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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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康士坦丁·格理洛維奇舉槍自盡了”這句台詞畫上句号。
班特感覺到體内熾熱的心怦怦直跳。
他心想，不，一切不會就這樣結束的，絕不。
上星期，班特在接待櫃台辦理登記手續。
看起來一副傻大姐模樣的護士小姐友善地要他稍坐一下，輪到他時就會叫他進去。
等待的時候，他被要求填寫一份關于性行為習慣的問卷。
在等待室内，他對一個長得像伊朗或伊拉克人的男子點點頭，不說話。
他心想，在這種場所，本來就應該保持靜默。
“在過去的十二個月裡，您曾有過幾位性伴侶？” 問題底下就是一堆空格。
他愉悅不已地在記憶中搜尋着，計算着，簡直想大笑出聲，然後在最後一欄打鈎：“二十個以上。
” 好一個蕩婦！其實他不應該為此驕傲，但他卻自豪不已。
現在，他獨自一人坐在梳妝鏡前。
瑪格達蓮娜從門的另一邊探出頭來。
“又是你，班仔！拜托，大家都在等你一個！剩兩分鐘，我們要沖了！快點來啦！” 就是現在。
不能再拖了。
就是這樣。
對，就是這樣…… 當他在台上扮演某個角色時，他反而覺得更像自己。
雀躍不已。
有種安全感。
他繼續盯着自己在梳妝鏡中的身影，用陷入深思般的聲音晃晃悠悠地回了一聲。
然後閉上眼睛，深呼吸，起身。
“要從四十二号街走好長一段路，才會到百老彙；還是，再過兩個街區就到了，對不對？” 他喃喃自語，走上前與其他夥伴們會合。
此刻，他快樂無比。
1984年秋天，瑞典開始施行HTLV-Ⅲ型病毒（後來通稱為HIV）檢測，但初期這還是一項又貴又複雜的醫學技術。
尋求醫護者均須先接受插針測試，檢查免疫系統是否健全；唯有經證實免疫系統已受損，可能已被傳染的情況下，才會進行進一步真正的測試。
短短一年後，這項技術獲得長足發展，衛生署甚至在同性戀報紙《觀察員》上刊登廣告：“度假前，别忘了檢測一下，關心自己的健康！” 《觀察員》早已取代當年的《革命》與《男同志檔案》，成為瑞典最具代表性與影響力的同性戀報紙。
美中不足的是，該報賴以生存的資金幾乎清一色來自全國性平會、保險套制造商、同性戀醫療中心、衛生署、艾滋病代表團與“諾亞方舟”(3)的廣告。
男同志社交圈裡，對于是否要接受檢測，意見始終搖擺不定。
現在明明就沒有解藥，檢測有什麼用呢？尤其現在這種社會氛圍，動不動就嚷嚷要把患者強制隔離，做檢測真是不智之舉。
不管怎麼說，南區醫院同性戀醫療中心提供匿名檢測服務，受測者隻會領到号碼牌，不須留下真實姓名，更不用身份登記。
班特就領着這個白色的無名無姓的号碼牌，跟着醫療中心的男護士進入檢測室。
“現在要插針了……”男護士将針筒插入班特臂彎處，而後針筒内溢滿紅色鮮血。
班特看着自己的血，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冷戰。
他的血，很紅，很美…… 所有人圍成一圈，手拉着手，高呼一連串加油打氣的口号。
“精銳既出，誰與争鋒！心想事成，馬到成功！一、二、三！加油、加油、加油！” 舞台監督下達最後指示，所有的門都已關上，表演即将開始。
“各就各位。
” 所有人仿佛同時顫抖了一下，重新變得嚴肅起來。
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班特對所有人做最後的喊話：“大家盡情發揮，好好地玩吧！” 所有人對他投來的緊張一瞥，代替了回答。
劇場光線熄滅，瞬間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
即将在第一幕登場的演員悄然溜上舞台。
簾幕仍然低垂着，舞台前方就是木制的小劇場，一位男孩與一位女孩站在前方。
飾演麥德維丹科的男演員問着飾演瑪莎的女演員：“你怎麼老是穿着黑衣服？” 女孩答道：“我在服喪，我在哀悼自己失落的生命。
” (1)Sven-BertilTaube（1934—），瑞典知名演員與歌手，其父即為被譽為瑞典文藝與音樂界泰鬥的艾佛特•陶爾貝。
(2)MottTheHopple，20世紀70年代風靡英國樂壇的搖滾樂團。
