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小心那個女人：一個未婚國度的政治與社會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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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
第二年，在一次以艾滋病為主題的聯合國大會上，埃爾德斯因為表達了支持将手淫列入性教育課程的觀點引起了公憤。
當時會議正在讨論艾滋病這類傳染病，在這個背景下，她提出這一倡議非常合理。
但是，與會人員難以接受埃爾德斯所倡導的這種不需要同伴參與，也不會導緻懷孕的獨立獲得性快感的方式，最終導緻指派她上任的總統要求她遞交辭呈。
“當時真是讓人憂心忡忡。
”安妮塔·希爾在2013年的時候這樣跟我說，在那會兒，一些美國人“仍頑固地認為我們生活在20世紀50年代，他們還停留在電視劇《把它留給比弗》（LeaveIttoBeaver）的時代”。
在這個想象中的白人世界裡，性行為是異性戀專屬，并且一定帶有繁衍生殖功能的。
女性會成為妻子與母親，過着中産階級的安穩日子，接受自己被指定的性别角色。
“對于大多數女性而言，這樣的世界并不存在”，它隻是美國人勾勒出的理想幻影，希爾說道。
如今，即使是在流行文化的大背景下，《把它留給比弗》也已經被玩世不恭的《羅珊妮》（Roseanne）（一部大膽向傳統發起挑戰的情境喜劇）代替。
《羅珊妮》圍繞一個典型工人階層核心家庭展開，故事中的女主人公羅珊妮把自己的（愛情和）婚姻調侃為“漫長的無期徒刑，并且看不到重獲自由的希望”。
這種氛圍随即蔓延開來，在與家庭有關的影視節目裡，擺脫婚姻與家庭桎梏的女性形象越來越頻繁地出現。
從1993年起，福克斯（FOX）推出一檔名為《我的女友》（LivingSingle）的電視連續劇，這部劇講述了一群來自布魯克林的室友故事，由著名黑人女歌手奎因·拉蒂法（QueenLatifah）擔任主演。
翌年，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也播出了一個由白人主演、以曼哈頓為故事背景的版本作為回應，這就是著名的《老友記》（Friends）。
1994年到1996年，記者坎迪絲·布什奈爾（CandaceBushnell）在一家周報上開設專欄，取名“欲望都市”（SexandtheCity），後來專欄文章整合成一本書，被改編成電視劇，由美國家庭影院頻道（HBO）搬上了熒幕，轟動一時。
1992年，特裡·麥克米蘭（TerriMcMillan）的小說《等待呼吸》（WaitingtoExhale）正式出版，它講述了四個女性好友（其中幾位剛被男性抛棄）是如何在個人生活和職場生涯中乘風破浪、笑對人生的故事，這本書蟬聯暢銷榜數月，也即将被改編成電影。
四年後，英國作家海倫·費爾丁（HelenFielding）出版了《BJ單身日記》（BridgetJones’sDiary），标志着新的文學流派——“雞仔文學”[4]的形成。
它專門講述特定女性群體的故事，即那些被布裡奇特[5]的閨蜜自嘲式地形容為“敢于拒絕愛情中的任何妥協并且掌握獨立經濟權的先鋒”女性。
而随着千禧年的來臨，要想“防備”所有那些即将改變美國的女性，已經是不可能的事了。
奇怪的萌動 大量的女性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放慢了她們步入婚姻的腳步；她們能夠這樣做，直接得益于上一代女性群體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性别方面“打下的勝仗”，這也正是我們所熟知的女權運動的第二次浪潮。
