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創造曆史的單身女性：美國的未婚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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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奴隸法和婚姻法也有相同之處，表現在：一個群體可以運用政治、社會及性的權力迫使或禁止另一個群體結婚；黑人女性曾飽受種族歧視和性别歧視制度的雙重壓迫。
在南北戰争之前的美國，奴隸之間的婚姻得不到法律的認可，這既阻礙了奴隸之間的正當結合，更使奴隸主可以與奴隸發生性關系，又不會違背婚姻契約。
[15]相反，一些奴隸主還會強迫奴隸違背自己的意願結婚，讓她們生下更多的孩子成為奴隸，或是讓她們有了家庭之後不再設法逃跑。
“有些奴隸如果無法與自己希望的人結婚，那麼她們幹脆就不結婚，”曆史學家弗朗西絲·史密斯–福斯特（FrancesSmith-Foster）這樣寫道。
同時她還引用了奴隸哈莉特·雅各布斯（HarrietJacobs）說過的一句話，當時哈莉特想和一名自由人結婚，遭到主人阻止，主人要求她隻能在他的奴隸中選一位做丈夫，哈莉特質問道：“先生，難道您不認為，奴隸也有權選擇自己的婚姻呢？”[16] 當然，一直以來也有不少奴隸彼此相愛，按自己的意願結婚，組成美好家庭。
但是這些家庭通常因為奴隸買賣而被拆散，成年和未成年的女奴遭到主人或少主人的強暴而懷孕。
控制女人的婚姻生活和生育年齡是壓制她們最有用的辦法。
在這個不斷變化的國家中，有些地方的女性還是可以選擇單身，即使單身生活非常艱辛，充滿磨難。
19世紀初，大量海地難民湧入新奧爾良市，“自由的有色人種”（gensdecouleurlibre），也就是自由黑人的人口大量增長。
自由的非白人女性得到許可，能夠繼承或擁有财産、生意還有奴隸，這些人絕大多數不會選擇結婚。
較為寬松的經濟條件和性别環境對這些女性是一種鼓勵，大家都會盡力避免經曆與瑪利亞·尚迪利（MariaGentilly）類似的不幸：由于丈夫揮霍她的錢财，這位自由女性在18世紀90年代上訴法院要求丈夫歸還财産。
[17] 她自己把這件事稱為“婚姻的枷鎖”。
[18] 工業時代的躁動 18世紀末，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過渡，人們對性别角色重新進行了思考，至少在中産階級家庭中是這樣。
長久以來，女性的生活就是生兒育女，在家做飯縫衣。
随着食品和紡織品開始在市場流通，她們突然有了更多的自由空間。
醫學的發展、兒童死亡率的下降、壽命的延長，以及農活的減少更意味着女性無需生養很多孩子。
在這個年輕的國家裡，性别角色的調整推動人們重新認識女性的價值。
19世紀的前三十年裡，随着宗教複興和女性期刊業的蓬勃發展，人們用全新的方式诠釋女性的美德和價值。
《戈迪女性指南》（Godey’sLady’sBook）就大力倡導一種令人向往的上層社會女性新形象和人生目标，也就是現在曆史學家所謂的“賢妻良母風尚”（CultofDomesticity）。
富裕的美國白人家庭的太太，無需再為家裡的衣食操勞，開始精心打造充滿女性溫情的家庭氣氛，與外面喧嚣的男人世界形成鮮明反差。
相對于他們投身事業的廣闊天地，家被想象為男主人神聖的港灣，道德的庇護所。
1829年出版的《年輕女性指南》（TheYoungLady’sBook）一書稱：“不管一個女人身處何種生活狀态，她的一輩子就是要順從、克制、謙卑”。
[19]日常家事被寫得費時費力，為的是要充實女性的生活，免得她們無聊厭倦而離開家庭。
《戈迪女性指南》熱心地告訴讀者“大多數年輕小姐們都不願相信，倒茶倒咖啡這類事其實大有學問”。
