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單身時代的婚與不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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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戀團體争取婚姻合法的主要原因。
對于不在美國出生的人來說，結婚是獲得美國簽證最好的且常常是唯一的辦法。
這正是小說家伊麗莎白·吉爾伯特（ElizabethGilbert）遭遇的問題。
吉爾伯特曾經離過一次婚，離婚的痛苦激發她寫了《一輩子做女孩》[3]這本暢銷一時的回憶錄，這次痛苦的經曆使她發誓再也不結婚，但是當她的伴侶被禁止入境的時候，他們隻能決定結婚。
這一次的遭遇又激發她寫了一本續集《承諾》（Committed），詳述了她對婚姻制度非常矛盾的心理。
平價醫療法（AffordableCareAct）于最近被通過之前，許多人結婚是為了獲得醫療保險。
“我愛我丈夫，我們共同生活，我也打算一直和他在一起，”諾娜·威利斯·阿羅諾維茨（NonaWillis-Aronowitz）在2011年這樣寫道，“但同時我也後悔我們結婚。
”他們結婚是因為有一次她男朋友進搶救室，但是處理醫療保險的行政人員質疑她是否可以繼續為她的同居伴侶提供醫療保險。
諾娜的母親艾倫·威利斯（EllenWillis）是女權文化評論員，父親斯坦利·阿羅諾維茨（StanleyAronowitz）是社會學家，兩個人在很小的年齡結婚并在20世紀中期的時候離婚，但他們又在諾娜15歲的時候“很不情願地”結婚了，“因為他們擔心伴侶關系無法讓他們的财産得到充分的保障”。
諾娜當時忙着學習甚至都沒有參加他們的婚禮。
[42]諾娜結婚則是為了讓她的丈夫加入她的健康保險計劃，他們去芝加哥市政廳登記結婚的時候，她隻穿了一件黑色的連衣裙和一雙人字拖。
難遇有緣人 然而問題是，對于我們許多人來說，找一個可以結婚、一起生活、一起度假、一起分攤賬單的人，又談何容易呢。
“這世上你我認為完美無缺的那種人是有的，或許千人之中會有那麼一個，”簡·奧斯丁在寫給她侄女的一封信中說，“這個人風度和氣魄兼備，彬彬有禮又不失心智見識。
但是這樣的人未必就能讓你遇見，就算讓你遇見了，他也未必就是有錢人家的長子，你某位朋友的近親，而且不一定和你生活在同一個地方。
”[43]奧斯丁所理解的是，緣分不是找到合适的人，而是要在合适的時間、合适的條件裡遇見合适的人，而這才是困難所在。
随着女性自我供養能力的提高，我們的擇偶标準相對應的水漲船高。
事實上，如今的标準已經遠遠超過了奧斯丁的時代。
在奧斯丁那個時代，結婚是女性唯一的選擇，否則生活将會非常艱難。
當代婦女或許更有可能擁有圓滿的生活，即使她們戀愛心切，也要保護自己免受不良婚姻的傷害。
來自華盛頓的小說家艾略特說她非常傷心，因為至今尚未找到一個人結婚成家，但是她又說自己并不遺憾。
“說起來有點複雜，如果我真的想結婚，過去十年裡我也交往過幾個人，我可以退而求其次從中選擇一個，但是我并沒有那樣做，”而她又說，“我為自己感到自豪，因為我從不違心地去将就，不過也不是說我這樣做就是如願了。
” 艾略特也注意到現在男女交往的性質變了。
“現如今，好像不會有一見鐘情的事了，”她這樣說。
現在大家都更加懂得生活的現實。
她記得曾經和一個有十萬美元負債的男子交往，“這在以前不算什麼，”她說，“可是現在，我自己沒有債務。
我不得不承認，如果對自己的經濟狀況負責，一個人打拼的話，和欠了那麼多債的人一起生活，是很可怕的。