在我為這本書進行前期調查時，那些參與了第二次浪潮的女權主義者們讓我徹底明白，不管從哪一個角度來說，當下社會風行的不婚或晚婚行為，并不是我們這代人的發明，而是從她們那裡肇始的。
并且從某種程度上說，她們是完全正确的：女權主義不僅喚醒了衆多女性的意識，還為她們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不論是出于政治原因還是自身原因，她們都有機會選擇晚婚或者幹脆不婚。
然而，卷起這次浪潮的人數還沒能足夠産生一種摧毀性的力量，改變社會主流的婚姻方式，至少沒有産生立竿見影的效果。
雖說第二次浪潮的勝利一舉扭轉了原先的婚嫁格局，使我們這代人有更多機會推遲婚姻；但這次浪潮并沒有将自身架設在婚姻的對立面上，它反倒從令人窒息的婚姻狀況出發，向世人發出呼籲。
這一問題在美國女性的心底已經無聲深埋多年了。
在20世紀中期的美國，一種奇怪的萌動，一種不滿足感，一種深沉的渴望降臨到女性的身上。
每個住在郊區的已婚婦女都在獨自一人與之抗衡。
當她們整理床鋪、去雜貨店購物、挑選沙發套子、和孩子們一起吃花生醬三明治、開車接送男童子軍和女童子軍們、夜晚在丈夫身旁躺下時，她甚至都不敢問自己那個埋藏在心底已久的問題：“這就是我生活的全部了嗎？”[9] 這就是生活的全部嗎？在書中的第一段，貝蒂·弗裡丹就一片片地剝去了上世紀中葉美國現狀的外皮，将真實的内核赤裸裸地展現給中産階級的白人女性們：在她看來，成千上萬的女性親身經曆的厭倦、憤怒和痛苦，均來自所謂專家們的“言論桎梏”，他們認定女性“隻有扮演好賢妻良母的角色，才能實現她們的人生價值”。
根據弗裡丹的觀察記錄，這些“智者”用了十五年的時間，來告訴女性們“如何使自己擁有一個男人并且讓他永遠待在自己身邊……真正的女性不需要職業上的成功、更高的學曆和政治權利——隻有老掉牙的女權主義者們才去追求自力更生的生活和發展機會”。
弗裡丹還寫道，那些在20世紀中葉的美國成長的女性，對自身潛在發展的認知十分局限。
她們矢志不渝地相信“從少女時期開始直到人生結束，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相夫教子”。
《女性的奧秘》（TheFeminineMystique）這部書的第一版剛上市就賣出了一百四十萬冊，雖然它的暢銷似乎說明了當時弗裡丹的觀點已經傳播到世界各地，并且得到人們的接納和認可，但是直到它成為第二次浪潮的發轫之作時，才真正得到了廣泛關注。
[10]20世紀中葉，中産階級白人女性群體普遍早婚，并受到家庭生活的束縛。
在這本書的号召下，女性解放的意識一下子在人們心中爆發了。
但有件事卻頗為奇怪，正如法學學者瑞秋·莫蘭（RachelMoran）指出的那樣，雖然20世紀70年代的女權運動号稱是“将矛頭直接指向了早期和普通的婚姻狀況”，但極其諷刺的是，推動這場運動浪潮的支柱性力量中，沒有單身女性什麼位置。
盡管《女性的奧秘》這本書是向束縛女性自由的鐐铐——早婚早育——發出的一聲呐喊，但作者并沒意識到（甚至沒有考慮過）婚姻本身也是導緻問題出現的因素，或者說婚姻對女性來說并不是一個強制性的選項。
弗裡丹主張賦予女性一定的權利，強調要擴大女性在家庭之外的活動，但是這個觀點卻沒有質疑家庭本身在她們生活中的首要地位。
在弗裡丹的書裡，我們能很明顯地看到，她把男性對女性的關注與女性價值的實現本能地聯系在了一起，而且還把單身女性置于了一種極其絕望的境地中。
[11]弗裡丹帶着非常困惑和難以置信的語氣寫道，“很是奇怪，不少精神病醫師根據臨床經驗判定，單身的女病人要比已婚的女病人更開心一些”。
