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未來怎麼辦：從單身獨居到為人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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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曼達·内維爾（AmandaNeville）是品牌和内容策劃師，她在德國和弗吉尼亞州長大，現在生活在紐約。
她30歲出頭的時候結束了一段認真的感情。
2003年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為尋找領養家庭的孩子做過一個專題節目，那是一些年齡較大的孩子，他們描述自己在領養會上希望被人挑中時的心情讓她很受觸動，從此産生了領養孩子的念頭。
“我看了很心酸，就像一顆種子埋在了我的心裡，”她說，“想到有人沒有家，想到他們為了讓自己有人愛而去讨好别人，我心裡就非常難過。
”阿曼達20來歲的時候和她的大學男友結婚，在他們短暫的婚姻裡，她和丈夫讨論過領養孩子的事，但尚未真正落實他們就分手了。
她和她在30來歲分手的那位男朋友，倒是已經開始走收養程序了，雖然後來兩人分道揚镳，但她還是不想因此而放棄。
“我的任何決定都與我是否有伴侶無關，為什麼這次要例外？沒有道理的。
”30多歲單身的她，不想因為沒有伴侶而改變她的人生軌迹，于是她繼續申請從埃塞俄比亞領養孩子，當時埃塞俄比亞允許單身人士領養孩子。
她在等待合适人選的時候，代理機構又說俄羅斯有一名特殊兒童，于是她三度前往俄羅斯，并在35歲那年帶着4歲的聾女妮娜（Nina）回到她紐約的家。
“她是一個非常棒的孩子，有愛心，又可愛又有趣，我非常慶幸上天把我們安排在一起。
”阿曼達說，“不過她也是個麻煩，很難應付。
”5歲的妮娜植入了新的人工耳蝸，正在慢慢學會辨識聲音，聽懂一些話，她和阿曼達用唱歌的形式交流。
阿曼達經濟拮據，她自己開了一家咨詢中介；2013年，她又開了一家葡萄酒商店。
妮娜上的雖然是公立學校，每天三點鐘才放學，但是每個月的托管費至少也要一千美元。
她們很少外出，因為妮娜有時會亂發脾氣——阿曼達認為這是她在孤兒院待太久的緣故，唯有這樣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
阿曼達說她們“非常非常孤獨”。
單身女性在是否獨立生養孩子的問題上擁有越來越大的自由，這引起了許多不安，其中經常提到的就是她們在社會交往上會産生孤立感，同時還會耽誤戀愛。
但是在妮娜來到這個家庭不久後，阿曼達收到了一封電子郵件，那是她幾個月之前認識的一個男子發來的，他主動提出要幫助她。
“他在郵件裡說，‘我甚至無法想象你所經曆的這一切，也不知道我可以從哪裡開始幫助你，但是我會做飯，會修理東西，如果你需要什麼，就告訴我。
’”阿曼達邀請他來到家裡，不久他們就開始約會了。
2013年底，他搬來和阿曼達、妮娜共同生活。
從生育角度來說，女性的自由是有限度的。
若要證明美國單身女性獨立運動的規模、力度和決心，最有說服力的證據恐怕還是在過去四十年裡，她們是如何想盡一切辦法跨越、甚至改變身體和生育系統給她們設定的限期。
當代女性對是否生育、何時生育以及如何生育的問題重新做了定義。
然而，能替代自然生育并且簡單易行的方法卻是寥寥無幾。
對于大多數女性而言，她們生育的最佳時機是有時限的，這是鐵定的事實。