” 一見鐘情、沒有負債，這樣的伴侶在生活中可遇而不可求。
即使沒有這些優秀的男人，我們自己也能擁有足夠完美的生活，因此我們的擇偶标準提高了，這也是我們自身獨立所帶來的意外結果。
從前，女人依靠男人供養、給予她們社會地位和栖身之所，而且必須結婚才可以名正言順地享受性生活，并且生兒育女。
在這種情況下，她們的标準可以降低，而且必然會降低，男人隻要拿出一張工資條、有生殖器、還活着，就可以了。
如今女性的要求提高了，我們堅持為自己尋找更好的伴侶也是為了改善——從而拯救——婚姻。
遇見真愛多數靠的是運氣和上天特别的恩待，是偶然的機會造就了生活中的奇迹，這其中有我們出生時的機緣，更有我們成長過程中所能得到的資源和選擇機會。
我結婚也是因為機緣巧合。
有天晚上我加完班回家，下了地鐵，突然決定到我家附近的一家餐館買個意面帶回去。
這是一家我非常喜歡的餐館，我和我的女性朋友經常光顧那裡。
我點好單就坐在吧台旁喝水，邊上正好有個英俊的男子在獨自用餐，他一邊看着雜志一邊喝着葡萄酒。
我從吧台上方的鏡子裡觀察他，忽然産生了想認識他的沖動。
就在無意之中，我的杯子從我手中滑落打在了吧台上，他擡起頭來，于是我們就聊了起來。
當時我并非在尋找愛情，隻是買個晚餐而已，但如若愛情來臨我也不會回避。
我沒有用過手段，使過計謀，那天晚上的事雖然發生了，但同樣有可能不會發生。
我的行為，我的穿着打扮，我對這段關系的反應和态度，以及他是否會給我打電話，都沒什麼特别之處。
事實上，他當時還沒有從上一段感情的傷痛中完全走出來，起初還在猶豫要不要開始新的關系。
而我，要是聽從電影《他其實沒那麼喜歡你》（He’sJustNotThatIntoYou）的忠告，也絕不會去主動追求他，更不會知道我們竟可以一見鐘情。
我生命中唯一做過的直接促成我認識這個男人并和他結婚的事，就是在認識他之前我是單身未婚。
而這也并不是我有意為之，我曾多少次後悔自己沒有接受不是最好但也過得去的關系，因為我無法向自己證明我的生命中一定會出現更優秀的男人。
我想，或許我該面對現實，如果真的想走進戀愛，它就不會是完美的。
但是，大多數時候，我不會去主動追求别人，除非我非常地愛他，因為我更願意做别的事情，也不願意和我不愛的男人消磨時間。
我放棄這些機會也就意味着，當我愛的人真的出現，我就有去追求的自由。
我幸福地結婚了，因為在這個時代，單身也可以同樣幸福。
穿着最好的牛仔褲結婚 女權主義領袖格洛麗亞·斯泰納姆曾經說她不想結婚，因為她不能在囚禁中做愛，她說：“我們自己正成為我們想要委身托付的那個男人。
”她曾經說婚姻是一個人與半個人的結合，她曾經抛棄大學時的未婚夫，然而在66歲的時候，她還是結婚了。
她的丈夫大衛·貝爾（DavidBale）是一名南非環境與動物權利活動分子，他們在俄克拉荷馬州的一個農村結的婚。
斯泰納姆在談到她認識貝爾之前的長期單身生活時說，“大約就在女權運動進入我生活的那個時候，我認識到：1）我并非一定要結婚，人們（甚至女性）可以選擇不同的生活方式；2）我無論如何不能結婚，因為結婚就是要放棄我的公民權利（我的信用評級，我的合法居所，我的姓氏等等）。
”她在成年後經曆了許多感情，她和那些男人的關系，用她的話來說，“無需考慮結婚，尤其是當我發現沒有孩子很幸福的時候。
” 她說她和貝爾之間本就無需考慮結婚，“我們因為相愛而在一起，但是我們的年齡——我們認識的時候他59歲，我65歲——似乎沒有理由需要結成法律意義上的夫妻。
”然而那些讓人頭疼的福利，使他們不得不改變主意，考慮結婚。
貝爾居留美國所持的簽證類型前不久被國會取消，移民的事讓他大為苦惱。
他們咨詢了律師，律師說最穩妥的辦法就是通過結婚讓他獲得綠卡。
斯泰納姆花了不少時間研究婦女運動給婚姻法帶來的好處，她認為現在已無需擔心結婚會使她失去該有的權利。