另外，她還把蘇珊·安東尼，一個傳奇的“怨憤潑婦”式的人物，列入早期女權主義者的隊伍，并且富有讓步精神（她的胸懷該是多麼慷慨大度啊）地承認，雖然“當其他的‘女性參政者’開始結婚和生孩子的時候，安東尼覺得她們背叛了自己”，但她并沒有變成那種“和一隻貓孤獨終老的刻薄老處女”。
1966年，弗裡丹參與創辦了全國婦女組織，并出任該組織的第一屆主席。
在一次電視訪談中，有人問及全國婦女組織的主要目标是什麼的時候，她回答說，其主旨是阻止“女性将婚姻和撫育子女同工作結合到一起”。
[12]這一組織宗旨進一步說明，其不“接受社會對于女性的傳統設定，即一個女人必須要在做賢妻良母和走進職場這兩者中做出選擇……我們相信，真正的兩性關系是建立在一種新式的婚姻觀念上的，是對責任的平等分擔”。
[13]這在當時（直到現在也是！）是一個具有突破性的觀點，但是全國婦女組織不該隻是全國已婚婦女組織；而且不少迹象表明，這個組織認為每個女性都需要（或者都應該）按部就班地結婚和養育子女。
這隻是弗裡丹狹隘觀點的其中一個面向。
她沒有考慮到那些也許并不想被強迫加入這類新辦協會的中産階級白人女性，也沒有注意到那些已經轉變了婚姻模式的，在近幾年以及在将來都越來越不依賴婚姻的，已經不再選擇做家庭主婦而是選擇外出工作的，以及從丈夫的控制中獨立出來、能夠同時供養自己和孩子的美國女性群體。
另外，她還忽略了廣大的黑人女性。
對于遭受性别和種族雙重歧視的黑人女性來說，相較于她們的白人同齡人，她們接受大學教育和擁有“财政大權”的概率更低，她們的父母和未來的丈夫也不大可能接受大學教育，享有較高的經濟地位，而且她們更不可能擁有外出工作的選擇和機會。
因此，黑人女性很少會像弗裡丹的讀者們所體驗到的那樣，對繁冗的家庭生活萌生痛苦的醒悟。
事實上，在弗裡丹被曆史銘記與緻敬之前，黑人女性就已經在相關領域做出了一些具有重要意義的貢獻。
早在20世紀30年代，費城的律師薩迪·亞曆山大（SadieAlexander）曾提出女性渴望“自己也成為創造世界輝煌的一分子”，她們希望自己可以參與到那些“能生産出具有經濟價值的商品”的工作中去。
[14]亞曆山大認為通過這種途徑，女性的地位和受保障程度會提高。
另外，“如果她們意識到自己處于制造者的位置，她們就會收獲一種滿足感，有助于她們獲取内心的平靜與幸福——這裡原先在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由此可見，早在弗裡丹之前，亞曆山大就已經在為女性的利益而申辯了。
就在弗裡丹因為倡導已婚女性工作（事實上，黑人女性已經提倡了很多年）而被認為開啟婦女運動之濫觞時，黑人女性卻因為各種擾亂社會的理由被加以指責。
在《女性的奧秘》出版兩年後，那些用實際行動踐行書中觀念的女性，在一場席卷全國的讨論中被推至風口浪尖：人們認為她們不僅參與影響了黑人家系單位的權力分配，還引發了社會和經濟動亂。
1965年，美國勞工部助理部長，同時也是未來的紐約參議員——丹尼爾·帕崔克·莫尼漢（DanielPatrickMoynihan）發布了一則名為《黑人家庭：需要國家為之采取行動》（TheNegroFamily:TheCaseforNationalAction）的報告。
這份報告詳盡地分析了自建國起便一直困擾美國的種族議題。
莫尼漢說，“美利堅合衆國，是伴随着黑人奴隸制的先天缺陷出生的，黑人遭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是這個國家輝煌曆史中無法抹去的污點”，這種不平等，早已背離了“《獨立宣言》所許下的全部承諾”。
莫尼漢明言，随着中産階級白人所在的城郊區快速發展、非裔美國人位于的貧窮城市逐漸走向衰敗，一道無法跨越的階級鴻溝已然在種族群體之間形成，“由于這種新型住房模式的産生——其中大部分是由聯邦政府提供經濟支持的——恐怕在過去的二十年中，美國校園系統的種族隔離情況變得越來越嚴重了”。