過去大多數女性在20歲左右結婚生子，生育的“機會之窗”和婚姻之窗正好重合，長期以來将夫妻和婚姻緊緊地捆綁在一起。
而現在，這兩個窗口已不再如此貼切地重疊了。
選擇凍卵的年輕媽媽 婚姻模式發生改變并造成生育延後，這使我們不禁要問，究竟是晚婚晚育的風潮推動了高利潤的生育技術領域的迅猛發展；還是生育技術的出現使女性生育的時限得以擴展，為女性創造了可以安心晚婚晚育的空間和希望？兩項發展之間，我們很難界定誰影響了誰，但二者産生的實際作用卻是分不開的。
如今那些推動婦女晚育的生育技術，它們本來并不是為了服務單身或晚婚晚戀的人群才發展起來的，但是它們出現的年代正值職業解放運動、政治解放運動和性解放運動的興起，正是因為這些解放運動，我們今天的單身女性才能在邁入成年之際擁有豐富而充實的生活。
1978年，第一例體外受精嬰兒成功出生。
這就是被媒體驚呼為“試管嬰兒”的露易絲·喬伊·布朗（LouiseJoyBrown），她的母親是30歲的萊斯利·布朗（LesleyBrown），這位母親20歲剛出頭的時候就結婚了，努力了九年卻一直沒能懷上孩子。
兩名英國醫生，羅伯特·愛德華茲（RobertEdwards）和帕特裡克·斯代普托（PatrickSteptoe）自20世紀50年代起就從事體外受精研究，并為實現他們未來主義的志向進行了十多年的探索。
研究工作尚未取得成功就有人将消息洩露了出去，在科學界和大衆媒體上引起了末日般的恐慌。
1953年和另一位科學家共同發現DNA而獲得諾貝爾獎的生物學家詹姆斯·華生（JamesWatson），在1974年的國會委員會上說，制造試管嬰兒的做法将會造成“各種嚴重的、惡劣的情形”，“全世界的一切，政治的，道德的，都将失控”。
[1] 華生的預言一語成谶。
誰來生育、如何生育以及何時生育的問題，現在确實已經失控，世世代代支配着、塑造着家庭生活的法則和規制已經崩塌。
今天通過體外受精方式出生的嬰兒已達五百萬左右。
2010年，羅伯特·愛德華茲因發明體外受精技術并為改變世界做出貢獻而獲得諾貝爾醫學獎。
當時，他的搭檔斯特普托（Steptoe）已經離世。
體外受精技術為一些女性帶來的福音産生了令人震驚的影響，但同時也引起了人們的不安。
2012年，一名61歲的巴西女子産下一對雙胞胎。
澳大利亞55歲以上産子的女性人數，由1996年的11人上升到2006年的22人，至2011年這個數字則達到了53人。
[2]在2010年的英格蘭，母親年齡在45歲及45歲以上的新生兒有1758名，而在2000年，這個數字是663。
[3] 生育技術的發展為那些想要孩子卻尚無伴侶的單身女性提供了生育的可能與前景，她們可以通過接受精子捐贈而受孕；它為因多種緣由到40歲左右、甚至50多歲才想生育的女性以及希望擁有孩子的同性伴侶，實現了以前不能實現的願望；它還為生育技術原先針對的服務對象，即傳統模式中較早婚戀但是未能生育的年輕女性，重新繪制了人生藍圖，她們有了更大的可能性擁有孩子。
無需通過兩性結合的體外受精方式，催生了許多其他方面的進步和生殖替代方式，使我們在考慮何時生育、和誰生育時有了更大的選擇餘地。
現在我們可以求助于精子捐贈進行受孕，制定各種代孕計劃，冷凍卵子以備後用，還可以在胚胎植入子宮前評估它的健康狀況和生命力。
然而，不要天真地以為生育技術隻有優點。
它的費用視乎所用技術和嘗試的次數，少則數萬、多則數十萬美元，對于大多數人而言高不可攀。
生育技術需要在人體内注入荷爾蒙，而且常常失敗，給患者的身體和精神造成一次次的傷害。
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報告稱，盡管成功率越來越大，新的技術，包括卵子捐贈和冷凍技術，每一年都在提高成功的概率，但是在40歲的女性當中，醫學輔助生殖的活産率隻有22%，而到44歲的年齡，這個比例驟然降至5%。
