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單身時代的婚與不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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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遇到思想相對進步的男性，将她們視為獨立的成功女性，接近她們，追求她們。
流行歌星碧昂絲在她和嘻哈明星Jay-Z（本名肖恩·卡特）結婚後接受了一系列采訪，其中一家媒體是《十七歲》（Seventeen）。
《十七歲》是一本為年輕女性出謀劃策、指導她們如何趁早出嫁的雜志，但碧昂絲卻在這次采訪中發出了一種不同的聲音。
她說她19歲開始和卡特交往，但是她有意拖延結婚的時間。
“我不相信一個人在20歲的時候喜歡一樣東西，到了30歲還會喜歡，”她說，“所以我規定自己，25歲之前絕不結婚。
我覺得我們首先要認識自己，了解自己想要什麼，給自己一段獨處的時間，為自己的身份感到自豪了，然後才能和别人分享。
”碧昂絲和Jay-Z終于在2008年共結連理，那年她26歲，已經如她所願蜚聲全球了。
今天有許多證據表明，晚婚和走高的不婚率對婚姻質量有着積極的影響。
結婚率低而晚婚率高的幾個州——包括紐約州、馬薩諸塞州、新澤西州、伊利諾伊州和賓夕法尼亞州——經常自豪地稱它們的離婚率在全國是最低的。
[16]而普遍早婚的一些州幾乎完全相反，猶他州除外，因為猶他州的摩門教徒們鼓勵早婚但是不鼓勵離婚。
[17]懷俄明州、俄克拉荷馬州、阿肯色州、肯塔基州和田納西州，都屬于早婚但離婚率高的州。
[18] 晚婚的衆多好處之一就是，它使情侶間在結婚之前有更長的時間磨合、經曆更加多樣的相處模式。
新聞記者伊芙琳·坎甯漢姆（EvelynCunningham）曾經說過，“婦女是我們社會唯一一個與壓迫者親密共處的被壓迫群體”。
女權主義者格裡奧特（Griote）2010年在她的博客中援引了這句傷感的話并且說，她有次在洗着不是自己用過的碗碟時意識到，“我若是嫁給一個希望我同時做他的妻子、性工具、廚師、女傭和私人秘書的男人，我的婚姻維持不了六個月。
”女性若拒絕一成年就将自己定位成男人的女傭、性工具和任由使喚的妻子，她們便打破了坎甯漢姆所說的同居壓迫怪圈。
不僅如此，未婚女性還改變了社會對她們的偏見。
她們和男人并肩共事，讓他們明白女人也可以成為他們的同事和老闆；和他們一起喝酒，一起争論政治話題，讓他們明白女人也可以成為他們的朋友；和他們上床做愛，讓他們明白（希望是真的明白）有了性并不意味着女人就屬于他們；她們按照自己的意願生存，迫使男人承認她們是和他們平等的同類，而不是他們的附屬品和性工具。
正如蘇珊·安東尼在接受内莉·布萊的采訪時所言（内莉·布萊在她31歲結婚之前當過駐外通訊員，在有史以來最短的時間内完成了環球旅行），“過去，男人害怕女人有思想，害怕婦女有投票參政的意願。
現如今，優秀的女性參政者正是優秀男人尋覓的對象”[19]。
安東尼認為，獨立生活的女性雖然一度被認定不是男人理想的伴侶，但是男人的興趣終将改變。
一百多年後，她的這個觀點與婚姻曆史學家斯黛芬妮·庫茨所描述的觀念轉變不謀而合。
庫茨指出，受過大學教育和擁有高薪水的女性，曾經是最難婚配的一類群體，如今卻是最容易出嫁、最有可能享受長久婚姻的人群之一。
[20] 這種轉變，部分原因是延遲結婚後，不僅女性變得獨立了，男性也和女性一樣，學會了自己張羅吃穿、打掃居室，自己熨燙襯衣、整理行李。
發揮個體潛能可以帶來更大的社會公平，這是安東尼理想中單身女性時代實現男女平等的基本條件。