[20] 凱瑟琳·比徹（CatherineBeecher）提倡教育。
而且大力倡導女性接受家政教育。
她在1841年出版的《家庭經濟論述》（ATreatiseonDomesticEconomy）一書裡寫道，女孩子學會了洗衣服，就能“領略到洗衣盆的藝術與神秘”。
[21] 18世紀時，随着時間的推移，由于男性的西遷，東部的女性結婚率開始下降，越來越多的未婚女性不得不負擔起社會強加的家庭義務。
19世紀早期出現一種論調，現在的曆史學家稱之為“單身是福風潮”（CultofSingleBlessedness）。
“單身是福”背後的觀點是，沒有結婚的女性，不管是不是出于她們自己的選擇，都有她們内心接受和需要去遵從的東西。
人們假定“幸福地單身着”的女性都是神的器皿，丈夫或是子女都無法減弱她們的熱情。
這樣的侍奉之心使她們成為上帝、家庭以及社會的忠實仆人。
人們往往會期望未婚女子承擔起照顧社區貧病者的責任，更期望她們在兄弟姐妹顧着自己新家的時候，擔當起照料年邁父母的責任。
19世紀，牧師喬治·博納普（GeorgeBurnap）在名為“女性的職責與範疇及其他”系列演說（LecturesontheSphereandDutiesofWomanandOtherSubjects）中，稱單身女性為“後備部隊”，一語道出了“單身是福”背後的悲哀邏輯。
[22]“英明的将軍不會讓所有士兵一齊上陣，總會留一部分在後方，以免兵力不足，”博納普寫道，“留下的未婚女性也是一樣的道理……讓她們替那些不願盡義務的人承擔責任。
”他還指出，在别人以夫妻之名享受生活之樂的時候，單身女士們卻“在替那些不顧他人、隻顧自己享受的人操勞家務事，或者在病榻前目睹病痛和死亡”。
[23]這是什麼邏輯！ 19世紀時，盡管外界社會的手段如此嚴厲，很多有志向的女性仍願意投身于非家庭工作中，尤其是那些沒有丈夫和孩子的女性，孜孜不倦地追求事業和知識。
瑪利亞·米歇爾（MariaMitchell）是一位來自馬薩諸塞州的女天文學家。
她說，女性“一旦從縫縫補補的活計中解放出來，便有時間專注于學習知識，針線活絕對無法與之相較”。
[24] 這種說法也得到了路易莎·梅·奧爾科特（LouisaMayAlcott）的認同。
奧爾科特或許是整個19世紀最出名的、以文學形式來鼓動人們打破婚姻枷鎖的作家，她大力倡導女性獨立。
奧爾科特的父母是超驗主義[2]改良者和社會工作者，她從小便做出了不婚的決定。
随着年齡的增長，這一想法越發堅定。
1868年，奧爾科特寫下了自己認識的“所有辛勤忙碌、有貢獻的獨立未婚女性，”她在書中提出“對我們當中的許多人來說，自由比愛情更适合做我們的丈夫”，“失去自由、快樂和自尊，而換回空洞的‘夫人’頭銜是得不償失的”。
[25] 奧爾科特立志實現經濟上的獨立，或許是她家裡的經濟狀況使然。
為了貼補父母、供養兄弟姐妹，她當過教師、護士、裁縫、家庭教師、作家、女傭和雜志編輯。
奧爾科特的成長之路非同尋常，她幫着供養家人，還實現了經濟獨立，甚至成為了那個時代的著名作家，著有《小婦人》、《小紳士》等小說以及其他形式的作品。
然而對于絕大部分與奧爾科特同時代的人來說，寫作僅是愛好，幾乎是無償勞動，完全談不上是我們今天所說的“事業”。
一個女性，縱使她有再大的抱負、再高的天分，縱使她取得再大的成就，也鮮有機會能獲得與男性同行同等的地位，也不太可能賺取穩定的收入。
教師職業在當初雖然薪資微薄，又不大穩定，但卻是個正在發展壯大的行當。
工業化讓越來越多的孩子從田間勞作中解脫出來，他們可以上學，而且有更多的時間受教育。
在18世紀末至19世紀中期的美國，民衆的識字率顯著增長，中小學擴招增加了對教育工作者的需求。
由于傳統觀念認為女性天生适合養育兒童，她們自然而然地填補了這些空缺。