然而，盡管上述觀點認識到了黑人與白人之間，從古到今，并将持續下去的不平等，莫尼漢最終還是把他的言論歸結為一點，而這一點是如此冷漠無情：黑人貧窮的根源來自婚姻形式的解體，對此，那些叛逆的女性難辭其咎。
“黑人家庭情況的惡化，”
第二年，在一次以艾滋病為主題的聯合國大會上，埃爾德斯因為表達了支持将手淫列入性教育課程的觀點引起了公憤。
當時會議正在讨論艾滋病這類傳染病，在這個背景下，她提出這一倡議非常合理。
但是，與會人員難以接受埃爾德斯所倡導的這種不需要同伴參與，也不會導緻懷孕的獨立獲得性快感的方式，最終導緻指派她上任的總統要求她遞交辭呈。
“當時真是讓人憂心忡忡。
”安妮塔·希爾在2013年的時候這樣跟我說，在那會兒，一些美國人“仍頑固地認為我們生活在20世紀50年代，他們還停留在電視劇《把它留給比弗》（LeaveIttoBeaver）的時代”。
在這個想象中的白人世界裡，性行為是異性戀專屬，并且一定帶有繁衍生殖功能的。
女性會成為妻子與母親，過着中産階級的安穩日子，接受自己被指定的性别角色。
“對于大多數女性而言，這樣的世界并不存在”，它隻是美國人勾勒出的理想幻影，希爾說道。
如今，即使是在流行文化的大背景下，《把它留給比弗》也已經被玩世不恭的《羅珊妮》（Roseanne）（一部大膽向傳統發起挑戰的情境喜劇）代替。
《羅珊妮》圍繞一個典型工人階層核心家庭展開，故事中的女主人公羅珊妮把自己的（愛情和）婚姻調侃為“漫長的無期徒刑，并且看不到重獲自由的希望”。
這種氛圍随即蔓延開來，在與家庭有關的影視節目裡，擺脫婚姻與家庭桎梏的女性形象越來越頻繁地出現。
從1993年起，福克斯（FOX）推出一檔名為《我的女友》（LivingSingle）的電視連續劇，這部劇講述了一群來自布魯克林的室友故事，由著名黑人女歌手奎因·拉蒂法（QueenLatifah）擔任主演。
翌年，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也播出了一個由白人主演、以曼哈頓為故事背景的版本作為回應，這就是著名的《老友記》（Friends）。
1994年到1996年，記者坎迪絲·布什奈爾（CandaceBushnell）在一家周報上開設專欄，取名“欲望都市”（SexandtheCity），後來專欄文章整合成一本書，被改編成電視劇，由美國家庭影院頻道（HBO）搬上了熒幕，轟動一時。
1992年，特裡·麥克米蘭（TerriMcMillan）的小說《等待呼吸》（WaitingtoExhale）正式出版，它講述了四個女性好友（其中幾位剛被男性抛棄）是如何在個人生活和職場生涯中乘風破浪、笑對人生的故事，這本書蟬聯暢銷榜數月，也即将被改編成電影。
四年後，英國作家海倫·費爾丁（HelenFielding）出版了《BJ單身日記》（BridgetJones’sDiary），标志着新的文學流派——“雞仔文學”[4]的形成。
它專門講述特定女性群體的故事，即那些被布裡奇特[5]的閨蜜自嘲式地形容為“敢于拒絕愛情中的任何妥協并且掌握獨立經濟權的先鋒”女性。
而随着千禧年的來臨，要想“防備”所有那些即将改變美國的女性，已經是不可能的事了。
奇怪的萌動 大量的女性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放慢了她們步入婚姻的腳步；她們能夠這樣做，直接得益于上一代女性群體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性别方面“打下的勝仗”，這也正是我們所熟知的女權運動的第二次浪潮。
在我為這本書進行前期調查時，那些參與了第二次浪潮的女權主義者們讓我徹底明白，不管從哪一個角度來說，當下社會風行的不婚或晚婚行為，并不是我們這代人的發明，而是從她們那裡肇始的。