安東尼曾經做過預測，在她的單身烏托邦世界裡，男人光臨單身女性居所不是為了“在婚姻市場上尋找潛在的女當家”，而是“像走進了紳士俱樂部，和她們一起探讨藝術、科學、政治、宗教和改革……是為了在傲慢的知識領域裡結識和他們站在同一個高度的同僚”。
這正是那位“單身女學士”在1904年所寫的她理想中的婚姻生活，“我理想中的婚姻，丈夫是我的知識伴侶，他願意——并以此為豪——給我鼓勵和靈感，使我在我所選擇的領域裡有所發展，同樣，我也願意對他所從事的領域給予欣賞和支持。
”但終究還是遺憾，她抱怨說，“不管什麼樣的情人，他們都（隻）想讓我成為他們孩子的母親。
” 我和先生在2010年結婚的時候，我35歲，他45歲，結婚之前我們共有八年時間各自獨立生活。
這其中的弊端差不多都是情感方面的——幾乎可以确定，我們無法像所希望的那樣有更長的時間攜手共度人生，除此之外，讓我感到遺憾的是，因為我們年齡偏大而且有生育的打算，所以在孩子出生之前，我們沒有很多時間享受二人世界。
但不可否認，我們之間絕不是那種誰歸屬誰的關系。
我們有各自的銀行賬戶，各自的餐盤，各自的事業和各自的社交圈，我們都會洗衣做飯，都會使用電鋸。
我們若是要在工作中建立一個相對平等的起點，就會分配任務給那些合适的人，而不是随便分派讓人窮于應付。
在我的婚姻生活中，我和先生共同分擔做飯的家務，我負責大部分的衛生工作，他負責全部的洗衣任務，孩子則由我們輪流照看。
我并不是在宣揚我的或是誰的婚姻可以成為别人的楷模。
改善婚姻關系有多種選擇，其中之一就是，依照夫妻雙方的才能和意願來塑造婚姻。
可以肯定的是，相比我的母親或祖母，我的生活質量遠遠高于她們，我每天的家務負擔更是想象不到的輕松，夫妻之間也遠比她們平等。
處于這種婚姻關系的并非隻我一人。
2010年皮尤家庭傾向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顯示，51%的調查對象（已婚或同居）稱，他們的關系比父母這一代更加緊密。
而在這些人中，55%的女性看到關系有改善，而男性是46%。
[21] 男人通過和女人建立平等的伴侶關系，可以為子女樹立榜樣，便于他們今後建立更加平等的關系。
22歲的維多利亞·彭（VictoriaPeng）是一家律師事務所的職員，她回憶起以前總是取笑她父親像個女人，那時他父親自己創業，時間上比她在公司上班的母親相對自由，所以排球訓練結束後總是由父親接她回家。
但是現在她說：“我想找一個像我父親那樣的男人”。
在我們這個女人擁有獨立的時代，男人不僅變得更加溫柔體貼，作為朋友，他們也更加合格了。
大女兒出生後，我第一次外出報道新聞時仍在哺乳期，當時另有一名記者是我的男同事，也是我的競争對手。
這位同事是個結了婚、有兩個孩子的父親，所以他非常理解新聞活動的延遲，會對我的哺乳造成什麼影響。
我們在魚類加工廠給未來的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做跟蹤報道時，正是這名男同事跑前跑後為我找來冰袋讓我存放帶回家的母乳。
前進的步伐雖有遲疑卻不會停止。
雖然美國尚未設立帶薪的陪産假，雖然許多工作場所仍然沒有專門的哺乳室供産後回歸工作的女性使用，雖然衆議院大樓要到2011年才終于有了女盥洗室，但是美國婦女憑着實現獨立公平的堅定決心，克服制度上的重重困難，推動社會觀念和大衆行為發生了巨大的轉變。
和我們共事搭檔、結為好友的男人，如今也會幫助我們冷藏母乳了。
從1965年至2011年間，孩子在18歲以下的已婚男子，從事家務勞動的時間從每周的4個小時上升到了10個小時，他們照看孩子的時間從每周的2.5個小時提高到了7個小時。
[22]在家務方面的分配雖然還存在男女不平衡——男人清掃落葉、倒垃圾，女人洗碗、打掃衛生間，但是美國勞動統計局關于時間利用的調查發現，從2003年至2014年，男性從事打掃衛生和烹饪的比例從35%上升到了43%，同一時期，女性平時從事家務勞動的比例從54%下降到了49%。
