體制裡，“就因為我是單身母親，人們就斷定我是誰的保姆，是東家慷慨解囊供我兒子上學的”。
她說，還有别的說法是，“我是特雷莎嬷嬷，這個孩子今後難有出息，這比單身黑人媽媽之類的話更讓我讨厭。
我讨厭有人說他是個被遺棄的靈魂，他很健康很漂亮呀。
我讨厭人家說什麼要感恩，因為我把他從貧民窟裡撿回來。
他的生身父母是大學生，但人們就認定他父母是吸毒的”。
然而，當上單身母親往往不是一個人有意識計劃和考慮的結果。
蕾蒂莎·馬雷羅（LetishaMarrero）35歲的時候，和異地男友在分手之際的最後一次風流後懷孕了。
“那個時候，我更想成為一名母親，而不是一名妻子，”她說，“那是我人生的目标。
懷孕以後，我之前的憂郁心情和所有的不愉快，全都煙消雲散了。
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清楚地知道我要做什麼，我從未像懷孕這段時間那樣愛我自己。
我是自然分娩的，因為我知道以後我不大有機會再次自然分娩，我還想盡可能延長母乳喂養的時間。
” 蕾蒂莎懷孕期間是《明星》雜志（Star）的文字編輯，産假期間她拿平時一半的薪水，但是等到産假結束回去上班的時候，現實的問題迎面襲來——每天十五小時的工作時間，沒有伴侶，還有一個嗷嗷待哺的小寶寶。
于是她不得不放棄工作，後來又因為無法協調育兒和工作的時間，先後失去了三四個工作機會。
孩子的父親并沒有從她們的生活中消失，但是他不在紐約，一年隻能過來看望她們幾次，而且，他的經濟也不寬裕。
蕾蒂莎數次搬家，租住的公寓一個比一個便宜，社區條件一個不如一個，最近她搬去了生活成本相對較低的弗吉尼亞州。
經曆了這一切後，蕾蒂莎說：“我要找到生活的出路，為了這個小女孩能過上好的生活。
她從來不知道我的銀行存款是35美元還是3500美元。
” 嬰兒荒 家庭結構的改變造成女性晚婚、不婚的現象，讓無論持有哪種意識形态的批評人士都感到恐慌。
有些人說，女人怎麼可以不結婚生孩子！怎麼可以不生孩子！這些擔心聽上去就像滑稽明星傑姬·梅森（JackieMason）在嘲諷飯店食物既差又少。
舉國上下都在擔心單身和晚婚對女性自身、對國家造成危害：專欄作家也好，一國總統也好，都将婚姻模式的改變歸咎于她們，而長期以來束縛了她們自由的，也正是這些傳統的婚姻模式。
女性繼而覺得相夫教子沒那麼有意思了。
随着女性傾向于晚婚和不婚，加之結婚的女性除了為人妻母還要為其他事情分心，美國的出生率出現了下降趨勢。
一般生育率在2013年降到了曆史最低，每千名育齡婦女僅産下了62.5名嬰兒，差不多隻有1957年的一半。
1957年是嬰兒潮時期的高峰，每千名婦女産下了近123名嬰兒。
[23]盡管嬰兒潮時期的奇高數字，并不能作為我們衡量美國生育水平是否正常的常規标準，但是心存顧慮者仍舊不乏其人。
喬納森·拉斯特就是其中的一個。
他在2013年出版的《當無人生育時還能期盼什麼》一書，以“美國即将來臨的人口危機”作為副标題。
拉斯特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過一篇關于低生育率的報道，重複了西奧多·羅斯福在一百年前提出的“種族自殺”論，他在文中稱，“造成我們大部分問題的根本性原因是生育率下降”，而生育率的下降雖然和工資滞漲有關，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女性行為所緻。
“開始接受大學高等教育的女性數量已經和男性持平了（後來甚至超過男性數量）”，而且“更重要的一點是，女性開始擴大她們的事業範疇，不再隻是教書和做護理工作了”。
最後他寫道，“避孕藥加上同居的潮流，聯合起來打破了性别、婚姻以及生育之間的鐵三角關系”[24]。
雖然拉斯特謹慎地指出有些方面是在朝着好的方向發展，但他也非常清楚，“即使是完全良性的社會發展也需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他還說，受過教育的白人女子（被他認為是“中産階級的傑出代表”的一個群體）的生育率隻有1.6，說明“美國有其獨特的獨生子女政策，這是我們自己的選擇”。
保守派專欄作家梅根·麥卡多（MeganMcCardle）對此也表示了憂慮，她警告說，那些不重視出生率下降的人不妨看看希臘，看看“當一個國家未來不可避免地出現比過去更嚴重的貧窮時，會是怎樣的情形，那是社會崩潰、政治崩潰和經濟癱瘓”。