她還咨詢了好朋友，前切羅基族聯盟主席威爾瑪·曼基勒（WilmaMankiller），後者在滿天星鬥的夜空下考慮了一個晚上，最後建議她結婚。
斯泰納姆和貝爾已經計劃好前往俄克拉荷馬州參加切羅基民族節的慶典。
他們一到那裡就駕車前往該州的一個小法院領了結婚證書。
斯泰納姆說和結婚證一起給他們的，還有一袋洗衣粉，以及當地商家免費贈送的各種各樣的家用清潔劑樣品。
貝爾的一個女兒，以及斯泰納姆的幾個朋友早已在那裡準備參加這次的大團圓。
黎明時分，曼基勒的丈夫查理·索普（CharlieSoap）圍着篝火用切羅基語主持了婚禮，然後一名女法官、曼基勒的朋友主持了法律儀式。
“我們吃了豐盛的早餐，”斯泰納姆說，“僅此而已！” 斯泰納姆驚訝地發現，他們在農村舉行的這場婚禮很快就被媒體知道了，在不到一天的時間裡，各種報道鋪天蓋地而來。
有曾經希望她堅持獨身的女性對她表示的失望，也有少數人對她終于屈服于她曾力圖反抗并改變的制度，而發出勝利的歡呼。
大多數人的反應是熱烈的，年屆66歲的斯泰納姆已無需擔心她要放棄自己獨立的地位，讓人們感到高興的是，不管出于何種原因，她終于決定去做她曾經不想做的事情。
當《哦，奧普拉》雜志（O,TheOprahMagazine）要求刊登她的結婚照時，她發了許多張給他們。
“可是他們給我的回複說，不對，我們要的是結婚照，可這些照片上你穿着牛仔褲。
”斯泰納姆給他們解釋說：“那是我最好的牛仔褲啊！” 斯泰納姆回憶說，貝爾在和她結婚之前和結婚之後，都會陪同她參加校園活動和舉行演講，而且經常在活動之後和學生進行交談。
斯泰納姆發現這些學生，其中大多數是年輕女性，非常渴望“能夠有一個男性——因為我們的關系，也因為他的身份——來告訴她們，不用放棄自己也可以得到男人的愛”。
她說她沒想到“她們是如此渴望有人來證明給她們看，然而真實的例子卻鳳毛麟角”。
事實證明，結婚對于斯泰納姆和貝爾來說是一個正确的決定。
“如果我們沒有結婚，大衛就不能享受我的健康保險，”她說，“大約兩年後他生病被确診為腦腫瘤，在醫院和護理院住了将近一年時間，如果沒有我的健康保險，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孩子，都會破産。
” 和斯泰納姆結婚三年後，貝爾離開了人世。
回想那個時候，斯泰納姆說：“那個時候的熱情讓我們每個人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她繼續說，可以說，貝爾的這場病使她明白了“什麼叫災難，但是我不後悔有這樣的經曆。
我想我被派遣到他生命中去，幫助他在他離開世界之前更好地享受生活。
他也被派遣到我生命中來，讓我認真地過好當下的生活。
” 斯泰納姆說，結婚的經曆使她明白了婚姻這個古老的習俗，其“最大的殘餘思想”是什麼，那就是人們對婚姻的理想化，認為它高過其他所有的愛。
“仍有人這樣認為，因為我們是合法的夫妻，他就是我生命中的最愛——我也是他生命中的最愛。
”斯泰納姆說，“這是對人類獨特性多麼大的誤解。
他以前有過兩次婚姻，他有已經成年的孩子，他們都非常出色。
我和别的男人也有過幸福的愛情，他們至今仍然是我的朋友，是我特别的家人。
有些人終生隻有一個伴侶，但是大多數人都不止一個——我們的每一段愛情都是我們生命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獨特的。
” 注釋 [1]進步時代（ProgressiveEra），19世紀90年代至20世紀20年代，由于城市化、工業化、非法移民、政府腐敗等問題，美國曆史上一個政治、社會變革風起雲湧的時期。
[2]阿米什人（Amish），基督新教再洗禮派門諾會中的一個信徒分支。