[23]雖然遠未達到平均分配的程度，但卻是曆史上最接近的比例。
有調查發現，在大多數仍然處于未婚階段的千禧一代中，無論男女，工作、生活兩相平衡，是他們選擇工作時優先于報酬的考慮因素。
[24]《紐約時報》曾經發表過一篇關于越來越多的男性涉足護理業等傳統女性行業的報道，文中引用了艾德裡安·奧蒂斯（AdrianOrtiz）說過的一句話——“家庭絕對是我的第一位”。
[25]奧蒂斯曾是墨西哥的一名律師，後來在美國改行當一名雙語幼兒園教師。
即使是在素以男性為主的領導職位上，有些男的也比過去更加坦然地承認他們同樣擔負着家務責任。
2015年，威斯康星州共和黨議員保羅·賴安（PaulRyan）宣稱，他對出任議長一職、成為總統第三順位繼承人的興趣不大，因為他不想“放棄家庭時間”。
作為一名政客，賴安曾經反對可使更多父母有時間陪伴孩子的兒童看護津貼、帶薪休假法規，由此可以看出，我們的文化觀念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轉變，現在的男人竟然會把家庭責任列為仕途上的障礙。
全職爸爸雖然為數不多，但是相比過去現在更加普遍，尤其是經濟發達地區，女性正在打破慣例逐漸上升至頂層職位，經濟條件允許夫妻的一方在家全職照顧家庭。
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丈夫看家照顧孩子、自己在華爾街打拼的女性數量已經由1980年的2980人上升至2011年的21617人，幾乎呈10倍的增加。
在21世紀的前十年裡，美國各個階層全職父親的數量幾乎增加了一倍。
[26]一項調查研究顯示，在妻子有工作、孩子5歲以下的男性中，有20%的父親是孩子最主要的照顧者。
此類人群數量的增加不僅是因為有更多的婦女成為賺取薪水的勞動力，還有一個原因是經濟蕭條和藍領勞動力的萎縮造成父親失業。
批評人士也許認為父親作為孩子最主要的照顧者，其數量上升隻是經濟不景氣的一個症狀。
但是高失業率并沒有減少這些男人生育的欲望，正如長期的性别偏見将中産階級女性拒于工作場所之外，也沒有造成母親數量的減少。
社會對于這些新常态的出現不僅能夠适應，并且正在做出調整。
巴塞羅那大學的研究人員日前對1968年至2009年來自56個國家的人口統計數據進行了分析，并得出結論認為，婚姻模式因為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數量增加而正在發生改變，更多女性與受教育程度低于自己的男性進行婚配，相比之前高成就女性和低成就男性容易單身的狀況，這是現代婚姻趨勢于近期出現的一個反轉。
[27]如研究人員艾伯特·埃斯特維（AlbertEsteve）談到這項調查研究時所言，“我們注意到的是，婚配組合模式會根據這些結構性的變化及時做出調整。
一旦出現這樣的變化，婚姻市場必然會受到影響”。
老姑娘和同性戀婚姻 2013年6月在最高法院撤銷《婚姻保護法案》之後，新聞記者傑斯·奧克斯菲爾德（JessOxfeld）發表了一篇題為《昨日的少數被壓迫者，今日的老姑娘》（“Yesterday,AnOppressedMinority,Today,anOldMaid”）的專欄文章。
就在最高法院做出裁定的同一個星期，奧克斯菲爾德和她男朋友結束了關系。
“我37歲，單身，”她在文中這樣寫道，“我的确想要一個丈夫。
”不僅如此，她還說，“這種異性婚戀思維模式讓我認識到自己原本遲鈍的異性婚戀觀。
我不僅想要結婚，更想在合适的年齡裡結婚……我希望我的婚禮是在青春年華裡舉行，而不是在垂暮之年”[28]。