(3)NoaksArk，瑞典全國性艾滋病服務組織，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開始推廣相關的防治及倡導工作。
班特感覺到體内熾熱的心怦怦直跳。
他心想，不，一切不會就這樣結束的，絕不。
上星期，班特在接待櫃台辦理登記手續。
看起來一副傻大姐模樣的護士小姐友善地要他稍坐一下，輪到他時就會叫他進去。
等待的時候，他被要求填寫一份關于性行為習慣的問卷。
在等待室内，他對一個長得像伊朗或伊拉克人的男子點點頭，不說話。
他心想，在這種場所，本來就應該保持靜默。
“在過去的十二個月裡，您曾有過幾位性伴侶？” 問題底下就是一堆空格。
他愉悅不已地在記憶中搜尋着，計算着，簡直想大笑出聲，然後在最後一欄打鈎：“二十個以上。
” 好一個蕩婦！其實他不應該為此驕傲，但他卻自豪不已。
現在，他獨自一人坐在梳妝鏡前。
瑪格達蓮娜從門的另一邊探出頭來。
“又是你，班仔！拜托，大家都在等你一個！剩兩分鐘，我們要沖了！快點來啦！” 就是現在。
不能再拖了。
就是這樣。
對，就是這樣…… 當他在台上扮演某個角色時，他反而覺得更像自己。
雀躍不已。
有種安全感。
他繼續盯着自己在梳妝鏡中的身影，用陷入深思般的聲音晃晃悠悠地回了一聲。
然後閉上眼睛，深呼吸，起身。
“要從四十二号街走好長一段路，才會到百老彙；還是，再過兩個街區就到了，對不對？” 他喃喃自語，走上前與其他夥伴們會合。
此刻，他快樂無比。
1984年秋天，瑞典開始施行HTLV-Ⅲ型病毒（後來通稱為HIV）檢測，但初期這還是一項又貴又複雜的醫學技術。
尋求醫護者均須先接受插針測試，檢查免疫系統是否健全；唯有經證實免疫系統已受損，可能已被傳染的情況下，才會進行進一步真正的測試。
短短一年後，這項技術獲得長足發展，衛生署甚至在同性戀報紙《觀察員》上刊登廣告：“度假前，别忘了檢測一下，關心自己的健康！” 《觀察員》早已取代當年的《革命》與《男同志檔案》，成為瑞典最具代表性與影響力的同性戀報紙。
美中不足的是，該報賴以生存的資金幾乎清一色來自全國性平會、保險套制造商、同性戀醫療中心、衛生署、艾滋病代表團與“諾亞方舟”(3)的廣告。
男同志社交圈裡，對于是否要接受檢測，意見始終搖擺不定。
現在明明就沒有解藥，檢測有什麼用呢？尤其現在這種社會氛圍，動不動就嚷嚷要把患者強制隔離，做檢測真是不智之舉。
不管怎麼說，南區醫院同性戀醫療中心提供匿名檢測服務，受測者隻會領到号碼牌，不須留下真實姓名，更不用身份登記。
班特就領着這個白色的無名無姓的号碼牌，跟着醫療中心的男護士進入檢測室。
“現在要插針了……”男護士将針筒插入班特臂彎處，而後針筒内溢滿紅色鮮血。
班特看着自己的血，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冷戰。
他的血，很紅，很美…… 所有人圍成一圈，手拉着手，高呼一連串加油打氣的口号。
“精銳既出，誰與争鋒！心想事成，馬到成功！一、二、三！加油、加油、加油！” 舞台監督下達最後指示，所有的門都已關上，表演即将開始。
“各就各位。
” 所有人仿佛同時顫抖了一下，重新變得嚴肅起來。
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班特對所有人做最後的喊話：“大家盡情發揮，好好地玩吧！” 所有人對他投來的緊張一瞥，代替了回答。
劇場光線熄滅，瞬間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
即将在第一幕登場的演員悄然溜上舞台。
簾幕仍然低垂着，舞台前方就是木制的小劇場，一位男孩與一位女孩站在前方。
飾演麥德維丹科的男演員問着飾演瑪莎的女演員：“你怎麼老是穿着黑衣服？” 女孩答道：“我在服喪，我在哀悼自己失落的生命。
” (1)Sven-BertilTaube（1934—），瑞典知名演員與歌手，其父即為被譽為瑞典文藝與音樂界泰鬥的艾佛特•陶爾貝。
(2)MottTheHopple，20世紀70年代風靡英國樂壇的搖滾樂團。
(3)NoaksArk，瑞典全國性艾滋病服務組織，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開始推廣相關的防治及倡導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