以拒絕汽車、電力等現代設施，崇尚簡單樸素的生活聞名。
[3]《一輩子做女孩》（Eat,Pray,Love），由該書改編的同名電影譯為《美食、祈禱和戀愛》，由茱莉亞·羅伯茨（JuliaRoberts）主演。
對于不在美國出生的人來說，結婚是獲得美國簽證最好的且常常是唯一的辦法。
這正是小說家伊麗莎白·吉爾伯特（ElizabethGilbert）遭遇的問題。
吉爾伯特曾經離過一次婚，離婚的痛苦激發她寫了《一輩子做女孩》[3]這本暢銷一時的回憶錄，這次痛苦的經曆使她發誓再也不結婚，但是當她的伴侶被禁止入境的時候，他們隻能決定結婚。
這一次的遭遇又激發她寫了一本續集《承諾》（Committed），詳述了她對婚姻制度非常矛盾的心理。
平價醫療法（AffordableCareAct）于最近被通過之前，許多人結婚是為了獲得醫療保險。
“我愛我丈夫，我們共同生活，我也打算一直和他在一起，”諾娜·威利斯·阿羅諾維茨（NonaWillis-Aronowitz）在2011年這樣寫道，“但同時我也後悔我們結婚。
”他們結婚是因為有一次她男朋友進搶救室，但是處理醫療保險的行政人員質疑她是否可以繼續為她的同居伴侶提供醫療保險。
諾娜的母親艾倫·威利斯（EllenWillis）是女權文化評論員，父親斯坦利·阿羅諾維茨（StanleyAronowitz）是社會學家，兩個人在很小的年齡結婚并在20世紀中期的時候離婚，但他們又在諾娜15歲的時候“很不情願地”結婚了，“因為他們擔心伴侶關系無法讓他們的财産得到充分的保障”。
諾娜當時忙着學習甚至都沒有參加他們的婚禮。
[42]諾娜結婚則是為了讓她的丈夫加入她的健康保險計劃，他們去芝加哥市政廳登記結婚的時候，她隻穿了一件黑色的連衣裙和一雙人字拖。
難遇有緣人 然而問題是，對于我們許多人來說，找一個可以結婚、一起生活、一起度假、一起分攤賬單的人，又談何容易呢。
“這世上你我認為完美無缺的那種人是有的，或許千人之中會有那麼一個，”簡·奧斯丁在寫給她侄女的一封信中說，“這個人風度和氣魄兼備，彬彬有禮又不失心智見識。
但是這樣的人未必就能讓你遇見，就算讓你遇見了，他也未必就是有錢人家的長子，你某位朋友的近親，而且不一定和你生活在同一個地方。
”[43]奧斯丁所理解的是，緣分不是找到合适的人，而是要在合适的時間、合适的條件裡遇見合适的人，而這才是困難所在。
随着女性自我供養能力的提高，我們的擇偶标準相對應的水漲船高。
事實上，如今的标準已經遠遠超過了奧斯丁的時代。
在奧斯丁那個時代，結婚是女性唯一的選擇，否則生活将會非常艱難。
當代婦女或許更有可能擁有圓滿的生活，即使她們戀愛心切，也要保護自己免受不良婚姻的傷害。
來自華盛頓的小說家艾略特說她非常傷心，因為至今尚未找到一個人結婚成家，但是她又說自己并不遺憾。
“說起來有點複雜，如果我真的想結婚，過去十年裡我也交往過幾個人，我可以退而求其次從中選擇一個，但是我并沒有那樣做，”而她又說，“我為自己感到自豪，因為我從不違心地去将就，不過也不是說我這樣做就是如願了。
” 艾略特也注意到現在男女交往的性質變了。
“現如今，好像不會有一見鐘情的事了，”她這樣說。
現在大家都更加懂得生活的現實。
她記得曾經和一個有十萬美元負債的男子交往，“這在以前不算什麼，”她說，“可是現在，我自己沒有債務。
我不得不承認，如果對自己的經濟狀況負責，一個人打拼的話，和欠了那麼多債的人一起生活，是很可怕的。
” 一見鐘情、沒有負債，這樣的伴侶在生活中可遇而不可求。
即使沒有這些優秀的男人，我們自己也能擁有足夠完美的生活，因此我們的擇偶标準提高了，這也是我們自身獨立所帶來的意外結果。
從前，女人依靠男人供養、給予她們社會地位和栖身之所，而且必須結婚才可以名正言順地享受性生活，并且生兒育女。