在《場記闆》雜志的一篇題為《不要成為别人的妻子》（“Don’tBeaWife”）的文章中，評論員瓊·托馬斯（JuneThomas）對向同性戀伴侶強加婚姻期待的做法表達了同樣的不滿，她特别援引了女權主義的婚姻觀作為她反對的理由，“将近十六年，我和伴侶保持着一夫一妻式的關系，我非常幸福，”托馬斯寫道，“我們擁有共同的财産，共同養了一隻貓。
我就是不想成為别人的妻
流行歌星碧昂絲在她和嘻哈明星Jay-Z（本名肖恩·卡特）結婚後接受了一系列采訪，其中一家媒體是《十七歲》（Seventeen）。
《十七歲》是一本為年輕女性出謀劃策、指導她們如何趁早出嫁的雜志，但碧昂絲卻在這次采訪中發出了一種不同的聲音。
她說她19歲開始和卡特交往，但是她有意拖延結婚的時間。
“我不相信一個人在20歲的時候喜歡一樣東西，到了30歲還會喜歡，”她說，“所以我規定自己，25歲之前絕不結婚。
我覺得我們首先要認識自己，了解自己想要什麼，給自己一段獨處的時間，為自己的身份感到自豪了，然後才能和别人分享。
”碧昂絲和Jay-Z終于在2008年共結連理，那年她26歲，已經如她所願蜚聲全球了。
今天有許多證據表明，晚婚和走高的不婚率對婚姻質量有着積極的影響。
結婚率低而晚婚率高的幾個州——包括紐約州、馬薩諸塞州、新澤西州、伊利諾伊州和賓夕法尼亞州——經常自豪地稱它們的離婚率在全國是最低的。
[16]而普遍早婚的一些州幾乎完全相反，猶他州除外，因為猶他州的摩門教徒們鼓勵早婚但是不鼓勵離婚。
[17]懷俄明州、俄克拉荷馬州、阿肯色州、肯塔基州和田納西州，都屬于早婚但離婚率高的州。
[18] 晚婚的衆多好處之一就是，它使情侶間在結婚之前有更長的時間磨合、經曆更加多樣的相處模式。
新聞記者伊芙琳·坎甯漢姆（EvelynCunningham）曾經說過，“婦女是我們社會唯一一個與壓迫者親密共處的被壓迫群體”。
女權主義者格裡奧特（Griote）2010年在她的博客中援引了這句傷感的話并且說，她有次在洗着不是自己用過的碗碟時意識到，“我若是嫁給一個希望我同時做他的妻子、性工具、廚師、女傭和私人秘書的男人，我的婚姻維持不了六個月。
”女性若拒絕一成年就将自己定位成男人的女傭、性工具和任由使喚的妻子，她們便打破了坎甯漢姆所說的同居壓迫怪圈。
不僅如此，未婚女性還改變了社會對她們的偏見。
她們和男人并肩共事，讓他們明白女人也可以成為他們的同事和老闆；和他們一起喝酒，一起争論政治話題，讓他們明白女人也可以成為他們的朋友；和他們上床做愛，讓他們明白（希望是真的明白）有了性并不意味着女人就屬于他們；她們按照自己的意願生存，迫使男人承認她們是和他們平等的同類，而不是他們的附屬品和性工具。
正如蘇珊·安東尼在接受内莉·布萊的采訪時所言（内莉·布萊在她31歲結婚之前當過駐外通訊員，在有史以來最短的時間内完成了環球旅行），“過去，男人害怕女人有思想，害怕婦女有投票參政的意願。
現如今，優秀的女性參政者正是優秀男人尋覓的對象”[19]。
安東尼認為，獨立生活的女性雖然一度被認定不是男人理想的伴侶，但是男人的興趣終将改變。
一百多年後，她的這個觀點與婚姻曆史學家斯黛芬妮·庫茨所描述的觀念轉變不謀而合。
庫茨指出，受過大學教育和擁有高薪水的女性，曾經是最難婚配的一類群體，如今卻是最容易出嫁、最有可能享受長久婚姻的人群之一。
[20] 這種轉變，部分原因是延遲結婚後，不僅女性變得獨立了，男性也和女性一樣，學會了自己張羅吃穿、打掃居室，自己熨燙襯衣、整理行李。
發揮個體潛能可以帶來更大的社會公平，這是安東尼理想中單身女性時代實現男女平等的基本條件。
安東尼曾經做過預測，在她的單身烏托邦世界裡，男人光臨單身女性居所不是為了“在婚姻市場上尋找潛在的女當家”，而是“像走進了紳士俱樂部，和她們一起探讨藝術、科學、政治、宗教和改革……是為了在傲慢的知識領域裡結識和他們站在同一個高度的同僚”。
這正是那位“單身女學士”在1904年所寫的她理想中的婚姻生活，“我理想中的婚姻，丈夫是我的知識伴侶，他願意——并以此為豪——給我鼓勵和靈感，使我在我所選擇的領域裡有所發展，同樣，我也願意對他所從事的領域給予欣賞和支持。