記者達娜·戈德斯坦（DanaGoldstein）稱，在1800年，美國90%的教師是男性，而到了1900年，教師總人數的三分之一是女性，單身女性占女教師人數的一半以上，導緻這種現象出現的原因是一系列“婚姻障礙”（marriagebars）政策的出台，學區有權解除與已婚女性的工作關系，或拒絕授予她們終身教職，許多州的女教師在結婚之後很難再繼續執教。
[26]正如戈德斯坦指出的那樣，很多教育先驅包括賀拉斯·曼（HoraceMann）和終身未婚的凱瑟琳·比徹（CatharineBeecher），都“明确認為教師是未婚女性的工作”，這份工作能夠“減輕不婚帶來的恥辱”，[27]使未婚女性雖無自己的孩子也能教育孩子，履行家庭使命。
1853年克裡米亞戰争（CrimeanWar）的爆發，很快又将女性吸引到另一種職業——護理行業上。
同時，工業革命導緻棉紡廠數量激增，許多工廠，例如在馬薩諸塞州出産紡織品的洛厄爾鎮（Lowelltown），幾乎所有員工都是未婚的年輕女性。
家政服務反而成為許多人最後的選擇，這些工作往往留給最貧困的人群——非白人女性。
這樣的社會背景，再加上19世紀中期宗教的複興，提升了人們對社會改良運動的道德責任和關切，女性開始走出家庭，進行社交。
随着國家的發展壯大，人們開始争論新納入的領土是否實行奴隸制這一問題，甚至引發了一場危機。
在學校、工廠裡結識的女性同胞，其中多數為年輕的單身人士，她們也參與了這場争論，并團結起來參加了一系列改變國家命運的社會活動。
婦女能頂半邊天 1840年，一名自稱為“不幸的、受人譏諷和鄙視的女性群體中的一員（這個群體人稱老處女、單身姐妹、俗世修女……然而更多的是被人叫做老姑娘）”的新聞記者貝齊緻信《洛厄爾發行》（TheLowellOffering）說，“老姑娘是（上帝的）神來之筆”，之所以這麼說，部分原因是“她們是廢奴運動、道德改革運動，以及各種宗教和慈善協會的發起人和頂梁柱”。
[28]《洛厄爾發行》是馬薩諸塞州工業城鎮洛厄爾的出版物，洛厄爾鎮上雇用了成千上萬名年輕的單身女工，後來洛厄爾鎮成了勞工運動的發源地。
然而，她的這種說法卻引起了人們極大的不安：女性會不會為了更多人的福祉、為了道德，選擇不是順服于一個更大的權力結構，而是組織起來去推翻它呢？ 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FrederickDouglass）在1881年寫道：“将來，女性會在記載廢奴運動曆史的真實檔案中，占據很大的篇幅，因為奴隸運動主要是女性的運動。
”[29]而許多有時間、有能力投身奴隸解放事業的女性，至少在她們投入運動期間，都沒有丈夫或孩子，比如廢奴主義者蘇珊·安東尼和薩拉·格裡姆凱（SarahGrimké），兩位女性終生未婚，還有薩拉的妹妹安吉麗娜，在她33歲那年與一位同道的廢奴主義者結婚，婚前曾以其言辭激烈的廢奴演說吸引了公衆的注意。
廢奴思想與女權主張自然存在重合之處。
反對奴隸制的改革者，包括安東尼和格裡姆凱姐妹，以及伊麗莎白·卡迪·斯坦頓、盧克麗西娅·莫特（LucretiaMott）、索茹爾内·特魯思（SojournerTruth）、哈莉特·塔布曼（HarrietTubman）、瑪利亞·斯圖爾特（MariaStewart），還有莉迪亞·瑪利亞·柴爾德（LydiaMariaChild），她們最初的鬥争是為了廢除蓄奴制，但是她們關注的焦點很快就擴大到女性在法律、社會和民權等方面長期受壓制的問題上。
她們與男性同胞共同作戰，其中包括威廉·勞埃德·加裡森（WilliamLloydGarrison），他曾為女性廢奴主義者無法參加1840年于倫敦舉辦的世界廢奴會議進行聲援，還有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FrederickDouglass），他是1848年簽署《情感宣言》[3]的32名男性之一，《情感宣言》起草于紐約的賽尼卡瀑布城（SenecaFalls），是女性解放運動的早期藍本之一。
