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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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年正月，十七歲零三個月的徽宗登上了宋朝天子寶座，從此開始了近二十六年的統治，直到1125年的最後一個月。
宋朝差不多有一億國民，是當時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先進的國家。
宋徽宗以對藝術的貢獻而聞名：他是造詣很深的詩人、畫家與書法家，他熱衷于修建寺觀與園林，是開風氣之先的藝術品及文物收藏家，也是知識淵博的音樂、詩歌與道教的贊助人。
在支持藝術的範圍、對藝術領域的關注及投入的時間上，世界曆史上少有君主能與他相提并論。
然而，在治理國家這項主要職責上，他卻一敗塗地，正是在他統治期間，女真人在北方鞏固了實力，并大舉入侵宋朝，攻陷都城開封，擄走徽宗、數千名宗室與宮中侍從。
徽宗本人也在遠離故鄉的地方，作為一名俘虜，度過了生命中的最後八年。
徽宗一生頗富戲劇性，在很大程度上，機緣在其中發揮了重大作用。
如果不是他的皇兄沒有留下後嗣并在二十三歲時早逝，徽宗絕不會當上皇帝；假如他的宰相蔡京六十多歲就一命嗚呼，而不是活到八十多歲，他的朝廷政治就不會有那麼多派系紛争；假如契丹能夠平定女真叛亂，女真也絕對不會入侵宋朝，而徽宗很可能會在皇帝的寶座上再統治十年甚至更長時間。
盡管徽宗的選擇也會造成很嚴重的後果，但他自己無法控制的一些事件與事态發展也同樣重要。
對宋代及後世的中國史家而言，關于宋徽宗及其統治，需要回答的問題是究竟哪裡出了錯。
徽宗的過失必須要找出來，以便警示後來的皇帝不要重蹈覆轍。
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進行考察，徽宗許多文化愛好就成了他的惡習，而不是美德。
他對藝術的熱愛被視為耽溺，對道教的崇尚則被視為自欺。
此外，徽宗不願意聽取不同的意見，他選蔡京擔任宰相，修建奢華的園林，并在女真起而反抗契丹時決定與女真結盟，這些行為也備受後人诟病。
由于存世的原始文獻充滿了這種對宋徽宗及其統治的傳統道德解釋，其影響也波及很多英語與漢語的著作。
當代曆史學家大都會承認，假如當初契丹人迅速鎮壓女真的叛亂，女真就不可能對宋朝構成威脅，也就沒有理由認為宋徽宗的統治是失敗的。
然而，曆史學家依然傾向于在著作中暗示，徽宗的所作所為實際上不可避免地直接導緻了政權的崩潰。
中國已沒有需要進行規勸的皇帝了，為什麼還要寫一本關于宋徽宗的著作呢？我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研究宋徽宗及其統治時期，希望對中國文化中偏重感覺的一面進行探索，當時最先吸引我的就是作為藝術家、藝術贊助人和藝術收藏家的宋徽宗。
然而，随着閱讀的深入，我變得越來越好奇，并開始思考能否從一種不同的角度來看待宋徽宗？在歐洲曆史上，統治者被視為應當是高貴奢華的，建造宏偉華麗的宮殿、吸引才華橫溢的藝術家并構建豐富的藝術收藏，這些都是偉大統治者的分内之事，值得贊許。
人們是否也可以将徽宗對奢華的追求視為君主權威的一種适當表現呢？ 為了重新審視宋徽宗及其統治時期，我轉向最早的、後人改動最少的原始資料，尤其是形成于徽宗統治時的一些資料。
通過閱讀宋徽宗頒布的诏谕、呈遞給徽宗的奏章、筆記與各類傳記，我逐漸積累了大量的筆記。
随着對宋徽宗研究的進展，我開始撰寫關于徽宗朝某些事件或方面的學術論文。
此外，我還組織過一次有關徽宗時期的文化與政治活動的研讨會，幫忙将研讨會資料結集，并于近期撰寫了一本有關徽宗收藏的文物與藝術作品的專著。
不過，在這段時間裡，我一直在寫一本徽宗的傳記，從徽宗的角度來觀察他的世界，并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講述他的故事，旨在解釋，而非開脫或譴責。
與之前問世的所有關于徽宗的著作相比——無論是用西方語言還是用中文所寫的著作——這本書對徽宗表達出了更多的同情。
它呈現出一位更複雜但也更人性化的徽宗。
我們應該如何思考中國的皇帝制度呢？在20世紀，随着社會科學的發展，許多學者逐漸摒棄了儒家史觀裡各種舊的分類，開始運用新的西方概念，譬如“獨裁”（autocracy）、“專制”（absolutism）或“暴政”（despotism）。
這些概念暗示皇權中的關鍵因素是法定權力，以及有無對皇權的制約。
然而，能夠将獨裁或暴政理論和實際的皇帝聯系起來的學術研究不盡如人意。
還有一種從權力合法性角度看待皇帝的方法，即關注他們在儀式中扮演的角色。