”但終究還是遺憾，她抱怨說，“不管什麼樣的情人，他們都（隻）想讓我成為他們孩子的母親。
” 我和先生在2010年結婚的時候，我35歲，他45歲，結婚之前我們共有八年時間各自獨立生活。
這其中的弊端差不多都是情感方面的——幾乎可以确定，我們無法像所希望的那樣有更長的時間攜手共度人生，除此之外，讓我感到遺憾的是，因為我們年齡偏大而且有生育的打算，所以在孩子出生之前，我們沒有很多時間享受二人世界。
但不可否認，我們之間絕不是那種誰歸屬誰的關系。
我們有各自的銀行賬戶，各自的餐盤，各自的事業和各自的社交圈，我們都會洗衣做飯，都會使用電鋸。
我們若是要在工作中建立一個相對平等的起點，就會分配任務給那些合适的人，而不是随便分派讓人窮于應付。
在我的婚姻生活中，我和先生共同分擔做飯的家務，我負責大部分的衛生工作，他負責全部的洗衣任務，孩子則由我們輪流照看。
我并不是在宣揚我的或是誰的婚姻可以成為别人的楷模。
改善婚姻關系有多種選擇，其中之一就是，依照夫妻雙方的才能和意願來塑造婚姻。
可以肯定的是，相比我的母親或祖母，我的生活質量遠遠高于她們，我每天的家務負擔更是想象不到的輕松，夫妻之間也遠比她們平等。
處于這種婚姻關系的并非隻我一人。
2010年皮尤家庭傾向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顯示，51%的調查對象（已婚或同居）稱，他們的關系比父母這一代更加緊密。
而在這些人中，55%的女性看到關系有改善，而男性是46%。
[21] 男人通過和女人建立平等的伴侶關系，可以為子女樹立榜樣，便于他們今後建立更加平等的關系。
22歲的維多利亞·彭（VictoriaPeng）是一家律師事務所的職員，她回憶起以前總是取笑她父親像個女人，那時他父親自己創業，時間上比她在公司上班的母親相對自由，所以排球訓練結束後總是由父親接她回家。
但是現在她說：“我想找一個像我父親那樣的男人”。
在我們這個女人擁有獨立的時代，男人不僅變得更加溫柔體貼，作為朋友，他們也更加合格了。
大女兒出生後，我第一次外出報道新聞時仍在哺乳期，當時另有一名記者是我的男同事，也是我的競争對手。
這位同事是個結了婚、有兩個孩子的父親，所以他非常理解新聞活動的延遲，會對我的哺乳造成什麼影響。
我們在魚類加工廠給未來的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做跟蹤報道時，正是這名男同事跑前跑後為我找來冰袋讓我存放帶回家的母乳。
前進的步伐雖有遲疑卻不會停止。
雖然美國尚未設立帶薪的陪産假，雖然許多工作場所仍然沒有專門的哺乳室供産後回歸工作的女性使用，雖然衆議院大樓要到2011年才終于有了女盥洗室，但是美國婦女憑着實現獨立公平的堅定決心，克服制度上的重重困難，推動社會觀念和大衆行為發生了巨大的轉變。
和我們共事搭檔、結為好友的男人，如今也會幫助我們冷藏母乳了。
從1965年至2011年間，孩子在18歲以下的已婚男子，從事家務勞動的時間從每周的4個小時上升到了10個小時，他們照看孩子的時間從每周的2.5個小時提高到了7個小時。
[22]在家務方面的分配雖然還存在男女不平衡——男人清掃落葉、倒垃圾，女人洗碗、打掃衛生間，但是美國勞動統計局關于時間利用的調查發現，從2003年至2014年，男性從事打掃衛生和烹饪的比例從35%上升到了43%，同一時期，女性平時從事家務勞動的比例從54%下降到了49%。
[23]雖然遠未達到平均分配的程度，但卻是曆史上最接近的比例。
有調查發現，在大多數仍然處于未婚階段的千禧一代中，無論男女，工作、生活兩相平衡，是他們選擇工作時優先于報酬的考慮因素。