并不是所有參與這些運動的女性都是單身，但是單身女性在廢奴運動中的參與度非常高，有人因而指責早期的一些女性廢奴主義者要解放奴隸，是為了可以和黑人男性結婚。
[30]許多改革者在當時确實是單身，至少她們對于婚姻模式的性别限制是有切膚之痛的。
露西·斯通（LucyStone）既是廢奴主義者，也是婦女參政論的主張者，1855年她與亨利·布萊克維爾（HenryBlackwell）結婚時，兩位新人邀請主持婚禮的牧師給賓客分發一份抗議婚姻不平等的聲明，其中寫道：“我們二人公開結為夫妻，以此表達我們對彼此的感情……但這并不表示我們認同，或承諾自願遵守現行婚姻法的一些規定，如不承認妻子是理性的獨立個體，賦予丈夫幾乎絕對的優越感。
”斯通婚後繼續使用父姓，後來又有一代代的女性效仿她的做法，保留父姓，被人們稱為“斯通們”（LucyStoners）。
女性對婚姻中潛在傷害的認識，還推動了禁酒運動的壯大發展。
領導禁酒運動的既有單身的活動家（以弗朗西絲·威拉德最為出名），也有已婚的婦女，這場運動旨在通過禁止酒類的買賣和消費，減少丈夫酒後輕則怠惰、重則暴力的行為。
相比消除家庭内部不平等或改革婚姻法，彼時的禁酒令在遏制家庭暴力方面取得了更為卓爾的成效。
當然，沒有什麼比這個事實更能證明傳統婚姻對女性的傷害了。
美國内戰 内戰期間，約有三百萬男性離家奔赴前線作戰，六十多萬人死于戰場和疾病。
女性則加入兩邊的軍隊充當戰地護士，照料前線士兵，奉獻自己的力量。
在戰争期間以及戰後的若幹年裡，單身和守寡都變得極為平常。
1865年，馬薩諸塞州州長提議将本州的三萬八千名“多餘”的女性遣運到俄勒岡和加利福尼亞這兩個缺少女性的州去，但是遭到了立法機構的反對，這說明社會開始對女性勞動力産生了依賴。
立法機構指出，如果将新英格蘭地區的這些年輕姑娘轉移走，“數以百萬的紡錘将會停止奏樂，這裡将會如墳墓一般沉寂；十多萬家庭的女主人，将會因為家中有一兩個或更多‘女傭’被帶走而陷入恐慌”。
[31] 曆史學家瑞秋·塞德曼（RachelSeidman）稱，戰後不久，中産階級改革家圈子内開始出現“女性不應依靠男人”之類的新觀念，而工人階級女性則開始意識到她們根本沒有男人可以依靠了——因為她們的
在南北戰争之前的美國，奴隸之間的婚姻得不到法律的認可，這既阻礙了奴隸之間的正當結合，更使奴隸主可以與奴隸發生性關系，又不會違背婚姻契約。
[15]相反，一些奴隸主還會強迫奴隸違背自己的意願結婚，讓她們生下更多的孩子成為奴隸，或是讓她們有了家庭之後不再設法逃跑。
“有些奴隸如果無法與自己希望的人結婚，那麼她們幹脆就不結婚，”曆史學家弗朗西絲·史密斯–福斯特（FrancesSmith-Foster）這樣寫道。
同時她還引用了奴隸哈莉特·雅各布斯（HarrietJacobs）說過的一句話，當時哈莉特想和一名自由人結婚，遭到主人阻止，主人要求她隻能在他的奴隸中選一位做丈夫，哈莉特質問道：“先生，難道您不認為，奴隸也有權選擇自己的婚姻呢？”[16] 當然，一直以來也有不少奴隸彼此相愛，按自己的意願結婚，組成美好家庭。
但是這些家庭通常因為奴隸買賣而被拆散，成年和未成年的女奴遭到主人或少主人的強暴而懷孕。
控制女人的婚姻生活和生育年齡是壓制她們最有用的辦法。
在這個不斷變化的國家中，有些地方的女性還是可以選擇單身，即使單身生活非常艱辛，充滿磨難。
19世紀初，大量海地難民湧入新奧爾良市，“自由的有色人種”（gensdecouleurlibre），也就是自由黑人的人口大量增長。
自由的非白人女性得到許可，能夠繼承或擁有财産、生意還有奴隸，這些人絕大多數不會選擇結婚。
較為寬松的經濟條件和性别環境對這些女性是一種鼓勵，大家都會盡力避免經曆與瑪利亞·尚迪利（MariaGentilly）類似的不幸：由于丈夫揮霍她的錢财，這位自由女性在18世紀90年代上訴法院要求丈夫歸還财産。