皇家儀式在中國的原始文獻裡有詳細記載，而研究這些儀式、宇宙哲學，以及包含在其中的意識形态，不妨理解為以一種更具中國中心觀的方式來研究君主制度
宋朝差不多有一億國民，是當時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先進的國家。
宋徽宗以對藝術的貢獻而聞名：他是造詣很深的詩人、畫家與書法家，他熱衷于修建寺觀與園林，是開風氣之先的藝術品及文物收藏家，也是知識淵博的音樂、詩歌與道教的贊助人。
在支持藝術的範圍、對藝術領域的關注及投入的時間上，世界曆史上少有君主能與他相提并論。
然而，在治理國家這項主要職責上，他卻一敗塗地，正是在他統治期間，女真人在北方鞏固了實力，并大舉入侵宋朝，攻陷都城開封，擄走徽宗、數千名宗室與宮中侍從。
徽宗本人也在遠離故鄉的地方，作為一名俘虜，度過了生命中的最後八年。
徽宗一生頗富戲劇性，在很大程度上，機緣在其中發揮了重大作用。
如果不是他的皇兄沒有留下後嗣并在二十三歲時早逝，徽宗絕不會當上皇帝；假如他的宰相蔡京六十多歲就一命嗚呼，而不是活到八十多歲，他的朝廷政治就不會有那麼多派系紛争；假如契丹能夠平定女真叛亂，女真也絕對不會入侵宋朝，而徽宗很可能會在皇帝的寶座上再統治十年甚至更長時間。
盡管徽宗的選擇也會造成很嚴重的後果，但他自己無法控制的一些事件與事态發展也同樣重要。
對宋代及後世的中國史家而言，關于宋徽宗及其統治，需要回答的問題是究竟哪裡出了錯。
徽宗的過失必須要找出來，以便警示後來的皇帝不要重蹈覆轍。
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進行考察，徽宗許多文化愛好就成了他的惡習，而不是美德。
他對藝術的熱愛被視為耽溺，對道教的崇尚則被視為自欺。
此外，徽宗不願意聽取不同的意見，他選蔡京擔任宰相，修建奢華的園林，并在女真起而反抗契丹時決定與女真結盟，這些行為也備受後人诟病。
由于存世的原始文獻充滿了這種對宋徽宗及其統治的傳統道德解釋，其影響也波及很多英語與漢語的著作。
當代曆史學家大都會承認，假如當初契丹人迅速鎮壓女真的叛亂，女真就不可能對宋朝構成威脅，也就沒有理由認為宋徽宗的統治是失敗的。
然而，曆史學家依然傾向于在著作中暗示，徽宗的所作所為實際上不可避免地直接導緻了政權的崩潰。
中國已沒有需要進行規勸的皇帝了，為什麼還要寫一本關于宋徽宗的著作呢？我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研究宋徽宗及其統治時期，希望對中國文化中偏重感覺的一面進行探索，當時最先吸引我的就是作為藝術家、藝術贊助人和藝術收藏家的宋徽宗。
然而，随着閱讀的深入，我變得越來越好奇，并開始思考能否從一種不同的角度來看待宋徽宗？在歐洲曆史上，統治者被視為應當是高貴奢華的，建造宏偉華麗的宮殿、吸引才華橫溢的藝術家并構建豐富的藝術收藏，這些都是偉大統治者的分内之事，值得贊許。
人們是否也可以将徽宗對奢華的追求視為君主權威的一種适當表現呢？ 為了重新審視宋徽宗及其統治時期，我轉向最早的、後人改動最少的原始資料，尤其是形成于徽宗統治時的一些資料。
通過閱讀宋徽宗頒布的诏谕、呈遞給徽宗的奏章、筆記與各類傳記，我逐漸積累了大量的筆記。
随着對宋徽宗研究的進展，我開始撰寫關于徽宗朝某些事件或方面的學術論文。
此外，我還組織過一次有關徽宗時期的文化與政治活動的研讨會，幫忙将研讨會資料結集，并于近期撰寫了一本有關徽宗收藏的文物與藝術作品的專著。
不過，在這段時間裡，我一直在寫一本徽宗的傳記，從徽宗的角度來觀察他的世界，并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講述他的故事，旨在解釋，而非開脫或譴責。
與之前問世的所有關于徽宗的著作相比——無論是用西方語言還是用中文所寫的著作——這本書對徽宗表達出了更多的同情。
它呈現出一位更複雜但也更人性化的徽宗。
我們應該如何思考中國的皇帝制度呢？在20世紀，随着社會科學的發展，許多學者逐漸摒棄了儒家史觀裡各種舊的分類，開始運用新的西方概念，譬如“獨裁”（autocracy）、“專制”（absolutism）或“暴政”（despotism）。
這些概念暗示皇權中的關鍵因素是法定權力，以及有無對皇權的制約。
然而，能夠将獨裁或暴政理論和實際的皇帝聯系起來的學術研究不盡如人意。
還有一種從權力合法性角度看待皇帝的方法，即關注他們在儀式中扮演的角色。
皇家儀式在中國的原始文獻裡有詳細記載，而研究這些儀式、宇宙哲學，以及包含在其中的意識形态，不妨理解為以一種更具中國中心觀的方式來研究君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