[24]《紐約時報》曾經發表過一篇關于越來越多的男性涉足護理業等傳統女性行業的報道，文中引用了艾德裡安·奧蒂斯（AdrianOrtiz）說過的一句話——“家庭絕對是我的第一位”。
[25]奧蒂斯曾是墨西哥的一名律師，後來在美國改行當一名雙語幼兒園教師。
即使是在素以男性為主的領導職位上，有些男的也比過去更加坦然地承認他們同樣擔負着家務責任。
2015年，威斯康星州共和黨議員保羅·賴安（PaulRyan）宣稱，他對出任議長一職、成為總統第三順位繼承人的興趣不大，因為他不想“放棄家庭時間”。
作為一名政客，賴安曾經反對可使更多父母有時間陪伴孩子的兒童看護津貼、帶薪休假法規，由此可以看出，我們的文化觀念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轉變，現在的男人竟然會把家庭責任列為仕途上的障礙。
全職爸爸雖然為數不多，但是相比過去現在更加普遍，尤其是經濟發達地區，女性正在打破慣例逐漸上升至頂層職位，經濟條件允許夫妻的一方在家全職照顧家庭。
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丈夫看家照顧孩子、自己在華爾街打拼的女性數量已經由1980年的2980人上升至2011年的21617人，幾乎呈10倍的增加。
在21世紀的前十年裡，美國各個階層全職父親的數量幾乎增加了一倍。
[26]一項調查研究顯示，在妻子有工作、孩子5歲以下的男性中，有20%的父親是孩子最主要的照顧者。
此類人群數量的增加不僅是因為有更多的婦女成為賺取薪水的勞動力，還有一個原因是經濟蕭條和藍領勞動力的萎縮造成父親失業。
批評人士也許認為父親作為孩子最主要的照顧者，其數量上升隻是經濟不景氣的一個症狀。
但是高失業率并沒有減少這些男人生育的欲望，正如長期的性别偏見将中産階級女性拒于工作場所之外，也沒有造成母親數量的減少。
社會對于這些新常态的出現不僅能夠适應，并且正在做出調整。
巴塞羅那大學的研究人員日前對1968年至2009年來自56個國家的人口統計數據進行了分析，并得出結論認為，婚姻模式因為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數量增加而正在發生改變，更多女性與受教育程度低于自己的男性進行婚配，相比之前高成就女性和低成就男性容易單身的狀況，這是現代婚姻趨勢于近期出現的一個反轉。
[27]如研究人員艾伯特·埃斯特維（AlbertEsteve）談到這項調查研究時所言，“我們注意到的是，婚配組合模式會根據這些結構性的變化及時做出調整。
一旦出現這樣的變化，婚姻市場必然會受到影響”。
老姑娘和同性戀婚姻 2013年6月在最高法院撤銷《婚姻保護法案》之後，新聞記者傑斯·奧克斯菲爾德（JessOxfeld）發表了一篇題為《昨日的少數被壓迫者，今日的老姑娘》（“Yesterday,AnOppressedMinority,Today,anOldMaid”）的專欄文章。
就在最高法院做出裁定的同一個星期，奧克斯菲爾德和她男朋友結束了關系。
“我37歲，單身，”她在文中這樣寫道，“我的确想要一個丈夫。
”不僅如此，她還說，“這種異性婚戀思維模式讓我認識到自己原本遲鈍的異性婚戀觀。
我不僅想要結婚，更想在合适的年齡裡結婚……我希望我的婚禮是在青春年華裡舉行，而不是在垂暮之年”[28]。
在《場記闆》雜志的一篇題為《不要成為别人的妻子》（“Don’tBeaWife”）的文章中，評論員瓊·托馬斯（JuneThomas）對向同性戀伴侶強加婚姻期待的做法表達了同樣的不滿，她特别援引了女權主義的婚姻觀作為她反對的理由，“将近十六年，我和伴侶保持着一夫一妻式的關系，我非常幸福，”托馬斯寫道，“我們擁有共同的财産，共同養了一隻貓。
我就是不想成為别人的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