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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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要不要自殺以及什麼階段應該自殺,保羅、賽爾波和拉許歐克已經讨論過許多次。
三人的病情處于不同階段,賽爾波的身體機能還算得上正常,保羅和拉許歐克已經在不同醫院轉診過許多次。
他們一緻同意,目前的日子都還算過得去。
但一想到下一步,三人都感到一陣心寒。
這就是現況。
一接到自己染病的通知,大家通常都覺得:完了,死定了! 假如度過了最初的發病危機,或是身體機能尚稱正常,生活就能繼續下去。
這時大家可能會想:我還活得好好的,不錯嘛。
但隻要被通知必須開始用藥,那就真的玩完了——終于到了這麼一天,醫生們異口同聲地表示,您的身體機能正在逐步下滑,必須再度面對這個殘酷的選擇:應該現在就自盡,還是要再拖一下,觀望一下? 不知不覺間,大家會把做出關鍵決定的時間點一再往後延。
一開始會想:等到接到診斷書,确定感染艾滋病以後再自盡。
然後,想法會一變再變:不,等到我被推進隔離病房,就自我了斷,結束這一切! 針對“有尊嚴的生活”,其定義也是經常飄忽不确定。
随着情況惡化,苦痛難當,面對肉體的折磨、外界的羞辱,大家對生活的要求也會變得越來越低。
不隻是個例,而是一大群人都有這種傾向,簡直令人感到不可思議。
這樣的生活真的還有尊嚴嗎? 對許多男同性戀者來說,外表這種膚淺的東西可是至關重要。
當他們變得骨瘦如柴,臉上長出卡波西氏肉瘤,看起來一臉病容,這時已經沒什麼好活的了。
當疾病的迹象再也無從隐瞞,當恥辱已經清清楚楚長在臉上…… 然而,不管怎麼說,仍然有許多人還在堅持。
他們開始将生命拆解成小小的片段。
如果我還能撐到夏天…… 如果我能撐到下一個生日…… 不,我先想辦法撐過這星期,下星期再觀察看看…… 這種心理就像圍城的情節一樣,大家等待的,無非就是最後的解放,等待援軍的到來。
大家朝思暮想的,無非就是新解藥的發明。
針對新解藥的各種說法,也始終混沌不明。
《今日新聞》在1984年3月提出警告:未來一年内,一種全新的艾滋病毒會在瑞典造成大流行。
《勞工報》則殘忍地極盡嘲諷之能事,像吹奏小号一般,發出這樣的标題:艾滋病,就是我們這個年代對娘炮的天譴。
解藥?抱歉,沒有解藥。
然而,短短數周後,1984年4月24日,《快捷報》就刊出下列标題的報道——艾滋病大揭秘:兩年内發現新疫苗。
怎麼想都不可能在兩年内就研發出疫苗,但是這種标題給人希望,活下去的希望。
“已經發現HTLV-III型病毒。
” “既然會出現這種病毒,人體就應該會自然産生某種抗體。
” 一家德國私人診所派代表來到斯德哥爾摩,為HIV呈陽性反應患者舉辦講座。
現場座無虛席。
德國人用圖表和投影片向大家解釋,宣稱他們可以通過改變病患的血液性質,減輕病情,甚至治愈患者。
所有患者都樂意相信這一招真的會奏效。
總算有辦法能夠減輕、治愈這種惡疾,将病毒連根拔除了。
設想一下:一個面對無止境的苦難、無依無助的人,每一聲保證能夠帶來救贖的呼喊,他都會留神傾聽。
我們能怪他嗎? 哪怕隻是水面上的一小根稻草,都要拼命抓住! 就像這項“顯影劑計劃”一樣。
隻要把柯達相機公司生産的顯影劑塗在身上,身體就會啟動某種過敏反應,進一步激活人體部分免疫系統。
之後,大家聊到這件事,都忍不住哈哈大笑:瞧瞧那些娘炮,聽到這種風聲頓時變得歇斯底裡,争相購買柯達的相片顯影劑。
有位男士,他是由HIV陽性男性患者所組成的全國性社團“陽性集團”的會員。
有那麼一次,他就在會議中起身發言,抗議道:由于他在皮膚上塗顯影劑,導緻皮膚過敏、發炎,害他都不能再上健身房了! 陽性集團的集會地點位于沃爾馬街地勢最高處。
每年,該集團都會在那裡辦幾次派對,每場派對都一票難求。
派對本身倒沒有什麼讓人覺得新鮮刺激的,不過嘛,能夠參加這種派對,找找樂子,尋得理想的一夜情對象,還是挺惬意的。
假如你提起自己的疾病狀态,恐怕就沒人要你了。