[4] 盡管各種生育技術存在種種缺點，但是女性的獨立性越來越強，她們一直在努力地克服生育障礙，并創造了一個非常巨大的生育健康市場：美國人現在每年在生育治療上的支出大約是五十億美元。
[5]而且由于婚姻的延遲、生育技術的驚人發展，社會保守人士的最大擔憂變得更加真實：因為體外受精技術的出現，我們的社會和文化，以及生物學都已不再像過去那樣，要求家庭結構必須是異性戀核心家庭。
異性戀核心家庭不再是美國社會唯一認可的可以繁衍後代的機制。
如今世界各地的家庭結構都呈現出多樣化發展的趨勢。
高齡媽媽 女性長久單身最明顯的結果是，她們生孩子比以前更晚了。
美國初為人母的平均年齡從1970年的21.4歲躍升至2013年的26歲，2010年十個新生兒中有四個以上的母親年齡在30歲以上，七個中有一個母親的年齡在35歲以上。
[6]不僅如此，2009年，有8%的頭胎新生兒，其母親的年齡超過35歲，而1970年這個比例僅為1%。
[7]從1990年至2008年僅這十幾年時間，35歲以上的産婦數量上升了64%。
[8] 然而推遲生育本身就存在諸多挑戰，其中之一就是，如果你是一名超過24歲的未婚女性，你可能已被多種渠道的信息說服并相信自己的卵巢正在萎縮，卵子質量也在下降。
而就像此時此刻，你明明讀到了這樣的信息，卻依然沒有要懷孕的打算。
2001年我正值26歲，當時美國生殖醫學協會在紐約市投放了鋪天蓋地的生育廣告。
廣告上是一隻形似沙漏的奶瓶，瓶中的乳汁即将耗盡，生物鐘在滴答作響。
“年齡增加影響生育能力”，廣告上說。
我記得有次一輛巴士從我身邊開過，車身上是這則讓人發怵的廣告，跟在後面的一輛巴士上則貼了凱莉·布拉德肖的海報。
第二年我27歲，經濟學家西爾維娅·安·休利特（SylviaAnnHewlett）出版了她的暢銷書《創造生命：職業女性與生育訴求》（CreatingaLife:ProfessionalWomenandtheQuestforChildren）。
她在書中告誡說，20多歲的女人追求事業而不抓緊結婚生子是錯誤的，因為女性到27歲卵子質量便開始走下坡路，到35歲會直線下降。
她警告說，我們都是在自欺欺人，并不清楚自己的生育能力正在快速下降。
生物鐘在滴答作響，時間不等人。
休利特的書引起了很大的轟動，《60分鐘》（60Minutes）為此拍了一段節目，《時代周刊》（Time）發表了題為《孩子vs.事業》（“Babyvs.Career”）的封面故事，同樣發出了緊迫的催促。
《紐約》雜志也以“嬰兒荒”為标題，刊登了記者範妮薩·格裡高利阿迪斯（VanessaGrigoriadis）對一名29歲女子的采訪。
這名女子說，她看過《60分鐘》的那一集節目，第二天早上醒來“又是《紐約》雜志的封面，還有《視野脫口秀》（TheView），我走到哪裡都有人在說嬰兒荒，紐約就像爆發了什麼流行病似的，人人都在警告你要小心，‘在家待着别出門！緊急播報：你的卵子快要不行了！’” 那時格裡高利阿迪斯28歲，她承認自己也有這樣的恐懼。
她在文中這樣寫道，自從20歲以後，她的全部心思就是在執行自己的人生計劃，那是“充滿征服和冒險的計劃：要當作家，要環遊世界，要盡情嘗試各種生活，直到不得不安頓下來建立一個完美的家庭，一個隻要照自己的心願生活就必然會有的家庭……那時候，擁有獨立是多麼的美好——至少對于我們這些慣用‘美好’一詞的人來說——而現在這樣的生活已不再美好了”。
[9]因為生物鐘在滴答作響，時間不等人。