在這種情況下，她們的标準可以降低，而且必然會降低，男人隻要拿出一張工資條、有生殖器、還活着，就可以了。
如今女性的要求提高了，我們堅持為自己尋找更好的伴侶也是為了改善——從而拯救——婚姻。
遇見真愛多數靠的是運氣和上天特别的恩待，是偶然的機會造就了生活中的奇迹，這其中有我們出生時的機緣，更有我們成長過程中所能得到的資源和選擇機會。
我結婚也是因為機緣巧合。
有天晚上我加完班回家，下了地鐵，突然決定到我家附近的一家餐館買個意面帶回去。
這是一家我非常喜歡的餐館，我和我的女性朋友經常光顧那裡。
我點好單就坐在吧台旁喝水，邊上正好有個英俊的男子在獨自用餐，他一邊看着雜志一邊喝着葡萄酒。
我從吧台上方的鏡子裡觀察他，忽然産生了想認識他的沖動。
就在無意之中，我的杯子從我手中滑落打在了吧台上，他擡起頭來，于是我們就聊了起來。
當時我并非在尋找愛情，隻是買個晚餐而已，但如若愛情來臨我也不會回避。
我沒有用過手段，使過計謀，那天晚上的事雖然發生了，但同樣有可能不會發生。
我的行為，我的穿着打扮，我對這段關系的反應和态度，以及他是否會給我打電話，都沒什麼特别之處。
事實上，他當時還沒有從上一段感情的傷痛中完全走出來，起初還在猶豫要不要開始新的關系。
而我，要是聽從電影《他其實沒那麼喜歡你》（He’sJustNotThatIntoYou）的忠告，也絕不會去主動追求他，更不會知道我們竟可以一見鐘情。
我生命中唯一做過的直接促成我認識這個男人并和他結婚的事，就是在認識他之前我是單身未婚。
而這也并不是我有意為之，我曾多少次後悔自己沒有接受不是最好但也過得去的關系，因為我無法向自己證明我的生命中一定會出現更優秀的男人。
我想，或許我該面對現實，如果真的想走進戀愛，它就不會是完美的。
但是，大多數時候，我不會去主動追求别人，除非我非常地愛他，因為我更願意做别的事情，也不願意和我不愛的男人消磨時間。
我放棄這些機會也就意味着，當我愛的人真的出現，我就有去追求的自由。
我幸福地結婚了，因為在這個時代，單身也可以同樣幸福。
穿着最好的牛仔褲結婚 女權主義領袖格洛麗亞·斯泰納姆曾經說她不想結婚，因為她不能在囚禁中做愛，她說：“我們自己正成為我們想要委身托付的那個男人。
”她曾經說婚姻是一個人與半個人的結合，她曾經抛棄大學時的未婚夫，然而在66歲的時候，她還是結婚了。
她的丈夫大衛·貝爾（DavidBale）是一名南非環境與動物權利活動分子，他們在俄克拉荷馬州的一個農村結的婚。
斯泰納姆在談到她認識貝爾之前的長期單身生活時說，“大約就在女權運動進入我生活的那個時候，我認識到：1）我并非一定要結婚，人們（甚至女性）可以選擇不同的生活方式；2）我無論如何不能結婚，因為結婚就是要放棄我的公民權利（我的信用評級，我的合法居所，我的姓氏等等）。
”她在成年後經曆了許多感情，她和那些男人的關系，用她的話來說，“無需考慮結婚，尤其是當我發現沒有孩子很幸福的時候。
” 她說她和貝爾之間本就無需考慮結婚，“我們因為相愛而在一起，但是我們的年齡——我們認識的時候他59歲，我65歲——似乎沒有理由需要結成法律意義上的夫妻。
”然而那些讓人頭疼的福利，使他們不得不改變主意，考慮結婚。
貝爾居留美國所持的簽證類型前不久被國會取消，移民的事讓他大為苦惱。
他們咨詢了律師，律師說最穩妥的辦法就是通過結婚讓他獲得綠卡。
斯泰納姆花了不少時間研究婦女運動給婚姻法帶來的好處，她認為現在已無需擔心結婚會使她失去該有的權利。
她還咨詢了好朋友，前切羅基族聯盟主席威爾瑪·曼基勒（WilmaMankiller），後者在滿天星鬥的夜空下考慮了一個晚上，最後建議她結婚。
斯泰納姆和貝爾已經計劃好前往俄克拉荷馬州參加切羅基民族節的慶典。
他們一到那裡就駕車前往該州的一個小法院領了結婚證書。