就是因為這樣,這種社交場合才好玩,才有存在意義——能夠卸下僞裝,“袒裎相見”,是多麼美好的事! 就像保羅常講的,派對上什麼三教九流的人都有:“都是些爛醉如泥的同性戀艾滋病老頭,大家坐在那裡哀号:‘哎呀,這裡怎麼都沒有年輕人!’” 一如往常,
三人的病情處于不同階段,賽爾波的身體機能還算得上正常,保羅和拉許歐克已經在不同醫院轉診過許多次。
他們一緻同意,目前的日子都還算過得去。
但一想到下一步,三人都感到一陣心寒。
這就是現況。
一接到自己染病的通知,大家通常都覺得:完了,死定了! 假如度過了最初的發病危機,或是身體機能尚稱正常,生活就能繼續下去。
這時大家可能會想:我還活得好好的,不錯嘛。
但隻要被通知必須開始用藥,那就真的玩完了——終于到了這麼一天,醫生們異口同聲地表示,您的身體機能正在逐步下滑,必須再度面對這個殘酷的選擇:應該現在就自盡,還是要再拖一下,觀望一下? 不知不覺間,大家會把做出關鍵決定的時間點一再往後延。
一開始會想:等到接到診斷書,确定感染艾滋病以後再自盡。
然後,想法會一變再變:不,等到我被推進隔離病房,就自我了斷,結束這一切! 針對“有尊嚴的生活”,其定義也是經常飄忽不确定。
随着情況惡化,苦痛難當,面對肉體的折磨、外界的羞辱,大家對生活的要求也會變得越來越低。
不隻是個例,而是一大群人都有這種傾向,簡直令人感到不可思議。
這樣的生活真的還有尊嚴嗎? 對許多男同性戀者來說,外表這種膚淺的東西可是至關重要。
當他們變得骨瘦如柴,臉上長出卡波西氏肉瘤,看起來一臉病容,這時已經沒什麼好活的了。
當疾病的迹象再也無從隐瞞,當恥辱已經清清楚楚長在臉上…… 然而,不管怎麼說,仍然有許多人還在堅持。
他們開始将生命拆解成小小的片段。
如果我還能撐到夏天…… 如果我能撐到下一個生日…… 不,我先想辦法撐過這星期,下星期再觀察看看…… 這種心理就像圍城的情節一樣,大家等待的,無非就是最後的解放,等待援軍的到來。
大家朝思暮想的,無非就是新解藥的發明。
針對新解藥的各種說法,也始終混沌不明。
《今日新聞》在1984年3月提出警告:未來一年内,一種全新的艾滋病毒會在瑞典造成大流行。
《勞工報》則殘忍地極盡嘲諷之能事,像吹奏小号一般,發出這樣的标題:艾滋病,就是我們這個年代對娘炮的天譴。
解藥?抱歉,沒有解藥。
然而,短短數周後,1984年4月24日,《快捷報》就刊出下列标題的報道——艾滋病大揭秘:兩年内發現新疫苗。
怎麼想都不可能在兩年内就研發出疫苗,但是這種标題給人希望,活下去的希望。
“已經發現HTLV-III型病毒。
” “既然會出現這種病毒,人體就應該會自然産生某種抗體。
” 一家德國私人診所派代表來到斯德哥爾摩,為HIV呈陽性反應患者舉辦講座。
現場座無虛席。
德國人用圖表和投影片向大家解釋,宣稱他們可以通過改變病患的血液性質,減輕病情,甚至治愈患者。
所有患者都樂意相信這一招真的會奏效。
總算有辦法能夠減輕、治愈這種惡疾,将病毒連根拔除了。
設想一下:一個面對無止境的苦難、無依無助的人,每一聲保證能夠帶來救贖的呼喊,他都會留神傾聽。
我們能怪他嗎? 哪怕隻是水面上的一小根稻草,都要拼命抓住! 就像這項“顯影劑計劃”一樣。
隻要把柯達相機公司生産的顯影劑塗在身上,身體就會啟動某種過敏反應,進一步激活人體部分免疫系統。
之後,大家聊到這件事,都忍不住哈哈大笑:瞧瞧那些娘炮,聽到這種風聲頓時變得歇斯底裡,争相購買柯達的相片顯影劑。
有位男士,他是由HIV陽性男性患者所組成的全國性社團“陽性集團”的會員。
有那麼一次,他就在會議中起身發言,抗議道:由于他在皮膚上塗顯影劑,導緻皮膚過敏、發炎,害他都不能再上健身房了! 陽性集團的集會地點位于沃爾馬街地勢最高處。
每年,該集團都會在那裡辦幾次派對,每場派對都一票難求。
派對本身倒沒有什麼讓人覺得新鮮刺激的,不過嘛,能夠參加這種派對,找找樂子,尋得理想的一夜情對象,還是挺惬意的。
假如你提起自己的疾病狀态,恐怕就沒人要你了。
就是因為這樣,這種社交場合才好玩,才有存在意義——能夠卸下僞裝,“袒裎相見”,是多麼美好的事! 就像保羅常講的,派對上什麼三教九流的人都有:“都是些爛醉如泥的同性戀艾滋病老頭,大家坐在那裡哀号:‘哎呀,這裡怎麼都沒有年輕人!’” 一如往常,