那些擔心卵子質量的人，他們是出于好意，為了不讓年輕女性一不小心就像利希滕斯坦（Lichtenstein）的卡通片裡那個白癡女人那樣叫着“啊我的天，我忘記生寶寶了！” 然而這種強烈的焦慮感，是從以往的年代衍生出來的。
作家珍·特溫格（JeanTwenge）在年過三十後對休利特所說的生育能力減弱産生了懷疑。
她30歲出頭的時候結束了一段認真的感情。
2003年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為尋找領養家庭的孩子做過一個專題節目，那是一些年齡較大的孩子，他們描述自己在領養會上希望被人挑中時的心情讓她很受觸動，從此産生了領養孩子的念頭。
“我看了很心酸，就像一顆種子埋在了我的心裡，”她說，“想到有人沒有家，想到他們為了讓自己有人愛而去讨好别人，我心裡就非常難過。
”阿曼達20來歲的時候和她的大學男友結婚，在他們短暫的婚姻裡，她和丈夫讨論過領養孩子的事，但尚未真正落實他們就分手了。
她和她在30來歲分手的那位男朋友，倒是已經開始走收養程序了，雖然後來兩人分道揚镳，但她還是不想因此而放棄。
“我的任何決定都與我是否有伴侶無關，為什麼這次要例外？沒有道理的。
”30多歲單身的她，不想因為沒有伴侶而改變她的人生軌迹，于是她繼續申請從埃塞俄比亞領養孩子，當時埃塞俄比亞允許單身人士領養孩子。
她在等待合适人選的時候，代理機構又說俄羅斯有一名特殊兒童，于是她三度前往俄羅斯，并在35歲那年帶着4歲的聾女妮娜（Nina）回到她紐約的家。
“她是一個非常棒的孩子，有愛心，又可愛又有趣，我非常慶幸上天把我們安排在一起。
”阿曼達說，“不過她也是個麻煩，很難應付。
”5歲的妮娜植入了新的人工耳蝸，正在慢慢學會辨識聲音，聽懂一些話，她和阿曼達用唱歌的形式交流。
阿曼達經濟拮據，她自己開了一家咨詢中介；2013年，她又開了一家葡萄酒商店。
妮娜上的雖然是公立學校，每天三點鐘才放學，但是每個月的托管費至少也要一千美元。
她們很少外出，因為妮娜有時會亂發脾氣——阿曼達認為這是她在孤兒院待太久的緣故，唯有這樣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
阿曼達說她們“非常非常孤獨”。
單身女性在是否獨立生養孩子的問題上擁有越來越大的自由，這引起了許多不安，其中經常提到的就是她們在社會交往上會産生孤立感，同時還會耽誤戀愛。
但是在妮娜來到這個家庭不久後，阿曼達收到了一封電子郵件，那是她幾個月之前認識的一個男子發來的，他主動提出要幫助她。
“他在郵件裡說，‘我甚至無法想象你所經曆的這一切，也不知道我可以從哪裡開始幫助你，但是我會做飯，會修理東西，如果你需要什麼，就告訴我。
’”阿曼達邀請他來到家裡，不久他們就開始約會了。
2013年底，他搬來和阿曼達、妮娜共同生活。
從生育角度來說，女性的自由是有限度的。
若要證明美國單身女性獨立運動的規模、力度和決心，最有說服力的證據恐怕還是在過去四十年裡，她們是如何想盡一切辦法跨越、甚至改變身體和生育系統給她們設定的限期。
當代女性對是否生育、何時生育以及如何生育的問題重新做了定義。
然而，能替代自然生育并且簡單易行的方法卻是寥寥無幾。
對于大多數女性而言，她們生育的最佳時機是有時限的，這是鐵定的事實。
過去大多數女性在20歲左右結婚生子，生育的“機會之窗”和婚姻之窗正好重合，長期以來将夫妻和婚姻緊緊地捆綁在一起。
而現在，這兩個窗口已不再如此貼切地重疊了。
選擇凍卵的年輕媽媽 婚姻模式發生改變并造成生育延後，這使我們不禁要問，究竟是晚婚晚育的風潮推動了高利潤的生育技術領域的迅猛發展；還是生育技術的出現使女性生育的時限得以擴展，為女性創造了可以安心晚婚晚育的空間和希望？兩項發展之間，我們很難界定誰影響了誰，但二者産生的實際作用卻是分不開的。