并且從某種程度上說，她們是完全正确的：女權主義不僅喚醒了衆多女性的意識，還為她們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不論是出于政治原因還是自身原因，她們都有機會選擇晚婚或者幹脆不婚。
然而，卷起這次浪潮的人數還沒能足夠産生一種摧毀性的力量，改變社會主流的婚姻方式，至少沒有産生立竿見影的效果。
雖說第二次浪潮的勝利一舉扭轉了原先的婚嫁格局，使我們這代人有更多機會推遲婚姻；但這次浪潮并沒有将自身架設在婚姻的對立面上，它反倒從令人窒息的婚姻狀況出發，向世人發出呼籲。
這一問題在美國女性的心底已經無聲深埋多年了。
在20世紀中期的美國，一種奇怪的萌動，一種不滿足感，一種深沉的渴望降臨到女性的身上。
每個住在郊區的已婚婦女都在獨自一人與之抗衡。
當她們整理床鋪、去雜貨店購物、挑選沙發套子、和孩子們一起吃花生醬三明治、開車接送男童子軍和女童子軍們、夜晚在丈夫身旁躺下時，她甚至都不敢問自己那個埋藏在心底已久的問題：“這就是我生活的全部了嗎？”[9] 這就是生活的全部嗎？在書中的第一段，貝蒂·弗裡丹就一片片地剝去了上世紀中葉美國現狀的外皮，将真實的内核赤裸裸地展現給中産階級的白人女性們：在她看來，成千上萬的女性親身經曆的厭倦、憤怒和痛苦，均來自所謂專家們的“言論桎梏”，他們認定女性“隻有扮演好賢妻良母的角色，才能實現她們的人生價值”。
根據弗裡丹的觀察記錄，這些“智者”用了十五年的時間，來告訴女性們“如何使自己擁有一個男人并且讓他永遠待在自己身邊……真正的女性不需要職業上的成功、更高的學曆和政治權利——隻有老掉牙的女權主義者們才去追求自力更生的生活和發展機會”。
弗裡丹還寫道，那些在20世紀中葉的美國成長的女性，對自身潛在發展的認知十分局限。
她們矢志不渝地相信“從少女時期開始直到人生結束，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相夫教子”。
《女性的奧秘》（TheFeminineMystique）這部書的第一版剛上市就賣出了一百四十萬冊，雖然它的暢銷似乎說明了當時弗裡丹的觀點已經傳播到世界各地，并且得到人們的接納和認可，但是直到它成為第二次浪潮的發轫之作時，才真正得到了廣泛關注。
[10]20世紀中葉，中産階級白人女性群體普遍早婚，并受到家庭生活的束縛。
在這本書的号召下，女性解放的意識一下子在人們心中爆發了。
但有件事卻頗為奇怪，正如法學學者瑞秋·莫蘭（RachelMoran）指出的那樣，雖然20世紀70年代的女權運動号稱是“将矛頭直接指向了早期和普通的婚姻狀況”，但極其諷刺的是，推動這場運動浪潮的支柱性力量中，沒有單身女性什麼位置。
盡管《女性的奧秘》這本書是向束縛女性自由的鐐铐——早婚早育——發出的一聲呐喊，但作者并沒意識到（甚至沒有考慮過）婚姻本身也是導緻問題出現的因素，或者說婚姻對女性來說并不是一個強制性的選項。
弗裡丹主張賦予女性一定的權利，強調要擴大女性在家庭之外的活動，但是這個觀點卻沒有質疑家庭本身在她們生活中的首要地位。
在弗裡丹的書裡，我們能很明顯地看到，她把男性對女性的關注與女性價值的實現本能地聯系在了一起，而且還把單身女性置于了一種極其絕望的境地中。
[11]弗裡丹帶着非常困惑和難以置信的語氣寫道，“很是奇怪，不少精神病醫師根據臨床經驗判定，單身的女病人要比已婚的女病人更開心一些”。
另外，她還把蘇珊·安東尼，一個傳奇的“怨憤潑婦”式的人物，列入早期女權主義者的隊伍，并且富有讓步精神（她的胸懷該是多麼慷慨大度啊）地承認，雖然“當其他的‘女性參政者’開始結婚和生孩子的時候，安東尼覺得她們背叛了自己”，但她并沒有變成那種“和一隻貓孤獨終老的刻薄老處女”。
1966年，弗裡丹參與創辦了全國婦女組織，并出任該組織的第一屆主席。
在一次電視訪談中，有人問及全國婦女組織的主要目标是什麼的時候，她回答說，其主旨是阻止“女性将婚姻和撫育子女同工作結合到一起”。