[17] 她自己把這件事稱為“婚姻的枷鎖”。
[18] 工業時代的躁動 18世紀末，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過渡，人們對性别角色重新進行了思考，至少在中産階級家庭中是這樣。
長久以來，女性的生活就是生兒育女，在家做飯縫衣。
随着食品和紡織品開始在市場流通，她們突然有了更多的自由空間。
醫學的發展、兒童死亡率的下降、壽命的延長，以及農活的減少更意味着女性無需生養很多孩子。
在這個年輕的國家裡，性别角色的調整推動人們重新認識女性的價值。
19世紀的前三十年裡，随着宗教複興和女性期刊業的蓬勃發展，人們用全新的方式诠釋女性的美德和價值。
《戈迪女性指南》（Godey’sLady’sBook）就大力倡導一種令人向往的上層社會女性新形象和人生目标，也就是現在曆史學家所謂的“賢妻良母風尚”（CultofDomesticity）。
富裕的美國白人家庭的太太，無需再為家裡的衣食操勞，開始精心打造充滿女性溫情的家庭氣氛，與外面喧嚣的男人世界形成鮮明反差。
相對于他們投身事業的廣闊天地，家被想象為男主人神聖的港灣，道德的庇護所。
1829年出版的《年輕女性指南》（TheYoungLady’sBook）一書稱：“不管一個女人身處何種生活狀态，她的一輩子就是要順從、克制、謙卑”。
[19]日常家事被寫得費時費力，為的是要充實女性的生活，免得她們無聊厭倦而離開家庭。
《戈迪女性指南》熱心地告訴讀者“大多數年輕小姐們都不願相信，倒茶倒咖啡這類事其實大有學問”。
[20] 凱瑟琳·比徹（CatherineBeecher）提倡教育。
而且大力倡導女性接受家政教育。
她在1841年出版的《家庭經濟論述》（ATreatiseonDomesticEconomy）一書裡寫道，女孩子學會了洗衣服，就能“領略到洗衣盆的藝術與神秘”。
[21] 18世紀時，随着時間的推移，由于男性的西遷，東部的女性結婚率開始下降，越來越多的未婚女性不得不負擔起社會強加的家庭義務。
19世紀早期出現一種論調，現在的曆史學家稱之為“單身是福風潮”（CultofSingleBlessedness）。
“單身是福”背後的觀點是，沒有結婚的女性，不管是不是出于她們自己的選擇，都有她們内心接受和需要去遵從的東西。
人們假定“幸福地單身着”的女性都是神的器皿，丈夫或是子女都無法減弱她們的熱情。
這樣的侍奉之心使她們成為上帝、家庭以及社會的忠實仆人。
人們往往會期望未婚女子承擔起照顧社區貧病者的責任，更期望她們在兄弟姐妹顧着自己新家的時候，擔當起照料年邁父母的責任。
19世紀，牧師喬治·博納普（GeorgeBurnap）在名為“女性的職責與範疇及其他”系列演說（LecturesontheSphereandDutiesofWomanandOtherSubjects）中，稱單身女性為“後備部隊”，一語道出了“單身是福”背後的悲哀邏輯。
[22]“英明的将軍不會讓所有士兵一齊上陣，總會留一部分在後方，以免兵力不足，”博納普寫道，“留下的未婚女性也是一樣的道理……讓她們替那些不願盡義務的人承擔責任。
”他還指出，在别人以夫妻之名享受生活之樂的時候，單身女士們卻“在替那些不顧他人、隻顧自己享受的人操勞家務事，或者在病榻前目睹病痛和死亡”。
[23]這是什麼邏輯！ 19世紀時，盡管外界社會的手段如此嚴厲，很多有志向的女性仍願意投身于非家庭工作中，尤其是那些沒有丈夫和孩子的女性，孜孜不倦地追求事業和知識。
瑪利亞·米歇爾（MariaMitchell）是一位來自馬薩諸塞州的女天文學家。
她說，女性“一旦從縫縫補補的活計中解放出來，便有時間專注于學習知識，針線活絕對無法與之相較”。
[24] 這種說法也得到了路易莎·梅·奧爾科特（LouisaMayAlcott）的認同。
奧爾科特或許是整個19世紀最出名的、以文學形式來鼓動人們打破婚姻枷鎖的作家，她大力倡導女性獨立。