不隻是保守人士，我們的民主黨總統對此也表示了關切。
雖然總統并沒有擔心人口數量下降，但是他對單親家庭的不幸公開表示了擔憂。
在2008年的父親節演講中，奧巴馬譴責了不在兒女身邊的父親——特别是黑人父親——說他們是“擅離職守的士兵”和“失蹤的戰士”，他認為缺席的父親要為黑人兒童的糟糕處境，要為辍學率、入獄率和青少年懷孕率的上升承擔部分的責任。
奧巴馬謹慎地贊揚了“英勇偉大”的單身媽媽，并恰如其分地提出，“我們要為那些靠自己撫養孩子的母親提供幫助……她們需要幫助，”但是最後總結說她們所需的幫助是“孩子的父親在家裡”，因為“唯有如此，我們的國家才有牢固的根基”。
在演講中，奧巴馬——這位從小沒有父親陪伴的總統——委婉地表示，健康而正确的家庭模式、社會基礎和幫助方式隻有一個，他還強調，伴侶同居的雙親家庭是人人都向往的家庭模式。
梅麗莎·哈裡斯–佩裡寫到奧巴馬對待單親家庭的态度時說，“奧巴馬總統是對的，他說有愛、顧家、在經濟上負責的男人，對于孩子的生活和他們所在的社區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在分析促進兒童發展的必要因素時卻缺乏想象力……這有點奇怪，因為這些因素在他個人經曆中是非常顯著的”。
哈裡斯–佩裡指出，這些因素包括“跨代的支持、優質的教育、旅遊和拓展視野的機會”。
[25] 認為單身母親不利于孩子成長的不隻是奧巴馬一人。
2010年的一項皮尤調查顯示，有69%的美國人認為單身母親現象的增多是“社會的不幸”，61%的人認為孩子的快樂成長父母親缺一不可。
[26] 其他比較開明的批評人士，包括格洛麗亞·斯泰納姆，則擔心，不僅僅是單親家庭，将單身母親也看成是新的常态，可能會産生令人擔憂的影響。
“讓孩子看到男人也會愛護孩子、照顧孩子真的非常重要，”斯泰納姆說，“他們不一定是孩子的親生父親，也不一定是家人；但是如果我們在成長過程中沒有看到男人關愛孩子、照顧孩子，我們就會回到過去的性别角色關系中，認定隻有女人才能照顧孩子。
” 當然，社會需要時間，而且需要好幾代的時間，才能适應家庭結構的巨大變化。
當女性從傳統預期中解放出來，很難馬上有新的方法來應對或重新構建這個世界，我們必須努力做出調整，做出改變。
凱瑟琳·埃丁（KathyEdin）繼《我信守的承諾》（PromisesICanKeep）之後，于2013年推出了一本關于單身父親的書——和蒂姆西·尼爾森（TimothyNelson）合著的《盡我所能》（DoingtheBestICan）。
為了寫這本書，她專門和居住在舊城區裡、生活條件貧困的男人相處。
這些男人，相比于上一代“缺席”的父親，有更大的決心建立親子關系并承擔撫養義務。
人類總是在改變自己的行為方式，而且會為了适應新的模式一再做出改變，我們不能隻是環顧四周就妄下結論說世界就是這個樣子，永遠不會改變。
然而對生活在今日的成人和孩子，這些悲觀人士又提出了一個非常嚴肅的觀點，并且獲得了實證研究的支持。
2014年，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Institute）的社會學家發現，雙親家庭的孩子成年後比單親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取得經濟上的成功。
[27] 鮑靈格林州立大學的社會學家蘇珊·布朗（SusanBrown）曾在書中指出，現在約有半數兒童可能會有一段時間無法生活在已婚父母的家庭裡，布朗列舉的一些調查顯示，“和生身父母共同生活的兒童，其教育結果、社會結果、認知結果和行為結果，平均來看都超過其他兒童”。
但是，又由于低收入的單親群體愈加普遍，我們很難區分哪些結果受到父母親一方缺席的影響，哪些受到生活條件貧困的影響。
布朗這樣寫道，“在決定育兒方面的事務和面對育兒方面的壓力時，單身父母（主要是單身母親）因為缺少可以幫助他們、可以和他們共同商量的伴侶，往往會減少對孩子的管教，以及和孩子相處的時間，但是這些原因很容易和社會經濟地位的不利處境混同”。
[28] 正如布朗所寫，單是婚姻或是生物學一方面的原因，都不足以解釋不同家庭結構給孩子造成的不同成長結果，“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