[12]這一組織宗旨進一步說明，其不“接受社會對于女性的傳統設定，即一個女人必須要在做賢妻良母和走進職場這兩者中做出選擇……我們相信，真正的兩性關系是建立在一種新式的婚姻觀念上的，是對責任的平等分擔”。
[13]這在當時（直到現在也是！）是一個具有突破性的觀點，但是全國婦女組織不該隻是全國已婚婦女組織；而且不少迹象表明，這個組織認為每個女性都需要（或者都應該）按部就班地結婚和養育子女。
這隻是弗裡丹狹隘觀點的其中一個面向。
她沒有考慮到那些也許并不想被強迫加入這類新辦協會的中産階級白人女性，也沒有注意到那些已經轉變了婚姻模式的，在近幾年以及在将來都越來越不依賴婚姻的，已經不再選擇做家庭主婦而是選擇外出工作的，以及從丈夫的控制中獨立出來、能夠同時供養自己和孩子的美國女性群體。
另外，她還忽略了廣大的黑人女性。
對于遭受性别和種族雙重歧視的黑人女性來說，相較于她們的白人同齡人，她們接受大學教育和擁有“财政大權”的概率更低，她們的父母和未來的丈夫也不大可能接受大學教育，享有較高的經濟地位，而且她們更不可能擁有外出工作的選擇和機會。
因此，黑人女性很少會像弗裡丹的讀者們所體驗到的那樣，對繁冗的家庭生活萌生痛苦的醒悟。
事實上，在弗裡丹被曆史銘記與緻敬之前，黑人女性就已經在相關領域做出了一些具有重要意義的貢獻。
早在20世紀30年代，費城的律師薩迪·亞曆山大（SadieAlexander）曾提出女性渴望“自己也成為創造世界輝煌的一分子”，她們希望自己可以參與到那些“能生産出具有經濟價值的商品”的工作中去。
[14]亞曆山大認為通過這種途徑，女性的地位和受保障程度會提高。
另外，“如果她們意識到自己處于制造者的位置，她們就會收獲一種滿足感，有助于她們獲取内心的平靜與幸福——這裡原先在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由此可見，早在弗裡丹之前，亞曆山大就已經在為女性的利益而申辯了。
就在弗裡丹因為倡導已婚女性工作（事實上，黑人女性已經提倡了很多年）而被認為開啟婦女運動之濫觞時，黑人女性卻因為各種擾亂社會的理由被加以指責。
在《女性的奧秘》出版兩年後，那些用實際行動踐行書中觀念的女性，在一場席卷全國的讨論中被推至風口浪尖：人們認為她們不僅參與影響了黑人家系單位的權力分配，還引發了社會和經濟動亂。
1965年，美國勞工部助理部長，同時也是未來的紐約參議員——丹尼爾·帕崔克·莫尼漢（DanielPatrickMoynihan）發布了一則名為《黑人家庭：需要國家為之采取行動》（TheNegroFamily:TheCaseforNationalAction）的報告。
這份報告詳盡地分析了自建國起便一直困擾美國的種族議題。
莫尼漢說，“美利堅合衆國，是伴随着黑人奴隸制的先天缺陷出生的，黑人遭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是這個國家輝煌曆史中無法抹去的污點”，這種不平等，早已背離了“《獨立宣言》所許下的全部承諾”。
莫尼漢明言，随着中産階級白人所在的城郊區快速發展、非裔美國人位于的貧窮城市逐漸走向衰敗，一道無法跨越的階級鴻溝已然在種族群體之間形成，“由于這種新型住房模式的産生——其中大部分是由聯邦政府提供經濟支持的——恐怕在過去的二十年中，美國校園系統的種族隔離情況變得越來越嚴重了”。
然而，盡管上述觀點認識到了黑人與白人之間，從古到今，并将持續下去的不平等，莫尼漢最終還是把他的言論歸結為一點，而這一點是如此冷漠無情：黑人貧窮的根源來自婚姻形式的解體，對此，那些叛逆的女性難辭其咎。
“黑人家庭情況的惡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