奧爾科特的父母是超驗主義[2]改良者和社會工作者，她從小便做出了不婚的決定。
随着年齡的增長，這一想法越發堅定。
1868年，奧爾科特寫下了自己認識的“所有辛勤忙碌、有貢獻的獨立未婚女性，”她在書中提出“對我們當中的許多人來說，自由比愛情更适合做我們的丈夫”，“失去自由、快樂和自尊，而換回空洞的‘夫人’頭銜是得不償失的”。
[25] 奧爾科特立志實現經濟上的獨立，或許是她家裡的經濟狀況使然。
為了貼補父母、供養兄弟姐妹，她當過教師、護士、裁縫、家庭教師、作家、女傭和雜志編輯。
奧爾科特的成長之路非同尋常，她幫着供養家人，還實現了經濟獨立，甚至成為了那個時代的著名作家，著有《小婦人》、《小紳士》等小說以及其他形式的作品。
然而對于絕大部分與奧爾科特同時代的人來說，寫作僅是愛好，幾乎是無償勞動，完全談不上是我們今天所說的“事業”。
一個女性，縱使她有再大的抱負、再高的天分，縱使她取得再大的成就，也鮮有機會能獲得與男性同行同等的地位，也不太可能賺取穩定的收入。
教師職業在當初雖然薪資微薄，又不大穩定，但卻是個正在發展壯大的行當。
工業化讓越來越多的孩子從田間勞作中解脫出來，他們可以上學，而且有更多的時間受教育。
在18世紀末至19世紀中期的美國，民衆的識字率顯著增長，中小學擴招增加了對教育工作者的需求。
由于傳統觀念認為女性天生适合養育兒童，她們自然而然地填補了這些空缺。
記者達娜·戈德斯坦（DanaGoldstein）稱，在1800年，美國90%的教師是男性，而到了1900年，教師總人數的三分之一是女性，單身女性占女教師人數的一半以上，導緻這種現象出現的原因是一系列“婚姻障礙”（marriagebars）政策的出台，學區有權解除與已婚女性的工作關系，或拒絕授予她們終身教職，許多州的女教師在結婚之後很難再繼續執教。
[26]正如戈德斯坦指出的那樣，很多教育先驅包括賀拉斯·曼（HoraceMann）和終身未婚的凱瑟琳·比徹（CatharineBeecher），都“明确認為教師是未婚女性的工作”，這份工作能夠“減輕不婚帶來的恥辱”，[27]使未婚女性雖無自己的孩子也能教育孩子，履行家庭使命。
1853年克裡米亞戰争（CrimeanWar）的爆發，很快又将女性吸引到另一種職業——護理行業上。
同時，工業革命導緻棉紡廠數量激增，許多工廠，例如在馬薩諸塞州出産紡織品的洛厄爾鎮（Lowelltown），幾乎所有員工都是未婚的年輕女性。
家政服務反而成為許多人最後的選擇，這些工作往往留給最貧困的人群——非白人女性。
這樣的社會背景，再加上19世紀中期宗教的複興，提升了人們對社會改良運動的道德責任和關切，女性開始走出家庭，進行社交。
随着國家的發展壯大，人們開始争論新納入的領土是否實行奴隸制這一問題，甚至引發了一場危機。
在學校、工廠裡結識的女性同胞，其中多數為年輕的單身人士，她們也參與了這場争論，并團結起來參加了一系列改變國家命運的社會活動。
婦女能頂半邊天 1840年，一名自稱為“不幸的、受人譏諷和鄙視的女性群體中的一員（這個群體人稱老處女、單身姐妹、俗世修女……然而更多的是被人叫做老姑娘）”的新聞記者貝齊緻信《洛厄爾發行》（TheLowellOffering）說，“老姑娘是（上帝的）神來之筆”，之所以這麼說，部分原因是“她們是廢奴運動、道德改革運動，以及各種宗教和慈善協會的發起人和頂梁柱”。
[28]《洛厄爾發行》是馬薩諸塞州工業城鎮洛厄爾的出版物，洛厄爾鎮上雇用了成千上萬名年輕的單身女工，後來洛厄爾鎮成了勞工運動的發源地。
然而，她的這種說法卻引起了人們極大的不安：女性會不會為了更多人的福祉、為了道德，選擇不是順服于一個更大的權力結構，而是組織起來去推翻它呢？ 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FrederickDouglass）在1881年寫道：“将來，女性會在記載廢奴運動曆史的真實檔案中，占據很大的篇幅，因為奴隸運動主要是女性的運動。