斯泰納姆說和結婚證一起給他們的，還有一袋洗衣粉，以及當地商家免費贈送的各種各樣的家用清潔劑樣品。
貝爾的一個女兒，以及斯泰納姆的幾個朋友早已在那裡準備參加這次的大團圓。
黎明時分，曼基勒的丈夫查理·索普（CharlieSoap）圍着篝火用切羅基語主持了婚禮，然後一名女法官、曼基勒的朋友主持了法律儀式。
“我們吃了豐盛的早餐，”斯泰納姆說，“僅此而已！” 斯泰納姆驚訝地發現，他們在農村舉行的這場婚禮很快就被媒體知道了，在不到一天的時間裡，各種報道鋪天蓋地而來。
有曾經希望她堅持獨身的女性對她表示的失望，也有少數人對她終于屈服于她曾力圖反抗并改變的制度，而發出勝利的歡呼。
大多數人的反應是熱烈的，年屆66歲的斯泰納姆已無需擔心她要放棄自己獨立的地位，讓人們感到高興的是，不管出于何種原因，她終于決定去做她曾經不想做的事情。
當《哦，奧普拉》雜志（O,TheOprahMagazine）要求刊登她的結婚照時，她發了許多張給他們。
“可是他們給我的回複說，不對，我們要的是結婚照，可這些照片上你穿着牛仔褲。
”斯泰納姆給他們解釋說：“那是我最好的牛仔褲啊！” 斯泰納姆回憶說，貝爾在和她結婚之前和結婚之後，都會陪同她參加校園活動和舉行演講，而且經常在活動之後和學生進行交談。
斯泰納姆發現這些學生，其中大多數是年輕女性，非常渴望“能夠有一個男性——因為我們的關系，也因為他的身份——來告訴她們，不用放棄自己也可以得到男人的愛”。
她說她沒想到“她們是如此渴望有人來證明給她們看，然而真實的例子卻鳳毛麟角”。
事實證明，結婚對于斯泰納姆和貝爾來說是一個正确的決定。
“如果我們沒有結婚，大衛就不能享受我的健康保險，”她說，“大約兩年後他生病被确診為腦腫瘤，在醫院和護理院住了将近一年時間，如果沒有我的健康保險，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孩子，都會破産。
” 和斯泰納姆結婚三年後，貝爾離開了人世。
回想那個時候，斯泰納姆說：“那個時候的熱情讓我們每個人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她繼續說，可以說，貝爾的這場病使她明白了“什麼叫災難，但是我不後悔有這樣的經曆。
我想我被派遣到他生命中去，幫助他在他離開世界之前更好地享受生活。
他也被派遣到我生命中來，讓我認真地過好當下的生活。
” 斯泰納姆說，結婚的經曆使她明白了婚姻這個古老的習俗，其“最大的殘餘思想”是什麼，那就是人們對婚姻的理想化，認為它高過其他所有的愛。
“仍有人這樣認為，因為我們是合法的夫妻，他就是我生命中的最愛——我也是他生命中的最愛。
”斯泰納姆說，“這是對人類獨特性多麼大的誤解。
他以前有過兩次婚姻，他有已經成年的孩子，他們都非常出色。
我和别的男人也有過幸福的愛情，他們至今仍然是我的朋友，是我特别的家人。
有些人終生隻有一個伴侶，但是大多數人都不止一個——我們的每一段愛情都是我們生命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獨特的。
” 注釋 [1]進步時代（ProgressiveEra），19世紀90年代至20世紀20年代，由于城市化、工業化、非法移民、政府腐敗等問題，美國曆史上一個政治、社會變革風起雲湧的時期。
[2]阿米什人（Amish），基督新教再洗禮派門諾會中的一個信徒分支。
以拒絕汽車、電力等現代設施，崇尚簡單樸素的生活聞名。
[3]《一輩子做女孩》（Eat,Pray,Love），由該書改編的同名電影譯為《美食、祈禱和戀愛》，由茱莉亞·羅伯茨（JuliaRoberts）主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