如今那些推動婦女晚育的生育技術，它們本來并不是為了服務單身或晚婚晚戀的人群才發展起來的，但是它們出現的年代正值職業解放運動、政治解放運動和性解放運動的興起，正是因為這些解放運動，我們今天的單身女性才能在邁入成年之際擁有豐富而充實的生活。
1978年，第一例體外受精嬰兒成功出生。
這就是被媒體驚呼為“試管嬰兒”的露易絲·喬伊·布朗（LouiseJoyBrown），她的母親是30歲的萊斯利·布朗（LesleyBrown），這位母親20歲剛出頭的時候就結婚了，努力了九年卻一直沒能懷上孩子。
兩名英國醫生，羅伯特·愛德華茲（RobertEdwards）和帕特裡克·斯代普托（PatrickSteptoe）自20世紀50年代起就從事體外受精研究，并為實現他們未來主義的志向進行了十多年的探索。
研究工作尚未取得成功就有人将消息洩露了出去，在科學界和大衆媒體上引起了末日般的恐慌。
1953年和另一位科學家共同發現DNA而獲得諾貝爾獎的生物學家詹姆斯·華生（JamesWatson），在1974年的國會委員會上說，制造試管嬰兒的做法将會造成“各種嚴重的、惡劣的情形”，“全世界的一切，政治的，道德的，都将失控”。
[1] 華生的預言一語成谶。
誰來生育、如何生育以及何時生育的問題，現在确實已經失控，世世代代支配着、塑造着家庭生活的法則和規制已經崩塌。
今天通過體外受精方式出生的嬰兒已達五百萬左右。
2010年，羅伯特·愛德華茲因發明體外受精技術并為改變世界做出貢獻而獲得諾貝爾醫學獎。
當時，他的搭檔斯特普托（Steptoe）已經離世。
體外受精技術為一些女性帶來的福音産生了令人震驚的影響，但同時也引起了人們的不安。
2012年，一名61歲的巴西女子産下一對雙胞胎。
澳大利亞55歲以上産子的女性人數，由1996年的11人上升到2006年的22人，至2011年這個數字則達到了53人。
[2]在2010年的英格蘭，母親年齡在45歲及45歲以上的新生兒有1758名，而在2000年，這個數字是663。
[3] 生育技術的發展為那些想要孩子卻尚無伴侶的單身女性提供了生育的可能與前景，她們可以通過接受精子捐贈而受孕；它為因多種緣由到40歲左右、甚至50多歲才想生育的女性以及希望擁有孩子的同性伴侶，實現了以前不能實現的願望；它還為生育技術原先針對的服務對象，即傳統模式中較早婚戀但是未能生育的年輕女性，重新繪制了人生藍圖，她們有了更大的可能性擁有孩子。
無需通過兩性結合的體外受精方式，催生了許多其他方面的進步和生殖替代方式，使我們在考慮何時生育、和誰生育時有了更大的選擇餘地。
現在我們可以求助于精子捐贈進行受孕，制定各種代孕計劃，冷凍卵子以備後用，還可以在胚胎植入子宮前評估它的健康狀況和生命力。
然而，不要天真地以為生育技術隻有優點。
它的費用視乎所用技術和嘗試的次數，少則數萬、多則數十萬美元，對于大多數人而言高不可攀。
生育技術需要在人體内注入荷爾蒙，而且常常失敗，給患者的身體和精神造成一次次的傷害。
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報告稱，盡管成功率越來越大，新的技術，包括卵子捐贈和冷凍技術，每一年都在提高成功的概率，但是在40歲的女性當中，醫學輔助生殖的活産率隻有22%，而到44歲的年齡，這個比例驟然降至5%。
[4] 盡管各種生育技術存在種種缺點，但是女性的獨立性越來越強，她們一直在努力地克服生育障礙，并創造了一個非常巨大的生育健康市場：美國人現在每年在生育治療上的支出大約是五十億美元。