”[29]而許多有時間、有能力投身奴隸解放事業的女性，至少在她們投入運動期間，都沒有丈夫或孩子，比如廢奴主義者蘇珊·安東尼和薩拉·格裡姆凱（SarahGrimké），兩位女性終生未婚，還有薩拉的妹妹安吉麗娜，在她33歲那年與一位同道的廢奴主義者結婚，婚前曾以其言辭激烈的廢奴演說吸引了公衆的注意。
廢奴思想與女權主張自然存在重合之處。
反對奴隸制的改革者，包括安東尼和格裡姆凱姐妹，以及伊麗莎白·卡迪·斯坦頓、盧克麗西娅·莫特（LucretiaMott）、索茹爾内·特魯思（SojournerTruth）、哈莉特·塔布曼（HarrietTubman）、瑪利亞·斯圖爾特（MariaStewart），還有莉迪亞·瑪利亞·柴爾德（LydiaMariaChild），她們最初的鬥争是為了廢除蓄奴制，但是她們關注的焦點很快就擴大到女性在法律、社會和民權等方面長期受壓制的問題上。
她們與男性同胞共同作戰，其中包括威廉·勞埃德·加裡森（WilliamLloydGarrison），他曾為女性廢奴主義者無法參加1840年于倫敦舉辦的世界廢奴會議進行聲援，還有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FrederickDouglass），他是1848年簽署《情感宣言》[3]的32名男性之一，《情感宣言》起草于紐約的賽尼卡瀑布城（SenecaFalls），是女性解放運動的早期藍本之一。
并不是所有參與這些運動的女性都是單身，但是單身女性在廢奴運動中的參與度非常高，有人因而指責早期的一些女性廢奴主義者要解放奴隸，是為了可以和黑人男性結婚。
[30]許多改革者在當時确實是單身，至少她們對于婚姻模式的性别限制是有切膚之痛的。
露西·斯通（LucyStone）既是廢奴主義者，也是婦女參政論的主張者，1855年她與亨利·布萊克維爾（HenryBlackwell）結婚時，兩位新人邀請主持婚禮的牧師給賓客分發一份抗議婚姻不平等的聲明，其中寫道：“我們二人公開結為夫妻，以此表達我們對彼此的感情……但這并不表示我們認同，或承諾自願遵守現行婚姻法的一些規定，如不承認妻子是理性的獨立個體，賦予丈夫幾乎絕對的優越感。
”斯通婚後繼續使用父姓，後來又有一代代的女性效仿她的做法，保留父姓，被人們稱為“斯通們”（LucyStoners）。
女性對婚姻中潛在傷害的認識，還推動了禁酒運動的壯大發展。
領導禁酒運動的既有單身的活動家（以弗朗西絲·威拉德最為出名），也有已婚的婦女，這場運動旨在通過禁止酒類的買賣和消費，減少丈夫酒後輕則怠惰、重則暴力的行為。
相比消除家庭内部不平等或改革婚姻法，彼時的禁酒令在遏制家庭暴力方面取得了更為卓爾的成效。
當然，沒有什麼比這個事實更能證明傳統婚姻對女性的傷害了。
美國内戰 内戰期間，約有三百萬男性離家奔赴前線作戰，六十多萬人死于戰場和疾病。
女性則加入兩邊的軍隊充當戰地護士，照料前線士兵，奉獻自己的力量。
在戰争期間以及戰後的若幹年裡，單身和守寡都變得極為平常。
1865年，馬薩諸塞州州長提議将本州的三萬八千名“多餘”的女性遣運到俄勒岡和加利福尼亞這兩個缺少女性的州去，但是遭到了立法機構的反對，這說明社會開始對女性勞動力産生了依賴。
立法機構指出，如果将新英格蘭地區的這些年輕姑娘轉移走，“數以百萬的紡錘将會停止奏樂，這裡将會如墳墓一般沉寂；十多萬家庭的女主人，将會因為家中有一兩個或更多‘女傭’被帶走而陷入恐慌”。
[31] 曆史學家瑞秋·塞德曼（RachelSeidman）稱，戰後不久，中産階級改革家圈子内開始出現“女性不應依靠男人”之類的新觀念，而工人階級女性則開始意識到她們根本沒有男人可以依靠了——因為她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