[5]而且由于婚姻的延遲、生育技術的驚人發展，社會保守人士的最大擔憂變得更加真實：因為體外受精技術的出現，我們的社會和文化，以及生物學都已不再像過去那樣，要求家庭結構必須是異性戀核心家庭。
異性戀核心家庭不再是美國社會唯一認可的可以繁衍後代的機制。
如今世界各地的家庭結構都呈現出多樣化發展的趨勢。
高齡媽媽 女性長久單身最明顯的結果是，她們生孩子比以前更晚了。
美國初為人母的平均年齡從1970年的21.4歲躍升至2013年的26歲，2010年十個新生兒中有四個以上的母親年齡在30歲以上，七個中有一個母親的年齡在35歲以上。
[6]不僅如此，2009年，有8%的頭胎新生兒，其母親的年齡超過35歲，而1970年這個比例僅為1%。
[7]從1990年至2008年僅這十幾年時間，35歲以上的産婦數量上升了64%。
[8] 然而推遲生育本身就存在諸多挑戰，其中之一就是，如果你是一名超過24歲的未婚女性，你可能已被多種渠道的信息說服并相信自己的卵巢正在萎縮，卵子質量也在下降。
而就像此時此刻，你明明讀到了這樣的信息，卻依然沒有要懷孕的打算。
2001年我正值26歲，當時美國生殖醫學協會在紐約市投放了鋪天蓋地的生育廣告。
廣告上是一隻形似沙漏的奶瓶，瓶中的乳汁即将耗盡，生物鐘在滴答作響。
“年齡增加影響生育能力”，廣告上說。
我記得有次一輛巴士從我身邊開過，車身上是這則讓人發怵的廣告，跟在後面的一輛巴士上則貼了凱莉·布拉德肖的海報。
第二年我27歲，經濟學家西爾維娅·安·休利特（SylviaAnnHewlett）出版了她的暢銷書《創造生命：職業女性與生育訴求》（CreatingaLife:ProfessionalWomenandtheQuestforChildren）。
她在書中告誡說，20多歲的女人追求事業而不抓緊結婚生子是錯誤的，因為女性到27歲卵子質量便開始走下坡路，到35歲會直線下降。
她警告說，我們都是在自欺欺人，并不清楚自己的生育能力正在快速下降。
生物鐘在滴答作響，時間不等人。
休利特的書引起了很大的轟動，《60分鐘》（60Minutes）為此拍了一段節目，《時代周刊》（Time）發表了題為《孩子vs.事業》（“Babyvs.Career”）的封面故事，同樣發出了緊迫的催促。
《紐約》雜志也以“嬰兒荒”為标題，刊登了記者範妮薩·格裡高利阿迪斯（VanessaGrigoriadis）對一名29歲女子的采訪。
這名女子說，她看過《60分鐘》的那一集節目，第二天早上醒來“又是《紐約》雜志的封面，還有《視野脫口秀》（TheView），我走到哪裡都有人在說嬰兒荒，紐約就像爆發了什麼流行病似的，人人都在警告你要小心，‘在家待着别出門！緊急播報：你的卵子快要不行了！’” 那時格裡高利阿迪斯28歲，她承認自己也有這樣的恐懼。
她在文中這樣寫道，自從20歲以後，她的全部心思就是在執行自己的人生計劃，那是“充滿征服和冒險的計劃：要當作家，要環遊世界，要盡情嘗試各種生活，直到不得不安頓下來建立一個完美的家庭，一個隻要照自己的心願生活就必然會有的家庭……那時候，擁有獨立是多麼的美好——至少對于我們這些慣用‘美好’一詞的人來說——而現在這樣的生活已不再美好了”。
[9]因為生物鐘在滴答作響，時間不等人。
那些擔心卵子質量的人，他們是出于好意，為了不讓年輕女性一不小心就像利希滕斯坦（Lichtenstein）的卡通片裡那個白癡女人那樣叫着“啊我的天，我忘記生寶寶了！” 然而這種強烈的焦慮感，是從以往的年代衍生出來的。
作家珍·特溫格（JeanTwenge）在年過三十後對休利特所說的生育能力減弱産生了懷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